在思想之路上永不停息的跋涉者
――介紹蘇紹智先生晚年學術思想及近作《民主不能等待》

何清漣

一、幾曆蟬蛻的思想曆煉
二、從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向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轉化
三、一段應該理清的理論公案：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四、英雄到老難入佛――仍在思想之途上跋涉的蘇紹智先生
【注釋】



    經曆過80 年代中國思想啓蒙的人，隻要熟悉當時理論界那尖銳激烈的意識形态鬥争，就必定會記住蘇紹智先生的名字與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從改革開放初期直到 1989年，他是朝野皆認可的“黨内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國外研究中國的圈子也常根據他的言論來預測中國的改革風向。

    1985年我到複旦大學讀研究生，那一年經濟系邀請了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所長的蘇紹智先生來演講，介紹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他本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那時複旦大學學術氣氛濃厚，慕蘇先生之名而來者極多，一個能容納三百餘人的大階梯教室裏座無虛席，走廊與窗外均站滿了人。在長達兩小時的演講過程中，不時響起聽衆自發的熱情掌聲。盡管記憶随着時光流逝而磨損，但蘇先生那次演講的内容我還記得不少，其中印像最深刻的是蘇先生所講的這麽一段話：我們經常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但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平等遠遠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隻不過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平等是隐性的；因爲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幹部除了貨币收入之外，還有大量非貨币收入，級别越高，非貨币收入也越高；一個高幹的工資看起來并不高，比如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過三百多元而已，但如果将其保姆、司機、保健醫生、廚師、住房……等所有一切都折算成貨币收入，再與中國普通民衆的收入相比，中國社會上層與下層的實際收入差距比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要大得多。他還談到，共産黨聽不進不同意見是政治虛弱的表現，要廣開言路，真理越辯越明，等等。

    80年代中國政治風雲多變，思想領域更是“幾月人事一番新”。當時有好幾位學者公開提出要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但他們主要是從馬克思經典著作中找到一些與黨以往的解釋不同的提法；而蘇紹智先生則不同，象他這樣公開直接地批評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質不平等，當時十分罕見。蘇先生之所以成爲1979年到1989年間中國理論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總是敢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省。

    1988年11月初，蘇先生訪問英國歸國路經深圳，我有機會就中國改革問題當面向蘇先生請教。我問蘇先生對鄧小平提倡的“摸着石頭過河”有何看法？蘇先生很幹脆地回答說：“中國改革缺乏總體方略，朝什麽方向改革一直模糊不清。改革之初有如人在揚子江邊，還有石頭可摸，現在改革都到了揚子江江心了，哪裏還有石頭好摸？一場事關這麽一個大國、牽涉十多億人利益的改革，哪能沒有一個總體方向與改革方略？這樣改下去，遲早是要出問題的。”我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内容寫成了一篇采訪。當時程翔任香港《文彙報》副總編，他非常關心中國改革的前途，遂将這篇采訪分三次發表在《文彙報》頭版。前後不到20年，蘇先生與我均先後被迫流亡海外，如赤子般愛國的程翔處境更慘，被中國當局栽上污名入獄――今日中國之世事無常，竟至于斯！當時我們誰也沒有預見到，幾個月以後中國将發生一場震驚世界且逆轉改革方向的“六四”事件。但那時蘇先生對改革前景的憂慮之情卻讓我明顯感覺到，他其實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壓力，對這場缺乏方向與政治體制内涵的改革并不看好。

    一個多月後，“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研讨會”于198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所有被加上“資産階級自由化傾向”之名的學者均抵制此會，蘇先生卻選擇“單刀赴會”，在會上慷慨陳詞，發言内容涉及到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的評價，以及爲“文革”以後受到打壓的理論研究者鳴不平等當局禁忌的話題。《世界經濟導報》刊登了他的發言。自1986年反“資産階級自由化”之後，中國知識界曾一度沉寂，蘇先生此舉一時傳爲佳話。

