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导论）

2014年4月     谢选骏

    作者：谢选骏
    
    
    导论
    
    新的理解
    
    一、中国人拿不到诺奖
    二、中国需要全民国家
    三、一百年的时间够了
    四、真实的中国在这里
    五、创造外物先创造观念
    六、社会主义之反社会
    七、礼崩乐坏的现代中国
    八、巴比伦之囚的中国版
    九、七十年是一个大限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的最后一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中写道：“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显然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感想，而不是一位历史哲学家的感想──因为在历史哲学家看来，未来就蕴藏于现在之中，而过去则塑造了现在。在我看来，历史之流是无法截断的，是浑然一体并推陈出新的：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改变过去的事情，但却可以通过改变现在的事情，而改变过去的事情在现在事情的遗留部分，从而间接改变了过去的事情。例如，我们虽然无法惩罚和追究一个坏蛋，却可以通过消除其基因在后代的流传来间接地惩罚和追究他，这个道理在中国人人都懂，并被总结为“灭族”的政治法则。
    
    我们既“生活在现代”，又“生活在古代”──因为我们乃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正如我们既是“我们自身”，又是“祖先的产物”──因此我们如果想要继续向前，就必须理解过去：这样，经验使得我们的生存成为“有根”的。
    
    在《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中，我们曾经指出了“第一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框架”……正是在这个基础结构上，古代南北朝才是第一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二者之间的必要环节。紧接下来，我们发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必然导致的“现代南北朝”。于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可能性出现了：这就是“君主时代”之后的“立宪时代”。
    
    不幸的是，这个宪政时代是以一个长达百年的僭主时代为开端的。这须也是学习宪政的中国人不得不“付出的学费”。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立宪时代的准备，但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完成宪政建设的时代。
    
    二十世纪之前的中国君主时代，则囊括了先秦的王国时期与秦汉以降的帝国时期。我们希望，立宪时代能打开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大门，那将配合中国进入全球时代，并使中国全力建设一种全球文明。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四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坍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一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另一架坠毁。这一系列袭击导致三千多人死亡，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记录表明，“911事件”导致美国人权状况恶化。
    
    “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布什以“反恐”为施政重点，对内不断整合机构，扩大行政权力；对外发动两场战争，调整兵力部署。尤其引人侧目的是，布什未经法庭允许便授权国安局对境内居民的国际通信进行监听。 不久美国国安局以查找和追踪恐怖分子为由，向三大电信服务商收集美国各地的家用和商用电话记录，并为此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数据库，而国安局的最终目标是要将美国境内拨打的每一个电话都收入这一数据库中。紧接下来，美国国会又通过目的在于加强政府的监视权力和执法机构的调查权力的《爱国者法案》。这个法律在跟踪和截获通讯方面，扩大了政府执法人员监听的权力范围，使得他们更容易跟踪被监视的对象。
    
    而早在1934年美国国会便通过了《联邦通讯法》，该法第605条规定：未经发送者授权，任何人不得对通讯进行监听，不得将监听的存在、内容、物体、主旨、结果、意义向任何人予以泄露或发布。《联邦通讯法》是美国开始通过成文法对监听问题进行规制的首度尝试。在这以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了多个与监听有关的案件，确立了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即：监听是一种搜查行为，必须同其他的搜查方式同等对待。
    
    为什么美国的民权保护经过了七十年的进步反而有所倒退呢？就是因为“911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恐惧。这使得我不禁想到了中国的处境。算起来，从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1126年〕到二十一世纪，将近九百年时间，中国经历的外患加起来无疑比“911事件”的九百倍还要大，一个八年抗战等于几个“911事件”的打击？一百个？一个满洲入主等于几个“911事件”的打击？三百个？一个蒙古入侵等于几个“911事件”的打击？四百个？一连串的西方入侵等于几个“911事件”的打击？一百个？这样看来，中国平均每年都要经历一个“911事件”。远的不说，1989年的“六四事件”，虽然规模较小，但也使得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了不少：这也可以算是一个“911恐怖袭击事件”。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社会整体处境的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会相应改善。其实，中国在唐宋时代的总体人权状况，要明显好于现代的两个中国〔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中国人拿不到诺奖
    
    为什么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显然，中国的“国际化”或曰“西方化”的程度还不够。迄今为止，拿到诺贝尔奖的四个“中国人”都不是中国籍的：两个美国籍的，一个印度籍的，一个法国籍的。美国籍的丁肇中是中国人？印度籍的达赖是中国人？法国籍的高行健是中国人？他们连“华侨”都不算。
    
    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被误解者们夸夸其谈的“中国文化”已经成为无力的文化，甚至是“关起门来打狗”的文化。它吹捧无力的病态为“听话”甚至是至善至美。它把文明理解为忍让；把智慧理解为圆滑；把“好”理解成“伪善”。它甚至公然胡说：“伪善比不伪善的好”，而我们却知道，“伪善后面必有一个更大的邪恶。”它还把道德理解为合群、把政治理解为权术、把生活理解为敷衍、应酬与周旋……
    
    这正与西方人相反。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化了的西方精神。而现代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与能量的货真价实的崇拜。所以蕞尔小国的西方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伪善的东亚病夫。
    
    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变相的力的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关于人力的寓言。这：人力野心勃勃，想穷尽天下之玄妙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于是，人力升华到神力和宇宙能量之中去了，但归根结底还是“力的崇拜”。
    
    中国要想积极进入现代生活，就必须恢复能量崇拜，发展力量、尊重能力；而不是迄今为止的被动卷入、被迫拖进现代生活。我们必须放弃对于是中国文化的静态的误解，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这样我们才能挣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奴役和残暴统治，才能治愈苏联入侵造成的民族麻痹。
    
    对统治者的弱民政策来说，人民的无力甚至麻痹也许再好不过；但对一个即将诞生的新文化及其新民族来说，这却是致命的。太危险了！它会使新的天地，夭折在荒凉的摇篮中……
    
    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1月13日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曙光》〔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为题的封面故事，介绍一个“中国世纪”〔The Chinese Century〕正在到来。它推测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会走下坡，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至于像二十世纪的德国和日本那样破坏世界和平。好在中国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失调，贫富不均是中共领导急需处理的内政议题，美国可以说服中共，与西方国家合作对其有利，然后让中国大陆加入“七大工业国组织”〔G7〕，使G7成为G8〔“八大工业国组织”〕。正如美国汉学家自己所说：“我们外国人当然是真正的‘外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外。但我们可以引入不同〔并非更好、只是不同〕的视野来察看中国的问题。部分是由于它是一个‘比较’的视野，部分也由于西方与中国的史学传统不同，有叙述历史的不同方法。”
    
