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友誼」已是愚人節笑話

作者： 杜導斌

首发开放杂志


更新於︰2014-01-09


藩國絞殺深得天朝首肯的大臣，是無視朝廷的忤逆行為，放在漢唐和大清無不究查，甚至出兵討伐。如此重大的冒犯行徑，北京宥予諒解，不知何種要素，讓金三將中共套牢？



●張成澤（中）陪同金正恩夫婦視察舊照。
傳張不滿金正恩的許多內外政策。

據鳳凰網題為《朝鮮擁核，中國是受威脅的主要國家》的報導稱，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王洪光中將認為，朝鮮擁有核武器，受主要威脅的國家是中國。此人堪稱共產黨軍隊中一位清醒的高級將領。他的話隱含這樣一個假設：從純軍事的角度看，中朝之間的傳統盟友關係隨時可能倒轉而為敵人。

這話既是假設，也可理解為歷史性的事實陳述。無論考諸中朝，還是中越、中日、中俄、朝日、英法、德法、美墨、美加、伊科等相鄰國家的歷史，幾乎無一不是有和平也有戰爭。相鄰兩大國之間如此，相鄰兩小國之間也是如此，相鄰的大國與小國之間同樣也是如此。不要以為中國太大，就可無視來自周邊小國的威脅，歷史上人口千萬上億的、文明先進的大漢民族被周圍人口不滿百萬的、野蠻落後的少數民族欺負、侵略、佔領、奴役的教訓可謂數不勝數。

唇齒相依關係現在完全告終

即使從純軍事角度看，今天的中朝關係既不再是單純對中國有利，也不再是對中共有利，甚至也不是對中朝兩國、或中共朝共（所謂的勞動黨）兩黨有利，而是傾斜為對朝鮮金氏小朝廷更為有利。由於金氏小朝廷與當今世界最強大軍事強權美日歐同盟長期處於尖銳對峙狀態（也可理解為與整個人類文明對立），毫無疑問，對與朝鮮保持盟約關係的中國大陸來說，只會增強而不會削弱或緩和其與美日歐間的敵對和不信任。今天的朝鮮，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再是中國或中共的屏藩。中日中美一旦發生戰事，美日的飛機導彈根本用不著勞神費力從朝鮮繞個彎再打到大陸，完全可以從海上直轟北京上海。一旦大陸果真與美日歐開戰，朝鮮不可能出軍助戰（即使出軍，那點破爛除了添亂，也幫不上半點忙），而一旦朝鮮與韓美日發生戰爭——這種可能性很大，則中國極有可能被拖下水——畢竟中朝間還有軍事盟約存在。而朝鮮在中華的臥塌之旁擁有核武，則是直接威脅到大陸的國家安全和東北廣大地區億萬民眾的生命安全。今天看來，不計代價成本得失為這個朝廷免費當保護傘的中共，倒更像是朝鮮金家小朝廷的安全屏障。

不僅軍事領域中朝關係蛻變為片面有利朝方，政治領域，中朝關係對大陸也是形同雞肋。金家三代一脈相承的主體思想排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並不亞於民主國家厭惡社會主義。中朝意識形態領域的爭端，令人聯想起當年中共之於赫魯曉夫的蘇聯，對於像中共與朝鮮勞動黨這樣追求一黨獨佔的政黨，所謂路線之爭絕不僅僅只是思想觀念爭鳴，而是隨時可以演變為你死我活的鬥爭甚至戰爭。過去的所謂戰友與同志，如今形同在正統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兩條路線上各走一邊的陌路人。蘇東劇變後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朝鮮所謂唇齒相依的依存關係，現在只存在於某些蠢材的幻覺中。