    1989年的春天，北京波瀾叠起。一些追求民主的知識界名人不斷發起各種簽名信活動，以蘇先生的德望，這些活動自然都不會置身事外。再後來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蘇先生不得不走上流亡之途。至今老人已白發蒼然，尚無法回到他魂牽夢繞的故國。盡管我們之間不多談及這個話題，但我理解老人的心情，他鄉明月再好，總不如故土山水親切，更何況一位畢生以國家爲念、被逼辭國的老人呢？

    了解蘇先生的思想曆程，對了解中國當代思想史很有幫助。

一、幾曆蟬蛻的思想曆煉

    在所有社會科學流派當中，其他社會科學理論并不爲人類提供終極價值，隻有馬克思主義塑造的“共産主義社會”被解釋成“天堂”，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具有類宗教功能的社會科學體系。由于馬克思主義成爲官方意識形态，通過宣傳教化，它幾乎成了共産黨國家民衆的唯一信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童都背誦過小學課本上的白話詩“共産主義是天堂”。在這樣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生活成長的知識分子，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共産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這一觀念。直到他們深深爲現實所困，其中的一部分人才開始了對共産主義制度與共産主義理論的反思，于是成爲“困而知之者”。而蘇先生在“困而知之”以外，還多了一點，即“學而後知”，他多年浸淫于馬克思經典著作與各種流派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當中，結合自己的深入，對共産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多有非常精辟且發人深省的獨到見解。也正因爲如此，他被中共黨内那些思想僵化、不學無術的“左王”視如眼中釘、肉中刺。

    蘇先生的經曆有别于年齡相仿的同時代人。1949年中國鼎革之際，他剛從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那時還未取消學位制度，因此他也就成了改革開放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經濟學碩士之一。當時他所接受的教育并非後來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西方經濟學，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均是他後來在自己的教學研究中所接受的。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把握與了解，使他在“文革”前的十餘年中一直是中共重用的青年才俊，參與了許多重要的理論研究――不過那時不叫“智囊”，隻叫“寫作班子”，因爲當時全黨甚至全國隻允許有一個大腦，即毛澤東，其餘的人隻能供毛驅策，再等而下之，隻能接受毛思想的灌輸。“文革”開始後，蘇先生徹底“靠邊站”了，他遠離“寫作班子”，卻有大量時間思考探索，這才有了後來1979年到 1989年這段意識形态鬥争中如磐石般屹立的蘇紹智先生。

    對于自己從1949年直至1965年間的研究經曆，蘇先生自己曾有過總結。他談到，自己雖然叠經運動，“不免小風小浪，并未遭滅頂之災，原因之一就是我講課和文章中的論點多系闡述馬列主義原理和共産黨的方針政策，嚴格遵守黨的要求。回想往事，無論教書與撰文，其實并無推動社會進步之作用”（《民主不能等待》之自序，以下同書隻注頁碼）。當年被毛統治下的革命思潮裹挾的知識分子大都寫過不少這類文字，但很少有人能如此反思自己的學術生涯，較之那些在“文革”中紅極一時，而不知反思甚至文過飾非者，其瑜自見。

    蘇先生思想之重要變化始于70年代中後期。那時秉承毛時代遺風，黨内權力争奪必須包裹理論外衣，以表明自己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即孔子所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就是黨内的意識形态鬥争爲何要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開始。蘇先生憑藉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不拘泥于黨八股的領悟，參與了中共黨内理論界的幾次思想交鋒，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二、從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向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轉化

    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誇爾在八、九十年代與中國老一代黨内知識分子如蘇紹智、王若水、劉賓雁等過從甚多，對他們晚年的思想趨向了解頗深。他曾如此表述這三位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特點：劉賓雁是一位馬克思主義信奉者，王若水是一位堅持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蘇紹智則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若以這三位先生晚年的著作或其思想表述來看，麥克法誇爾的這種概括是相當到位的。王若水所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他晚年的重要思想自述，他本人也将這篇文章視爲自身思想信仰的涅磐之作；劉賓雁先生去世前幾個月，美國一華文媒體曾以“八十歲仍在尋找共産黨——專訪旅美著名作家劉賓雁”爲題發表過一篇訪談，介紹了劉賓雁先生晚年的思想曆程；而蘇先生從馬克思主義信仰者轉換爲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有清晰可辨的思想足迹，在中國這種以思想異端入人以罪的國家，他這種思想轉換需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

