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布羅茨基以一種貴族式的驕傲看待自己的文字：“筆在世紀中能留下更長的犁沟，勝過你們提着香爐的永恒生命。”我喜欢布羅茨基，因爲他是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流亡美國之後，布羅茨基跟其他的俄國流亡作家几乎没有聯系，他厭惡流亡者圈子裏那種抱团的氛圍，以及那句像國歌一樣的宣言——“朋友們，让我們挽起手来，以免孤身一人地倒下”。也許再也找不到比布羅茨基更愛美國的俄國人了，他毫不犹豫地加入美國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國就是我們的理想，其原因就在于個人主義精神。因此，当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来到這裏，我們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們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國人。”我想，這就是布羅茨基到美國後創作又攀登上新的高峰的關鍵原因；同时，這也是絕大多數中國流亡作家喪失創作能力的根本原因。
由于妻子遭遇一場严重車禍，六四之後流亡美國的蘇曉康從九十年代初浮華的海外民运中抽身而出。二十年後，他重新拿起昔日那支橫掃千軍之筆，写的却是個體的創傷與救贖。從《離魂曆劫自序》到《寂寞德拉瓦灣》，多年没日没夜地照料失去行動能力的妻子，以及反抗突如其来的抑郁症，就是一場卡夫卡说的“日常生活的悲劇”。一個人需要怎樣的勇氣與信心，才能橫渡這片深不可測的海洋？不幸也是一種幸运，即便這個说法過于殘酷，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严酷的命运饋贈給他以同代人中罕有的反思能力，使他在面對自己的精神世界时，有外科医生式的冷峻。正是因爲六四屠杀的枪聲與血泊，以及個體命运的頓挫和破碎，蘇曉康從虛驕丶自恋丶怯懦的中國士大夫傳统中破繭而出，成爲布羅茨基那樣“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國人”的“自由人”。從國家丶民族丶曆史丶文化等宏大敘事的束縛中掙脫出来之後，蘇曉康的《屠龍时代》，會帶給少年时代深受《河殇》啓蒙的我，以怎樣的啓示呢？
中原何以淪喪？
《屠龍年代》的副題是“中原喪亂與《河殇》前傳”，其实它不僅是“《河殇》前傳”，也是蘇曉康對自己在整個八十年代的創作生涯的回顧，更是八十年代中國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個有血有肉的橫斷面。
而所谓“中原喪亂”，指的是以河南爲中心的中原地帶的沈淪。蘇曉康在河南生活多年，從七十年代中期起就是河南省委機關報一個跑農村的小記者，算是半個河南人，于是故事就從他搜集到的丶被正史遮蔽的“豫南垮壩”事件開始。
一九七五年，河南石漫滩水庫丶板桥水庫等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庫垮壩，成爲世界上最大的水庫垮壩慘案。当时前去視察的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说，垮壩造成的損失“相對于一顆小型原子彈”。河南垮壩死亡人數高達二十三萬，與南京大屠杀丶國共內战長春圍城以及唐山大地震並列爲二十世紀中國四大慘案。
這一潰壩慘劇，可追溯到五丶六十年代之交的大跃進和大饑荒。大跃進时代所兴建的水利工程，多半偷工減料丶浮皮潦草，是豆腐渣工程，不垮才怪。河南也是五丶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饑荒中受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這場“人相食”的慘劇的始作俑者，中央有毛澤東丶河南有吳芝圃丶信陽有路憲文，河南餓死數百萬人，僅信陽一地就餓死上百萬人，正如蘇曉康所論：“四九之後，大陆凡贫苦之地，又必成烏托邦迷狂之鄉，坠入地獄之深重，非民國时期可比擬，河南又是其中的淵薮。”在這個意義上，河南就是中國的一個縮影。