朝鮮政治經濟都是中國的包袱

金家小朝廷及其朝鮮勞動黨能不能執政，確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陸是否支持，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不能繼續，則不取決於朝鮮的支持或反對，而是取決於大陸民心向背，取決於與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大國和經濟夥伴的政治、經濟、軍事關係，而與朝鮮是否堅持現在的體制沒有半根毛的關係。三代世襲不會給社會主義增光添彩，只會讓大陸國民將所謂的社會主義與封建帝制劃上等號，嚴重危害到社會主義聲譽，實際上也嚴重傷害到中共所依仗的社會主義法統的正當性和權威性，從而損害而不是有助於中共的執政地位。

軍事、政治領域中朝關係變得幾乎單純有利朝方，經濟領域同樣好不到哪去。與中歐中美中日中韓經濟關係相比，中朝經貿關係對大陸的重要性幾乎接近於零。朝鮮的經濟一團糟，等於向世界宣告所謂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破產的模式，這一點在與韓國對比之下，給人印象更深。以前某些體制內人士也許還在一廂情願地希望把朝鮮作為大陸投資和傾銷庫存商品的目的地，這次金正日絞殺張成澤拿中朝經濟關係說事，羅先經濟貿易區租借地皮一事居然被視為罪狀說明，朝鮮朝野間對現代經濟合作關係還缺乏最起碼的認知，思維仍然停留在抵抗所謂資本主義侵略的陳腐說教中未能拔出。與這樣一個對中朝經濟合作持敵視態度的國家打交道，要想短期內經濟上獲利談何容易？當朝鮮既不能作為中資海外投資目的地，也不可能作為穩定的大陸商品的銷售目的地和資源能源的供應國，剩下的，就只有作為中國經濟援助的目的地，一個無底洞式的援助目標。這無異於說明，朝鮮在經濟上只能作為大陸的一個包袱而存在。

誅殺張成澤中共內外大丟分

金正恩無視大陸警告和勸告，執意發展核武器，不僅威脅大陸的安全，而且已經讓中共在國際政治角力中頻頻陷入被動。這次不與中共通氣而擅殺張成澤，則讓中共無論國際國內都大大丟分。隨著張成澤的慘死，朝鮮政權的邪惡再一次讓世界為之震驚。這個政權根本不把人權當回事，什麼人人都有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什麼親親尊尊仁民愛物等等，在金正恩等金家王朝掌權者的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半點意義。權力才是他們的最愛，為了權力，什麼荒謬的理論，什麼野蠻血腥的行徑，都說得出來，也做得出來。一個連自己的親兄弟親姑父都說殺就殺的政權，一個將中國援助視於無物，卻將中國在朝利益視為掠奪的政權，誰能保證他不將核彈往所謂「同志加兄弟」的頭上扔？難道「同志加兄弟」果真比親兄弟親姑父還要親？

中共中央的新聞發言人以一句「朝鮮內部事務」希望將此慘案輕描淡寫應付過去，這位發言人大概沒認真學過中國的歷史。金正恩的行為即使發生在清朝以前皇帝的年代，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類的行為。地方藩國擅殺多次覲見皇帝、深得天朝首肯的大臣，是公然無視朝廷的忤逆行為，放在漢唐和大清都將受到追究。輕者派員調查，重者將出兵討伐。不知道如此重大的冒犯行徑，中共如何會給予諒解，目前我們也無法知道，到底是哪些重要因素，讓金三將中共套牢。

從朝鮮金家角度看，中朝關係就像個烏龜的硬殼，對它的胡作非為起著保護作用，起碼有助於震懾其國內的反對者。從中國的角度看，則只有付出，沒有收獲。這種損己利人的關係，居然在當今世界上能大行其道，簡直像個愚人節笑話。

普京收取克里米亚与希特勒收取但泽走廊之比较

  2014-03-16 独立评论

　　鉴于俄军事实上已控制克里米亚，现在又掌握道义上的胜机，因此“316公投”后，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无可逆转。