    在我们看来，《时代》周刊和许多美国主流观点一样，充斥对于中国事务的无知和不懂装懂。更糟糕的是，它们的发言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在从事某种舆论战和心理战。而根据我们对于中国事态的比较，二十一世纪不会成为中国世纪；即使中国发展顺利，要想达到全球一流水平，也要到二十二世纪，也就是还要在发展一个世纪左右。这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估计。因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一流存在，光靠“发展经济”是不可能奏效的。一个国家要成为一流存在，要通过社会的综合发展，而社会的综合发展要仰赖其文明的势运，这种文明的势运没有上百年的酝酿是无法形成的。
    
    早在1978年，为了以文革期间初中毕业而其实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去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班，我花了将近三个月，再三研读了中国历史，对“文明的势运”深有体会。个人也是如此，没有长期的积累，小学生想要一蹴而就考取研究生，恐怕孔子也难，所以在孔子的“十五志于学”到“三十而立”之间，有整整十五年，而不是像我那样只有八年。
    
    对于我这样偷偷自学的人来说，公开投考本属无奈之举，是以自己的弱项去搏击别人的强项，但为了试试命运的方向，却不得不进行这一“逢场作戏”。人们说“命运是主观努力与客观态势的综合产物，如果你不做努力，命运的意图如何显现？结果很幸运的是，除了顺利考上之外，我还得到了考试以外的一个收获。对中国历史的系统研读使我确信：到了清朝，中国文学的各种门类确已步入衰颓之境。古老的诗、文、辞、赋自不待言，从元明以来已成末日的定局；即使号称鼎盛于明清两代的“俗文学”如小说、戏剧等，亦已开发得非常充分，乃至没有余地进一步发展了。文学的未发意境已经告罄，即使更低级的“俗文学”如弹词等讲唱文学及民歌，亦是庸庸碌碌，完全丧失了清新的创造精神。总之，当此之际，中国文学呈现出一派日暮萧条的感觉。
    
    文学的衰落，特别体现为“党的文学”。“主题先行”、“理论指导艺术”这一特点，即使在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里也表现得很明显，因为伤痕文学说到底还是一种党的文学。正是由于党的文学具有这种“社会教育”作用，西方人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主要目的，也就并非欣赏其“艺术”〔因为它甚少艺术〕，而是测度其“社会”，小说也就成了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形态的晴雨表，成了许多艺术门外汉的掌上明珠。那些被马列主义理论家和一党专政的社会习俗所牢牢固守的“思想舆论阵地”──是在艺术领域被首先攻克的。
    
    仿佛与此互为表里似的，社会的艺术趣味和文化兴奋点，也在狂烈替换着。“改革开放初期”即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小说热，以至诗歌热，确实维持了几年，现在再想起来，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几乎人人捧读。这实际体现了社会热点的转移，当时人们热衷于阅读解释人性的小说以及解决社会问题小说，就像后来热衷于阅读武侠小说、报告文学，说白了并倒不是纯文学的胜利，而是整个社会在关注小说里体现的政治动向。
    
    纯文学似乎从来没在中国大陆扎过根，人们似乎连纯文学是什么，也没有分得清楚。但不管怎么说，纯文学肯定是和流行大陆文坛的武侠小说、报告文学等，并不相同。所以文学衰落了”的感叹也时有耳闻，不过，一个东西如果从来就没有扎下过根、更加未曾繁荣过，又谈得上什么衰落呢？在这种意义上，《河殇》说的“文明衰落了”，对现代中国其实还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因为野蛮化了的现代中国从未繁荣过任何文明，又从何谈得上文明的衰落呢？衰落了的只是中国的古代文明，现代中国根本就没有文明了。
    
    比“党的文学”发生更早的是，模仿和剽窃的盛行，这比“文以载道”更能说明“文明衰落”的问题，说明外来文明的成功入侵。2007年有一个德国汉堡学家评论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垃圾。他为什么不说中国古代是垃圾？这个话他说不出口，他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垃圾，是因为现代中国作家确实在文学上没有什么创造性。受到当代中国读者追捧的现当代作家，哪有不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的？比如郭沫若、曹禺、林语堂、钱钟书等；全是恭敬不如从命的西方小学生，哪位不是西方文学的模仿者？他们还不如翻译家林纾，虽然用的是文言文，而且几乎改写了原著，但人家注明是翻译的西方著作，就不算剽窃了。观察一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不难发现中国作家基本都是西方文学的学徒，还不是科班出身的，结果他们的作品都是很不成熟的习作。
    
    即使“纯文学衰落了”的提法，笔者也不能同意；除非改换成“模仿西方的习作衰落了”。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获奖前她在德语世界之外默默无闻。在中国内地，只有个别专业外国文学词典里对她有过简要介绍；在美国虽可买到她的四部作品，但这些书根本卖不动。她的获奖使得《纽约时报》都感意外，认为瑞典文学院忽略了每年受到提名的著名作家，很不公平。
    
    2003年得奖的南非作家J.M.库切，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都曾令世人大感意外，相比之下，2001年英国作家V.S.奈保尔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前在欧美文学圈内已被视为重要作家，但对绝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奈保尔也还是个未曾听说过的名字。
    
    为什么新世纪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是陌生人呢？为什么瑞典学院以外的专家、学者、媒体认为最有可能获奖的那批作家偏偏老是不得奖呢？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究竟何为？
    
    实际上，在确定获奖作家时，文学因素似乎并非评委考虑的惟一。比如，国别与地域的分布，应该尽量广一点了。所以，耶利内克是第一位获奖的奥地利人，库切是第二位获奖的南非人，凯尔泰斯是第一位获奖的匈牙利人……这是无法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原先处于受忽视的边缘地位的弱小势力受到了重视”来解释的。这种现象反映到诺贝尔文学奖中，便是弱小国家、民族或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耶利内克来自欧洲小国奥地利，是第十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库切来自非洲的南非，凯尔泰斯来自欧洲小国匈牙利，奈保尔获奖时虽然是英国籍，不是弱小国家的，但出生在中美洲的小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生长于一个不和谐的贫穷的印度移民家庭。
    
    耶利内克、凯尔泰斯和奈保尔都是欧洲人，库切虽是南非人，但南非属于英联邦。近十年来获奖作家，除库切外其余九位都是欧洲作家。如果我换一个角度看，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在文化上显然还是不入流的。但另外一面是，也许正因为中国不入欧洲之流，倒可能表明他文化上还有希望，还可能成为某种新文化的策源地。
    
    中国尚未被西方的晚期文化在其没落时注定要四下扩散的那种无孔不入的粉尘，深深地弥漫，这或许使他还有一点自新的能力。中国如果还没有唾弃自已的特色、还没有习惯于侮蔑自己、对于未来还怀有一种巨大而飘渺的“不着边际的青春式幻想”，他就能填充未来的世界主义的虚空。毕竟，传统中国拥有过能够衰落的文明。而“不会衰落”的东西，可能恰恰是并不存在的东西。
    
