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學術界研究概況

最早對中國文化大革命進行研究的是西方學術界，並且在30年左右包攬了幾乎全部研究成果，以至于長期流傳著一個說法：“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國外；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是在西方。”

像英文的《中國季刊》（Chinaquarterly)、《亞洲概覽》（asiansurvey)、《共産主義問題》（problemsofcommunism)等學術刊物從1966年夏、秋季就開始發表對于文革的研究論文，它們長期、系統地追蹤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評論文革的目的、意義，對中國未來和世界的影響，等等。

《共産主義問題》從1966年9、10月號起刊登專題討論會“毛主義是什麽”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施拉姆（stuartr.schram)的論文是“毛及其學說”，另一位專家柯亨（arthura.cohen)的論文是“毛及其政治學”。該刊接著開展總題目爲“新革命”的系列討論，主要論文有格爾曼（harrygelman)的“毛和不停息的清洗”，陳（theodorehis-enchen)的“痛苦中的民族”，特裏爾（rossterrill)的“圍困心理”，邁克爾（franzmichael)的“權力之爭”，等等。

美國智囊機構蘭德公司反應也很快，它的社會科學部的人員和顧問在1966年夏末開始系統研究文革，1971年出版由羅賓遜（thomasw.robinson)主編的《中國的文革》一書是其第一項研究成果。此書由5篇長篇論文組成，第一篇多裏爾（W．F．Dorill）談文革是權力之爭、政策和意識形態分歧的産物，第二篇哈定（H．Harding）談毛澤東的政策和組織理論，第三篇羅賓遜談周恩來，第四篇戈托夫（M．Gurtov）談中國的外交，最後一篇是巴姆（R．Baum）談中國農村。

以《劉少奇和中國的文革》一書而著名的迪特默（lowelldittmer)把西方研究文革劃分爲3個階段，每個階段關注的問題不同，材料來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浪潮，並取得豐碩成果。第一階段是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材料來源主要是紅衛兵的大字報和各種小報，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導致文革各種事件的權力鬥爭，這時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層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遷；第二階段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這時注意力轉向紅衛兵的派性鬥爭，社會矛盾與沖突，一些研究者從逃到香港的文革積極參與者那裏獲得不少第一手資料；第三階段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研究者有可能得到新的資料，對文革進行更深入的研究。〔1〕

研究毛澤東爲什麽要發動文革始終是中心議題，答案基本上可以分爲3種。一種認爲是出于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和繼續革命的決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說法，認爲因爲修正主義的根子在人們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爾（victorc.funnell)認爲文革産生的原因是毛澤東極爲敵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明顯的社會分化，毛擔心如果聽任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差別越來越大，最後黨就會和群衆失去聯系。〔2〕

有人則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分析文革的起因。勒斯（simon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認爲：“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稱，毫無革命可言，除了當初計謀上的藉口，毫無文化可言，這是高層一小撮人之間在虛構的群衆運動的煙幕之後進行的權力鬥爭。毛大權旁落，正是爲了重新獲得權力，他發動了文革。〔3〕

格爾曼說，毛澤東發現黨內從上到下都對他不忠實，因此決定清洗。他還要通過運動來制造一種嚴峻氣氛，使黨內決不存在反對派，大家都對他頂禮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後，黨也要可靠地實施他的革命藍圖。〔4〕

較多的人持第三種解釋，認爲意識形態、政策分歧與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中國的文革》一書的作者認爲，文革中發生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當國家面臨緊迫問題時，領導人之間對于采取什麽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發展爲尖銳而不可調和，因爲這常常和個人尊嚴與權力密切相關。如果領導人意志堅強、固執己見，或者以自我爲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麽上層領導就會分裂。〔5〕麥克法誇爾（roderickmacfarquhar)的觀點也屬于這一類，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詳盡分析了自1956年之後，特別是大躍進失敗之後中共最高層的政策分歧，說明這種分歧不可避免要導致權力鬥爭。

有一批對文革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反對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層的權力鬥爭或路線鬥爭，他們認爲文革中群衆組織的劃分和對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他們用利益沖突而不是思想認識的不同來解釋不同的人參加不同的群衆組織。他們的理論叫做“社會沖突論”，這是文革研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方法和理論。李鴻永（hongyunglee)、陳佩華（anitachan)、安德佳（jonathanunger)、駱思典（stanleyrosen)和白霖（lynnwhite)等人都有這樣的主張。

李鴻永指出，在文革“放手發動群衆”的過程中，某些社會集團發現他們的利益要求激烈地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而另一些人則力圖維持現狀，在群衆和精英層中都發生了保守派和激進派的分化。基本區別是對運動對象的看法不同，一派攻擊“走資派”，另一派攻擊知識份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問題成爲突出的矛盾，保守派根據家庭出身劃分階級陣線，支持“自來紅”觀點，激進派根據是否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劃分陣營，反對血統論。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組成，激進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6〕

