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麽所有的媒体都避而不谈魏扬是蔡英文基金会收买的职业学生？为什麽姚人多明明是这起佔领立法院、攻打行政院的可疑幕后煽动者，媒体都明知有其事，却刻意欺瞒国人？

让我谈谈我个人的际遇，去年10月17日我在《中时、名家专栏》发表〈又见职业学生，成社会乱源〉，揭发蔡英文通过自设的「想想网站」，大举入侵校园，肆无忌惮的到处招募职业学生。结果当天见报后，蔡英文气得跳脚，不断施压报社高层，百般暗示「银正雄这个人的文章」千万不可用，导致报社为此开检讨会，最后还是蔡衍明帮我挡了下来。

问题来了，为什麽除了蔡老板以外，其他的报社高层都挡不住蔡英文的压力？道理很简单，「有人情而无是非」为其中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是，这些人都自认小英是他们的好朋友，绝不可得罪，哪怕违反「媒体有告知民众事实真相的义务」，亦在所不惜。《中时》如此，其他能不更严重？

同样的，姚人多也是类似情况，试想这位蔡英文的好朋友，岂可不成为媒体的好朋友？所以今天即便魏扬率众夜袭行政院了，媒体也只报导他是清大社科所学生，绝对要瞒住这个职业学生是拿着蔡英文的「实习薪水」在办事的。

为此，今年3月21日，我又为文指出由林飞帆、陈为廷等绿营学生发动的这场占领国会闹剧，基本是把台湾社会当成实验场所，操作王丹负责训练的「都市游击战」。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帮学生绝不以盘据立院为满足，又在22日晚间转而夜袭行政院，破窗侵入院长办公室，足证又是一场「都市游击战」的具体实践，手段已不以静坐为满足，而是「优化」为打砸偷抢等暴力行为。

对照事件经过，自任「学生总指挥」的台大延毕生林飞帆，本身就为蔡英文所聘用，而陈为廷更是2012年蔡英文在苗栗青年后援会的会长。这三个蔡英文的化身，互为猗角裡应外合，所共同追求者──反服贸是假的，让民进党顺利夺权才是真的。

此其间，让王丹在竹清大担任客座助理教授的社科所所长姚人多，更在21日主动发布停课一周的公告，呼吁学生一起投入这场「学运」，诱使全台湾大学罢课，不啻证明此人正是躲在幕后操控的要角之一。可谁都知道姚人多正是蔡英文的密友兼文胆，不仅2008年促成后者当选民进党主席，更于2012年大选屡屡为其捉刀，甚至那篇让支持者落泪的「败选感言」，也是出自姚人多之手。

如果说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我不过是网路部落客都能查明，然则拥有庞大资源会不知道？

此外更必须请教竹清大校长贺陈弘先生，姚人多是否为该校无人可动之学霸，可以无视校方规定和社会观感，私自下令停课？多年来，姚人多在校所做所为，莫非允许陈为廷无限期延毕，所教者仅只「造反课」与「都市游击战」课程？

更一步必须追究的是，整起由这批清大生发动与主导的社会闹剧，从占领立院到入侵行政院，现场皆可见到蔡英文、苏贞昌等民进党要角为之奥援。倘谓这仅是单纯学生的反服贸运动，岂谁能信？欺天乎，欺人乎？

让我们呼吁台北地检署及高检署，鉴于这三名学生都已是成年人，绝无消遥法外特权，更应追诉蔡英文与姚人多是否有教唆犯罪之刑责。

姚人多：民进党籍，清华大学社会所教授，未经校方同意片面宣布全所停课一週！谢长廷、蔡英文担任民进党主席期间出任主席特助，他曾被蔡英文说是使她动念参选民进党主席的关键人物，蔡英文的重要演讲的讲稿多由他操刀。2013年4月23日，姚人多在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协会「自由人宣言：两岸人权总路线的提出」研讨会说，「台独」、「建国」在台湾已经失去了主流市场，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台湾可以独立」的时代过去了，他忧心民进党迄今无法提出能跟九二共识相抗衡的论述、无法说服台湾人民相信「民进党若执政，可以面对中国崛起」。

黄郁芬：民进党籍，清华大学社会所教授姚人多的研一学生「318人民佔领立院行动」活动发言人。

陈为廷：民进党籍，2012总统立委选举蔡英文杨长镇苗栗联合竞选总部青年后援会会长、大埔丢鞋哥、黑色岛国青年连线总召、「318人民佔领立院行动」活动发起人。

林飞帆：民进党籍，2012总统大选蔡英文宜兰竞选总部青年军、黑色岛国青年连线组长、「318人民佔领立院行动」活动发起人暨现场总指挥。

魏扬：民进党籍，异议份子杨逵外曾孙，清大社会所李明璁学生，「323进攻行政院」现场自命总指挥。现场开课的教授有那一个是蓝的？又有那一个不是绿的？

李明璁：民进党籍，台大社会系教授，国际特赦组织台湾总会副理事长、废死联盟、2008「野草莓」学运发起人，谢长廷强力支持者、谢长廷竞选台北市长与总统大选重要幕僚。

吴豪人：民进党籍，辅仁法律系教授、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

廖本全：民进党籍，台北大学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副教授。

张锦华：民进党籍，台大新闻所教授、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委员，现为中央通讯社董事、现代妇女基金会理事长。

洪贞玲：民进党籍，台大新闻所教授。

梁文韬：香港籍人士，成大政治系教授、反中激进派学者。

徐斯俭：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员、反中激进派学者。

简妤儒：民进党籍，台大社会系助理教授。

祝平次：民进党籍，清大中文系副教授、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着有《冷看马帮满嘴讲道德》、《拒绝国民党版的皇民化》，反中激进派学者。

陈明祺：民进党籍，清大社会所教授、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研究员。

谢煜伟：民进党籍，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

蓝佩嘉：民进党籍，台大社会系教授。

陈妙芬：民进党籍，台大法律系教授。

从一则淘金寓言透视反服贸背

后的经济理性

来源: flyer 于 2014-03-23 wencuecity

开放与竞争未必有必然关係，然而，政府力推服贸以加速竞争力的做法却引爆318学潮。（余志伟摄）

反服贸运动发展至今，马政府与力推服贸者用来合理化黑箱与霸凌民主的理由，依旧锁定在经济利益的范畴。其立论基础一是「利大于弊」，二是「开放带来竞争力」，这两大理由其实都不成立。反服贸背后具有高度的经济理性与深刻的人情义理，其间道理透过一则简单的淘金寓言就能清楚说明。

话说有一对父母带着五个子女在一块土地上开垦耕种，原本过着踏实和乐的生活。有一天忽然听闻遥远的黄金国河流裡发现黄金，大哥迫不急待地想要出发去淘金，于是家中集资凑钱让他去实现梦想。一段时间之后，大哥果然满载而归，盖了豪宅过起豪奢生活，但性情已变，变得趾高气昂、不愿分享，只邀请父母亲前去同住。大哥跟父母亲诉说掏金过程的辛苦险恶，父母亲听了很感动，于是决定免除大哥每月须缴交给家庭的费用，将之转嫁给其他子女，希望能起鼓励与效尤作用。

于是二哥对淘金也开始心动，为了争取大家的支持，他许下成功后定然分享的诺言。于是大家就缩衣节食地支持二哥前去淘金，分担二哥原本的工作，盼望着二哥成功归来改善大家的生活。没想到没多久传来二哥客死他乡的消息，淘金不但不成，大家的日子反而更难过。这时，这对父母反而出面安排三哥去淘金的事宜，原来是暗地裡将家裡那块唯一的田地让渡给大哥。在这种情况下，从四弟五妹的处境着想，你会不会力拒这种安排？

眼尖的读者一眼就看出上述寓言的指涉。大哥是成功的台商，父母亲是政府，二哥是过去两岸经贸整合的输家，三哥是现在自认是未来两岸服贸的赢家，四弟五妹则是两岸服贸的潜在受害者与年轻世代（刻下可能正在或者前往包围立法院的路上）。从他们的角度思考，反服贸符合经济理性：当财富未能公平分配，当风险未能合理分摊，当一切承诺落空，当生存没有退路，当选择的自由被剥除，起身反抗是唯一剩下的理性反应。

其实，这则淘金寓言最大的启示是「一切并非如此不可」，不同可能性之间的关键是政府角色是否合乎理性与情义。为了阐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家庭的淘金过程。同样听闻黄金国发现黄金，另一个家庭的反应不是立即去淘金，而是合力研发更能有效淘金的工具与更能保护安全的装备，准备周全之后才送人去淘金。这个家庭的主事者先是创造内部共识、强化竞争力，然后确实把对外赚得的财富进行公平分配，一部分继续投入工具装备的改良，并且分散后续淘金地点。因此面对同样的外部机会窗口，不同的内部治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相较于第一个家庭陷入恶性循环的陷阱，第二个家庭则踏上正向循环的道路。

