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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北京正发生一场革命/犬儒主義精明和携金带银的老鼠逃离沉船/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
發佈時間: 3/15/2014 12:24:03 AM 被閲覽數: 12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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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Yet Not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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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北京正发生“一场革命” 


 

德国之声报导:中国准备大幅调整利率政策,近年内就放开存款利息,引起德语媒体关注。《新苏黎世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此举将软化国有银行体系;《法兰克福汇报》刊文指出,北京正发生“一场革命”。

“两会”期间,从银监会、证监会到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其负责人近日纷纷发表公开讲话,将在近年内放开一直由国家严格控制的金融业,采取一系列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放开存款利率、允许开设私有银行。

3月12日一期的《法兰克福汇报》“经济”栏目刊登的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文章指出,此举将导致重大后果: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宣布了开放其金融市场的广泛步骤。在随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对货物市场的快速自由化后,中国的资金领域也将受制于市场力量,跨国资本将实现自由流动。由此,作为世上最勤俭储蓄者的中国公民将有望得到更高的利息。为激活银行间的竞争,迄今的利息上限将被取消。主顾们将获得更好的条件。……

“国有银行现在依然控制着中国市场,它们被认为尾大不掉、缺乏效率。迄今,因央行规定的贷款同储蓄款之间的利息差,这些寡头赚得钵满盆盈。储户利息之低,扣除通胀因素后几乎为零。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因低息获得变相补贴,而私营小微企业则常常得不到贷款,被迫投向灰色资本市场,以高利贷方式筹款。……

“分析家们认为,现在预告的利息全面放开措施和允许建立私人银行,可以有多重目的:中国领导层意欲减少经济之于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性,加强内需;增强购买力,扩展服务业。为此,除增加实际工资外,使高安全存款有高利息,都是必要条件。此外,国有银行和私立银行之间的竞争也应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创造新的储蓄产品、使金融机构有能力应对全球竞争。”

国有银行体系松动

文章最后在指出改革计划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首肯后强调,中国的资本市场依然处于基本封闭状态,因此,必须取消现有的诸多限制,其中就包括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

“多年来,人民币汇率提升,不过,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央行将参考汇率值降至了一年半以来的最低。金融专家们相信,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阻击投机资金流、为进一步实现汇率自由化所做的准备。……

“(央行行长) 周小川称,储蓄利率的开放是‘利率自由化道路上的最后步骤’。分析家们预期,此前,还将建立起能应对危机的存款保险制度。政府总理李克强上周已在人大会议上作出宣布。周指出,市场力量使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中国货币的重要性之所以增加,原因之一是迄今的主导货币或储蓄货币在金融危机中信用和可靠性大失。不过,这位央行行长同时指出,人民币在全球的重要性还微乎其微,而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当天的《新苏黎世报》“经济”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强调,允许建立私营银行显示出北京当局决心尽快落实改革承诺:

“这一消息同去年11月的中共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改革承诺一脉相承。当时,同金融领域改革有关,曾预告有可能给私人全资投行发给经营执照。今年年初,(央行行长)周小川重申了相关计划。观察家们对落实这一计划的速度颇感惊讶。它表明,政府—央行和银监会为其下属机构—的确是在致力于使基本由国家控制的银行系统出现松动。





犬儒主義精明和携金带银的“老鼠”逃离沉船




[文报论坛] 慕崖:有垬黨的當權不讓就沒有社會上的當仁不讓,消滅於萌芽,槍打出頭鳥,社會原子化,社會是個連紅十字會都爛到被網民吼“捐你妹”的社會,權力的精明迫使了屁民的精明,兩種精明加起來,大大便宜了投機分子的精明,結出一樹苦果:《攜金帶銀的“老鼠”逃離沉船》﹝周晉﹞。

