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2014-03-19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不管接下来走势如何，都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失误。因为它从根本上毁掉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逼着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联盟。乌克兰乱局给美国造成的最大损失不是让它失去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而是让它彻底失去俄罗斯。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战略对手是中国。这种局面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而且迫在眉睫。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过去两百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再过五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将超过美国。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四代战斗机和航母，还有两艘正在建造中；登月和空间站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超高速导弹技术已走到了美国前面。而且已经在东海和南海地区不断加强与邻国争夺领土领海的力度。作为有着独立意识形态和战略核武器库的政治实体，中国也不像三十年前的日本那样被可以被美国操纵于鼓掌之间，轻易打压。美国最近才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已经很迟钝了。但在明确战略方向以后，仍然为了乌克兰这么一块“鸡肋之地”和俄罗斯决裂，几乎可以说是蠢到家了。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胜利者，乘胜追击，在欧洲、中东、中亚、南亚、非洲等地区不断的攻城拔寨，扩大胜利果实。从1992年的海湾战争开始，到肢解南联盟，再到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以及最近几年的中东和中亚地区“颜色革命”，基本上把原来和苏联争夺的“中间地带”全部变成了自己的地盘。
但是，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不能理解“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中国式战略智慧，也对“背水一战”的道理不甚了了——也许他们知道，只是被过度的贪婪遮住了眼睛。不管怎么说，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命门”。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面向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乌边界距离莫斯科只有400公里，而且基本是一马平川。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比朝鲜对于中国还要重要。把“颜色革命”的战火烧到乌克兰，犯了两个“兵家大忌”，第一是在不能消灭对手的情况下把对手逼到死角，必然遭到最猛烈的还击；第二是把战场选在了敌人后勤补给线最短的位置。
在与俄罗斯隔着一个黑海的叙利亚，俄方的支持已经让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们难以取得像埃及、阿富汗那样的胜利。更何况这是在乌克兰，在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所以当俄军进入克里米亚，封锁乌克兰海港的时候，美国的第六舰队却连黑海都进不去，只能在遥远的地中海虚张声势、摇旗助威。
但这些错误都只是战术意义上的。克里米亚乃至整个东乌克兰会不会并入俄罗斯，在当前的国际大棋局中，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战略对决的地点已经很明白，是中国的台湾、南海、东海。在远离主战场的地方取得一点胜利还是失败，其实无关紧要。
数十年前，当苏联的攻势咄咄逼人的时候，美国人曾经不得不对如下问题作出重大的战略判断：如何处理与红色中国的关系。他们先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和一个正确的选择。前者就是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仓，中国被迫反击。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损失惨重，而让苏联在东欧和中亚地区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美国最终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尼克松访华，跟比苏联还要“左”的中国建交，这才是正确的抉择。
诱发中美在朝鲜开战的战略失误来源一个错误的认识：中国与苏联是铁板一块，都是红色阵营。因此他们未加分析就认为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是苏联和中国联合支持的，是整个红色阵营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起点，甚至是中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兆。北朝鲜的攻击刚刚开始，美国的立刻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在以后出动飞机轰炸中朝边境。这种做法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把事情做绝了”。
事后的证据表明，在对北朝鲜的支持上，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深刻分歧。苏联试图利用朝鲜战争把美国拖在东方，而中国实际上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搞建设，并不支持北朝鲜出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只是把反击定位于将北朝鲜赶回三八线以北，通过摧毁平壤和北部经济来实施惩罚，而不是占领整个朝鲜，也不把这个事情跟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将会袖手旁边，并且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当时的美国战略家们谁也没有想到：红色中国其实需要美国的帮助来制衡苏联。 今天的情况与六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主角和配角交换了一下位置：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的时候，美国绝对不应该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在乌克兰燃起战火。唯一正确的做法是：讨好俄国，离间中俄。 在目前的双边国际关系中，中国最不能承受的就是中俄关系的恶化。这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腹背受敌的境地，严重分散她在经济建设上的精力——当年中国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把许多重工业分散到内陆山区，主要国家领导人都不能同时呆在北京，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某种同盟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甚至比当年的中苏同盟更加脆弱。