淘金寓言与两个家庭不同的发展轨迹，否定了力推服贸者的经济立论基础。

「经济学」的字源来自古希腊，原本意指「家计管理」，经济体系内的不同部门好比家庭成员，服贸有利有弊的道理社会大众都理解，只是执政当局的治理能力太差，使得过去的开放政策，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逆分配效果，税负重担落在一般受薪阶层，房价遭到恶性炒作，经济竞争力每况愈下。在此情境下，马政府还使用「走出去，谁怕谁！」的街头溷溷语言来处理两岸服贸议题，攸关国家资讯安全的事业项目完全不设防，弃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生活服务业于不顾，而且将大众参与谈判审议的权利彻底剥除，这是标准的「官逼民反」。身为四弟五妹们的年轻世代与市民大众，当然要起身反抗，否则没有未来。

淘金寓言也指出，「开放」与「竞争力」非但没有必然关係，不当开放还会导致内部分崩离析进而彻底瓦解。第二个家庭的正向模式凸显经济竞争力来自内部共识、安全至上与技术优势，唯有在这些前提条件确立之后，才有机会收割开放成果。马政府与力推服贸者不断强调其他国家签了多少贸易协定的同时，却选择性地不提这些国家对于前提条件的重视。刻意将中国与服贸包装成一个纯粹的商机，忽略商业活动的政治后果与社会意涵，才是彻底的违背经济理性。

＊作者吴启祯 (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台大公共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林敏聪（台湾守护民主平台会长，台大物理系教授）

谁能给老三届道歉

——为红卫兵说句公道话

山人

陈小鲁和宋彬彬回校道歉的消息备受关注，一方面因为他们曾是天子脚下、与宫廷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红卫兵；另方面他们都是北京“红八月”时期中学红卫兵的出名人。山人与他们是同龄人，也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过红卫兵组织。山人认为：凡是做过错事、坏事的，都要忏悔，凡是伤害（包括肉体和精神）过别人的，都应该道歉，这是做人的准则。但是，山人同时又认为，红卫兵是历史的产物，是奉旨造反的。老三届中学生在1966年还是未成年人或准成年人。中国这么大，各地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具有相当大的差别。同时，红卫兵本身是文革的受害者，就群体而言，应当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山人想说一句：文革十年，除了红卫兵需要道歉外，其他人要不要道歉呢？事过近半个世纪，又有谁能给走进暮年的老三届道歉？除了道歉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教训呢？

（一）红卫兵的兴衰史说明，最应该道歉的不是红卫兵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时间跨度应该是十年零五个月。我记得文革中《参考消息》曾转载过一篇外电报道称红卫兵“头年香，二年臭，三年挨批斗”，其实这也是红卫兵的真实写照。红卫兵最肆无忌惮的日子是1966年“红八月”；最风光的时期是1966年九月至年底的“大串连”和“炮打”；最血腥的时期是1967年夏天至1968年夏天的大武斗。从1968年夏天开始，军、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常把红卫兵描写成凶神恶煞，历史上真正红卫兵干了多少坏事呢？在长达十年零五个月的文革运动中，红卫兵的存在不到两年。如果将文革初期工作组领导下的运动也算在内（那时除了北京的少数中学，其他地方还没出现红卫兵，勉强可称为“前红卫兵时期”），满打满算，红卫兵也只存在两年。山人结合自己的经历，对红卫兵的兴衰史作如下概括和评点：

（1）1966年六七月间工作组领导下的“揪黑帮”运动

1966年五月底批判“三家村”、六月一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党内传达打倒彭罗陆杨的材料，公开批判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运动主要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学校受冲击的主要是各级领导和老教师。因为是党的号召，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学生都投入到运动中去，极少人没有写过大字报。这两个月中，对老师精神上伤害很大，尤其是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和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写大字报“批判”自己老师，深深伤害了老师的心，作为学生，当然需要道歉。其实，在第二年的大武斗中，许多老师跟学生参加同一派组织，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已经有人私下向老师道歉了。我们学校最大规模的集体道歉是1995年老三届大聚会，我记得一位当年全校第一个被打成“黑帮”的陈姓历史老师，那一天是同学们用藤椅抬来接受道歉和一起合影留念的，次年，他就享尽天年归西了。我说当年的学生应该道歉，领导运动的人更应道歉，发布“五一六通知”的组织难道不更需要道歉？

（2）1966年“红八月”

红卫兵最肆无忌惮的日子是1966年“红八月”。“红八月”的策源地是首都北京，风暴是由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刮起来的。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在《十六条》公布之前的1966年8月5日。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通过并公布了全会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虽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条文，但从8月18日开始，针对教育工作者、原工商业者、社会无业游民的血腥迫害和杀戮升级。据当年的中学生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披露：在“红八月”风暴中心北京，共有1772人丧生。

八月下旬，首都红卫兵到各地“煸风点火”，“红八月”风暴向全国大中城市辐射。各大中城市也出现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用同样的手段迫害同样的人群。也有被迫害致死的，但风暴强度已经大大减弱，目前尚无统计数字。

靠“红八月”风暴最近处的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这个暴行主要是当地自称“贫下中农”的民兵所为，但确是受到城里红卫兵运动影响的结果。

当年还好没有网络，信息主要靠口笔相传，“红八月”风暴吹到县城一级，已经减弱为“低气压”。山人所在县城出现“南下红卫兵联络站”，已经是九月初了。在首都南下红卫兵和省城红卫兵的教唆下，县城也出现体罚和人格侮辱。如给被打成“黑帮”的老师涂黑脸、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逼他们登高爬台阶，逼他们唱《牛鬼蛇神哀歌》——“牛鬼蛇神要灭亡，我的狗命不久长。牛鬼蛇神ХХХ，难以逃出此逻辑！”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开始在校园中神气活现，校园内充满了戾气。不时可听到《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后代举红旗，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杀！”这些东西都是“首都南下红卫兵”传授的，版权应属于贵族红卫兵们。

县城的红卫兵更多是响应《十六条》号召“破四旧”，开头主要是毁坏了一些庙宇、神像和古建筑装饰，还烧了一些古籍。本人也参加过一次捣毁神像的行动，后来感到十分后悔：我们总以为捣毁神像是破除封建迷信，却没想到自己加入到制造最大封建迷信——亿万人忠于一个人——的可卑行列！泥菩萨如果有灵，我愿给他们磕头道歉！

“红八月”是红卫兵的罪行，红卫兵的耻辱。每一个当事者都应当反省、道歉。但是，笔者认为，光光道歉是不够的，还应当通过回忆，弄清真相，弄清根源。笔者认为：弄清根源，不但可以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同时对当前反恐也有指导意义。北师大女附中一个个“窈窕淑女”，为什么一夜间变成打死校长的女魔？这跟昆明“301”恐怖袭击发生后人们的疑问“花一样的少女，怎么会变成挥刀砍杀无辜旅客的恶魔”是一样的道理：施暴对象都与她们无冤无仇，她们是被“圣战”洗了脑。人的本能都有动物的兽性。人类与普通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思维，有理性，理智能够克制兽性。一旦被某种邪说洗脑，理性消失，兽性也就复萌。洗脑者比施暴者罪恶更大。清除邪说，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

（3）1966年八月底至年底的大串连和“炮打司令部”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大约每半个月接见一次，前后七次，共有一千多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接受毛泽东的接见。本人是当年国庆节进京朝见的，也就是第四次。红卫兵被毛泽东称为“革命小将”，他们所到之处都被称为“毛主席的客人”，这是红卫兵最风光的岁月，也是他们的巅峰期。毛泽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让全国红卫兵来个大串连？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希望地方能出“孙悟空大闹天宫”。红卫兵就是“孙悟空”。毛泽东的意图通过“中央文革”传达给首都几大红卫兵领袖，然后再由他们的组织传到全国各红卫兵组织。通过串连，在红卫兵中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共识，文革进入主题——“炮打司令部”。不但刘少奇的“司令部”被炮打，地方党委也先后被炮轰。如福建省，1966年8月29日，厦门双十中学（即厦门八中）红卫兵到福州揪斗教育厅长王于畊（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夫人）从而揭开了炮轰福建省委的序幕。此后，从省到公社一级，党政都被炮轰，领导人都靠边站。红卫兵“大闹天宫”，不但打倒了刘少奇的“司令部”，同时也搞垮了各地“分司令部”。

不过，如果单靠红卫兵“炮打”，他们打的几乎都是空炮，无非是到党政机关静坐、示威，最激烈的也不过是封了办公大楼，逼领导人交出“黑材料”。说句在行话，这样的“炮打”，对“走资派”毫发无损。