中国人活得太愚蠢还是太精明(郑义)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空气污染是一种制度性“愚蠢”》,作者是一名值得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看见题目上有“制度”二字,就认真读下去,因为这是我对於中国生态环境灾难的核心观点。结果有些失望,只是在结尾处最后一个自然段才提及制度和权力制衡。整篇文章,基本上都在谈“愚蠢”。 今朝有酒今朝醉,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糟蹋到这种程度,是愚蠢;寅吃卯粮,竭泽而渔是愚蠢;千万富豪陈光标在南京街头,销售自家生产的罐装空气更是愚蠢,制造空气罐头本身就可能造成污染,因此,使用罐头空气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愚蠢。文章作者写道:“用放纵欲望的‘富起来’刺激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愚蠢,每一个把追求自己物质快乐当作全部幸福目的的人,都对这个愚蠢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不少人虽然看到无度物质追求危害到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但却未必充分认识到它对人的心灵、精神和公民品质同样严重的损害。”——读到这里,我有点不同意见了。我不认为今日中国生态毁灭的主要原因在於“无度的物质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心灵、精神和公民品质”的损害。我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制度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我还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愚蠢,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人太精明。种种有悖於人类理性的看似愚蠢的自毁家园的行为,其实就是经济学上的“短期行为”,貌似一种非理性的集体疯狂,但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这一切貌似愚蠢的自杀行为,均属经过精打细算的合理选择。

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是如何计算的呢?

一位空气污染企业的经理会面临两种主要选择:达标排放或超标排放。如果打算达标排放,他就要投入资金,安装废气处理装置,并持续投入资金来维持设备运转,这样的话,他就会承担一种风险:其他污染大户不投入这笔废气处理的资金,他就可能减少利润,甚至在竞争中失败。相反,如果他超标排放,就会降低成本,在竞争中佔据优势,其风险是违犯了环境保护的法规。在经过权衡之后,他还是觉得超标排放也就是污染是最佳选择。因为现实情况是无官不贪,只要花钱买通环境部门、司法部门,他受到法律惩罚的可能极小,而在经济上获益较大。这样看来,一个自毁家园的看似非理性行为实际上完全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受害者是如何计算的。

一位空气污染受害者也同样面临两种选择:采取社会行动或不采取实际的社会行动。采取社会行动,比如组织监督环境污染的社会团体,举行遊行集会,向各级政府部门集体请愿,向媒体揭露不法企业主等等,如果他做出这种选择,就会承担一种风险,那就是立即招致污染企业和政府部门、司法部门的多重压力甚至迫害。相反的选择是不采取行动,除了抱怨,讲点明知不会发生作用的挖苦话,不做任何维护自己权益而使当局不高兴的事情。这样做好处是避免了政治迫害,坏处是要继续呼吸有毒空气,有损健康。经过认真权衡,他多半会认为忍受污染是最佳选择。因为空气污染对健康的损害是长期的,逐渐加重的,而抗议行动招致的迫害是立即的,难以承受的。这样的理性的选择,怎麼能称之为非理性的集体疯狂和愚蠢呢?

关键的问题不在於人性,而在於制度。合理的制度可以使行为主体的计算完全颠倒过来,使污染付出最大代价,使抵制污染获得最大利益。如果实在要讲人性,那也只能说我们中国人活得太精明,而不是太愚蠢。

《RFA》


携金带银的“老鼠”逃离沉船﹝周晋﹞


涌向美国的投资和众多富豪

美国时间马年大年初一一大早,美国西岸华人圈中传播的第一条新闻,是上海绿地集团于当天以将近一亿五千万美元买下了洛杉矶闹市区一一○号高速公路附近的一大块地,准备斥资十亿美元进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工程。无独有偶,就在二○一三年十二月底,中国泛海建设集团才收购了位于这块地不远的一个大型停车场,准备兴建五星级旅馆、公寓和商店。英文主流媒体《洛杉矶时报》就此评论说:这些位于洛杉矶闹市区的重大土地交易,显示了洛杉矶对那些想把钱挪出中国的投资者极富吸引力。

美国著名的《彭博商业周刊》二○一四年一月八日以《中国二○一三年在美国的投资额成倍增长至一百四十亿美元》为题,转载了美国“容鼎集团”(Rhodium Group)分析师蒂洛.哈内曼和凯西.高联合撰写的报告,不少美国主流媒体或网站也转载了这份报告。该报告称:中国去年在美国的投资主要由在食品、能源和房地产领域的大型并购案驱动,这些投资为美国创造了七万个全职工作机会,对一直为就业率居高不下而苦恼的美国帮助不小。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二○一三年十二月八日报道:破产且几乎没有复苏希望的底特律成为第四大最受中国房地产投资人喜欢的美国城市。对许多中国投资人来说,即使这个前汽车城前景暗淡,也比中国(经济)前景好。在二○一三年九月的一个拍卖会上,上海东渡国际集团没有经过看房就购买了底特律城区的两栋地标性建筑,其中戴维.斯托特大楼花了九百四十万美元,《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大厦花了四百二十万美元。中国买家还大量购买底特律市中心周围的“廉价房产”──那些售价在两万五千美元或更低的房产。