漫长的边境线和历史恩怨让双方互相猜忌。要想给中俄关系上点眼药其实十分容易。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俄输油管线建设。中国希望它能够直通大庆，而俄国其实倾向于绕开中国，把输油管线的终点放到自己在远东的港口，这样既可以把石油卖给中国，也可以卖给韩国日本等国，而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必依赖中国。所以当日本表示愿意出钱资助后一种方案以后，俄罗斯立即暂停了和中国的合作，普京也公开表态后一种方案更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更微妙的事：俄罗斯石油巨头、尤科斯总裁科尔多霍夫斯基被捕入狱。他此前曾公开宣布要竞选总统挑战普京，他控制的媒体也以公开批评政府为能事。而尤科斯是一直努力促成向中国输油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双重因素都让中俄输油管线蒙上了阴影。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淡化尤科斯事件，对普京示好，并且联合日本为第二种方案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输油管道改线是很有可能的。这无疑将严重恶化中俄之间的关系。
然而美国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媒体疯狂炒作尤科斯事件，美国政府也反复向普京施加压力要求释放科尔多霍夫斯基，毫不客气的给普京扣上独裁者的帽子。至于小兄弟日本的努力，则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支持。最终，俄罗斯下定决心，选择了直通中国的输油方案。
作为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政治家，普京其实一直努力想搞好和西方的关系。这在西方世界不断对他本人进行各种人身攻击——诸如沙皇、独裁者、克格勃头子……之后仍然如此。他不像查韦斯、卡扎菲这些人一样，通过煽动对美国的仇恨来巩固权力，而是尽量避免公开批评西方。主办索契冬奥会和G8会议的努力，是普京向西方示好的重要举措。为了让索契冬奥会能够广受欢迎，普京为此在国内政策上进行了许多开明的改革，以使之更符合西方的标准。
但美国政府好像吃错药一样，反而认为这是提出更多要求的或者是羞辱普京的好时机，到处找些小毛病出来作为抵制索契冬奥会的理由。最后，西方主要国家首脑全体缺席索契冬奥会，让索契成了中俄首脑表演亲密二人转的舞台。 普京肯定对此很生气。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不会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看的太重要。
直到美国在乌克兰煽风点火，用街头革命的下三滥手段搞垮亲俄政府，俄罗斯和西方的决裂才变得无法挽回…… 尽管局面已经非常糟糕，但美国仍然可以选择尽快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承认克里米亚的现实，取消对乌克兰反对派的支持，允许普京建立一个亲俄的乌克兰政府……总之，就是来一次很丢人的战略撤退。这种局面下，面子肯定是丢完了，但如果能挽回和俄罗斯的关系，仍然是值得的。
当前西方战略的核心问题，就是把俄罗斯拉入怀抱，共同对抗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北约组织应该予以解散，彻底取消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顾虑，在俄罗斯周边国家实现全面的战略退却，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鼓励俄罗斯融入欧洲经济。普京完全可能接受这样一个理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同行者，倒向西方是更加安全的。毕竟，美国离俄罗斯非常遥远，而中国就在旁边。 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不像中国或者美国一样，有独立的意识形态支撑，它不过是倚靠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和一个政治强人来暂时维持局面。它有点像武则天的武周政权，一旦这个强人离开，它只能倒向某一边。武则天如果选择儿子做继承人，唐王朝一定复辟；如果选择武性家族做继承人，继承者实际上就不是她的后裔，她的王朝也传承不下去。这个问题是武则天无法解决的，也是普京无法解决的。
实际上普京应该也已经认识到——归根结底，他最后只能倒向西方，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再把权力交还给共产党。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们，能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欧洲和中亚给予俄罗斯足够的安全空间，在东北亚正确调解日俄的领土争端（在这方面连拥有重大领土利益的日本都表现得比美国更聪明），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对中国全方位包围的战略同盟。这样的局面将是中国崛起所不能承受之重。
但是，我们对此似乎完全可以放心。这样的战略美国早就有人提出来过，前几天也有美国学者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文章，认为美国应该为了遏制中国而放弃乌克兰。还有更多的西方主流媒体也明白的指出中国才是乌克兰危机最大的赢家。但美国政府仍然不思悔改。
这不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正确的做法，而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短时期内不可能实施如此长远的战略。用我们常见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归根到底都是体制问题”。
新中国的政治领袖们似乎都喜欢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对外政策。这一点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做了精彩的描写。他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 但我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我不是专门研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而是主攻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地区经济战略。作为一个外交家，基辛格只能从外部观察中国，而中国的战略选择只能从她的内部机制来理解。 中国的政治制度，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称之为是“一党执政的职业政治家制度”，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是一种两党轮流执政的非职业政治家制度。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一群以政治为终身职业的政治家，不用过度担心短期的战术得失，所以天生的更愿意从长远来制定国家战略。而轮流执政的政党，则不得不从眼前来考虑问题。没有哪一个美国的政党或者总统，能够承受短期内放弃东欧的政治压力，真正将战略中心转移到针对中国上面来。特别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对美国产生很直接的威胁，而是始终在“玩太极”。这种情况下，向中国战略转移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可以给中国某些具体的打击。反之，对付东欧中亚的那些小国，则效果可谓“立竿见影”，逮住一个灭一个，可以很容易的表现出领导们决胜千里之外的魄力，赢得民众支持，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很难挑出毛病。