從五十年代末的大饑荒到七十年代的潰壩，再到九十年代延續至今的艾滋病泛濫，当代的河南可谓苦難深重。官府的凶殘丶环境的惡劣丶资源的匮乏，使得民衆如魚游于鼎沸之中，爲了維持基本的生存，人性中最惡劣的那一面遂如潰堤般噴涌而出。蘇曉康追问说：“在豫南這塊土地上，輪番丶交替出現的，是社會須臾間局部解體丶文明消亡丶禽獸奔突，這現象当作何解？”誰有答案？
我給出的一個解釋是：誕生于十九世紀末期欧洲心髒地帶的共産主義意识形態，之後並未在其誕生之地釀成巨禍，反倒傳播至尚未实現资本主義化的丶經過彼得一世改革一百多年仍被視爲“東方”的俄國。俄國文化傳统中理性的缺失和個人主義價值的淡薄，使得共産主義大行其道。進而，這套現代極權制度，越往東方發展，就顯得越邪惡丶越殘忍丶越卑劣，如毛澤東的中國和金家王朝的北韓，其瘋狂丶愚昧丶血腥，让列甯和斯大林也會爲之瞠目結舌。
具體到中國，暴政之暴，最爲突出的地方，則是現代的共産極權主義與儒法互補的專制主義傳统結合最爲緊密的地方，如河南丶河北丶山東等地。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偏偏是斯文喪盡丶人心幽微之地，這是何等大的反諷。蘇曉康指出，当年习仲勳在勤政殿裏指着河南省委说：“你們就是大轟大嗡。”可谓將五十年代河南之迷狂倒錯，一語道破。鲁迅说，“瞞和騙”是中國人“活着”的“必要之惡”，而《屠龍年代》則揭示出浮誇和说謊積澱成爲中國人揮之不去的遗傳基因。
黃河的咆哮與黃色文明的反省
八十年代的中國思想史，若以一個人丶一部作品和一個觀念而論，既影響學界又滲透到大衆層面有以下几個重要的序列：李澤厚丶《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及“救亡压倒啓蒙”論；劉曉波丶《審美與人的自由》及“自由就是美”論；金觀濤丶《兴盛與危機》及“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稳定結構”論等。影響力更大丶滲透面更廣的則是：以蘇曉康爲總撰稿人的電視系列片《河殇》以及《河殇》中提出的打破黃色文明的封閉保守的思路。
少年时代的我，几乎讀完了蘇曉康的所有作品，最喜欢那部透視廬會議與二十世紀下半叶中國曆史激荡與縱橫的《烏托邦祭》。後来，当我在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园裏讀到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写的《廬山會議实录》，這才重新印證了《烏托邦祭》中一個個充滿镜头感的畫面，那些場景絕非出自作家的想象，而是如同法医般严謹地對“犯罪現場”的还原。
然而，對于以報告文學成名的蘇曉康而言，他初次“觸電”写成的《河殇》解说詞，偏偏成爲让他此後时时刻刻如影隨形的“第一代表作”。《河殇》是蘇曉康八十年代創作的所有報告文學的主題的彙總。因爲《河殇》，他成爲王震等中共保守派元老的眼中釘；因爲《河殇》，他被動地卷入八九學运；因爲《河殇》，他由家喻戶曉的良心作家成爲改名換姓的通緝犯，六四枪響之後流亡海外，人生的跌宕起伏由此開始。
时至今日，我仍然認爲以黃河爲代表的黃色文明與以海洋爲代表的蔚蓝色文明，是對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差異的最佳比喻。《河殇》的缘起，是蘇曉康受河南潰壩事件的震撼，而河南潰壩事件絕非單一丶偶然的“自然災害”，它折射出中國政治結構的致命症結：從魏特夫解釋東方專制主義與治水社會之關系，到毛澤東發起大跃進的烏托邦思想的形成，其間的草蛇灰線，被蘇曉康一一梳理出来。《河殇》創作于八十年代末，今天来看並未過时，蘇曉康指出：“豫南垮壩，江河治理狂熱，一路挺進到‘高峡出平湖’的長江三峡大壩，也洞開了南水北調丶開發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卷起是世紀工业革命以来未曾有過的一股好大喜功——原来，资源高消耗型發展的‘中國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壩。”
蘇曉康的父母青年时代受共産党指派赴台灣從事地下工作，在二二八前夕返回中國，得以幸免于難。半個多世紀之後，流亡海外的蘇曉康則赴台灣訪问，對台灣的民主與文明心有戚戚焉。父子两代逆向的人生之旅，也算是黃色文明與蔚蓝色文明的分野與交錯。台灣史學者李筱峰比較台灣的海洋文化與中國的內陆文化时，舉了一個洋務运動中的例子：劉銘傳在台灣開辦鐵路工程，第一段從大稻埕到松山的鐵路完工通車，德國制造的第一個火車头“騰云一號”開出时，圍觀民衆不像大陆人起来反對，而是驚喜萬分，紛紛稱呼火車头爲“黑色妖馬”。民情反應的不同，仿佛注定了中國與台灣在洋務运動以及此後一百多年現代化進程中的成敗。