与中国钜额投资流向美国相应的是中国富豪大举移民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据中国银行和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超过半数的百万富豪已经开始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大多数富豪钟情美国。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近来申请美国联邦政府EB-5签证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EB-5签证是专为在美国投资并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外国人所颁发的移民签证,中国人多年来一直是申请人数最多的族裔。二○一三年共有六千八百九十五名中国人获得了这类签证,而占第二位的韩国人只有三百六十四人,中国申请人数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的申请人数。二○一三年EB-5签证的申请人数比二○一二年只增加了百分之五,二○一二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五十八,二○一一年为百分之九十四,二○一三年还是近年来增幅最低的一年。看来中国富豪能移民美国的早就移民了。

涌向其它地区的中国富有移民

加拿大:二○一○──二○一一年间,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的申请人数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从原来每年二千──三千个申请一下子增长到一年五万多个,而且几乎全部申请都来自中国。目前加拿大方面仅排队等候处理的大陆移民申请累积有五万七千个,最终触发了加拿大政府对投资移民项目的复审。二○一四年二月十一日,加拿大宣布关闭已经实行了二十八年的投资移民项目,这个消息在中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层层波澜。《南方日报》也曾报道,有四万五千名中国大陆人正在申请移民加拿大的BC省,这些人的财富加在一起达一百一十六亿美元。

英国:据二○一四年二月六日的《美国之音》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富翁开始申请英国投资移民,而申请英国投资移民至少需要一百万英镑。过去一年来,来自全世界的申请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中国人增长速度最快,在二○一二到二○一三年期间,中国人成功获得一七一个移民签证,比前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

欧盟:《美国之音》还报道:越来越多的外国富人正在花钱打开前往欧洲定居的通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塞浦路斯这些受到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正在向愿意前往购买这些国家房地产的外国投资者提供移民签证,以便吸引投资者振兴本国的经济。以葡萄牙为例:外国人只要在葡萄牙购买价值五十万欧元的地产,就可以获得居留签证,五年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签证,再过一年可以申请公民身份。葡萄牙还向那些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人颁发移民签证。据葡萄牙一家移民谘询公司透露:其一百五十名客户中大多数是中国人。看来这些欧洲国家的投资移民计划根本就是为中国投资移民量身定制的。

澳洲:香港媒体二○一四年二月四日报道,澳洲政府于二○一二年十一月推出了一项旨在吸引富有投资移民的计划,计划每年吸纳七百名富裕新移民,每位申请成功者需在澳洲有五百万澳元的投资。在该计划实施的首年总计有五百四十五个申请者,其中超过九成为中国公民,现已有六十五个中国公民获得了“重要投资者”签证。

香港:路透社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一篇文章披露:香港政府在二○○三年“非典”后推出了一项“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投资者须把不少于一千万港元投资于获许资产类别。由于该计划不对中国内地居民开放,于是很多中国官员通过购买非洲国家的身份等方式,以实现投资移民香港的目的。

二○一四年一月,著名的《胡润百富》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中指:百分之六十四的中国千万富翁已经移民或正在准备携带家产移民;其中三分之一的中国超级富豪,即资产达到或超过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富人已经移民。二○一三年十一月贝恩谘询公司(Bain Consulting)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国一半超级富豪都拥有海外投资。

外流资金打造“中华人民离岸共和国”

据《华尔街邮报》报道,《二○一三中国私有财富报告》对三千三百名净值至少有一千万元可投资资产的富人进行了调查,三分之二的中国大陆富人正在寻找海外投资移民的机会,三分之一的富人已经在海外拥有资产。

至于中国人已经在海外存放了多少资产,各方还有较大的分歧。波士顿谘询集团估计,中国人在海外有四千五百亿美元,而财富洞察谘询公司认为有六千五百八十亿美元。不论具体数字是多少,各家都同意中国财富外流的速度将加速。波士顿谘询集团就预测,中国的离岸资产将在三年内翻一番。《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二○一三年十一月底的报道也称:中国的资本流动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且最迅速的财富转移:数千亿美元和一拨又一拨的百万富豪流出中国,奔向海外目的地。”