    鮑彤曾記述了一個情節，“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紀委’的名義起草了對若幹位黨員的處分決定草案，要常委批準。其中之一是建議開除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的黨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認馬列主義是科學的科學’。當時我以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認有科學的科學’。紫陽問列席的中宣部長：‘經典作家對科學的科學持什麽觀點？’中宣部長從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時列席的有兩位老理論家，不約而同，似乎碰巧都沒有聽見，緊閉嘴巴，不幫年輕人解圍。紫陽說：‘既然沒有弄清楚，常委怎麽能批？不要鬧出笑話來。你們這些決定今天不讨論了。’”[1]但當時的中共高層，老人政治當道，極左勢力極大，趙紫陽的淡化處理還是沒能保住這幾個人，中紀委最後還是作出對四個人的處理決定：蘇紹智撤銷黨内外一切職務，王若水除名，吳祖光勸退，張顯揚開除。

    那麽，蘇先生“不承認馬列主義是科學的科學”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80年代，蘇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工作時，提出一個當時被視爲離經叛道的想法：作爲一個學術研究機構的馬列所，與作爲共産黨中央直屬機關的馬列學院應該有所不同。馬列學院的任務是證明、确立共産黨領導層所堅持的馬列主義論點，并以之宣傳、教育群衆從而維護共産黨統治與政策的合法性；社科院馬列所則是以馬列主義本身作爲研究對象，對之進行獨立的、自由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可以使思想得到解放，克服唯上是從和僵化的教條主義的束縛而有所前進。進而，蘇先生提出三點看法：

    第一，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的科學”，不是絕對真理。把馬克思主義稱爲“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乃指導一切思想的“理論基礎”，其實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在世界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社會科學衆多學派之一。蘇先生的這一看法在國際學術界屬于常識性認知，在今天的中國，除了官方話語中馬克思主義還保持“指導思想”的地位，但凡有點頭腦的學者實際上也不再将其視爲“科學的科學”。但當年的社會主義國家均奉行共産主義意識形态，各國共産黨将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當作“聖經”，每遇問題或者争論，都要到經典著作中去求證，以獲得片言隻語來支撐自己的觀點。在這種 “理論研究”氛圍中，蘇先生提出上述看法不僅需要見識，更需要勇氣。

    第二，既然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社會科學，就應該像對待其他理論一樣，用現實來檢驗或證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因此，馬克思主義在實踐與發展中将不斷得到修正，這是正常的，不是“修正主義”。這些觀點其實也符合馬克思本人的看法，更是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圈的共識。但是，那些對自己的執政行爲缺乏自信且僵化不學的政治領導人，聽聞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的科學”和“可以證僞”便産生恐懼，擔心共産黨的合法性被否定，因而憑借手中的政治權勢整人禁言――蘇先生當時說這些話極具挑戰性，是針對中共不斷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産階級自由化”等運動而言的，其批評鋒芒直指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守勢力。

    第三，“馬列主義”的提法是不對的。馬列并提而形成馬列主義這個概念，是斯大林提出“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之後才有的。這個提法把列甯主義當作那個時代唯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并把二者等同起來。事實上，列甯主義不過是在俄國這一落後的小農占多數的國家中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變種之一，其特點是崇尚暴力專政。列甯篡改了馬克思主義，而斯大林主義更是極大地歪曲了馬克思主義。