    现代的人们！不要轻视了这种历史大气候的征兆！它诚然十分微弱，但可能变得异常强劲。潜伏在这种“无能获奖”的冷酷冰山之下的巨大暗流，正使世界历史的轴心，向着“非西方”的方向缓缓旋转。未来历史会慢慢展开其中的丰富内容……
    
    
    二、中国需要全民国家
    
    在二十世纪结束时的共产党中国，与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七年的满清和中国历史上任何成功的朝代不同，还没有展示出它能够把权力转移到具有经久合法性的公民的政治和合法机构中去，或与这些机构共享。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
    
    二十世纪见证了满清之后的现代民族国家在1912年的诞生；也见证了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后中国逐渐崛起成为大国。二十世纪也是中国工业化的世纪，而工业化根本改变了中国人如何工作以及在哪儿工作，他们制造什么、消费什么、穿戴什么，他们在哪里生活、甚至如何死去。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在中国也像在其它许多地方一样，是一个进行各种政治和社会形态实验的世纪，其中最有影响的形态来自于苏联，那是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开始的。
    
    柯伟林承认，对个人领导权的过度重视显示了党国的最大弱点：它没有能力与全民的精英一起合作以建立一个经久的、自我复制的政府制度。全民可以为党国服务，但不可以有分离于党国的单独统治权。人民共和国像它的前代国民党党国〔以及满洲征服者〕一样，起源为一个军事征服的政权。但也正如古老的政治智能所言：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归根结底，中国未来的关键在于它二十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个重大而尚未解决的难题：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在古老的帝国崩溃之后的中国大地生下根来？……至于目前，帝国制度直接继任者的党国制度，显示出它在许多事情上可以做得很出色。它能够组织化，它能够工业化，它能够军事化，它还能够进行催眠。但它与1912年消失的制度不同，还没有能够“全民化”。
    
    柯伟林在两层意义上使用“全民化”。第一，全民化意味着使用中国人民的伟大才能，建立起一个能够长久的文官制度，将公民的统治确实地制度化。第二，它意味着为建立一个凌驾于政治控制、物质发展和武装能力之上的文明而坚守人的永久价值。
    
    尽管过去的中华帝国有许多问题，但全民化一直是它的巨大力量所在。这是为何其影响能够辐射到整个东亚的原因。或许一旦党国体制在某一天完结，这也将应该是未成型的政治结构所需追寻的目标。……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只有中国能成功地建立起稳定的和自我复制的政治制度，并具有经久的合法性，才能继续在它天然的地位上，成长为最有影响的大国之一。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看法。而在我们看来，现代中国的许多问题除了来自异族的军事征服，我们自己对于西方文明的错误吸收方式，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西方文化在1919年对中国文化的推枯拉朽，只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末流和残渣的胜利。这种表面的胜利没有销毁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最多只是歪曲了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这些无与伦比的精华虽然被历史的演绎暂时掩蔽了，但只要是对历史稍具常识的人就可预知，这种掩蔽绝不等于埋葬！
    
    1980年以后，中国思想界变化幅度之大，为“五四”以来所仅见；同时也是对于“五四”的反思甚至反动。1980年以后恰恰又是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期。而另一方面，文化界尤其是艺术界的变化幅度，或许还远远超出了理论所能认可的范围。艺术试图作为感性的前锋，而有大胆的甚至更是放肆的表现。但是中国的创新基础毕竟还是学西洋；而真正的新文明的生长，必须基于自己的传统。如果西洋真在陆沉，中国必能创新；如果中国毫无“非西方”的创意，那么西方的沉沦就不能成为世界的创新前提。
    
    中国文明的全面复兴，即使可能，也不太可能发生在二十一世纪，而是需要留待二十二世纪方能水到渠成。这不是因为西方文明何等真善美而无法企及，而是由于中国文明即使能够东山再起，也无法这么快就调整好自己的势运。
    
    中国的危机如前所述具有内在性，这即使在文学史的发展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甚至可以说和西方的入侵并无关系，如果一定要追究外在原因，倒是和蒙古入侵关系更大。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衰落给西方造成了“千载一逢”的良机，所以结果是西方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西方。这样，成功逃避了蒙古入侵的西方文明才有可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西方的优势既然建立在这样得来不易的胜利之上，当然不能持之千年。但即使如此，中国要想除弊更新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命运的笞罚自有其神机，如果从这一代独生子女开始，中国人学会了做一个不骄不躁的“人”，一个大写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那么中国的成功也要等到下个世纪。
    
    必要的孤独对心身发育是有益的，但过度的孤独却是有害的。为了引导一个庞大的民族，为了调整其文化模式，使其可在此后几百年间继续运转──而忍受孤独、精神压力与肉身折磨，这样的生存状态该如何面对？这时，人应该对自己说：这种意义的“自我牺牲”，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而进行的“超级消费”，那么“无私的奉献”其实是作为一项“纵欲的高峰体验”受到玩味的！是“操纵的狂喜”、“俯瞰历史与众生的美感”，抑或仅仅是“疯狂”、“出于利他的即回报或复仇的动机”……
    
    “一种野心！”──要允许众人这样嚎叫。是的。野心！一个民族的野心、一种文化模式生成的冲动、以及独特的心灵对此的一套感应！不论如何形容，这一稀有的生存状态饱含了罕见的活力！让我们为此而思想，神奇的力量就在其中激起。
    
    中国居民被看作一个庞大的民族。他曾经强盛过，近代以来，他积弱不振了。现在，作为个人，中国人中间有许多杰出人士；但作为全民的群体，则有待振兴。有个说法颇有意味，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相比，中国人杰出；三个中国人与三个日本人相比，势均力敌；但只要四个日本人，就强过十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善于协作。然而，看看过去，中国所取得过的成就不可能是虚假的；那么可以断定，我们身上已经失去了祖先的某些特质。看看现在再去想想将来，如果要再创中国文明的辉煌，就一定要挖掘祖先潜流着的血液与基因。
    
    现代中国，缺乏外来动力就好像无法前进，严重的贫血症困扰整个中国社会。整体意义的中国陷在自我掣肘的梦魇、自我消耗的磨难中－－而不仅仅是被所谓的“专制制度”奴役着。其实，中国非常需要普鲁士那样的“国家高于国王”、“国王服从国家”的专制制度！在中国，社会枯竭带来精神的麻痹；国家腐败导致人间的混乱；习惯的老化促使行为的非人化……对于创造性的心灵而言，东方型的社会较之西方型的社会远为有害──当天命的良辰突然展现的时候，那时会有触目的烈火冲天而起！东方人什么时候才能抛弃陈旧而绽裂的偶像、摆脱沉重而古老的梦魇？东方人什么时候放弃短浅的实用主义和狭隘的务实精神，而投身于“毫无意义的远景”？中国人什么时候依靠家园而不是依靠苏联，来争取自己的高贵？
    