其实中国根本不需要什么外国记者调查联盟的调查揭发。中国媒体一月十八日援引中纪委的一份内部通报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二○一○年中国非法资金外流是四千一百二十亿美元;二○一一年,中国非法资金外流达六千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二○一一年GDP的百分之十);估计二○一二年非法外逃的资金达一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二○一二年GDP的百分之十二);二○一三年非法外逃资金将达一万五千亿美元(相当于二○一三年中国预计GDP的百分之十七),数目大大超过了外国谘询集团的估计。如果加上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到国外投资的资金(如上海绿地集团在洛杉矶的投资),数目将更加惊人。有媒体笑言:这些中国外流资金正在打造“中华人民离岸共和国”。

另一方面,流入中国的投资也可能出现巨大的问号。中国号称是世界第一大投资目标国,但据中国旅美学者程晓农的研究,自二○○七年以后,中国引进外资的百分之七十其实来自贪官们将黑钱转移到国外、洗白了后重新流入中国的“白钱”。这些“白钱”不是投资在工农业和基础工程上,而是投资在较短期即可获暴利的房地产上。这些“白钱”的真正拥有者消息灵通,对中国政治的风向尤为敏感。在肃贪廉政方面一有个风吹草动,这些资金就会停止流入、加快流出。在流入的投资大幅减少、流出的投资大幅增加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更难避免资金被掏空的重大经济危机。

中国富人为何选择移民?

一、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环境、财富贬值

美国波士顿谘询机构(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黄河去年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高净值人士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主要目的是资产保值和增值、确保资产的安全性和私密性、以养老和医疗为诉求的移民及子女教育要求,以及方便海外业务发展和将资产进行全球配置以对冲国内风险等。该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还对中国富裕阶层转移资产的现状提出建议:推进中国宪法中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内容的落实;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改革教育制度和解决个人所得税的不合理之处等。其实,中国富人们更直接更迫切的移民理由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社会道德风范如江河日下、社会普遍仇富,富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样在不断恶化。即使富人们有条件全部吃进口的食品,但他们没法呼吸到国外才有的新鲜空气,更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意识。另外,政府大量印钞导致中国通胀严重,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民币正日益被高估,未来有可能贬值。虽然富人们知道“国内一条龙,国外一条虫”的箴言,知道在异域他乡远不如在国内能呼风唤雨,但他们为能长久地保有财富和享受财富带来的美好生活,只能被迫选择移民。

二、反腐风声越来越紧,富人贪官加紧外逃

中国富人们近来加快脚步移民,也和当前中国政府加大反腐力度大有关系。按中国官员正常的合法收入,有多少人能拿出这么多钱投资移民?富人中又有多少人是完全靠合法经商致富的?不论是经商者还是有权的官员,他们的很多收入都是“灰、黑”色收入,根本经不起审核;他们之间又有很多“把柄”落在对方的手里,他们是一条绳上拴着的蚂蚱。只要贪官被调查,与之有联系的富人也逃不了干系,这增加了富豪移民的决心。预料在马年,随着反腐风声越来越紧、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中国资本将如潮水般流向海外,富人和贪官们也将如“万马奔腾”般移民国外。这些靠中国发财致富的人们的行动是对“中国梦”的最大讽刺。

《争鸣》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一)

   ——熊飞骏

   

   前 言

   有人说我国教科书上的《中国历史》真实部分不到5%?

   这种说法确然有失偏颇,夹杂了过多的感情成份。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史》真实部分就超过这一比例,尽管真实性也许不到20%,但还是远远高于5%的比例。

   就连独立历史学家广为诟病的鸦片战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真实率也一样高于5%,我想10%还是有的。

   真实性不到5%的历史教科书也许只限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现代史》。

   “历史真实性”不仅包括史料取材是否真实,还包括取材是否全面公平不偏不倚。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史料取材严重缺乏公平:对于符合官家意识形态的人和事就大书特书;只“津津乐道黑人嘴里的白牙齿而无视其浑身遍体黑暗无光”;对与官家价值取向不一致的人和事就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完全省略不书,“只盯着美女身上的一颗黑痣大泼脏水”。

   如《中国古代史》教科书就用过大篇幅炒作“农民起义”和好大喜功的独裁帝王;而对从事制度性变革,从深层次推进中华文明的“真英雄”则尽可能浓缩或忽略甚至颠倒黑白式诋毁。《世界近现代史》教科书则主要围绕给二十世纪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流的科学共产主义这个中心转圈。

   “历史真实性”还包括常识和逻辑,传达的品位和价值取向是否符合人类的文明进步。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的历史分析法严重反常识反逻辑,传达的价值取向多数反智反文明反进步!