    這些在今天看來尋常的話語，在80 年代的中國卻深犯政治大忌。當時，鄧小平爲評毛定了“功過三七開”的調子，并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崇尚實用且并無多少理論興趣的鄧小平沒有意識到，他這一禁條其實給中國的改革設置了一道很大的思想障礙。因爲在中國，要改革就得否定“文革”，就必須重新評價毛澤東奉行的極左思想路線；而要評毛，就必然要涉及馬列主義，因爲毛澤東定下的基調就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由于毛澤東對斯大林主持編輯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極爲推重，理論界一般認爲，毛澤東思想就是斯大林主義的變種。自從蘇聯在50年代中期推動“非斯大林化”運動以來，國際上的左翼陣營對斯大林與斯大林主義多有批判。中國理論界在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但卻避免比較列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同質性，在中國批評列甯主義仍然是個理論禁區。說起來更有意思的是，當時許多人在馬列“經典”著作中爲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找理論依據，竟然搬出了列甯的“新經濟政策”，認爲中國的經濟改革秉承了當年列甯的“新經濟政策”――對這一觀點的讨論，當年不僅是馬列理論研究的熱點，也是史學界世界現代史研究的熱點。如此“研究”，無論今天看來多麽不經，這就是當年中國思想理論界的起點。而在當時，蘇先生能就馬克思主義提出上述三點看法，不啻佛門中說的“獅子吼”。

    當年蘇紹智先生提出這三點，對中國思想理論界去馬克思主義之魅極其重要，可說是從内部攻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城堡，所以中共左派對蘇先生領導下的社科院馬列所恨之入骨。“左王”鄧力群在近年出版的《鄧力群自述》中談到，當年社科院建立這個所時，“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第一所。”

    在這一點上，雖然不必要象毛澤東那樣走極端，如“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但在鄧力群這類頑冥不化者看來有如罪狀的“反毛澤東思想”，正好是中國人在告别思想蒙昧時代時早就應該邁出的一步。蘇先生在80年代就走出了這一步，這說明他的思想早就突破了中共爲他們這代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設定的思想藩籬，而鄧力群及其落寞的後繼者們、包括爲當局獻計獻策要回歸“延安道路”的智囊們，其間境界高低，真是有若雲泥之别。

三、一段應該理清的理論公案：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早已被當作中共官方意識形态，甚至成了“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媒體廣爲宣傳，國人均耳熟能詳。但這一“理論”究竟源自何處，由誰正式提出，90年代初期緣何被打入冷宮，後來又如何被當局拿來當作改革時期的意識形态理論基礎，現在國内學者已不再提及。如同中共曆史上很多因人廢言的曆史公案一樣，這一理論也有一段故事。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麥斯納（Maurice Meisner）自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就一直跟蹤研究中國意識形态領域内的變化。在其著作《鄧小平時代》中，他曾梳理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來龍去脈。他認爲，“雖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被官方報紙推崇爲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貢獻，但它決非創新；這一有關中國發展的同樣的思想曾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蘇紹智以‘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提法在1979年就提出來了。可能是‘不發達’一詞帶有貶義，官方意識形态專家迅即改爲社會主義的‘始初的’或‘初級的’階段。在1981年以後，這一理論被接受作爲意識形态的基礎。最後，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重提了這一思想”。

    關于蘇紹智先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首倡者這一說法，流傳甚廣。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連我這個剛從學校畢業未久的研究生都聽說過。本人亦曾就此事問過蘇先生，但是他否認了這一說法。