但是，全社会都已经明白，毛泽东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所以，“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很快就得到社会的响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先后都杀出“造反派”，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并且很快就出现了跨单位的群众自发组织——联络站、司令部。其中不可低估的是两股力量：一股是工人造反派组织，人数多，敢冲敢干，他们声称是“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另一股力量更加关键，那就是机关造反派组织。处级干部在县里算“当权派”了，但在省直机关只是中层干部，可以参加群众组织、佩戴红袖章。在中央机关，司局级干部也还算“群众”，也可佩戴红袖章。这些人最了解内情，他们如果往红卫兵的大炮中装填弹药，杀伤力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表面上看，各地“司令部”是被红卫兵轰垮、“走资派”都是被红卫兵打倒的，实际上最起作用的是机关造反派，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关于这一点，其实常常被文革研究者所疏忽。

“炮打司令部”是功是过，近年颇有争议。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属于“反腐败”，那么，这个功劳不能全都记在红卫兵的功劳簿上的；如果是过错，这个过错也不能全都记在红卫兵账上的。他们只是奉旨造反而已，况且，炮弹还靠别人装填！

（4）1967年的“一月风暴”，红卫兵运动退潮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走资派”的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行动，并将新政权钦定为“革命委员会”。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竞相仿效。所谓“一月风暴”，就是夺共产党政权的风暴。小娃娃岂能掌大政权？大中学校红卫兵已经退居配角。“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机构“勤务组”一共设十九席，红卫兵只占一个席位。当时的报刊就说：“一月风暴”之后，“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所以，山人负历史责任地说一句：一月夺权风暴，红卫兵干的坏事极其有限。

（5）历近一年左右的大武斗中，红卫兵只是炮灰而已

《十六条》的确写上“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后来为什么又演成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大武斗呢？山人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各派间明争暗斗都是为了一个“权”字；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已经渗透到国人的头脑深处；三是军队的介入和江青的讲话促成了武斗的升级。

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靠什么夺取政权？新中国从来没有人说过可以用民主手段和选票获得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已经渗透到国人的头脑深处，成了“唯一真理”。从1949年到1966年，各级共产党组织都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到了1966年底，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瘫痪，谁取而代之？靠什么取而代之？在1966年底之前，人们都还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派他的司令部的人来取而代之。可是到了1967年一月，人们从上海看到，不是中央派人来接替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而是让造反派取而代之！因而各种势力都想争取造反派，都打起造反的大旗，虽然口号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权”字，都想能分到文革果实的一杯羹。

红卫兵造反的时候，动机确实还是比较纯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管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动机一般不会是为了夺权当官。待到全社会都动起来，问题可就复杂了：曾经受压的老干部，过去没有机会翻身，现在时机来了，要维权，要造反，要翻身——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西南“两挺”都是这样的人。到了1966年底，保守派基本上都已土崩瓦解，既然都是造反派，为什么还要分裂成两派或几派呢？答案很简单：为了权，为了不同的利益。例如安徽，前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先是搞极左饿死人，后又支持所谓“单干风”被罢了官，曾希圣手上提拔重用的那批干部都倒了霉，他们何曾不想翻身？而后任省委书记李葆华又被列入“刘邓黑线”，他提拔的干部岂肯服输？这两部分势力各拉队伍，其实就是后来的安徽两大派。福建的的问题则更加复杂：福建曾是紧挨中央苏区的老根据地，红军长征送走一批，新四军成立又送走一批，留下打游击的还占领着武夷山、鹫峰山、戴云山和闽粤交界的乌山。本来就山头林立，1948年又发生了中共福建省委滥杀127名中共城工部骨干的事件，不但激化了内部矛盾，而且影响当事者日后在新政权中的地位。1949年6月，在国民党还占领着省会福州和大半个福建的情势下，在建瓯召开分配权力、定鼎福建的会议，确定了行政区划和党政领导人。按这个方案，山西南下干部在新政权中占据绝对优势，许多比他们资历更老的当地老红军、老游击队长、老地下党员却屈居他们之下，心里当然不是太服气。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叶飞在“反右倾”中又反了“地方主义”，使包括省长在内的许多地方老干部再次受挫。文革将叶飞列入“刘邓黑线”，很多地方干部都觉得扬眉吐气。在他们的影响下，原属他们“革命活动”的地区纷纷成立“老区农民造反团”，进驻省城要求揪斗叶飞，各个山头、各种力量都浮出水面。同样打着“老区农民造反团”的，有的参加誓保韩先楚的“八派”，有的却参加打倒韩先楚的“革派”。

大夺权是因，大武斗是果。大夺权初期，为了一枚大印而几派大打出手，用的还只是冷兵器。毛泽东为了收拾这个乱局，在1967年春决定派军队介入。但是，军队介入对乱局而言只不过是“扬汤止沸”，不但制止不了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反而使武斗迅速升级。为什么？后来官方的宣传都归咎于江青“文攻武卫”口号和王关戚的“揪军内一小撮”。当然，江青和王关戚确实给造反派之间的冲突火上浇油，但参加过文革的人都只道，其实“支左”部队本身就是武斗升级的重要因素。军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山头林立。例如福建，当时称为“福建前线”，全中国驻军最多的一个省。野战军28军、31军原属三野，海军的许多干部也来自三野，而福州军区（台海局势缓和后撤消，划归南京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属于四野林彪的爱将，韩有自己的人马。厦门是“八二九事件”的策源地，全岛都属“八二九派”（简称“八派”）势力范围，厦门大学是他们的核心。但“八派”内部又分裂为“促联”和“革联”，而且打得不可开交。究其原因，就是：福州军区支持的是“促联”，31军支持的是“革联”。宁德县乃至整个福安地区（即现在的宁德市）的武斗中，福州军区支持的是“八派”，海军支持的是“革派”。

全国大武斗，只有飞机导弹原子弹没用上，其他武器基本上都用上了。武器从何而来？当然，部分军工企业曾卷入武斗，他们提供过不少武器。也有来自“民兵”，其实就是各地人武部甚至正规军。所谓“造反派抢枪”，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明抢暗送的。所以说，军队介入是武斗升级的重要因素。

打仗是要用军事技术进行指挥和布阵的。大武斗中两派“武卫司令部”实际的指挥者都不是学生，而是转业复员军人，甚至就是现役军人脱下军装在幕后指挥。青年学生血气方刚，不考虑后果，背诵一段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和林彪语录“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之后，就冲上火线。由于学生缺乏必要的军事常识，被打死的机率就特别的大。

山人没有参加过武斗，但亲身观察到，红卫兵是大武斗的炮灰，不是大武斗制造者。应该对大武斗负责任及道歉的，不应该是红卫兵。

（6）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多数原红卫兵是被迫害的对象

文革到底整了多少人？叶剑英曾说过整了一亿人，这里的“整”应该是广义的，包括大会小会被点名批判。而狭义的“整”，指的是立案审查，中组部统计的干部共有230万人被立案审查，如果把一般老百姓统计进去，估计立案不少于一千万件。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百分九十以上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制造的。而此时已经不存在红卫兵组织，即使有个别原红卫兵组织头头被“三结合”进革委会，大多不负责专案。“三〇办”、“二号办”、各种专案组，基本都操纵在军人和老干部手中。因此，山人认为，文革冤假错案的账不能算在红卫兵的头上。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是“天文数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有这么几类人：一是经不起迫害自杀身亡的；二是红色风暴中“群众专政”打死的；三是武斗中战死的；四是被革委会处死的。《炎黄春秋》2010第8期史晓东的文章粗略估计在二百万左右，山人觉得大概如此。文章曾分时间段粗估：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左右；文革初期自杀者约二十万左右；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五十万人死于清队；十五至二十万人死于“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尽管这个数字十分粗略，但至少也说明：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大部分与红卫兵无关。

不但红卫兵不要为文革的非正常死亡负主要责任，而且红卫兵本身也是文革的受迫害者，也付出不少年轻性命。毛泽东靠高超的政治智慧，既能召来数千万“孙悟空大闹天宫”，又能适时地将数千万“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更奇妙的是：事到如今，在五行山下受压最深的“孙悟空”，竟然还有对毛感恩戴德的！

红卫兵受迫害的主要罪名略举几种：

1、“五一六分子”：开头只针对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成员和“西纠”、“联动”成员，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这些人有的被送到监狱，有的跟平民子弟一起上山下乡，有的被送到军队保护起来，打倒“四人帮”之后，都获平反。有的内定为“第三梯队”，有的下海经商发了大财。后来，“清查五一六”越出北京，作为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革委会都组织有专案组，对运动初期的大事件立案审查。笔者所在的只有十来万人的小县也将五六个事件列为与“五一六”有关的事件。现在看来十分可笑，可当年谁也不敢笑。

2、“现行反革命”：“一打三反”的“一打”，打击的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谓“现行反革命”中，不少就是红卫兵中的“先觉者”——幡然醒悟，开始怀疑文革，甚至怀疑毛泽东。如北京的遇罗克，江西的李九莲，这些人最惨，不是被杀头，就是被判重刑。