   不切实际歌颂农民起义;为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成吉思汗、朱元璋之流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给中华文明造成深重伤害的独裁狂人大唱赞歌;丑化光绪皇帝等悲天悯人心系天下苍生锐意推进制度变革的末路英雄……大力传扬“成王败寇”的强盗理论。

   《中国古代史》教科书单从史料来说真实率也许远远高于20%;但如果从史料全面公平性、常识、逻辑和价值取向层面来权衡,20%的真实率都很勉强!

   这就好比我们报道一个美女,只盯着美女身上的一颗黑痣大做文章,而对她的发如泼墨眼若晨星曲线优美肤如绸缎不置一词;或只渲染美女依靠性感肉体让多少男人神魂颠倒;而不挖掘她之所以能让无数英雄豪杰不惜舍命博取千金一笑的过人气质品格。

   《红楼梦》里身如弹簧海绵的多姑娘儿够性感风骚的,林黛玉则身体单薄胸不丰臀不肥与性感无缘,可真正的英雄豪杰只会为林黛玉拚将一死不要江山。

   成王败寇、赤裸裸的功利主义、重物质轻精神是我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败笔!

   我国历史教科书的另一大暗点是漠视历史悲剧!把悲剧美化成英雄剧,把忧事写成喜事,把文明悲剧和生命灾难粉饰成胜利凯旋门。

   如给中华文明带来不可逆转的巨大伤害,给中国人民制造惨绝人寰生命灾难的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在历史教科书里都是让读者无限景仰的一代天骄;他们主宰的血泪悲剧时代也被粉饰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丽史诗。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把“落后才会挨打”宣扬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历史真相则是“落后不一定挨打,腐败肯定挨打”!只要“腐败”,你就算GDP、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世界第一也一样挨打!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亡于腐败而不是落后!

   曾经打败中华帝国,让中华民族整体沦为亡国奴的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可比当时的中华帝国落后N倍。

   宋帝国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却亡在无限落后的女贞帝国和蒙古帝国手里!

   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大清国是世界第六大海军强国亚洲第一大军事强国,GDP世界第二(仅次于大英帝国)是日本的N倍;日本的海军实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十二位。

   中日甲午海战的结果是大清国以绝对优势的军力全军覆没!

   …………

   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在人类世界激烈的生存竞争中领先世界文明或不被淘汰出局,就得从自家和他人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尤其是要从历史悲剧中汲取前车之鉴!

   一个不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只会周而复始犯同样的错误,文明成果永远也无法积累,永远也不可能进步超越他人,最终必将被淘汰出局。

   一切善于忘却历史悲剧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中华大国民对待历史的态度让正常人匪夷所思?

   一是中国的历史著述卷迭浩繁,超过人类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

   中华文化最灿烂最多产的部分不是文学、思想、哲学;而是历史著作。《二十四史》尤其引人入胜。

   二是中华大国民是最不善于从历史悲剧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导致中华民族经常在同一个历史巨坑里跌倒,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的错误,重演同样的历史灾难!文明一再在废墟上重组,又在下一次官逼民反的腐败循环中折腾成新的废墟。文明成果始终无法积累下去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而是一直堕落疯狂下去,从世界文明牛人堕落成疯子白痴。

   希腊、罗马等西方文明多是被外来民族毁掉的;中华文明则一再毁在自己人手里;或在自己人斗得两败俱伤时外族乘乱而入踢进决定性的一球。

   当我们慷慨激昂谴责“外国亡我之心不死”时,却忽视了下列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中国人才是中华文明的最大敌人!

   就拿今天来说吧,中国贪官才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而不是日本俄罗斯,更不是美国!

   贪官才是未来中国的最大风险!

   

   中华大国民之所以不善从历史悲剧中汲取营养和教训,除了我们的民族先天缺乏反省忏悔的大智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历史著述和多数国民的知识脱节,对国民思维没多少指导意义。

   要想多数国民能从历史知识中汲取营养,历史著述就必须是大众能够读得懂且有兴趣阅读的文字;而不是少数几个历史专家的圈内交流。

   历史著作必须走出专家书斋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才能对国民的思想见识有指导意义。

   我国的历史著述则长期局限于历史专家的圈内文字,多数普罗大众要么读不懂要么没阅读兴趣。

   因为我国正统历史著述多是“假历史”,我在研习中国历史时就更多关注台港和西方华人历史学家编纂的历史著作。

   《剑桥中国史》就是其中之一。

   《剑桥中国史》是海外华裔历史学者主编的,因为所在国言论学术相当自由的有利条件,自然比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更为客观公允,少有假大空套和偏执理念。