    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中有一條，即“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一價值觀如今流變爲“奏折派”，成爲智囊或到中南海講一次關于社會或人文科學基礎知識的講座，幾乎成了對一位學者人生價值的最高肯定。中國當局奉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盡管如今已經是隻剩下一個空頭口号，但一位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學者，其某個觀點如果被官方接納爲意識形态的一部分，哪怕僅僅是被某位政府高官賞識，通常會被本人及社會視爲一種榮耀。我的同代學者當中，就有人曾因某高官引用過他文章中一個名詞而欣然接受了外界視其爲“智囊後備”的“待遇”與接待，但從未公開澄清那名詞其實并非他的學術原創，直到有人寫文章将這一名詞的來龍去脈理清并公諸于世爲止。蘇先生對此卻秉持嚴肅的态度，丁是丁，卯是卯，從不誇大自己的理論貢獻，也不掠人之美。正因爲上述說法流傳甚廣，爲了給世人留下一個比較客觀的研究文本，蘇先生于1998年1月親筆撰寫了題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評析”的長篇論文，将這一理論的來源以及在中國如何成型仔細交待明白，而且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評析”一文裏，蘇先生先澄清了麥斯納的誤解，繼而考諸多種文獻，如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列甯《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以及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蘇先生指出，“顯然，把社會主義社會劃分爲不發達和發達的提法早就存在，事實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社會主義的同義語，所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概念并不是80年代的新發明”；隻是由于在毛澤東時代這一理論被長期禁锢，到了80年代才被重新提出并引起相當大的反響。（第51頁）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召開了“理論務虛會”。在這次會議上，蘇紹智先生與馮蘭瑞教授做了一個聯合發言，題目是 “無産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批判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所提出的“大過渡”思想，重申毛澤東在《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可分爲“不發達”和“發達社會主義”的觀點，并據此分析了中共左傾路線的根源。這篇文章最重要的貢獻是：指出中國仍然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還屬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遠遠未進入馬克思、列甯所設想的共産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因此，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若幹政策還是可以恢複的。

    不了解當時中國思想禁锢之嚴重的後代學者，自然不易理解那時意識形态領域鬥争的殘酷性，因此可能也很難明白，爲何這樣一個今天看來似乎尋常的發言，會使蘇先生在此後十年内受到中共内部的老左派的反複批判。這一發言後來整理成文發表于《經濟研究》1979年第5期，在思想理論界放了一響重炮，一時洛陽紙貴。大學裏講授“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的教師，隻有少數思想解放者才敢向學生介紹這篇文章。中共意識形态大管家胡喬木認爲這篇文章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組織了大批判，并且不準蘇先生與馮蘭瑞反駁，這種批判一直持續到中共“十三大”前後，趙紫陽開始大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後，對這一理論的批判才算結束。但蘇先生提出“中國應該要補資本主義的課”這一說法卻一直受到批判。

    蘇先生專門厘清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來龍去脈。他指出，首次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說法作理論分析的，是中共十三大召開之前由趙紫陽委托鮑彤組織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讨小組。1987年1月5日，鮑彤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爲“社會主義的幼駒和資本主義的老馬及其他”，蘇先生認爲此文應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創始之作。1987年10月25日，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的第二節中，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爲題，系統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過了若幹年，在中共十五大會議上江澤民重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卻隻字不提趙紫陽與這一理論的關系。對此，蘇先生指出，江澤民“實際上完全是拾趙紫陽的牙慧，并無創新，甚至許多文句都與趙紫陽的報告雷同”；但“中共十五大報告卻諱言趙紫陽和中共十三大。……說明中共還走在爲在位者改史的舊道上。”（第57－58頁）

    盡管蘇先生提出的“不發達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頗有淵源關系，但蘇先生仍然指出這一“理論”隻能爲政治需要服務的時效性及其先天不足：“中共領導層雖然看到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災難性後果，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但仍然不願意承認列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有何本質性錯誤，而隻是強調中國的條件不夠，不宜超越階段而‘冒進’。因此，中共才搬出了社會主義應分爲兩個階段的提法，認定中國還處在初級階段，……可采取一些靈活的政策，諸如引進市場經濟、承認資本主義的一些範疇（如利潤、股票、期貨、跨國公司）等。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由來，很難說它是鄧小平的發明創造。……其實，早在十多年前，中共領導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實在是爲了應付極左派喋喋不休的共産主義說教的‘煎逼’，抵擋保守派對改革開放政策的攻擊，使自己處于反左防右的不敗之地。”（第58頁）