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针对中国的长远战略布局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要为了对付中国而对俄罗斯做出很大的让步，没有哪个美国政治领袖敢这么干。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从目前的具体实施来看，并没有动真格，不过是政客们为了显示自己很聪明而喊出来的口号，当然也可以趁机增加军费开支，让利益集团们满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乌克兰问题上的反应就很好理解了：表面上谁都不得罪，一投票就弃权，但实际上为俄罗斯提供支持。简而言之，就是让俄罗斯冲到第一线去吸引火力，替中国挨枪。中国在背后支持，但绝不出头，继续保持“人畜无害小白兔”的低调本色。一个拥有克里米亚的、敌视美国的俄罗斯是符合目前中国国家利益的。它将能更好的把美国的战略资源留在欧洲，为中国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局面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样中国就可以更加容易的争取十年左右和平环境。
中国如果能按照现在的速度再发展十年，美国要想再来围堵就已经基本不可能了。至于俄罗斯，由于它的政府缺乏独立的意识形态支持，一旦普京离开，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迅速下降，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无力给中国制造像样的威胁。因此即使它现在除了克里米亚之外，还在东乌克兰获得更多的胜利，也不需要担心。 当然，美国能够赢得冷战的胜利，也不是等闲之辈。它不会永远这么糊涂，当苏联入侵阿富汗，力量达到顶端的时候，它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迅速寻求与中国结盟。等到中国已经强大到明显无法遏制的时候，它还是会知道去讨好俄罗斯的。对中国来说，目前的战略机遇期非常宝贵，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绝不容许出现内部的动荡，另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低调、低调、再低调的外交策略，在一些外部摩擦中尽可能保持克制，隐藏实力，尽可能的延长俄罗斯把美国拖在欧洲的时间。等到最后终于不得不亮剑的时候，已是重剑无锋、独孤求败的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国崛起之道也。
3月1日发生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案后，3月14日长沙市也发生街头砍人事件。这种在短时期两个大城市发生的砍人事件给中国公众心理带来了阴影。有关疑似恐袭的谣言也在一些城市流传。例如，广东省汕尾市有人恶作剧把“炸弹”放入商场；长沙也再次发生“砍人”的传言；成都春熙路上有市民看见有少数民族装束的人就大喊“砍人”引发市民逃窜；广州地铁有人喊“砍人”引起恐慌而发生踩踏......
据《人民网》报道，尽管长沙警方3月16日迅速抓捕并予以拘留，并公布今后武警巡逻常态化，这种处理可谓“从重从快”，可是，如此就能抚平公众脆弱的心理吗？恐怕未能如人所愿。 笔者以为，近期中国频发的恐袭谣言引发群体性恐慌与其说不良市民的造谣生事，不如说是公众对政府多年公共政策失效的本能不信任。一旦有疑似昆明或长沙砍人的传言，只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这种过度的恐惧心理导致的本能防御，是造成踩踏、逃跑、公众秩序紊乱的重要缘由。 笔者还认为，中国社会公众的脆弱心理很类似于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叫魂”心态。所谓“叫魂”，是指在1768年（乾隆33年）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当时，由于人口的激增，土地的减少，社会下层民众不少成为衣食无着的流民、乞丐和僧道。贫困促使他们幻想可以利用“叫魂”这种法术，轻易的发财致富。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176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清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所笼罩。后来有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写成《叫魂》一书。 孔飞力在书中认为，一般民众对叫魂的恐惧，表面上看是担心魂魄被妖人勾摄致死，但更深层次原因，则是他们对社会安定和自身安全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恐惧。尽管一般民众想象的“叫魂“更多只限于传说，但却能在短时间内将恐惧传播到大半个中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的。叫魂心理，其实质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不安与未来的不确定。尽管昆明与长沙的砍人事件和康乾盛世时期的“叫魂”上有着表象的不同，但由此酿成的集体无意识的恐慌蔓延却趋于一致。可以说，中国民众的整体心理已经进入了“叫魂”的时代。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公众的“叫魂”心理也是政府多年来只追求经济增长、公共政策严重失误的结果。回顾几年来的重大的公共安全问题不难发现，几乎每年全国都有恶性人为性灾难性事件的发生，普通百姓的公共安全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公众能做到的仅仅希望灾害别降临到自己头上。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2010年的甘肃舟曲泥石流、上海火灾、毒疫苗事件，2011年代温州动车出轨、2012年的北京特大暴雨灾害、2013年的青岛输油管线爆炸案件，最近又爆出西安官方背景下的幼儿园给儿童集体喂药牟利，背后无一不是政府的“人祸”背后的影子。更不要说中国社会贪腐横行、社会不公、环境污染、房价畸高、道德沦陷、信任失衡，这些都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本能的不信任。而在专制体制下，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运动等制衡专制的手段，普通百姓的冤屈根本无力得到伸张。由此造成严重的民怨，产生的扭曲的心理根本不难理解。在这种极为脆弱的心理状态面前，任何有关公共安全的不实传闻，都有可能成为公众心理崩溃的根由。在一个弱肉强食、道德堕落、缺乏平等、正义和法治的社会环境里，公众集体无意识的恐惧周期性发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怪有媒体称，中国进入了“集体焦虑”的时代。
回到本文当初的话题，尽管中共当局采取了增派武警巡逻、以霹雳手段抓捕网上造谣人士，并试图通过所谓“真相”来稳定民心，但笔者认为是徒劳的。在一个漠视人民尊严、人格的社会，在一个未经合法程序就可以剥夺公民的财产和生命的社会，普通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因此焦虑感挥之不去，只有建立民主、宪政能够保证公民合法权益的社会才能催生出一个民族健康正常的心理。
（2014/03/19 发表） boxun blog
一本书与甲午战争
[清水论坛] 雷颐：一本书与甲午战争
发布时间:2014-03-19 10:24 作者:雷颐