　　普京收取克里米亚，与七十五年前希特勒收取但泽走廊有高度相似的背景：
　　其一，二者都属于收取失土的正当性质。
　　克里米亚本属俄国，只在1954年，在庆祝俄乌合并三百周年活动中，时任苏联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赫鲁晓夫，在醉酒后大笔一挥，把克里米亚“赠给”了乌克兰；
　　但泽走廊位于波兰北部，是波罗的海滨海的狭长地带，历史上是德国东普鲁士的一部分，该区港口城市但泽，更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故乡；但1918年德国战败后，整个但泽走廊被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强行划给波兰，但泽也被更名为但泽斯克。
　　其二，两地都对原属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伸向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是控制黑海的枢纽要地，有重要不冻良港塞瓦斯托波尔，而黑海通道是俄罗斯海上的“生命通道”；
　　但泽走廊是控制波罗的海的枢纽要地，有重要港口但泽；而控制了波罗的海，就能控制北欧各国；但泽走廊也是连接德国中欧部分和东普鲁士东部（“二战”后被苏联、波兰吞并，现为“俄罗斯飞地”和波兰东北部）的桥梁。

　　但普京收取克里米亚的手法，与1939年九月一日希特勒收取但泽走廊又完全不同，结果必完全不同：

　　希特勒是在波兰和但泽走廊未生内乱的情况下，霸王硬上弓地出兵强收但泽走廊，并在英法宣战后，索性全面侵入波兰全境，将波兰彻底征服；希特勒的硬干，置德国于侵略者的不利舆论境地，而英、法反而获取了扶助弱国反侵略的道义优势，做到了“师出有名”。

　　普京则是在乌克兰发生政变、且政变后新政府立足未稳，国内政治混乱、族群分裂的情况下乘虚而入，以保护“俄国侨民”为借口火速出兵克里米亚的，有别于希特勒的直接开火，普京出兵克里米亚有以下特点：
　　一，口头上不针对乌克兰，不涉及克里米亚领有，仅以保护俄方利益为名；这就使西方对俄难扣侵略者的帽子；
　　二，充分发挥地理接近的优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挥军对克里米亚半岛造成占领的既成事实，抢得军事上的先机；但又对已成瓮中之鳖的驻克里米亚乌军围而不打，给予西方保全面子的台阶，以及和谈的余地；这比希特勒当年不给英国人面子的决绝做法，显然聪明得多；
　　三，对乌克兰国内煽动亲俄反西方民粹运动，加剧乌克兰国内的族群分裂。。。对美国和西方打民意牌；
　　第四，也是最厉害的一着：以实力和既成事实作后盾，策动克里米亚“全民公投”，抓住美国和西方“双重标准”的短板，以“普世价值”——西方向来高唱的“民族自决”反对西方，等于以西方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一着确实了得，迄今已经将美、英、欧盟推落道义泥淖的深处，俄国则藉此夺得了政治和舆论的双重优势。

　　综上可见，同样是独裁者，同样对目标蓄谋已久，普京比希特勒高明得多。希特勒只舞了十二年就输光老本、并把德国折腾至五马分尸的惨境；普京迄今已经经营了十五年，正在走向更大的成功。
　　深具战略眼光，对形势变化嗅觉灵敏、反应敏捷、审时度势雷厉果决且手段灵活。。。这些大政治家资质，当今世界大国领导人中，只在普京身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普京于西方各国遏制中，火中取栗，乘虚而入收取克里米亚，与满洲国摄政多尔衮乘虚而入窃据中原有几分神似：两者都是出色的战略家、战术家，同时也是见微知著捕捉和把握时机的高手。

　　笔者反对独裁，也不喜欢俄国，但不得不承认：普京是非常高明的独裁者，他的能力令迄今为止所有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失色。

曾节明　写于2014年三月十六日夜于雪融纽约州

毛泽东的历史自定位“我也是秦始皇”