   但《剑桥中国史》一样限于少数历史学者爱好者的圈内阅读资料,多数普通中华大国民要么看不懂要么没耐心读下去,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少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

   要想中华民族能自觉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历史著述就有走出历史书斋的必要!历史著作的语言就得通俗化趣味化。

   

   因为我国正统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存在太多的“伪历史”和“假历史”,历史分析方法又严重扭曲,对中国人不是“精神营养”而是“心灵毒品”;《二十四史》等古典历史著作多数国民又看不懂,飞骏就一直想撰写一部真实又符合常识逻辑和健康价值取向的历史著作,一部多数普通国民能够读得懂又能从中汲取到有益养份的历史著作!

   中国历史伪造扭曲最严重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目前还不具备还原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必要条件,所以就先从《中国近代史》开始。

   

   我国历史教科书把近代史写成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充斥如下历史伪理念:

   1、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民族。

   2、中国人民是勤劳聪明智慧善良的。

   3、外国列强是穷凶极恶野蛮残暴的。

   4、中国近代的落后都是外国列强的野蛮侵略和不平等约造成的,不是中国人的过错。中国人民是善良无辜的。

   5、帝国主义列强都是纸老虎。

   6、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一往无前前赴后继,取得了反帝爱国运动的伟大胜利。

   7、太平天国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洪秀全是伟大的革命英雄。

   8、美帝国主义是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

   …………

   历史真相真个如此吗?

   当然是一个大大的“否”字!

   历史教科书把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外国列强侵略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雄史诗?

   体制外部分异见史学者则把近代史写成“中国人找打的历史”?

   究竟是“反帝反封英雄史诗”还是“找打的历史”?

   请看还原的历史真相!

   因为考虑到非历史专业的多数普通国民的阅读兴趣,本书对统计性数据和少借鉴意义的历史流水帐等伤害可读性的专业性历史资料多有省略,自然容易引起正统史家的诟病。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有“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此书只是一部从历史角度下功夫的常识性启蒙读物,而非历史专著,让正统史家见笑了。

   此书要想达到“还原历史真相”和“普及常识逻辑”的启蒙效果,就必须凝聚良心公众的智慧。敬请各位大师巨匠和文友读者不时提供有益的资料和建议。飞骏在这里只是一个书记员,真正的创作者是你们!

   (未完待续)

   二0一四年三月七日

(2014/03/12 发表)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二)

   ——熊飞骏

   第一章:鸦片战争——鸡和鸦的对话

   

   一、有外事无外交。

   1861年以前,中华帝国是一个没有“外交”的国家。

   但中华帝国有不少“外事”。

   中华帝国处理“外事”的方式在今人看来是治疗精神抑郁症的最好笑料。

   第一、除中国外世界别无主权国家。

   中华帝国根本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实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的天朝上国,高高位于世界的中心,四周围绕着野蛮落后未开化的蛮夷小邦。这些小邦的最大幸运就是能和中华帝国攀上“亲家”,依赖天朝的经济援助、武力保护和道德仲裁才能苟且偷生。

   在哥伦布,麦哲仑主导的“地理大发现”以前,中华帝国与人类世界的其余文明中心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西部浩瀚无垠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和高耸入云的群山之母——帕米尔高原挡除了西去之路;西南则被举手可以接天的喜马拉雅山有效阻断;北面是长年冰天雪地东西绵亘六千公里马骆运输时代根本不可能长途穿越的西伯利亚;东南则是帆船时代只能望洋兴叹的世界最大洋。

   因为高度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华文明就在已知世界高度孤立。当人类世界的其他文明大国挥舞着胡萝卜和大棒相互攻杀友好得不亦乐乎时,中华大国民则长期沉浸在自我欣赏和自相残害的意淫互害状态。在地球上掀起惊天巨浪且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希腊文明、罗马帝国、马其顿帝国、查理曼帝国、基督教神圣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华大国民意识里连“神话传说”都不够格。

   虽然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穿越高峻浩瀚的群山之母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东部中国的繁华都市和排场盖世的北京皇宫;十五世纪利玛窦等少数天主教传教士给皇家带来了天文数学等稀奇玩具。可这些孤独的旅行家、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信息在皇帝和臣民耳中与其说是“新闻”,还不如说是聊以解闷的“神话故事”更确切一些。举国上下的官民没有几个把他们的话当真。