3、“站错队”：受“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两项罪名迫害的红卫兵毕竟还只是少数，但受“站错队”罪名迫害的学生全国估计有数千万。没有参加过文革的人不知道“站错队”的滋味，当年有句话可以让你明白个中滋味：“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泪。”什么意思？文革初期，许多学生，特别是学生干部，鉴于1957年“反右派”的教训，站队站到保守派一边了。后来，听传达“站错队，站过来就好了”的“最高指示”，退出保守派红卫兵，加入造反派红卫兵。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你今天选择的这个“战斗团”，明天或许就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这叫“站不完的队”。你不小心参加了“反动组织”，想退出，首先就得“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这叫“请不完的罪”。……“乱世英雄起四方”，前面的“站错队”，“请”了“罪”，“流”了“泪”，并无大碍，最后一次“站错队”——革委会成立前的“站错队”——却了不得。例如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当局大搞“以韩划线”：凡是保韩先楚、受福州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及其成员，均属“路线正确”、“站队”正确的；凡是反韩先楚，不管受那些部队支持，均属“路线错误”、“站错队”的。各级革委会怎么惩罚“站错队”人员呢？机关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凡属“站错队”的，集中到“五七干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后，下放到偏远山区；工人凡属“站错队”的，不能当劳模和“工宣队”；党员凡属“站错队”的，不能“恢复组织生活”；大中专毕业生，凡属“站错队”的，分配到最艰苦的地区去；普通中学，凡“站错队”学生比例大的学校，其毕业生上山下乡都安置到相对更艰苦的山区。“站错队”学生，一律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和选调机关工作，甚至不得当民办教师；已经在部队服役的不得提干，一律复员回家。笔者的同学中，就有几个在部队提干材料都备好了，收到地方“站错队”材料，马上复员回家。各级革委会迫害“站错队”群众最损的一招是“装袋子”——将写有“站错队”或“参加反军倒韩组织”的《毕业生登记表》或《干部履历表》放进人事档案，所有政审材料都设有“文化大革命表现”一栏，都必须填上“站错队”这类词句。总之，福建全省受“站错队”影响（实质是迫害）的人数多达数百万，其中原中学红卫兵是受害最深的。他们的受迫害处境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回轮到韩先楚“站错队”了！哈！），才有所改善。直到胡耀邦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才通知各地将干部职工档案中“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剔除出去。1979至1980年，笔者曾被借调三个月，专门清理人事档案，故有很深的体会。

4、借清查“三种人”，对原红卫兵最后一击：十年文革自始至终是老干部、军队林彪派和江青文革派的博奕。红卫兵只是他们手上的棋子，卒子。棋下完了，棋子就可扔掉了。因此，历史注定：不管那一方胜局，原红卫兵就整体而言，都不会有好下场。

前文说到“站队”，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站错队”的原“革派”成员一个个灰溜溜，夹着尾巴做人。而“站队”站对的原“八派”成员，包括少数进入到权力机关的原红卫兵，颇感踌躇满志，但好景不长。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不但标志着显赫一时的林彪军派的失势，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败局已定。江青文革派虽然频频出击，人心已经丧尽，颓局无可挽回。老干部利用民意优势，后发制人，已经占了上风。邓小平复出，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军代表退出各级权力机构。福建形势十分明朗，韩先楚调往兰州军区，四川的廖志高调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以南下干部为主体的老干部重掌实权。进入到各级权力机关的“站队站对”的原“八派”成员如能激流勇退，离开权力中心，或如原“革派”成员一样，夹着尾巴做人，也许暂时还能躲过一劫。可他们错估形势，再寻新靠山，主动往江青线上靠，矛头直指周恩来，其下场可想而知！当然，由于红卫兵只是卒子，能进入革委会权力中心的人极少，但是，他们在江青集团覆灭后无一不受到清查。他们的败局，直接影响到他们那一派的红卫兵命运。三十年后回过头来看那些人所谓的“篡党夺权”罪名，实在太滑稽，——纯粹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

那么，支持老干部、夹着尾巴做人的原“革派”红卫兵头头们能“终其天年”么？俗语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以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站在老干部一边，老干部就能领你的情？他们能忘掉文革初期的“一箭之仇”？果不其然，在“清查三种人”中，没有一条漏网之鱼。福建是这样，全国何曾不是这样？1976年“四五运动”的骨干其实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已经幡然醒悟的“红卫兵”；思想上成熟的“红卫兵”。“四五运动”为四人帮倒台奠定了基础，也为老干部全面复职奠定了基础，但在某些老官僚眼里，参加“四五运动”的青年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卫兵”！“他们能用这种手段对付四人帮，今后他们能不用同样手段对付我们？”

所谓清查“三种人”，文件界定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笔者对打砸抢分子是痛恨的，对“造反起家的人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也没有过好印象。但什么叫“造反起家”？什么叫“帮派思想严重”？这好像是文艺创作用词，而不是法律用语。如果当清华“井冈山”的头头算“造反起家”，那么当“联动”的头头算不算“造反起家”？中国曾是“会道门”王国，旧社会帮派多如牛毛，要说“帮派思想”，文革中只有逍遥派扯不上，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哪有不为自己一派说话的？严重不严重，没有一杆标准秤，最后只能由掌权者说了算：我说你严重就严重，我说他不严重就不严重。比如说对“红二代”红卫兵头头和草民红卫兵头头，是不是一样“记录在案”了？如果一样“记录在案”了，为什么前者往往被内定“第三梯队”，而后者已经在领导岗位上还要被拉下来呢？山人的质疑不是现在才说，当年有位中学同班同学差点被打成“三种人”，他所在单位专案人员通过我单位找我外调。我和这位同学曾分属不同红卫兵组织，他是头头，曾让他手下人抓打过我。专案人员以为我会提供对他们有利的证词，岂料到我说的都是他们不爱听的话！

总而言之，红卫兵的存在只有二年，受迫害却超过二十年！当年的红卫兵命里注定：他们只能是文革的殉葬品。

红卫兵的兴衰史说明：红卫兵充当文革的急先锋，干过错事坏事，有道歉的必要。但需要为文革罪行道歉的，绝不仅仅是红卫兵！或者说，最应该为文革罪行道歉的，绝不是红卫兵！

（二）有谁能向老三届道歉？

2005年前后，山人在《凤凰网》上见到一篇刘双先生写的《丑陋的老三届》的文章。读罢大作，唏嘘不已。

刘双先生效法柏杨先生的笔法，对老三届进行自我解剖，许多分析应当是入木三分的。例如：

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

“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

山人基本赞同老三届与“丑陋”二字派对。同时，山人也担心有人曲解刘双先生的原意。左派朋友可能将刘双原意曲解为“毛泽东无错，错在红卫兵”。右派朋友可能曲解老三届为“极左的一代，野蛮的一代”，进一步逼红卫兵老三届统统“道歉”。所以，觉得很有必要写一篇澄清老三届、红卫兵在文革中的造反和苦难历程的文章。

老三届与红卫兵之间不能划等号。老三届特指1968年革委会成立后同时走出普通中学校门的66届、67届、68届高、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共六届，年龄段大多在1946年至1953年出生。红卫兵的面比较广，它还包括大专学校红卫兵（年龄段在1941至1946年出生，也称“高校五届生”）、中专学校红卫兵，甚至包括“后红卫兵时期”的红卫兵（“复课闹革命”以后，用以取代共青团的组织也称“红卫兵”，年龄在1953年之后出生）。同时，老三届中学生，并不是每个人都参加红卫兵组织——有些“黑五类”子女被阻拦在红卫兵组织之外。所以，本文的上半段着重写红卫兵，下半段写老三届。

老三届是新中国最不幸的一代：他们的欢乐时光仅限于五十代头几年。1957年，有些人的父母被打成右派，这一代人的痛苦也就开始了。

老三届是知识贫乏的一代。1958年暑期开始，没有上过几堂象样的课，小小年纪就加入到“移苗并丘”、“拦路扫盲”、“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的人流中。山人至今还没忘记，本应坐在课堂里的时光，却被带到田头列队：这一头将已经孕穗的稻丛拔起，通过千百双稚嫩的手传到另一头，栽到本已密不透风的稻田中。这叫“移苗并丘”，求的是水稻“亩产千斤”。山人也没忘记，不用上课，几个人一伙，分头拦在通往各处的村口要道，行人能读出小黑板上的词字，就给放行，如果读不出，就教到能读出为止。这叫“拦路扫盲”。山人更不会忘记学校操场上竖起一座座老虎灶一样的“土高炉”，老师教我们唱的“土高炉”歌：“蚂蚁能啃大呀大骨头，土高炉呀遍地开了花。炼出钢铁千万吨……”那一年，山人刚上高小。那一年，毛泽东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此后，参加劳动便成了必修课。山人收到的初中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新生自带锄头、柴刀”……中小学被称为基础教育，它像高楼大厦的桩基，老三届这样的“桩基”能盖高楼大厦吗？所以，“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明知故问！