    蘇先生對自己有關“不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還做了如下反思：“今天看來，我們關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提法，雖然在反對左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理論上并沒有擺脫馬列主義的束縛，也沒有否定列甯、斯大林的主義制度模式，因而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經不起理論上的推敲。缺陷之一是，我們仍然肯定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曆史階段論和經濟決定論，即曆史是按照循序漸進的嚴格決定論發展的，而進入每一階段的時間基本上取決于生産力發展的水平。事實上，曆史比馬克思的這個簡單的推論要複雜得多。缺陷之二是，關于列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即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我們當時認爲是正确的；隻不過因中國的生産力水平還太低，隻能先退回到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一旦生産力發展了，還應進入馬克思設想的或列甯、斯大林推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而現實證明，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設想，絕大部分都與現實不符，而列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不但已被曆史證明是錯誤的，而且業已死亡。”（第54頁）

    基于此，蘇先生提出了“究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朝什麽方向過渡”的問題。他認爲：“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對應的應該是高級階段，即發達的社會主義；邏輯上順理成章的推論就是，一旦條件成熟，完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後，還是要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實行列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第59頁）他曆數這一模式的特點，特别是毛澤東将此模式推行到極端而使中國在政治、經濟及其他各方面遭到瀕于崩潰的災難，然後沉痛地問道：“難道中國告别蘇聯模式就是爲了有朝一日回到蘇聯模式嗎？”（第59頁）他認爲，蘇聯、東歐諸國社會主義瓦解的現實和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都足以證明：任何國家一旦改革了原先按照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既不應該，也不可能重返那舊的社會主義模式了。他認爲，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的高級階段，實際上是種空想，不能成立，根本就不存在再過渡到高級階段的問題。因而，“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沒有意義了。”（第60頁）

    目前，在老一代共産黨人當中，大多數人的反思仍然停留在這種模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與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對的，錯就錯在沒有堅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等等。至于持這種說法的人到底是基于本身的認識局限還是在中國那種嚴酷的政治環境下使用的特殊自保方式，外人實無從知曉。中共黨内的知識者甚多，但隻有李慎之先生從思想層面，韋君宜女士從親身經曆出發，曾對20世紀的中國革命做了深刻反思。蘇先生曾經是中共黨内公認的優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實踐後果的反思，填補了一個重要的曆史空白。而要做出這種否定自己前半生功業的反思，非靈台澄明且兼具大勇氣的智者所不能爲。

四、英雄到老難入佛――仍在思想之途上跋涉的蘇紹智先生

    蘇先生被迫流亡海外時，已逾60高齡。在近20年的流亡生涯中，他的目光始終投向遙遠的中國。對那塊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他都傾注了深切的關注之情。“六四”事件之後，對于共産主義在全球的失敗及中共對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蘇先生一直在苦苦思考，并時有文章發表。《民主不能等待》一書就是蘇先生扶病工作，披沙瀝金，從其晚年筆耕中選出50餘篇文章結集而成。這些文章既記錄了蘇先生一生在思想的荊棘之途上的艱難跋涉，又有濃厚的中國時代特色。

    該書按論文思考主線共分爲十一編。“中共應告别東亞模式”、“社會主義國家貪污腐敗探源”這兩個專題收集的文章，代表了他對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思考。在“民主不能等待”這一專題的文章裏，蘇先生從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系出發，指出隻有政治轉型才能促進經濟轉型；如果隻進行經濟改革而拒絕政治改革，消極等待民主階段的到來，不僅不能等到民主政治，經濟改革也将斷送。在“蘇維埃帝國爲什麽瓦解？”“共産主義運動絕非救世良方”等文章裏，蘇先生在詳盡論述蘇維埃帝國解體的内在原因與共産主義理論的邏輯矛盾之後指出，“一個世紀的實踐告訴人們：共産主義絕非救世良方”。