    ──那时，世界历史的又一变局就在不期然而然中降临了。世界将惊奇地看到，一个重新年轻起来的中国！
    
    一种深深的悲哀，给我们的成功罩上了阴影──这“成功”的代价就是毁灭我们的真实生命！只有我们才知道现代中国生活的卑贱程度：我们的“成功”意味着我们曾经比别人更卑贱。
    
    也许我们需要知道以色列的大卫王是怎么反省自己的。在霸占了自己部将的妻子拔示巴之后，大卫遭到先知拿单的谴责。极端痛苦的以色列王作了《诗篇》五十一首这诗。其中这样说：
    
    神阿，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阿，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正直或作坚定〕。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阿，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阿，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阿，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的大卫王虽然犯了重罪，但是他能够公开认罪、认真悔改，所以才有机会成为伟大的国王。世俗道德承认的那些伟大人物都是不犯错误或能够成功掩盖罪恶的领袖人物。而具有原罪的人不犯错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结果世俗道德所称赞的伟大的人物经常是伪善的人物。但与此不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诗篇》五十一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原罪”概念。试想，连大卫王都是“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么还有谁能不是呢？可见“原罪”概念不是《新约》和基督教的独创，而是《旧约》就已有的启示。原罪概念对于西方文明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基督教社会的领导人包括国王在内，都比其他社会的领导人相对谦卑一些，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并公开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样他们就比较不容易犯下系统大罪，而即使犯罪之后也比较容易得到公众的谅解和宽容处理。这都是对神的信仰给人间开拓的空间。
    
    ──狭隘的胸襟是难以理解这些的！但我们知道，“好的态度”和“具体的努力”，是我们仅剩的两项资源了。求主怜悯我们。
    
    
    三、一百年的时间够了
    
    从1840年、1842年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算起，中国民族整整用了一个世纪，到1942年10月9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近一年之后，美、英两国迫于当时国际形势，送交中国政府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通告，放弃在华特权，另立新约，历数月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签字，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标惯例。
    
    〔二〕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宋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本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国政府。
    
    〔三〕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本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国政府。
    
    〔四〕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特权，一律撤销。
    
    〔六〕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至于其他列强的在华特权，也已经随着中国人在抗战中的惨重牺牲而烟消云散了。血腥的事实历历在目：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民族五千万战争亡灵的生命代价换来的，不是哪个列强不论社会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如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代的空洞声明和日寇汪伪在1940年代的拙劣把戏〕赏赐的。也不是柯伟林那样的美国人所说的“通过外交谈判赢得”的。
    
    及至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兹坦公告》中国更与美英联合向日寇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无条件投降。紧接着，中国又作为五大战胜国和创始国之一，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中国民族站起来”的日期，应该是这个日子。虽然香港、澳门，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方才收回。
    
    1949年10月1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的一部分〔“人民”〕，镇压了民族的另一部分〔“阶级敌人”〕；所以从那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宣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民族的一部分依然站着，但民族的其他部分则分别是跪着〔“资产阶级”〕、趴着〔“地富反坏右”〕、躺下了〔“被镇压即处决了的”〕。这样，民族整体从1945年日本投降、百年大患解除的全体站立起来，倒退为1949年以后的部分站立，部分跪下，部分趴下，部分躺下了。确实，从民族主义或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至上〕的角度看，这确实是民族倒退而不是民族进步。因为民族主义的发展乃是民族成员的权益扩大而不是权益减缩。
    
    所幸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自杀政策，终于被日益觉醒的民族多数认识到：这种斗争除了彼此危害，一无是处，因而遭到逐渐唾弃。例如，在三十年代被“文革旗手”鲁迅破口大骂过的周扬，曾在1979年亲自向他五、六十年代担任中宣部长时参与迫害的作家，正式道歉。在当时推诿成风的官场，此举堪称石破天惊，受到文坛的广泛赞扬。当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誉院长，而笔者是该院的学生，所以可以见证此事。可惜周扬参与开辟的这个唾弃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并没有真正完成。
    
    但不论如何，在这个日益觉醒的过程中，于是，中国民族中那些被打倒、管制、镇压的阶级，开始逐步恢复了公民权，分别从跪着、趴着、躺下〔死后平反恢复名誉〕的状态，重新站立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复活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
    
    好的提问，比好的解答，更难。因为好的提问是真正原创性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人民时代”的老调，而是重新回到民族本位，为“民族国家”进行思考。
    
    “民族时代”在中国刚刚拉开序幕，我理解，一个现代国家若不经过“民族时代”，大概很难进入“民主时代”。只有把民族利益，放在本体位置，而不是把阶级利益、党派特权、国王意志放在最高位置上，这才能形成全民意识。全民意识对于现代国家的兴起至关重要。这即使在普鲁士王国也是很明显的，普鲁士经过1848年的城市革命以后，王朝政治难以维持，国王必须认同德意志民族，把民族利益力量放在首位，推动民族统一战争，然后才获得整个民族的拥护。这是“有条件的拥护”，不是“不理解也要执行”。即“国王效忠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才效忠国王”。所以才有“国王叛国”的概念出现，如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都是以叛国罪而不是反革命罪被处死的。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给国王定叛国罪这一事实，表明王朝政治、阶级政治的结束和民族政治的开始。尤其法国不比岛国英格兰，直接面临外国干涉，民族主义特别高涨。其实，比英国更早的尼德兰〔荷兰与比利时〕革命，就存在对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动力。在民族政治无孔不入地的驱使下，整个社会的基层都搅翻了。这不是阶级复仇的大翻身运动，而是民族动员，因为王朝政治的阶级专政被取消了，全民在法律面前获得了同等权利。
    
    这里的民族主义显然不仅仅是民族情绪，而是一个全民政治的概念，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其要义是“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党派利益、阶级利益、王朝利益至上。民族国家就这样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单元被确立下来了。
    
    当然，民族与国家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二者的区别会越来越小。即使德国、日本 、意大利这样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也有些少数民族成员。在多民族国家中提倡纯粹的民族主义，就难免伤害少数民族。因此，这时就以“国家利益至上”来代替民族主义了。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甚至多种族国家，就只能以国家利益来团结全民， 而不可以民族利益来发号施令。尽管在英语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词义 ，都是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现代化的动力。正如在其他民族那里，现代化也要经历民族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一般来说是和城市革命或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同步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则反而是旧时代的残留物，如同西欧中世纪结束时的宗教战争，是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导的。
    
    理论上，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这仅仅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编织的无国家者的理想说辞。实际上呢，无产阶级革命比之资产阶级革命，在民族主义意识方面更为滞后，所以号称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一旦建立，无不马上反目成仇：如苏联对中国，中国对越南，越南对柬埔寨……所以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过时，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导向，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且民族主义思潮必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最终民主化，甚至德、意、日等轴心国，也逃不出这个定律。而比德意日更为后进一步的东欧、俄国、中国，也自然回逐步走上经济开发、政治民族一些国家，甚至中东一些国家也将开发成功，开始进入国际主义的时代了。
    