今天，中國仍未洗滌黃色文明的黃沙滾滾，融入蔚蓝色文明的清澈與寬廣。以习近平而論，雖然在福建丶浙江丶上海等沿海地區任职多年，其精神底色仍然是知情时代在陕西的窯洞裏烙上的“黃色”。所以，他比起多少受了一些徽商傳统影響的胡錦濤来，更左丶更保守，中國也更多向毛时代搖晃。
图騰崇拜：龍與毛澤東
這一切，都是因爲八十年代的那場屠龍之战，失敗于六四的枪聲之中。受制于时代氛圍和傳播平台，《河殇》打着文化反思的旗號，背地裏從事政治解構的实踐，可稱之爲“暗渡陳倉”。《河殇》從解構黃河丶長城丶龍等中國千百年来巋然不動的文化图騰下手，蘇曉康说：“從八零年代的龍認同，可以一路梳理到今日泛濫于中國的民族主義丶愛國主義丶大一统丶偶像崇拜。這四樣，因背離普世價值，恰成專制统治的隱形支點。”一部《河殇》，其实是五四之後第二次“屠龍”的嘗試，只是那时誰也不敢说破：五四屠的那條“龍”是皇帝，《河殇》屠的那條“龍”是毛澤東。難怪杀人如麻的王震在中共中央的大會上突然跑題，氣势洶洶地對《河殇》破口大罵。六四之後，《河殇》被当作學运的催化劑而遭到火力凶猛的批判，“庇護”《河殇》亦成爲被罷黜的總書記赵紫陽的一大罪名。
慶父不死，鲁難未已；祖龍不死，國難爲已。所谓“祖龍”，古爲秦始皇，今爲毛澤東。《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六年……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裴骃集解引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像；谓始皇也。”而毛澤東确实在多次公開讲话中以秦始皇自居，毛在《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中说：“劝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魂死业犹在，孔學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所以，我曾經说過，毛主義的本质是“秦希斯主義”，是集秦始皇丶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大成的丶古今中外極權主義之頂峰。
毛澤東曾自我定位说：“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蘇曉康的解釋是：“中國最高權力者，却是一個最卑劣者。此意即爲光棍式的人物竊得神器，則天下涂炭。”毛爲爭奪“世界革命領袖”的地位，不惜让中國死三分之一的人，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没有他的氣魄與野心。這是極卑之人的瘋狂的自恋，哪有什么理想主義成分可言？所以，哪一個信誓旦旦丶忠心耿耿的毛主義者，不是尚未成爲暴君的暴民？
六四屠杀，下令開枪的是躲藏在幕後的鄧小平。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對立面，而是縮小了一號的毛澤東，蘇曉康指出：“回首当年，從六四血光之災中，依稀仍可辨認那‘人龍’的身影：毛澤東這種‘極卑之人’，当道二十七年，天下早已糜爛，然而，我們当年難以逆料的是，‘毛堂’裏那具僵屍的遗産，仍在繼續糟蹋中國；誠如史學家余英时所说，毀方敗常之俗，毛澤東一人變之而有余。”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仍然是毛的中國。习近平攜所有政治局常委拜谒毛的僵屍，成爲宛如古代皇帝拜谒祖廟獲取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仪式。搖滾歌手崔健说得好，“只要天安門上还挂着毛主席像，我們都还是同一代人”，浪还是在往同一個方向涌動。換言之，躺臥在水晶棺中的毛澤東，依然操縱着左右中國人生死存亡的那個紅色按鈕。
《河殇》的那一页曆史並未翻過去，因爲屠龍的事业还未完成。元代詩人陳孚有《博浪沙》一詩：“一擊車中膽氣豪，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間鐵未銷？”我愿意與蘇曉康一起心向未来丶以筆爲枪。祖龍必亡丶自由必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