陳佩華、安德佳和駱思典在合寫的論文“學生和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沖突的社會根源”中提出，學生的沖突起源于以下原因：一、在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學生向上的前途不廣闊；二、由于入學標准的變化（從重視成績到重視家庭出身），學生爲升大學展開了劇烈的競爭；三、許多學生的競爭手段是入團；四、政治上的競爭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學生的矛盾。在文革中，階級背景的對立轉化成紅衛兵的派性。〔7〕

文革的影響和後果是西方研究者十分關注的問題，早在1969年，張旭成（parrish.chang)就看出，文革對中共的統治産生了負面影響，因爲文革中的清洗並未按照黨章國法規定的程式進行，也沒有明確的標准來判斷幹部是好的還是“三反分子”，無數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他們其實是無辜的，張指出：文革中對黨的高級領導人漫無邊際的指控損害了黨的形象，這看來是無法修複的。號召造反和奪權的效果是，不僅年輕人，而且大多數人蔑視權威，包括新建立的革委會，甚至中央領導的權威。〔8〕

泰韋斯（friderickc.teiwes)在研究中共領袖合法性問題的專著中認爲，文革産生了信任危機，對毛澤東的權威是個重大打擊。文革造成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不滿，其中包括受到虐待的知識份子，在農村過著貧苦生活的知識青年，以及在運動中受到沖擊的黨政官員。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鬥爭使人反感，林彪事件使人破除了政治迷信。種種懷疑和不滿終于引發了天安門的抗議事件，這是對毛的權威的直接打擊。〔9〕

許多研究者敏銳地看到，文革不僅以武鬥傷害了千百萬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騙和謊言傷害了人們的心靈，尤其是對于年輕人。邁斯納（mauricemeisner)在其著作《毛和毛之後的中國》的第20章“文革的社會後果”中說，千百萬人在文革中因爲鬥爭會、派性武鬥、鎮壓而在肉體上和精神上留下了嚴重創傷。孩子們因爲父母的問題受拖累，父母遭到子女的批判揭發，數百萬人被非法監禁，數百萬人在窮鄉僻壤虛度光陰。他們的生活遭到破壞，前程被毀掉了。青年學生的理想被粉碎，因爲文革的崇高目標和殘酷的現實之間有一條巨大的　鴻溝，他們從理想的一代變成迷惘的一代。〔10〕辛格（martinsinger)以極爲惋惜的口吻說：對于多數中國學生而言，文革使他們不可補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純真。這種純真——以及相伴的樂觀和獻身精神——對于奮力拼搏以告別過去，並在現代各國確立自己地位的國家而言，是寶貴的資源。這種純真只會失去一次。在一個老革命家爲從不可避免的曆史風暴中保留自己遺産的很不成功的鬥爭中，這種純真失落了，這是文革的真正悲劇。〔11〕

也有人看到了文革在大破壞的同時産生的正面影響。白魯恂（lucianw.pye)認爲，文革使中共領導打開了眼界，看到了失敗的現實，不但看清了文革的弊害，也看到了文革前的弊病。文革還使他們擺脫了傳統的優越感，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外國的好東西。沒有文革，他們就不會和蘇聯模式或任何已知模式決裂。〔12〕


二、中國人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早在1967年和1968年，許冠三、丁望等就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研究和評論文革的文章，許冠三的文章總題目是“有關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幾點解釋”，從幾個方面論述，分3期連載。〔13〕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先驅者、思想者，他們之中很多是文革運動的參與者和很有經曆的活動者，在70年代就開始了對文革的思考和研究，並以文字系統地、明確地表述、傳播自己的思想，不時還有熱烈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論。首先要提到的是劉國凱的《文化革命簡析》，它的初稿完成于1971年底，1980年12月載于作者自己主辦的廣州油印“民刊”《人民之聲》的特刊上，這部長達10多萬字的論著于1986年由陳佩華翻譯爲出英文，〔14〕在美國出版。另外還有王希哲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這是他回應晉君題爲“談毛澤東後期可貴思想”信件的産物，在其中提出了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毛澤東決不是官僚制度的敵人，提出了文革的副産品之一是“思考的一代”在中國崛起，等等。〔15〕

在80年代中後期相對寬松的氣氛中，大部頭的文革著作也問世了，高臯、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在壓制和阻擾中艱難出版，接著，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發表。當然，官方也批准出版了很少的按照黨的決議精神寫出的書，比如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席宣與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1996年是文革發動30周年的紀念日，中國人研究文革的強勁勢頭在這一年展現了出來。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爲此推出4期文革專集（後由劉青峰編輯出版論文集《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16〕在日本由中國學人主辦的《中國研究》推出“‘文革’三十周年專號”，以北京大學教授趙寶煦爲主編的，在香港出版的《中國研究》把秋季號完全做成研究文革的專號，香港的《亞洲周刊》5月26日那一期做了題爲“文革三十年反思前瞻”的專題，《明報月刊》　在10月號上登載王若水的重要論文“毛澤東爲什麽要發動文革？”。