    与此同时，作为“民族时代”〔既不是前此的“王朝时代”、“阶级时代”，也不是后此的“同盟时代”、“国际时代”〕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既是政治运动，还是文化运动，即是文化身份的认同。比如今日看来民族性极为淡漠的北欧国家，十九世纪完全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群体：他们先是把瑞典语从丹麦语中独立出来，然后另搞一套挪威语，然后再形成挪威国家。其实这些弹丸之国， 原先都是日耳曼民族，何须分彼此呢。
    
    从欧洲的事例看，是先形成民族意识，然后才有国家；即使美国的叛离，也是先不满低人一等的殖民地意识，才以革命的茶叶党的走卒贩夫的精神，起来创立国家。民族主义先是文化运动， 然后扩展为政治运动。意大利也是这样“文化立国”的；如意大利国语不是以罗马方言为基础，而是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因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是佛罗伦萨而不是罗马。德国的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把圣经译成德语〔十六世纪〕，推进民族文化的建设〔十七、十八世纪〕，然后才在这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民族主义〔十九、二十世纪〕。
    
    不需讳言，即使不赞成政治民族主义的人，在文化上还是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取向，不希望变成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地吧，这方面越是有成就的民族就越是明显，如法国人、德国人在抵抗英语文化的侵蚀中，是最为积极的。文化民族主义，促使人们成为有教养的，而且是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上获得一种文化成就；所以发展民族语言，如前所述又是文化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徵。
    
    例如中国近代的白话运动，不仅推动民族的文化认同，且支持了普及教育。因为在王朝时代，教育被少数人垄断，文化上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精英主义的。民族主义则是全民主义的，是民族的，不是任何一个小集团的。比如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民族主义兴起〔“五四运动”〕几乎是同步的，政治民族主义过早激发了，当然也就使得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装备不足，政治民族主义也就缺乏纵深。
    
    相反看看欧洲，在政治民族主义运动爆发之前，德国经过一二百年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阶段，北欧也是好几十年，意大利更长，经过了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都是先有文化民族主义，再有政治民族主义，然后形成民族国家，之后变成国家主义崇拜，然后才进入国家联盟纵横交错的阶段，组织起世界大战来了。到了这个时代，“民族主义就是战争”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和想法，我不仅希望中国民族站立起来之后，从此不再部分跪下，部分趴着，部分躺倒……而且还希望中国民族不要老是站着，不要老是像毛泽东喜欢谈论的《红楼梦》里的经典人物焦大那样“奴才站惯了，不敢坐”。而是要认认真真地坐下来，且是坐到世界圆桌会议上，大方自然地坐到G7也好G8也好的交椅上去。
    
    
    四、真实的中国在这里
    
    1、好的东西，也就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能塑造历史的东西”──并不是唯物主义法规或共产主义理想能够炮制出来的。好的东西只能从民族生活的洪流中涌现，而不是外来征服的结果。蒙古的入侵、西方的真理，违背中国农民的天赋本能，在中国人炒地皮的恶劣习惯中，在中国人自私自利的卑劣品质中，流露了就已消失的文化倾向中，那就是对抗游牧民族的“植被人类”。
    
    2、植被人类，向日葵一样朝向天子的神秘冲动里──一种全方位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独立，对于土地的渴望，影响、乃至支配了历史。人的意义──在于发现这一宿命并顺从这一宿命。各级的发现和更为各级的顺从。其余都是谈不上的。尽管你可以将这一顺从贴上“反抗”的标签。因为“反抗”只是“顺从”的另种形式，仅此而已。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说──文明的命运是由类似的宿命预定了的，个人的努力到头来不是徒然，就是加剧了命运的波澜。
    
    3、不要试图为未来的人们设计什么“蓝图”，尤其不要设计那些牵涉许多细节的“行为规范”。一个大致的方向足矣！这就是中国。你像一个中国问路，他不会像日本人那样给你画出精细的地图，而是顺手一指大概的方向，否则就会被目为病态甚至神经衰弱的表现。个人如此，文化机体亦然；所以中国很难法治，只能人治。中国最多只能在人治的外面，涂抹一点法治的色彩、指点一个法治的方向、提供一种法治的精神、发出一阵法治的叫嚣而已。因为法治已被视为有害无益、自缚缚人的行为。
    
    中国人的理由是说，“应当相信未来的一代。应当相信他们健康的本能及其比我们更有活力的主动精神。应当相信未来的尺子────能够斩开纠缠未来的乱麻。历史在不断翻新。我们能用外来的法治与蓝图去阻止它吗？我们能使这些‘蓝图’完全适应它吗？若要中国历史的翻新去适应外来的‘蓝图’──那才是亡国奴的偏狭、自私、堕落、衰弱！漂亮的蓝图翻不出历史的花样。异体蛋白没有独立的价值、续存的可能。它们只是瞬息即逝皮毛。”
    
    4、命运驱使我走遍了世界想证明自己的错误、买办的正确，但我失败了……中国人！你是世界的弃子，但你并不灰心，是不是？是你的自我中心的信念驱使你走向一个又一个磨难，但你并不悔悟。你用你的坚忍，把错误的变成正确的；你用你的努力，让时运重新转回来。你说，方向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基于辩认力的磨励，艰辛的磨励。
    
    为西方真理工作的社会主义买办，谁的影响越大，谁的行为对中国也就危害越大。这些买办还自封为导师，每个都要提出一套思想、蓝图、理论、学说，在它们的误导下，人们体会了迷路的痛苦。迷路是一种揪心的体验，眼看半个夕阳西沉，荒郊里野声四起……，民族陷入慌乱和绝望。
    
    5、只有民族的灵魂，才能从集体的迷路中提炼出旁观者的沉静，才能从沉静和沉思中得到一种超越的赏心悦目──这时，你看到了平时视而不见的一切，领会出“赝品将你与自然隔离开来”的蕴奥。
    
    在其他时代、其他民族、其他社会、其他人类看来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变得那么艰难，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珍贵，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复杂，最起码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难得；我们要企及它们，必须花上十倍的努力以及百倍的勇气。
    
    民族的灵魂不停挥洒血汗，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血汗──为一个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国灌溉滋润……没有人知道民族的灵魂付出了多少代价，没有人知道民族的灵魂浪费了多少力气：民族的灵魂，把浪费视为消费，把代价视为赐福。
    
    6、谁是中国民族？“真实的中国”究竟在哪里？
    
    “你们就是中国民族、真实的。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不是‘象征’、不是‘中坚’；而是中国民族的本体、真实中国自己。这个民族，一个完美无缺的战士集团，一种充满原始精神的创造冲动，一种洁身自好、不断自强的道德热忱──盘踞在中国大地密集居民的头上。更确切地说──是监护着他们的周遭。最好的统治是监护而不是征服……中国居民之命运的监护者──这就是你们，“中国民族”。
    