老三届是被严重洗脑的一代。六六届高中是1954年秋天开蒙入小学的，语文课本第一课课文是：“开学，开学了”，那时还用繁体字。教材除了封面和插画，还很少政治口号和说教。内容基本保留民国时期的知识结构，除了教儿童识字外，就是通过童话、寓言讲述做人常识，并进行公民常识启蒙。如“两只山羊过桥”。但到了我们弟弟妹妹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第一课已经变成：“毛主席万岁”，还有“东方红”、“吃水不忘挖井人”等课文，传播忠君思想和现代迷信。还有“刘文学”、“张高谦”、“收租院”充满阶级仇恨和暴力。这一代人从小就被谎言所误导，沾沾自喜于“地大物博”、“制度优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这一代人不懂民主与法制，更不懂世界上还存在普世价值！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现在看来只是政治文明常识的ABC，当时却能让全国同龄人觉得耳目一新！当年，老三届几乎不懂国界以外的世界，他们只知道外国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不知道外国还有亚当·斯密、洛克和孟德斯鸠。阶级教育和忠君教育取代公民教育，其后果就是：合格公民少了，流氓和奴才多了。如果政治汽缸上的压力加大，流氓会少些，奴才就多些，一些人怀念的“五六十年代社会风气”便是此类环境。一旦政治汽缸上的压力减小，流氓就变多，奴才会减少，这时人们就哀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万一政治汽缸暴裂，流氓队伍膨胀，奴才队伍也膨胀。流氓加奴才，兽性加奴性，暴力效忠于教主，文革便是这番景象！

老三届是饥饿中长大的一代。老三届晚年无不感叹：“长身体时吃不饱饭，长知识时学校关门，结婚生孩时只能生一个”。1959年，是大饥荒的第一年，这一年秋天，老三届最高一届正好进入高小毕业班，最低一届刚跨入小学门坎。我的那所中学1960级初中招收四个班，报到时满220人，第二年缩编为三个班，到1963年初中毕业时只剩下50多人。人到哪里去了？辍学了！饥饿难熬呀。现在看到满街营养过剩的小“胖墩”，山人就会想起大饥荒年代的经历。关于那年代，山人不想在本文中细说，想另写一篇回忆文章。

老三届是青春被毁的一代。被文革和下乡毁掉青春！关于这一点，刘双先生写得很精辟：

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拋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山人和刘双先生一样，读到“青春无悔”四字就本能地恶心。所以用“青春被毁”四字权当解药。当然，笔者对刘双以及凤凰网大型知青专栏的诸多文章，也还有话说。以笔者的经历，隐隐约约觉得老三届有这么一个规律：女性比男性更惨；初中生比高中生更惨；回乡比上山下乡更惨。前二个“更惨”，有些文章有涉及，最后一个“更惨”被严重忽视，基本上是研究文章和文艺作品的“盲区”。刘双先生的《丑陋的老三届》基本上是根据北京的老三届经历写的，用老三届知青代替老三届。文革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约八亿，其中农村人口约六亿，即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之比为1比3。如果按这个比例测算：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如果为1500万的话，老三届回乡知青应该是4500万吧？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因为农民子女中学入学率低、辍学率高。但无论如何，老三届回乡知青不会少于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也就是说一定超过1500万，这是我的估计。

城市上山下乡知青很难理解农村老三届回乡知青的痛苦人生。这可能是因为在上山下乡知青的眼里，回乡知青与当地农民并无太大区别。子承父业——农民孩子当农民，理所当然。另外，文革前或文革后都有高考落第回乡当农民的。而实际上，老三届回乡知青与文革前或文革后高考落第回乡知青是有区别的：后者是高考落第而回乡劳动的，前者是高考之路被封堵而回乡劳动的；后者是应届毕业就回乡劳动的，前者是闹了两年“革命”、背了一身罪名而回乡劳动的！

但也不是所有上山下乡知青对回乡知青都不理不睬。陕西已故作家路遥先生就是一个，他的著名小说《人生》（曾拍成电影）就是写回乡知青高加林命运的力作。可惜，高加林不是老三届，是恢复高考后的应届落第生。但路遥先生已经敏感地触及：二元户口制度是高加林人生悲剧的根源！

山人与老三届回乡知青兄弟们曾“戏说”《人生》，情节梗介如下：

农民儿子高加林、县人武部部长女儿黄亚萍、县食品公司经理儿子张克南都是县城一中高中三年级学生。高加林品学兼优、文体俱佳；黄亚萍貌美、好学，擅长表演；张克南学业平平、社交出色、擅长体育。高考临近，正当他们做最后拼搏时，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高考废除。他们仨参加同一派红卫兵，一起到全国串连。张克南追求黄亚萍，黄亚萍却暗恋着高加林。他们组织文艺宣传队，排演《沙家浜》，高、黄、张分别饰过郭建光、阿庆嫂、胡传魁，也跟支左部队同台演出过。县城武斗，他们就到乡下巡回演出。1968年革委会成立了，高加林回乡当农民。他立志与命运抗争，决定报名参军。接兵部队刚好是与他同台演出的部队，他如愿以偿入了伍。高加林在部队样样出色，特别是文笔，受到了师领导的尝识。提干材料都准备好了，突然来了一份县革委会“关于高加林文革站错队”的材料。部队首长爱莫能助，高加林复员回乡。黄亚萍和张克南被安排在高加林的邻村插队，感情有了发展，双双通过关系招工回城。复员军人高加林原被安排在小学当民办教师。但好景不长，不久就被小学刚毕业的大队支部书记高明楼的儿子取代了。高加林沮丧地戴着一顶破草帽下地劳动，刘立本的女儿刘巧珍闯入他的心田。正在他灰心丧气想与刘巧珍结合当一辈子农民的时候，早年参军的叔叔当上了地区革委会民事组组长，县民事组副组长马占胜私下调整了招工指标，把复员军人高加林安排到县革委会宣传组报道组工作。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萍播读农业学大寨通讯稿时，得知自己的同学高加林来县城工作，旧情复萌，便疏远了张克南。刘巧珍到县城看望高加林，由于双方学识差异，高加林提出分手。黄亚萍也和恋人张克南分手，跟高加林热恋起来。张克南的母亲（县革委会财贸组组长）认为这些矛盾都是高加林带来的，向地区革委会告了一状。地区革委会经调查认为，高加林工作虽出色，但参军前属回乡知青，不符合招工安置条件，清退回农村。此时，刘巧珍已经赌气嫁给了马拴。……

路遥的《人生》，高加林身上只压着一座叫“户籍歧视”的大山；我们“戏说”《人生》，高加林身上同时压着两座大山，另一座是文革迫害，即“奉旨大闹天宫”后被压在五行山下。

毛泽东出身农民，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靠牺牲无数农民的生命夺得了政权。可他坐进紫禁城后，却建立了城乡隔离和剥夺农民的制度。城乡二元户口制度等于新修建一道万里长城，将农民隔离在城市之外：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农民跟城里人结婚生的孩子也是农民；农民进城务工称为“盲流”；城市招工不得招农村户口。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际上部分剥夺了农民的劳动：国家强制收购农民稻谷每斤不上一角钱，一块上海牌手表却值120元。即一块上海牌手表价值相当于1300斤的稻谷，即一个强劳力一年的收获！城里人享受的福利待遇，农民沾不上边。而大饥荒年代饿死数千万人，百分九十以上是农民！所以，称农民是新中国二等公民，是恰如其分的。正因为毛泽东时代实行城乡二元政策，回乡知青的命运要比上山下乡知青惨得多：

上山下乡知青可从“知青办”领到200元的安家费和第一年的口粮，回乡知青自带“干粮”在城里闹了两年“革命”却一分钱安家费也拿不到。当时的200元，相当于农民1至2年的劳动分红。上山下乡知青有被国企招工的机会，回乡知青招工进城的路已经被封堵死。1977年恢复高考，刘双先生估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67万人中老三届不会超过10万人。笔者在高校工作的经历推测，在这10万人中，属回乡知青的不会超过1万人。因为上山下乡知青在城里有亲人，得到信息渠道多，还有回城复习功课的机会。而回乡知青多数早已对升学不抱希望，死心塌地当农民，相当部分已经成家，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国家已经恢复高考。即使在恢复高考时有幸考上大学的老三届回乡知青，毕业后的待遇与上山下乡知青还是有差别的：前者工龄从毕业时算起，后者工龄从下乡那一年算起，相差十三年之久！1979年开始，上山下乡知青全部回城就业，而老三届回乡知青如果想进城，只能当个“农民工”。正因为老三届回乡知青整个群体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们至老至死发不出声音，渐渐被历史尘封、湮没。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有两个突出的弱势群体，一个叫“下岗工人”，一个叫“农民工”，他们其实都与老三届有关。回城就业的上山下乡知青，正好遇上企业改革，下岗失业了，他们成为下岗工人的主体，称为“4050部队”。到北方城市，你要找个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并不难，在广场上唱红歌的队伍中，你准能找到。而老三届回乡知青，因为属于有点文化的农民，在城里上过学，改革大潮一来，最先扔掉锄头跑到城里务工的就是他们。所以，老三届回乡知青真正是“农民工”的先驱。如今，进入暮年的老三届回乡知青大都不再打工了，有一些人靠打工在城里买了房子，或到城里投靠子女。但很少有人加入唱红歌队伍——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只是住在城里的农民。自己一辈子的不幸，就是从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中开始的！