這年5月，“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行“文革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由于有關當局的禁阻，受到邀請的大陸學者未能赴會，會後編輯出版題爲《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的“‘文革’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17〕

在中國大陸，也有各種學術活動。幾個學術單位召開關于文革的研討會，199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中央黨校召開“《‘文化大革命’簡史》座談會”，當代中國研究所于11月5日舉辦了一個規模較大的文革研討會，從多個方面討論文革，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于11月30日召開題爲“1966—1976：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學術討論會。幾家雜志做了關于文革的專題，《青年報刊世界》從1995年第4期起每期都有文革專題，直到1996年5月被強令停止，《焦點》雜志7月號有“蓦然回首看文革”的專題，著名的《東方》雜志在5月號上精心准備了一個專題：“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在發行前被強令撤銷。附帶說一下，以上3家雜志後來都遭到了停刊的命運。

在于光遠的建議和推動下。，北京圖書館在這年4月完成“關于北京圖書館對有關‘文化大革命’資料收藏情況的“查報””，根據這“報告”北圖（現稱“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資料共計2611種，66797期。需要順便說明的是，連負責主持這項工作的學者，以及統計資料的工作人員都沒有機會接觸材料，他們的工作只能靠查閱目錄卡片進行。

在“化大”命研究中，香港中文大學發揮了重要基地的作用，而一批從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然後在美國大學工作的學者起到了主力軍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在自己的專案“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之下，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多部研究文革的專著（比如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1999年〕和唐少傑的《一葉知秋》〔2005年〕）和論文集，他們主編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從2006年2月號起連續5期推出“文革四十周年”的專題。該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宋永毅等旅美學者合作，于2002年出版發行（中文大學出版社）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該資料庫提供了3000多萬字的關于文革的第一手材料。這個資料庫在2006年進行了升級，增加了1000多份新的文獻，成爲一個世界上第一個大型的網絡數據庫。

宋永毅等人工作是一種奠基性工作，爲同行和後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條件，爲中國的文革學打下堅實的基礎。早在1998年，宋就和孫大進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獻目錄，1966－1976》（Theculturalrevolution:abibliography,1966-1976),〔18〕他和周原等海外學者一起收集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一共3輯，共達112卷，包括了2，700種小報；〔19〕他和郭建、周原合作編寫的《文化大革命曆史詞典》)已經在2006年出版。〔20〕宋永毅還和孫大進合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他還主編了《文革大屠殺》。〔21〕另一位在美國任教的學者王友琴對文革的研究工作也引人注目，她從上世紀80年代起單獨一人進行采訪，收集第一手資料，記錄文革中受難者的個案情況。她辦了一個網站，名爲“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很多讀者通過訪問這個網站而了解文革的真相，關心文革這段曆史。2004年她把自己的成果彙編出版，書名爲《文革受難者——關于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2〕

據我有限的了解，今年在海外已經出版的關于文革的書還有周孜仁的《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23〕西藏作家唯色的兩本書《殺劫》與《西藏記憶：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2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這兩本書，使世人得以對西藏的文革有所認識，而彌足珍貴的是，《殺劫》是一本帶說明的照片集。另外，今年出版的還有周倫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25〕以及劉國凱的“人民文革叢書”4卷。〔26〕

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學者的長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幾年前就發表評論說，大致從21世紀開始，“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西方”的局面結束了，中國人在文革研究方面開始占居主流和主導地位。我爲這種新局面的到來深感欣慰，但與此同時，我又知道，“文革學的研究已經回到中國”這個論斷具有阿Q意味，因爲上面提到的那些學者已經是美國公民，不得不承認，正是能夠享受思想、言論、出版、交流自由的條件，才使他們的研究能夠進行，研究成果能夠發表。

2006年是文革發動40年，結束30年的紀念周年，若幹研討會在困難的條件下舉行。3月22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個紀念文革的小型座談會，主持人爲鄭仲兵先生。鄭仲兵先生和他的夥伴編輯了一份非正式出版的小報《往事》，主要刊登有關文革的回憶性材料，這些資料對于今後研究文革是很要的。緊接著，在3月24—26日舉行了“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有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山西等地的學者，以及正在北京從事訪問研究的來自美國的曆史學家和來自瑞典的文革史專家。5月12—14日在美國紐約舉行了“文革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雖然應邀參加會議的多名大陸學者被禁止赴會，但仍有幾位學者與會，並且宣讀了未能出席會議者的論文。5月17—19日，渤海大學召開了“文化大革命史料收集與整理”學術研討會。

除了文革的專門研究者，對于研究文革有心和作出貢獻的還大有人在，比如，湖南一位休幹應山紅主編和自費印刷了一本《雁陣驚寒——湖南衡陽文化大革命史事》，又如上海學者王軍勝自行刊印近百萬字的3卷本《文革沈思錄》，這些書籍都分送到了文革研究者的手中。（未完待續）

徐友漁，共識網，原標題爲：文革研究之一瞥：曆史、現狀和方法

市委書記的二奶讲话就是有水平！

新时代健康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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