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向为中国轻视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日本国志》当然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思想资源，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开篇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而今天因黄遵宪的书才知道日本、才知道日本强大的原因。但他也“懑愤”责备黄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一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名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出版此书。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中开篇就引多年前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何况，1879年初，黄还任驻日参赞时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交总理衙门，几个月后总理衙门就将其刊印；1884年，总理衙门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显然，黄希望、并认为应该、且很有可能由总理衙门来出版《日本国志》。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精深考，于彼国政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医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当然，他认为虽然日本努力学习西方也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从这一部专写日本的书中看清世界大势。但他仍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张之洞还将此书与总理衙门几年前印行的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略作比较，认为互有短长，“二书皆有用之作”，但“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实为出使自本者必不可少之书，自应代为咨呈，以备查核。”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二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二十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1848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二十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 ，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 “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 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 “ 能知洋情, 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 而遂以是大招物议, 为语及详情, 不乐, 诟毁之。”但奕?、李鸿章等却对郭表示支持，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而总理衙门在1879年能刊印黄任驻日参赞时的《日本杂事诗》、1884年刊行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总理衙门印书的“价值取向”。黄遵宪1877年秋到日本，1879年初即写成《日本杂事诗》。此书可说是他“初来乍到”之作，当时他一方面仍有中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一方面对明治维新了解不多、对日本的新变化还有些看不惯。这些在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如对日本“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颇有微词，与日本不满变法的保守人士更有共鸣。1890黄遵宪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曾作《日本杂事诗自序》，明说二十余年前的旧作“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自己与日本保守人士来往较多，受其影响，对明治维新的看法有偏颇，“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后来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所以早先的《日本杂事诗》与几年后的《日本国志》有“相乖背”之处，现在“偶翻旧编，颇悔少作”。这正说明，早年的《日本杂事诗》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确”，所以总理衙门敢出；而后来的《日本国志》与朝廷的“政治正确”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纪程》深刻教训的总理衙门自不敢出。同样，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是介绍日本军事的情报，与诸如对明治维新等制度等价值性评论无涉，所以总理衙门敢出此书面不敢出高度赞扬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
更令人失望的是，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三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
黄遵宪当然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奔走京师、上海，参与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1897年夏，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时务学堂”，培植变法人材。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也是黄遵宪建议的。1898年8月，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但还未成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缉拿维新派，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被扣。由于英、日两国干预，黄遵宪才免于治罪，罢官回籍。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不必遗憾、感叹《日本国志》晚出了几年。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数年出版，其命运很可能与《使西纪程》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未引起《使西纪程》那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书也不会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重视。以为此书早出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甚至高估了当是中国社会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政府才会被动、勉强变革。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隐喻了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结局。
来源: 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