    中国民族在哪儿？在历史的荒原之中──正等待着一代英魂将他们突然唤醒。谁是中国民族？──新的天子及其新的仆从们！这就是人们即将看到和听到、感到和尝到的中国民族。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人物”，不是“统率者”；而是中国民族本身！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民族──其余的一切都要为他们的最高战略服务；并无声无息的服从他们！
    
    居民──民族──国家──政府：我们可以反对政府，但是不能反对国家；我们可以反对国家，但是不能反对民族；我们可以反对民族，但是不能反对居民；我们可以反对居民，但是不能反对我们自己。
    
    居民──民族──国家──政府，还是政府──国家──民族──居民？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超级警察国家”，而是“一个超级普鲁士”。
    
    这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压力集团，不是从政府到居民〔政府──国家──民族──居民〕，而是从居民到政府〔居民──民族──国家──政府〕。也就是说，不是超级警察国家，而是超级普鲁西亚──通过空前的内在压力，造成一个严密、有力、充满生命的机体，催化一切、瓦解一切、重新凝聚反压抑力量。
    
    一束思想：
    
    1、每一个民族都是某一种文化的产物。
    
    2、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倾向性、方向性。
    
    3、这种命定的、不可动摇的倾向性、方向性乃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脉。执之者生。弃之者死。扬之者长，避之者短。要想减缓或削弱这一倾向倾向性、方向性，无非就是摧残、扼杀它的携带者的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激发这一倾向性、方向性的那个秘密，原因的偶然付产品。生命本身的一切功能：都是准照这个秘密原因而发育成熟的。
    
    4、伟大的民族也正像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正像其不朽的活泉天子一样：注定要实现其自我表现和自我完成。要么摧毁这一表现、破坏这一完成，要么就成全它、丰富它、使它得到充分的“纵欲”──这里根本不存在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
    
    5、一种至死不渝的倾向、一个锲而不舍的方向，是一个文明、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任何个人都无法逃离这天罗地网般的宿命！任何个人──任何生存于活动于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民族实体中的个人──他们的价值、意义、影响，都以其与这个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而定。无价值的人有如过眼烟云的琐屑──就因为他们脱离了至死不渝的倾向、丧失了锲而不舍的方向。谁脱离了至死不渝的倾向，就死了；谁丧失了锲而不舍的方向，就废了。谁与至死不渝的倾向紧密联系，谁就不死；谁与锲而不舍的方向紧密联系，谁就神圣；谁能左右至死不渝的倾向、谁能摆布锲而不舍的方向，谁就伟大。
    
    6、有两种人物在联系至死不渝的倾向、摆布锲而不舍的方向：顺势者被历史判定为好人、志士、正义的化身；逆势者被历史目为坏蛋、奸邪、反动的人物。用“历史数学”的语言说，前者是“正值人物”〔而不是“正直”〕；后者是“负值人物”〔而不是“邪恶”〕。虽然历史只承认识“绝对值”，但社会却只看得见横切面，从而不断否认自己的生命之源。就这种横切面的镜头观察，有两种“伟大的个人”：那就是伟大的精华和伟大的渣滓；或叫伟大的栋梁与伟大的败类。
    
    7、就古代中原民族而言，前者是明君们，后者则是暴君们。由于中原文化的现世特质，统治者也就成为“文化英雄”，成为文明的代表与象征。这种意义的史官文化爱好按着某类标准来区别统治者，分别冠以“明主”与“昏君”、“贤主”与“暴君”的名号。并不是按照他们的“私德”〔因为帝王们的人性总是相去无几的〕，而是按照他们的公德，也就是看他们的统治原则是否“合乎传统”即历史的惯例或曰合乎礼与习惯法。有时，亡国之君并不都是昏庸的人物，如明思宗〔崇祯〕之类，还显得特别地狡诈与残暴。看看他如何虐杀袁崇焕的，就可以理解吴三桂为何斩尽杀绝了明室的残渣余孽。尽管后人十分同情煤山的孤独亡灵。
    
    基督教曾经指出权力的腐蚀力量；简捷地说，是看透了人们的动物性。不论统治者们追求的东西是否合拍于民族的倾向与文明的方向，他们自身怎能不是一个个充满原罪的家伙？沐猴而冠的猴子，依然是一只猴子；登基做王的人，依然是一个人。
    
    
    五、创造外物先创造观念
    
    〔1982年2月19日晚间〕
    
    1、想要创造物件，必先创造观念；想要创造观念，必先创造自己；想要创造自己，必先改变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独立思考”、“自主行为”的价值。
    
    2、永远不要忽略：真正的理解、透彻的理解，是在浴血奋战中完成的……理解，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刻板的、苍白的；理解，应该是而且永远是积极的、生动的、鲜红的！理解，就意味着开始行动。
    
    3、思想之间的巨大搏战往往体现为思想本质的淡忘、思想原则被弃置一旁……这时，占上风的只是“行动至上的求胜原则”、“效率第一的精神”压倒了逻辑的真理。但是即使这样的时刻，思想也并未灭亡，是思想在行为后面支配这些残酷顽强、充满韧性的角逐。“思想斗争”的结局，决定未来的人们将生活在哪一种行为系统之下。思想神髓终于风靡大地，这就是“理解所开辟的历史”。
    
    〔1983年4月7日〕
    
    4、汉武帝使中国人得以理解了孔夫子……若是没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孔子只是孔府墙壁夹层里面那束发黄的竹简而已。君士坦丁一世使得拿撒勒的耶稣成为圣子、圣灵，要是没有众多殉道者的鲜血和君士坦丁大帝，耶稣只是《新约》里的遥远传说，我们也无从认识他。
    
    5、上述这段话并不是否定了神学和宗教的真实性，而是基于人类局限性的一项发言。因为我发现，没有宗教就无法普及好的规则，所以法律的前提必须是宗教或是坚定不移的信仰。宗教并不是真理，但是没有宗教，真理却无法普及──对大众而言，宗教的绝对形式提供了真理流通的必要管道。当然，在宗教的管道里流淌、输送的，往往并不是真理而是谬误；但是没有了宗教的管道，一切真理都会受到漠视，无法确认，更无从传输。正是基于人类的这一局限性，二十世纪所谓的理想政治和理想社会，充分暴露出了虚假的本质、伪善的面目。尽管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用似乎可以看见的“未来”，取代了不能看见的“来世”；从而使自己落入了伪宗教的陷阱。
    