淳于雁



2013年12月29日

     今年的12月26日，是过去被奉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已故毛泽东的120周年冥诞。中共中国官方和民间，在各地分别先后既热热闹闹又乱乱哄哄，有组织也有自发地开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纪念活动。有高举“毛像”敲锣打鼓、高呼“万岁”庆祝游行的；有打造“毛雕”树碑立传、举行“万寿无疆”仪式的；也有把“毛泥菩萨”送进寺庙，跟玉皇大帝、如来佛祖等神像，并列排座，让善男信女念念有词跪拜的。比这些过时的“文革”、落后的“迷信”稍微文明开化的，还有许多大大小小规模不同的纪念会、座谈会、学术会、展览会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在中国封建历史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千年熏陶下，出现诸如此类种种愚昧、“蠢朴”的崇拜现象不足为奇。
     围绕纪念毛泽东120冥诞的争议，说到底就是对他这个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和历史定位问题。有些评价用“百分比”来评定毛泽东的功劳和过错，例如什么“三七开”、“四六开”、“五五波”之类，连中共老党鞭陈云都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敷衍。陈云主张把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5 – 1949年，从遵义会议到成功建国，领导正确，应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1949 - 1957年，从建国以后到“反右派斗争”，其间经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虽有偏差，应基本肯定；第三阶段是1957 – 1965年，从“三面红旗”运动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胡搞乱来，导致饿死数千万农村人口，应基本否定；第四阶段是1965 – 1976年，从亲自发动惨绝人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逝世为止，十年浩劫，祸国殃民，应全面否定。不过，陈云的评价虽略有进步，仍嫌未脱形而上学的框框，也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实，作为曾经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是取决于他的“功过”，而是取决于他在历史上的言行作为及其后果。所谓功过问题是任由评说的东西，无可界定的现象。“中宣部”经常宣扬灌输的那些毛泽东的“功劳”，例如“建国有功”就被批判是在苏联策划下的“武装叛乱”罪行；“抗日有方”就被揭露是藉机扩张发展武装力量，甚至私下勾结日伪，阴谋最终夺权。因此，决定毛泽东的历史定位，最主要的依据应是他在各个时期公开和私下的言行作为的真相，把不加掩饰和篡改的历史真面目，公诸于世。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过什么话，造成什么影响？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导致什么后果？探求这些历史真相的记录资料，才是最重要、最准确的根据；对他的历史定位，才谈得上实事求是，公平合理。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生前很喜爱并且崇拜中国古代一般视为“暴君”的秦始皇。从党史资料所见，他曾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话里，备极赞扬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要为那个嬴政“平反”，而且很得意地宣称自己就是“秦始皇”云云。早在1958年5月间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5月8日的一次讲话谈道：“范文澜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他兴奋地从坐位上站起来继续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这时，坐在近旁的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说罢忘乎所以哈哈大笑，嚣张气焰溢于言表。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克谈话时，提及原来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后来竟突然“叛国”、一家飞逃，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失事，机毁人亡的“林副统帅”林彪。毛泽东告诉沙菲克：“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按：当时公布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内称：“实际上他 (指毛泽东) 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接着大赞秦始皇后表示：“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可见毛泽东生前早就给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选择。
     究竟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看来还是满足他自己的“皇帝梦”的愿望比较好，那就是“我也是秦始皇”，把他视为中国“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和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嬴政一样，一直到一千年以后，还是有人会说毛泽东是“万世流芳”，也有人会说他是“遗臭万年”，这就叫做“任由后人评说”；但是，一定要将其历史真相如实澄清，写进史册。
     顺便说一个插曲，毛泽东死前的1975年中，因为眼睛视力衰退模糊，请了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女讲师芦荻陪他读书。当时正是开展“批儒评法运动”之际，有一次芦笛就秦代政治史和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向毛泽东请教。他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是他在统一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泆事，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回顾起来，毛泽东在成功夺取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以后，和秦始皇一样，“志得意满，耽于泆事”，而且比秦始统治时间更长久，骄奢淫逸的情况比秦始皇更严重。再过一年以后，他也“无聊得很”地离开人世了。
     （2013年12月27日，写于澳大利亚悉尼北郊“不老屯”）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