我今天在网上“晒”红卫兵，“晒”老三届，“晒”老三届回乡知青，不是为红卫兵、老三届争荣誉、金钱和地位，毕竟他们已经垂垂老矣！我只为红卫兵、老三届这个群体说一句公道话、良心话。特别想为被历史忘记的老三届回乡知青说句公道话！

黄金有价，青春无价。文革结束以后，全面复职的老干部大多缺乏正视文革历史、全面评价红卫兵和老三届的胸怀。所以，当年的红卫兵，特别是老三届，处境相当无奈。

但是，也不是所有红卫兵文革后都很落魄的。除了革委会成立时被“三结合”到权力中心的红卫兵头头踌躇满志、昙花一现以外，八十年代选拔“四化干部”时，少量“老五届”高校毕业生开始得以升迁，而且逐渐走上权力高峰。难道那些人在校时都没参加文革运动、都没当过红卫兵？我不相信！毛泽东号召关心国家大事，那么大的运动，他们如果对领袖无动于衷的话，他们还凭什么当毛事业的接班人？但可以肯定，这些人中多数在文革中不抛头露面。他们得以升迁，当然应该对老干部“伯乐”感恩戴德，跟红卫兵和老三届自然应该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老三届压根儿不会希望从他们嘴里说出公道话来。

再后来，以“红二代”为主体的红卫兵、老三届进入权力中心，如今到了顶峰。这些人纵然只占老三届的数万分之一，但他们与“老五届”当官者不同：他们插过队（或当过兵），受过苦，甚至遭遇过不公平的歧视；他们对社会最底层有过深刻的感受。他们既然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当然还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这一点，广大老三届应当谅解他们。到目前为止，老三届对他们还抱有希望：既然你们跟我们一样受过苦，理应理解我们这个群体，替我们这个群体主持公道：红卫兵、老三届只要做过错事、坏事，道歉是应该的。但是，你们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遗产，你们也应当替毛泽东还债。毛泽东欠老三届的债就是文革和上山下乡（回乡）毁掉了这一代人的青春，我们不要求你们补发“青春损失费”，只要一句真诚的道歉！

道歉也是一种正能量。德国总统虽然没有参加过希特勒的大屠杀，但他代表德国人向全世界道歉。德意志民族得到全世界的谅解，增强了正能量。而日本人不道歉，他们还要将法西斯的罪恶包袱一直背负下去。1950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台北马场町处决了朱谌之、吴石等近千名“共谍”。一个月后，马英九才降生在台北。可以说他与这场血腥毫不相干。可马英九当上台北市长后，2000年主持了台北市政府举办的《1950仲夏的马场町》特展，接着，对国民党过去血腥镇压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翼力量之历史，公开鞠躬道歉。马英九的道歉无疑也给国民党增强了正能量，缓和了国共之间的对立情绪，为中华民族和解积蓄能量。

道歉是政治文明的表现。人是由一般动物进化而来的，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两个字——文明。语言的产生是文明，文字的发明更是文明。讲究卫生、美化环境是文明。穿上裤子、不光着屁股是文明，一夫一妻、不在光天化日下作爱也是文明。但最大的文明还是政治文明。尊重人权是政治文明；违背法律原则随意剥夺人权，甚至剥夺人的生命，是反政治文明，是动物的返祖。热爱和平，平等竞争，“选票里面出政权”是政治文明；崇尚暴力、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反政治文明，是动物的返祖。文革宣扬“造反有理”，号召斗争，鼓吹厮杀，疯狂迫害，所以，文革的要害是反人类文明。

道歉，在国际上可以消除民族对立，消除冷战思维；在国内可以缓和族群对立、党派对立、官民对立。道歉是一种美德。老三届等待着您的到来！

中央党校研究室关于林

彪最新研究成果

来源: daozhuqk 于 2014-03-23 wencuecity

中央党校研究室关于林彪最新研究成果（图文）

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存疑

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三室”），自２００７年初就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复核。今年３月中旬，以“三室”名义给中央政治局递交了《关于林彪定论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若干主要罪证成立有疑》的意见报告。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不能成立

该报告指：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关系，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关系，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之间的关系，从已公开和非公开、防扩散的证据中，林彪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无另立组织，无要推倒、颠覆宪法中社会制度，无搞有组织性活动。在个人之间或在聚会时，对当时的路线、政策或党中央主席有意见、有批评（包括激烈的指责），都属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范围，所以“反革命集团”罪状难有法律依据确立。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关系

该报告指：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欠缺勾结反革命犯罪事实，而“勾结”活动基本上或称主要目的是维护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林彪和江青称谓勾结，同样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斗争，有权力斗争，有对文化大革命立场上的分歧，实际上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该报告指：林彪问题的实质、性质，纯属党内斗争、宗派斗争，也包含着反对毛泽东专制、独裁、政治狂热的正确方面。在特殊年代、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林彪追随或同意毛泽东的路线、决策，是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及行政上渎职。

林彪四次推辞当接班人

该报告指：林彪并无参与决定文化大革命和制定文化大革命路线。

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曾四次推辞当接班人，包括两次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林彪第二份报告上作了批示：“考虑甚久，惟有林彪最宜接班，请接受委托”。结果，林彪把毛泽东的批示报告撕碎扔进痰盂里，说了一句：“我不想倒在润之之前”。叶群令机要员退下，把报告捞出来，并在一起粘贴上，锁在保险柜内。

该报告指：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宋任穷、陶铸、粟裕、罗瑞卿上门祝贺。林彪并无兴奋，还写了几句，重复二次：“晚年要平安，要避锋芒，要避政治，要避会议，要避聚会，要避润之，要避表态”（摘自宋任穷、罗瑞卿揭发材料）。

该报告中引证了有关揭发材料和有关档案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争鸣：林彪有其独立思想、政治判断，而不少判断是正确的，如：要结束文化大革命，要求抓生产，搞建设；要求发展科学，恢复高等教育；要求改善和苏联、东欧的关系，等。

关于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该报告中指：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属于党内正常生活。事实上提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本人。１９７０年３月９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谈话时说：“党有个主席，一个国家也要有主席，人选还要议一下。”

该报告中指：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２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提出五点看法，“请主席指教：对文化大革命设一个时间；全面恢复党组织、政府部门、各机关企业、农村公社、社会秩序；抓战备，发展国民经济；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停止内战；党内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万多人的案例给以明确、宽恕处理。”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康生、江青三人阅，并批上：“阅后，可以坚持个人意见、立场。”

关于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该报告指：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９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陈伯达，送林彪阅，附上“等候意见”，但林彪没复。３１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了。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８日，林彪对周恩来、康生、纪登奎，就中共中央在１１月１６日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在党内上层展开检举、揭发事件听取意见时说：“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家、主席的助手也反党，谁还有意见？”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提议：“凡有关党主席的谈话、批示，凡有文件起草或决议案等，直接下达至政治局各委员”。１２月２３日，毛泽东又加上：“经恩来传达至政治局各委员”。

１９７１年２月，全国各级党组织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毛泽东不接受林彪请辞

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林彪经周恩来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提出请辞，和妻子、子女回湖北家乡养病的要求，信中再次提及结束文革，恢复党、政、正极、社会正常秩序。

４月２０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给林彪的答复：“请辞不妥，恐会引发党内外混乱，你还是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我（毛泽东）不能接受请辞。养病为重。”

林对毛反感的公开化

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７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邀请林彪身体可行，出席观赏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的烟花演出。林彪以不回答拒绝。５月１日晚，周恩来见毛泽东上天安门后，三次和林彪、叶群通话。最后，周恩来对林彪说：“能否看在我周恩来恳求您的面子上，即来，否则影响太大、太大。问题我会尽力的。”

资料表明，所谓国家主席之争，完全是上纲上线的无谓之争。

说说影片“天注定”