    6、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真实性，可以证明人类的局限性只能得到部分地超越，因此所谓“历史科学”在本质上只能是一个伪科学，更不用说“科学社会主义”了。事实给与“现代中国的僭主及其率领的暴发户们”，以深刻的揭露与讽刺。他们在西方真理的统帅下，拼命摧残中国民族的天理、杀害中国天理的使者……使者的鲜血渗透了毫无生气的中国大地，甚至也使这垂暮的大地呜咽不已。使者的尸体乱掷在荒郊，与驴马猪犬的尸骨同埋……“精神世界的万人坑”可不仅仅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证”；而且更是“文化汉奸”〔如鲁迅〕、意识形态卖国集团〔如毛派分子、“四人帮”等〕的惊人杰作。这不是一般意义“压制人欲”，而是“针对中国民族的行刑”。
    
    7、基本精神倾向很重要。烈士也有陶醉声色犬马之时，逃兵也有慷慨激昂之日，但由于二者精神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誓死不回的劲头，和临危而惧、望阵而逃的聪明，甚而认贼作父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可同日而语。汉人是世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但不幸也是卖国贼比例最高的。民族败类执政掌权、丧权辱国，使得国耻日深一日，民族良心唯有痛心疾首。中国尚未被异族消灭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人口众多。而且这些人口的极为迟钝，反而使得汉人具有了“遭人同化”方面的免疫力；人口素质如此迟钝，使得中国社会具有一种特殊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不是英国那样理性的保守，而是特别不理性的保守，这种保守经常体现为从一个跳到另外一个极端，体现为暴民政治。这种暴民政治又不同于美国民间的暴民政治，经常体现为对于暴力征服的特别的驯顺。这倒意外地使得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延续自己的这一劣根传统，并获得了“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无法与之比拟的生命力”。
    
    8、在上述基本倾向之下，误解者们的夸夸其谈的“中国文化”是“无力”的代词，是“充满病态之美的文化”。它吹捧无力的病态为至善至美，它把文明理解为忍让，把智慧理解为圆滑，把善良理解为伪善；把道德理解为合群，把政治理解为权术，把生活理解为应酬与周旋……这正与西方人的海盗精神相反。而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全球化了的西方精神、海盗精神。名为现代精神的海盗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的无限崇拜”。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变相的力量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海盗精神的寓言，较之佩尔·金特的故事更具内在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海盗精神野心勃勃，一心一意穷尽天下的玄妙，尽管不得不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但无论如何，对于力量无限崇拜却因此升华到神明那里去了，甚至成为基督教的替代品。
    
    9、中国要想积极进入、而不是迄今为止的那样的被动地卷入与拖进现代生活，必须放弃对中国文化的病态误解，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荒唐世界观。对天下一体的统治者来说，弱民政策、愚民政策，当然是维持秩序的必要法宝；但对一个即将诞生在国际环境的新的文化民族来说，弱民政策、愚民政策会使自己夭折在荒凉的“摇篮就是坟墓”中……这太危险了！柏扬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指斥的恐龙型人物诸特征，不仅是他那一代中国人的行为素描，且是一切老化的心灵之摹本、是没落民族的生态素描。所以，年轻的中国人不会为“柏扬人格”而感到惊恐万状的。
    
    10、当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灵重新把握了自己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当中国人再度确认了自己的独创意志我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披上我们民族的战袍和头盔，穿上我们民族的礼服，撑开我们民族的华盖，用我们民族自己的语言大声说话！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东施们，他们笑颦的是什么哲学？他们以为，哲学就是三段论，就是辩证逻辑，了不起是数理逻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效颦们以为，哲学就是对世界的认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就是经验的结晶……无怪乎当今的名为智人实为愚公的哲学大行其道了。其实，这种“哲学”几千年来以来未有什么进步，充其量就是“行动的指南”，而我们早已指出，那本是“战略”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任务。
    
    11、任何“用战略来冒充主义”的统治，都是对民族创造力、社会再生力的一种限制……任何这种意义的“主义的统治”都是对文化生命力的浪费，是对历史内驱力的阻遏……未来中国必须解除这些魔咒才能继续前进。未来中国必能理解：只有“发展到头”的腐败民族，才会流行“社会主义”这样的惰性毒素；只有分化到“僵硬地步”的文明，才会把“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衰朽的标本抬将出来。“主义”的本来意义是对混乱事物的梳理，应该是对过分事物的制约而不是变本加厉。新的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确实应该拒绝接受主义的限制，因为他还处于极度焦渴之中，他需要不择手段地扩张自己，扩张成功之后再来选择一个恰当的手段保护自己。
    
    12、误解者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强烈特征，就是“压制青年”。这不仅是在祖先崇拜的假面下、以孝道的借口展开的……而且是在“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僭主专政的理论中发酵的。未来的中国文化必须摆脱这一梦魇！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魂并不包含压制青年的要素，“天行健”则显示了一个青年中国的永在。即使天子也往往以年轻的人形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着未来，所以他毕竟不是压制青年的老毛。
    
    13、青年的精力过剩、蠢蠢欲动，不让他们为善，他们便会作恶；限制青年的发展，因此就是对社会的最大犯罪，必将殆患无穷。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与青年人执掌政权的程度成正比。一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和青年人对这个社会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成正比。所有历史上的和现在正发生的事例都足以证明这个论断。未来属于青年！用成例限制创造、用过去限制未来，这是老头子老太婆们的垂死心理的阴暗：他们巴不得世界和自己一块儿入土为安。但是安魂曲再美也并不是生活的唯一目的。毫无希望生还的人们的唯一希望，就是憎恨生命；因为生命已渐渐远离他们，他们就要通过超越生命的活动，来表现生命的精华。在许多精神活动中我们都看到了这一表现，这时自杀天堂里的流行哲学。
    
    14、中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应付危机是青年的天生任务。老年人只配坐享其成。尤其考虑到，“老弱妇孺受到保护”的老人社会时代就要来到。所以我们提出：“过度的尊荣”只会危害老年的幸福，“强逼上马的平等”只会残害疲弱的人们，“男女都一样”的平权幌子只会作践妇女，“科班的说教”只会毒害儿童的成长。希望这样的时代将一去不返，于是青年拿出全部的精力为中国解除空前的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人种危机、文化危机……都要解除，让一切危机去见制造危机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学说。“一切都要脱胎换骨”已经成为普遍的信念。这样一来，“一切都将脱胎换骨”就会成为下一时期的历史大势。
    
    15、中国危机的解除，必先依赖青年，甚至进而仰仗他们！青年的精力，能填平中国大地上深深龟裂的鸿沟！青年的思想，使中国民族实现精神上的统一。青年的行动，让中国国家完成正常化的过程。使中国文化死灰复燃的海市蜃楼，并非不可兑现的空口许诺。所以这一切的唯一条件只是：青年中国的兴起！
    
    
    六、社会主义之反社会
    
    〔1983年8月22日〕
    
    1、社会主义是排他的、强制性的，全球精神则是兼容的、示范性的。社会主义向全球精神的演化，一个特点就是“刚”向“柔”的演化。
    
    充满残酷斗争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短兵相接、“群刚乱舞”的世纪。“刚”的特色就是杀戮，是种族灭绝，是文化灭绝。但愿二十一世纪，势均力敌、互相制衡，可以在全球范围实现宪政，结束万恶的主权国家至上。
    