   中国人信“力量”不信“真相”。在没有现代化通讯手段的古代,只要你拥有能给他们造成巨大痛苦的恐怖力量,你就算吹牛“能把月亮摘下来当电灯”他们也能疑信参半;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任何实力的“外来人”,你说“地球是圆的”也一定会被当成疯子对待。

   一个孤独的旅行家和几个连大刀都没佩带的传教士,他们的话有中国人信那才是真正的天方夜谭了。

   所以马哥波罗和利玛窦没有给中华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改变!中国也因此错过了革新进步赶超世界先进文明的机会。

   第二、“家长”与“孩童”的关系。

   因为不承认也不相信人类世界还有和中华帝国类似的主权国家,中国政府也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国与国”外交关系。东北亚、东南亚和西南群山深处的那些帆船驼马能够到达中国官员容易感受到的山地小邦,在中国官民眼中统统都是未开化甚至茹毛饮血的蛮夷部落。这些山地小邦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相当于“孩童”与“家长”的关系。中国政府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山地小邦则是只有对家长唯唯诺诺毕恭毕敬才能活命且有饭吃的孩童。

   因为是孩童和家长的关系,孩童对家长除了“听话”和“恭顺”外,还必须象古中国大户人家的儿孙一样每天必须对家长“朝拜”。

   边远蛮夷没条件每天“朝拜”,也应该根据路途远近定期去中国首都朝拜。路途比较近的朝鲜每季度朝拜一次,西南群山深处的遥远小邦每年必须朝拜一次;帕米尔高原那边的极远蛮夷每三年必须朝拜一次。

   “三年朝拜一次”是中华帝国“外事”的极限,超过三年都无法朝拜的蛮夷,再怎么殷勤也无法做中华帝国有名份的“儿孙”。

   蛮夷小邦定期对天朝上国的朝拜有一个专有名词——“朝贡”。

   第三、中华帝国的“外事”是“亏血本”外交。

   既然是“家长”与“孩童”的关系,孩童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家长就有责任和义务养活和保护孩童。

   每年来大中国“朝贡”的儿孙国,皇帝家长总是出手大方异常慷慨。除了给使节来去路途提供好吃好喝好住好玩的豪奢旅费外,还要“赏赐”巨额财宝,以只有中国才出产全球抢手的丝绸、茶叶、瓷器为主。赏赐财宝的价值常常是儿孙国“进贡”土物的几十甚至几百倍!

   这就好比《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带了几样蔬菜瓜果等值不了几个铜板的新鲜土产。贾府一高兴之下就赏赐了几百两白花花银子和价值几百两的衣物。

   那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如果人类世界真个有“一本万利”的长期生意,那就是儿孙国向中华帝国“朝贡”了!利润绝对比今天的“贩毒”还高得多,且没有任何风险!

   如帕米尔高原西南边有个死皮赖脸才跪求来的儿孙国,每隔三年给中华帝国“进贡”四两沙金,中国赏赐的丝、茶、瓷器则足够这个小国的官员坐吃三年。

   所以大中国周边马驼能及的小国,都发疯似地争着给中华帝国“朝贡”。

   为了争取朝贡待遇和增加朝贡次数,有些小国甚至不惜发动死伤惨重的战争,直到大中国不胜其烦答应“进贡”和“增加进贡次数”才肯休兵。

   中华帝国接待儿孙国的“朝贡”成为帝国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放开那些丰厚赏赐不说,单是使节旅差费这一项就耗资惊人。

   1793年大英帝国的马戛尔尼300人使节团来中国寻求“建交”时,中国官员不由分说就照例在比中国强大十倍的大英帝国使节车马上插上“朝贡”旗帜。马夏尔尼使节虽然丢了大国颜面,但却因祸得福享受了一次由北到南横跨中国内陆的免费豪奢旅游机会。

   乾隆皇帝每天供给马戛尔尼使节团的伙食费5000两白银!沿途的帝国驿站提供的车马交通工具和住宿费还不算在内。

   使团通过车马走走停停“访问式”穿越几千公里的中国内陆少说也得三个多月!

   那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旅差费!