来源: 高路远于 2014-03-23 wencuecity

一、

在“影视人生”可以看到影片“天注定”。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好影片，看

过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能两三年内不会有比它更好的。

“天注定”严肃、写实地表现当今中国的阴暗与迷失，它让人想起一个老

词：批判现实主义。

四个故事的共同点，除了触目惊心的死亡，就是它们都反映社会底层民众

的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而触动编导制作了这部影片。

四个故事都有丰富的能量，每一个都能拍一部影片，编导却另开炉灶把它

们合在一起，通过四个故事四组人物来展现更广阔丰富的社会面貌，四个悲剧犹如

波澜起伏的大海之上的四个浪头。当悲剧一个接一个冲击而来时，其积累的力量异

常强烈，让我们在震撼之余不能不问一声：当今中国到底怎么了？问题在哪里？影

片最后一幕是戏台上的古装戏。戏里官吏问苏三：“你知罪吗？你知罪吗？”这是

影片提醒观众，想一想这罪究竟是“谁之罪”。

“天注定”三字，表达一种必然性，四个悲剧中的必然性是什么？

二、

影片不是简单地把四个故事凑在一起或衔接在一起。每个故事既独立又有

彼此呼应、渗透的地方。比如在第二个故事中，女主角小玉回去看母亲，我们跟随

她一路见到众多的生活景象。有一幕是工程车在路上被拦住，要交过路费，不交钱

就打人，在追打中有人叫道：要出人命啦。这分明是一种公然的拦路抢劫，正好是

前一个故事中抢劫杀人的另一版本。二者不同的地方是，一个平民只有杀人才能抢

到巨款，而政府部门可以唐而皇之地做到。那个指挥手下拦车打人的猪头就是后来

侵犯小玉而被杀的那个人，他在打小玉的时候这么说：老子有钱，用钱砸死你。这

一手处理是对影片中那些有钱人的批判：他们的优越感来自于他们手里的不干净的

钱。

那个猪头不断抽打小玉的一幕惊心动魄，这种野蛮的反复打击在第一个故

事中也醒目地出现过：拉煤的马被马夫抽打；大海被煤老板的打手用铁锹抽打。是

的，影片告诉我们，大海和小玉就是像牛马一样地被抽打。在小玉杀人之后，她跌

跌撞撞走在街上，看到了耍猴人肩上的猴子，看到了路边的牛：在那些有钱人眼里

她就是被耍的猴、被驱赶的牛马。她最后来到一条狭窄的山路，路两边山石高耸，

于夜色中形成沉重的压迫感：这是“几座大山”的压迫。在第一个故事中大海说：

煤老板、村长万恶，我比它们更万恶。想想“万恶”一词曾经多么耳熟，如今大海、

小玉的遭遇同穷人在“万恶的旧社会”的境况有什么不同？

第三个故事中的“按摩小姐”也延伸至第四个故事，并且被大大地展开。

我们从一个底层“小姐”的角度看到了有钱人高端大气的疯狂，每一幕都是对“我

用钱能砸死你”的演释。

再看一个细节，第四个故事中一个中年男人接受小姐服务，他很究竟，不

要“护士”只要“列车员”，还令小姐叫他首长 ( 其身份就是个高官？) ，这反映

了这些有钱有势者的难伺候以及做小姐的不容易。接着两人谈到列车往哪里去，引

出行车方向的问题，男人一副官腔地说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了方向。此话由这

样一个人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出，是一大讽刺。更重要的是这句话好像是影片中唯

一一句评论性的话，它有特别的用意，因为影片是在反问：一个中年男人一副盛气

凌人状，由年轻小姐伺候着，这副画面呈现的岂止是年轻人的迷失？整个社会在某

种意义上是不是也迷失了？这一问，又与影片开头的一个场面相呼应：那时大海骑

摩托回村，村头竖立着毛泽东塑像，一辆卡车迷了路，在塑像前转了一圈，车上放

着基督圣母圣子画像。

影片结尾，第三个故事中的小玉来到了第一个故事的发生地，这不仅是首

尾的衔接，也是在四个悲剧一一发生之后，由其中两个份量最重的人物，以一隐一

显的巧妙方式再次走到我们面前，从而，影片也最后落脚在他们身上。我觉得影片

在这里传达出“生当如斯，死当如斯”的意味。两个形象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

他们共有的特点：有骨气，不屈于钱势；有尊严，不苟且偷安。他们为捍卫、伸张

自己的正当权益不怕下地狱。他们还同有一股当出手时就出手的侠气，大海造反的

时候，背景音乐是林冲夜奔，小玉杀人的瞬间，影片配给她的是一副英气逼人的侠

女身手。在他们身上，影片寄予了什么？

我们也看到煤老板的企业在他死后还在发展，老板的太太与前来求职的小

玉之间有一段问答。问：你过去在家乡有事 ( 麻烦 ) 吗？小玉回答：已经没事了。

这是影片的最后一句对话，看似平常的话却另有深义：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吗？那

一桩桩悲剧不会再发生吗？有一个场景是城墙外面的一段路，它出现在第一个故事

里是冰雪的冬天。它在最后又再次出现了，虽是寒冬已去，却又风沙袭人。

三、

四个故事的次序有其逻辑联系。

中国社会的巨变始于“让一些人先富起来”，但广大民众没有实现“共同

致富”，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当中有大量的公器私用、官商勾结敛财的不公平、

不合理。这是第一个故事产生的背景，也是影片所表现的社会环境变化、震荡的源

头。贫富差距被表现出来，也为以后的故事打下基础。

故事中，大海和会计在去接飞机的车上有一段对话，会计这样说：某某年

村里和县政府已经把煤矿卖了，有合同，我们要讲信用。这里的“信用”二字用得

有意思，我想影片是有意通过这段对话让它跳出来。故事里涉及到政府对村民 ( 底

层民众 ) 不讲信用的问题，是个敏感话题，影片点到为止。对“信用”二字，当我

们注意到它它就有意思，没注意到也不影响影片的走势。

社会巨变，拜金风气横行，导致一些人挺而走险，于是有了第二个故事。

那个冷血杀手回乡与家人团聚，让我们看到朴素的乡村环境以及他对亲人温情的一

面。另有两个人物很突出。一个是他的妻子，妻子感觉到他的钱来路不正，心不安，

告诉他：我不要你的钱。另一个是大哥。影片用一个长镜头完整记录了大哥向两个

兄弟汇报母亲做寿的收支账目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个端正、认真的农村

大哥。大哥也在外面打工，挣钱不易，因此几角几分都算得很细、几根香烟也分得

很清。他和弟弟有相同的成长环境，但是他没有变成弟弟那样的冷血杀手。影片在

这里地把兄弟二人做了对比，强调的意思是：这个杀手的产生，有外在的原因，也

有他个人内在的原因。虽然影片有批判社会现实的倾向，但是对这个抢劫杀人凶手

它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它没有把一个普通农民之所以变坏的责任全部推向社会。

影片接下去把目光转向都市的夜生活，讲述两个弱女子 ( 小玉、莲蓉 )

