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手/名胜古迹/土改残酷历史：骇人听闻的性酷刑/1967年毛泽东谈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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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3/28/2014 11:25:09 AM 被閲覽數： 36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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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老年人
    
    
    
    本文摘自《老年人》2004年第12期 作者：刘松茂 原题为：“文革”中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从文斗到武斗，再到全面内战，对于国家和人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那么，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对武斗”是什么态度呢？很多史料表明，毛泽东对武斗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文革”初期，发生了红卫兵强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伤人的野蛮行为。对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66年8月，毛泽东至少两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不要武斗”。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批评造反派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这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浙江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时，又一次对武斗提出批评，：’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幸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对于发生在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大规模的武斗，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这种内乱的局面，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1967年底，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为了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他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武斗的立场，：“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呀？他又说，我没有踢呀，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呀？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
    
    随着武斗的升级，毛泽东运用自己的权威，亲自出面制止武斗。1968年，他签发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以制止发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和发生在陕西的反革命事件”。不久，他又派遣数千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在工宣队受到蒯大富等人的武力抗拒，造成5人死亡、731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时，毛泽东发了雷霆之怒。7月28日凌晨，他接见了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爱兰、王大兵，严厉地训诫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接着明确提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这番话被迅速传达下去，对制止武斗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改残酷历史：骇人听闻的性酷刑



2014年1月12日
    
    来源：开放 作者：蔡咏梅

 七月三十日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中共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话说，“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
    
    谭松演讲的川东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辖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广安市和黔江地区，即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区域。谭松是重庆人，他在二○○二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走访了十二个县市，访问了四百多个土改亲历者，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所有采访均做了录音录像。最后完成了一部土改专访录，共三十六万字，尚未出版。
    
    川东土改在中共占领四川后的一九五一年开始。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利用地痞流氓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在演讲结束时，将他调查到的死于土改的受难者名单一一在视屏上打出来。他说，每一位受难者都不应该被人遗忘。
    
    采访艰辛受害者至今心怀恐惧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现场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谭松是首位在他们中心讲土改的大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