     蘇先生窮盡畢生精力研究馬克思主義，其中曆經諸多痛苦磨砺。他的思想曆程幾乎折射了中共建國之後馬克思主義研究在中國的曆程：1978年以前，毛澤東式的 “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六經注我”，讓馬克思主義爲毛的專制統治服務。1978年以後，許多研究者開始改成“我注六經”，從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尋章摘句，找出原著中某句話是如何說，這句話的微言大義又意指什麽，毛的說法又與經典有何不同，以求在思想解放之途上獲得寸積累進之功。而蘇先生與衆多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沒有在“我注六經”這一階段上停留太久――有所停留，也是爲了當時思想解放的需要――就直接開始了他打破藩籬的研究，最後終于走向大徹大悟。這種大徹大悟并非簡單的“我們受了騙”，而是一種有深度的理論思考。

    他曾經用下述幾段話來概括他的畢生思考：“一部中國現代史，是尋找并開拓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曆史。這條道路艱難曲折，跌宕起伏，卻于20世紀中葉堕入中國共産黨執政的魔障。”“不能兌現的空想的意識形态，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極權統治，沒有選舉、沒有監督、沒有制衡的政治體制，沒有市場化、沒有競争、沒有效率的經濟體制，縱容特權、踐踏人權、扼殺自由的社會，這就是共産黨極權政治的概貌。”“世界前進的方向是：在重視人權的基礎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在民主政治制度下通過法律形式保障人權”。“民主憲政制度都是廣大人民奮鬥得來的。決無坐等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民主政治會自然降臨之事。中國人民應積極推動民主憲政之改革，争取建立民主政治制度，通過法律保障人權，把中國人解放成爲人，而不再是工具和奴隸。”

    上述總結，可謂擲地有聲。這是一位畢生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感悟後的精誠之言。可以說，由于蘇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是在“學而知之”兼“困而知之”的基礎上開始的，因此其感悟較同時代人更深，反思也更徹底。他與李慎之先生在晚年間相互砥砺的友情，建立于這種相知甚深的同道之誼之上。

    從學術建樹的意義來看，蘇先生這一代中國學者，包括我們這代學者以至下一代，其貢獻與價值并不體現在學術史上，而是體現于思想史上。生活于一個社會價值觀念被意識形态教育及宣傳嚴重扭曲的極權社會，人們連了解真實都很困難，知識分子要做的事情往往是将被颠倒的一切“撥亂反正”，回歸到常識上來。所以，要考察與評價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那些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知識分子爲中國所做的思想貢獻，必須将其與當時的制度環境結合起來看。特别要考慮到一個時代因素：自中國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于中國人而言，最痛苦的是人的思想淘洗。歐美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曆程經曆過80年到 200餘年，每一代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通過代際更替自然完成的；而中國近30年的現代化曆程，除了渾渾噩噩者之外，每一代人的思想轉換有如精神煉獄，在一個曆史轉折點上落後就可能成爲思想化石。我曾讀過一首詩，那是作者形容自己思想曆煉之苦痛的：一切都已成形，一切都不穩定；生中死，死中生；生無窮盡，死無止境。“文革”時期不少善于思考者，現在有如思想活化石。而象蘇先生這樣，一直虛懷若谷，以博大心胸觀人照物，一直不停思考并時有思想火花迸出的前輩學者，确實有如人中之檀。

    在當年中國思想界起點非常低的情況下，蘇紹智先生将自己從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這一角色轉換成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走出了中國追求民主的可貴第一步。作爲後學者的我輩，不應當忘記以蘇先生爲重要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披荊斬棘，在中國的思想莽原中爲開出一條新路的努力與嘗試。正是蘇先生這些可敬的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筚路藍縷所做的奠基工作，才使我們這代知識分子有了一個較高的思考起點。

    記住他們這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記住中國人的精神成長史。

    蘇紹智，《民主不能等待：蘇紹智桴邊放言選錄》，21世紀中國叢書（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2006年1月出版。

【注釋】

[1]鮑彤，“咫尺天涯憶紫陽”，《議報論壇》，200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