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金钱腐蚀下的阴暗丑恶。

在小玉身上，除了主线故事还有一条副线：她同一个有妇之夫有婚外情。

另外她回去看母亲的一场戏里透露出她的父母也不在一起生活了。这是通过双重表

现来强化这样的环境变更：涉及忠诚与责任的婚姻家庭观念已大面积松动了。

小玉和情人匆匆见了一面。( 男的又在后面第四个故事中出现，说明他是

某个服装厂的一线管理人员，不是有钱人。这样的交代有保护小玉正面形象的目的。

) 两人相见，各有心事，场面是冷冷的。但有两个镜头很快拉近两人的距离：一个

是她在男人背后头枕着他的背包小憩；另一个是他俩告别后，她反转回来，在站台

上寻找车厢里的他，他看见后马上起身向车门走去，列车却在这时启动开走了。两

处没有言语，甚至没有眼神，却分明表现出他们之间的依恋。影片用镜头说话，用

出色的电影语言来表达，不仅是这一处，整个影片都是如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很正

的电影。它用有意味的镜头书写，让观众用活跃的眼睛去读。

第四个故事中的莲蓉同小玉不一样，她屈服于环境而沉沦。她似乎对此生

已经失望，因此敬佛修来世。故事中的男主角小辉，也是一个失落的底层青年，他

孤单随性，没有生活目标：工伤事故中他有责任，他选择逃离；他无力帮助所爱的

姑娘，他逃离；最后他以自杀来逃离这个世界。影片放在最后讲他们的故事，是因

为他们都很年轻，他们是社会的未来。然而，他们的命运又都是让人感到悲哀的。

整个影片从冬天开始，到这里已是花开叶茂，恰似这两个青春的年轻人。他们俩年

轻得稚气未脱，两人之间的互动单纯美好。有一副画面：他们二人背对观众走在一

条干净整洁的路上，路边一整片翠绿，一辆橙黄色汽车鸣笛，莲蓉一身白色衣裙扭

身回看。很纯很美。如果说这是明丽的青春，那么转入夜晚，他们一个做小姐、一

个做招待的工作环境则是对青春的腐蚀。他们本来不属于那些不干净的地方，但是

好像天注定似的他们不得不混迹其中，这又是谁的悲哀？他们的稚气显示他们的单

纯、脆弱和无辜，影片的矛头指向的是社会环境。他们忙的时候要接待一批又一批

找小姐的客人，闲的时候又面对“土地局局长贪污、山西矿难 ( 有意思的是，这两

笔都与第一个故事相连通 ) ”，这种环境会怎样地埋葬掉青春的明丽？

在企业的生产线上，工人们高密度地排列、像机器一样地操作，小辉就在

他们当中。他们是中国财富快速增长的人力基础，但是他们所得的实惠极有限。在

物质上、精神上他们都没有得到尊重。企业、政府除了看重他们能像机器一样地干

活还看重他们什么？小辉一个人远离家乡，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好像在无

目的的流浪，哪里是给他安慰、给他温暖的角落？影片给出了小辉自杀的原因：爱

情受挫；母亲催着要钱；工伤事故中的工友已经找上门。这些是否充分？不重要，

因为影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小辉的自杀传达出一种绝望的情绪，一种发自社会底层

的绝望情绪。小辉的死有超脱人物本身的象征意义。

四、

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有异常结局的故事，要把它讲得合理、清楚不容易。要

把它的长度压缩在三十分钟内就更不容易。既要讲故事，还要塑造个性鲜明、真实

生动的人物形象，那又要难一些。如果这样的故事不是一个而是四个，且内容各不

相同，难度又要加大。再把四个故事合在一起，形成既独立又联系的整体，要求又

不一样。还要通过四个故事充分、真实地表现社会环境面貌，那要求更高。这些困

难在“天注定”里都克服了，不仅如此，从大处到小细节它都做得自如流畅、富有

趣味。

比如影片中的悬念，层层相套，很有味道。

影片开头，是山道上三人抢劫，对方手里有枪，连毙三命。有点“黑色暴

力电影”的苗头，也昭示影片与暴力、杀戮有关。那个杀手和大海擦肩而过，两人

都骑摩托，似乎预示他们之间的联系。杀手会不会再次出现？大海是好人，他不致

于真的去杀人，会不会阴差阳错由那个杀手 ( 反正手上已有人命 ) 去做大海不能

做的事？这样的疑问或悬念，来自于通常的故事套路，也来自于片头出现一个杀手

而产生的错觉，这是影片有意设下的一个套，它为故事的结局增加了不确定性，让

大海真正杀人的一刻更有突然的爆发力：原来这不是黑色暴力、不是俗常套路，它

是如此的超出想象，如此的不“正常”。

影片的四个故事都有真实原型，当它们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就有了脱离原型

的独立性，它们有自己的轨迹。有时对影片越有新鲜感，可能会获得越多的观赏乐

趣。

当镜头转向那个杀手、开始他的故事时，影片脱离原来让人以为的单线条

的叙述，结构变得丰富起来，让人期待。这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杀手是怎样的人。

在片头他射杀三人，出手狠，但仍然是一次被动的反击，有点像大海在反抗中的暴

烈。他是另一个大海吗？在与家人团聚的一段戏里他很安静、不惹是非，那么在什

么时候他会再做出一次被动地反击？都不是。原来他是一个滥杀无辜的恶煞。不仅

他的真面目让人震惊，影片也让人惊叹：这是怎样的一部影片。

对于这个杀手，当我一开始看到片头、见他非常干净利落地干掉对手，感

觉他太专业了。如果他在出手过程中有些小纰漏，也许会更真实、更符合环境。但

是看完这个杀手的故事，我似乎理解了影片的意图：影片就是要在杀手身上体现十

足的专业特征。看看杀手的样子：表情冷漠，不留一丝笑容；戴黑帽穿黑衣；有枪，

出手夺命，不留余地。他是一个专业的黑道杀手，这是影片有意为他贴上的标签。

通过这个标签，影片试图表明当今中国已经存在一个从事抢劫、杀人的黑社会。黑

社会势力又死灰复燃了。影片不仅要正面地讲这个杀手的故事，也希望借助这个人

物为影片中的社会环境面貌再增加一种色彩。

前两个故事的杀气蔓延开来，因此第三个故事中的那把水果刀被两次强调

之后悬念随之而生：这把刀会像前两个故事中的枪一样决定着某人的生死吗？影片

又设下两个套，一是小玉因为婚外情而被人家的老婆痛打一顿，二是引出“自杀”

的话题 ( 也为后面小辉的死做铺垫 ) ，似乎在为某种结局做准备。小玉会因情而

杀人或自杀吗？不是。那把刀刺杀了一个有钱人。那个人对小玉不断抽打的画面实

在非常震撼，我觉得它比所有杀人的场面都更加震撼，真是极有想象力的画面。

三个故事过后，已经能够摸清影片的结构：几个独立故事的排列组合。而

每个故事总是由平静开始，最后走向暴风骤雨。第四个故事的风雨会从哪里袭来？

莲蓉接待的两个有钱人都显出高人一等的轻狂，让人想到死在小玉刀下的同样轻狂

的有钱人。小玉反抗的一幕会重演吗？在小辉身上又突然阴云骤降：有人要给他颜

色看，扔下一根铁棍。小辉拿起铁棍，慢慢走向宿舍，浑身肌肉紧绷，一副爆发前

的凝重：他将挥起铁棍打向哪里？没有。他放下铁棍，跳楼自杀。

影片一次次预示某种可能性，其结果又一次次出乎意料。巧妙的悬念设计

使整个影片具有起伏有致、联绵不断的推动力。一个故事的悬念与前面的故事内容

相连接，承前启后，使四个故事成为一体。

五、

影片有巨大的容量并传达出丰富的信息，这是因为影片不仅关注几个主角，

它有更深更广的视野。

影片不断出现老百姓群像式的画面：一群矿山装卸工靠着墙端着碗吃面，

一群人在渡船上，村民在做寿的饭桌上，火车站排队的人群，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

等等。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也是定格在看戏的观众身上，几十张面孔占满整个屏幕。

影片只要有机会就会耐心地把镜头投向那些最平凡的人们，似乎流露一种渴望，渴

望观众多看一看他们。做为一个观众，我能感觉到影片对老百姓、尤其对底层民众

的很真诚的关心。几个故事的主角往往身处这些群像里的某个角落，他 ( 她 ) 就

在他们中间，他 ( 她 ) 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因此，不动声色地，影片把单个

的故事融入宽广的社会背景当中。

在影片的背景元素中还有粗陋的暴力。在每一个故事的主要情节之外都有

突如其来的暴力场面，可以略数一数：

公路上，一人突然遭到三人的抢劫；

马夫失去理智一般地鞭打牲口；

年轻人在家乡杀人后躲进煤矿；

煤老板丢了面子，其打手便大打出手；

麻将桌上几句话不投机就拳脚相加；

老婆追到小三的家乡打她；

政府设岗收钱打人；

第四个故事中，主角小辉的工友拿着铁棍要教训他。

这些地方为影片中的社会环境营造出一种随时可能失控的躁动与不安全感，

这正是当今中国暗流涌动的一种写照。在这样的躁动环境下，几个主要人物的杀人

或自杀的极端行为也显得与背景更为融洽，或者说显得更接地气。另一方面，这些

大面积的的粗陋暴力，出现在乡村也在城市；穷人这么干富人也是；百姓如此政府

还是如此。这是社会整体素质底下的表现，对比已经树起的一幢幢大厦、一项项工

程，二者有巨大的反差。

影片中有多种不协调的“反差”，它们做为背景的一部分把社会发展的不

平衡无声地表达出来。比如，第一个故事中，大海走在一大片荒地上，远处却是漂

亮整洁的楼房；煤老板一尘不染的豪华轿车停在一片灰土地上 ( 在这一画面里，大

海枪杀了轿车的主人 ) ；煤老板拥有私人飞机，村民却为了一袋免费白面而向他人

陪作笑脸。在第四个故事中，再次突出几乎相同的景象：小辉走在茅草丛生的荒地

上，远处也是漂亮的楼房。小辉打工的企业高居“世界五百强”，但是它的工人却

住在集中营式的拥挤的宿舍里。莲蓉手捧苹果电脑在高档的休息室里，这里硬件超

棒，但这里也是赤裸裸用钱砸人的地方。

影片中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内容，面广量大，一时难以尽道。还有一些意味

深长的画面也令人难忘。比如在大海杀人之后影片转向渡船上的人群。镜头从每个

人身上缓缓扫过：他们朴素平凡，轻松自得。这时音乐悠长，画面恬静，与大海杀

人的暴烈有天壤之别，让人看了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道应该为他们远离悲剧而

庆幸，还是为悲剧的阴影就悬在空中不曾消散而担忧。

再说一个，在第三个故事中，小玉送走情人之后，她靠在一个可能是支撑

高架桥的大圆柱上，镜头慢慢右移，露出另外两个圆柱，圆柱后面是往来的汽车和

噪音。镜头停止，圆柱之间的灯光呈现一片波动的光影。画面美，并且衬托出她此

时复杂不安的心绪。

最后再看看影片的结构之美。五个主角中，除了自杀的小辉更有象征意义，

其他两男、两女之间有着对比的关系：前两个故事是两个男人对比，后两个故事是

两个女人对比。到了结尾，大海、小玉以一隐一显的方式再次出现，就像让两个最

光彩的角色上台谢幕一样，由此影片表露了褒谁贬谁的立场。

就此打住。请大家记住这部影片、观赏这部影片吧，每个人都有发现美的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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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狼烟》(28集全）

来源: Kimberley 于 201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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