   那时一两白银相当于一个小户农家一月的伙食费。

   为了充分利用“家长国”提供的免费豪奢旅游机会,“儿孙国”派出的“朝贡”使节团一年比一年庞大。

   皇帝官家给挂名“儿孙国”巨额赏赐并提供豪奢旅游时,用的可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官家不可能想到这一点!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是在“慷人民之慨”,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来购买高高在上四夷宾服的虚幻感受,满足自已的病态虚荣心。

   中国官家对本国人民象葛朗台,对未开化野蛮外国人象《红楼梦》里一掷千金的薛蟠,确然有着几千年的光荣传统。

   这种光荣传统直到人类高度现代化的今天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毛中国时期我们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情况下,还超越国力对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黑非洲等流氓无赖国慷慨援助,就是这一光荣传统的发扬光大。

   不同之处时,北朝鲜等无赖国在大中国面前并没有恭顺“装儿孙”,横看竖看都象“大爷”?

   …………

   因为不存在对等外交,1861年以前的中华帝国也就不存在外交部之类的高极政务机构。中央政府受理“外事”的机构是“理藩院”。理藩院行政级别很低,是没有什么实权的内务府下属的一个礼仪性职能部门。

   1861年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压力下,中央政府才极为勉强地成立专门与外国政府使节打交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能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中华帝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仍停留在“有外交但无外交政策”被动应付状态,没有主动外交,只有头痛顾头脚痛顾脚的疲于奔命。

   总理各国事条衙门的权能逐年扩充,包揽了与“现代化”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职能,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外交的比重逐年缩小。

   大中国真正成立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是1912,那时大清国已被中华民国取代。

   …………

   有“外事”必然就有“外贸”。

   中华帝国的外贸与经济无关。外贸口岸的设立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是中央政府对外收买和安抚某些儿孙国实施的羁縻政策;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

   中华帝国的官家深信大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生产生活玩享受所需的自然资源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自给有余,根本不需要儿孙国的商品就能民丰物阜富国强兵。尤其是丝绸、茶叶和瓷器,更是上天赋予中华大国独享的专利。

   那些向中华帝国“朝贡”的儿孙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观,不但生活必须品不能自给,不是没盐就是没调味品;连生产所必须的用具也必须仰赖天朝赏赐,否则不是饿死就是冻死病死。

   基于上述意淫认识,中华帝国的官家天真的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邦国都必须依赖中国才能生存。如果有哪一个儿孙国不知天高地厚不听话,根本不用天朝用兵,仅断绝贸易往来就能让对方死得很难看。

   所以关闭外贸口岸就成为中华帝国对外夷经常使用并常能达到目的的政治大棒。

   十六世纪以前的中国外贸主要是针对东北西南的朝贡儿孙国;唯一的例外是恰克图,主要是和俄罗斯贸易的。俄罗斯不属中国的朝贡儿孙国,不过在大中国官家眼中这个国家连儿孙国都不如,迟早会三步一拜五步一叩来祈求天朝上国给予朝贡资格的。

   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远洋商人被《马可波罗游记》忽悠,深信中华帝国遍地黄金,欧洲发展工商业改善生活的香料贵金属唾手可得,纷纷远涉重洋前来中国东南海港寻求贸易。

   海洋省份的地方官为了拍皇上马屁谋求升迁,纷纷上奏章谎称万里之遥的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等西洋蛮夷小邦向化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纷纷祈求给天朝上国“朝贡”。

   在海洋省地方官的奏章中,这些西洋小邦比中华帝国的朝贡儿孙国更为野蛮落后,因为那些野蛮人性同禽兽,居然以牛奶为食?牛奶不便消化,食用多了就会在肠胃固结成石,必须长期服用茶叶和大黄来清洁肠胃,否则肠胃就会堵塞梗阻,痛苦至极而死。

   每个西洋小邦臣民身上都带着两个锦囊,一个装茶叶,一个装大黄,进食吃饭时必须喝一口牛奶就得用舌头舔一口茶叶和大黄?那可是他们的命根子。

   而茶叶、大黄只有中华帝国才出产,所以天朝上国把握着他们的命根子。

   中国皇上看到万里之遥的未开化蛮夷也向化中华文明,并且必须依赖皇上恩典才能活命,心中升起的快感自然比朝鲜越南的朝贡来得更强烈。皇上心情一好就有了菩萨心肠,特地恩准开放广州口岸,准许向化中华文明的西洋小邦前来同中华帝国贸易,取得生存必需的茶叶、大黄和让野蛮人一夜体面起来的丝绸、瓷器。

   广州外贸口岸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未完待续)

(2014/03/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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