    全球精神带来充满“柔性”的麻醉剂并用它奇妙的同化力来制胜小国群刚。
    
    2、如果说十八世纪末期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萌芽期，而整个十九世纪则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期。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穷凶极恶的社会主义运动已面临一个转折，那就是转向暴力路线，转向全面专政，撕下面具转向社会主义的真实。社会主义的神话，终于让位给了社会主义的现实。这一转折的最初结果，就是在1920年代掀起了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等“社会主义革命”；在1950年代造就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庞大的怪胎。法西斯并没有战败，而是钻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即使连红色中国政府都承认了，毛泽东的嫡系部队“四人帮”是“法西斯专政”。
    
    这些苦果实际上是在十九世纪就已经种下了。二十世纪的政治暴行，是根据十九世纪的思想暴行发展的；列宁斯大林的动物庄园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牲口理论“按劳分配”的。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种种暴行到现在几乎又快到百年之久了。我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百年却是社会主义的幻灭期，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践期”、“堕落期”，它的诺言破产的无数事例这不过是一个新的黑暗时代，使得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退回到了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生命都可以为此作证的……
    
    3、有多少罪恶是藉着“社会主义”的圣名予以布施的！神学生斯大林和师范生毛泽东，这一对活宝所受到的初级教育不是偶然的，而是正好使他们胜任动物庄园饲养员职务的。
    
    现在，一圈血腥的轮回已经毕业……历史的进步将宣告“社会主义运动”的凋零，将宣告社会主义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历史阶段。
    
    二十世纪末将有一个预兆发生，二十一世纪中它将风行于全天下，二十二世纪将成为天下太平的世纪！无论这一预兆多么微弱暗淡，我们视力又因为营养不良而如此不济，可是我们毕竟在朦胧之中看见了，因为我们一直在孤独地审视着茫茫历史。
    
    4、十九世纪的梦想是，“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抗俄诗人山道尔·裴多菲之诗〕
    
    二十世纪的现实是，“暴力，色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二十一世纪的远眺是，“权势，无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当自由主义者结成自由主义社会时，自由和爱情就会演化成为暴力和色情；当民主主义者结成社会主义社会时，暴力和色情就会变成权势和无情。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权势之下的无情世界，基因工程就是为一个无情的全球化的利维坦服务的。
    
    一切“者”之优秀，变成“社会”时都会沦为一种劣败。制度是秩序之源，也是罪恶之源。商标是货物的疮疤，广告是商品的病毒，包装是用户的公敌。因此我们拒绝了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拒绝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社会，索居的孤客仅仅审视全球秩序的展望。
    
    5、每个“一贯之道”的确立，就意味曾对其它思想体系的根本否定。当然，这并不排除它利用它们的“合理部分“；即对它有用的某些碎片。
    
    哲学，本是一种囿于个体，尤其是优秀个体的某种感受。往往是不可言传的感受。庄子，对这一点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说明：“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真正的哲学，不可能为人理解，尤其不可能为他人理解……我们不是来建立一种新哲学，而是来驱散关于哲学的神话……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这是我仍被人“理解”的条件。这条件等于要我们以全部生命作为交换……我们象征的思潮终将从我们的身后涌起──把我们变成电的咄咄逼人之象征。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完全一样：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抱定了自幼形成的习惯和自幼感染的思想气氛！
    
    现在，1983年，许多人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这种风潮倒促使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及其症结。
    
    没有一种思想本身会全然“过时”的。哪怕是最古老的宗教哲学，它的内核也常常包含某些可以日新月异的因素。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流变性和转化的功能，是这些因素存在的持续基础。
    
    思想的“过时”，来自非思想的因素，主要不由其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它的持有者、垄断者的老化，例如教会对教义的独占所导致的“诠释老化”。是人及其组织的老化，阻碍了思想的活性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看看中国自己的命运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思想的上述特性了：
    
    1、当中国隆然跪倒在西方脚下时〔1919年五四运动是其标志〕──西方的泥足已经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崩裂了。
    
    2、当西方的没落已经表面化──中国人才开始倾心于西方。如此这般，模仿西方的努力预先注定了要半途夭折的。这难道不是“命运”吗？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这是我们“被人理解”的条件。因为每个时代的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所受的教育给决定了的，走在时代前进一点的思想注定要变成令人费解的怪物。传播这样的思想，等于是要那自己的全部生命作为交换……在此之后，我们掀起的思潮将从我们身后涌起，把我们扭曲成为咄咄逼人的象征。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完全一样：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抱定了自幼形成的习惯和自幼感染的思想气氛！
    
    ──读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我觉得它同样陷入了二十世纪的最大迷误：社会主义。
    
    相传这部现代中国空想主义的开山之作写于1902年。这个年分很有象征性，正号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整整两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同书》是在八国联军背书？至少也是八国联军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论总结”。因为它在各个个方位上都开了现代空想主义的先河，预兆了中国二十世纪的亡国惨剧。
    
    现代空想主义的本质，是要在不改变人的生物性质的条件下，用教育救国、用革命改造社会，并以此创造一种“新人”，其结果是造成了“文革那样的浩劫”。
    
    文革不仅毁灭了许多“文物”，还破坏了大量的禁忌，还毁了人们心中的圣物，习俗中的敬畏成分也荡然无存。这不是“封建主义”，而是“极端反封建”。
    
    文革的“破四旧”，一方面固然是“打死老虎吓唬猫”，是“杀鸡给猴看”式的暴力展览；但另方面，也说明“四旧”还对群众心理有所影响，具有活的文化功能。所以需要“党和政府”通过破坏行为，来逼迫群众摆脱四旧的束缚。只有破坏四旧对象的魔力，才能树立党和政府的“绝对权威”〔这是毛派分子公然宣称的〕。四旧的固有魔力使得革命分子在社会上遭到无形的孤立，他们在在心有余悸之下，所主导的“彻底革命”闹剧，演化为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清楚展示了中国社会在其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特别。
    
    1949年－1979年，足足三十年，中国陷入了一个“被农村势力〔毛派〕的卷土重来所窒息了的城市化进程”，后来红色高棉就是效法这一农村化过程，并且把它一举缩短为三年，仅仅三年就造成了三分之一国民的死亡，死亡总数达到两百万人。“被农村势力的卷土重来所逆转的城市化进程”，已无法采取自然的、和平的转型，只能诉诸以传统的饥饿方式甚至虐杀手段了。其结果，不是农村的复兴，而是城市的废墟蔓延为农村的荒漠。
    
    
    七、礼崩乐坏的现代中国
    
    现代中国，是礼崩乐坏的时刻。
    
    礼，是文化秩序的象征，乐，是心理和谐的状态。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礼崩乐坏的时刻。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与六百年前〔1350年〕的蒙古帝国版图有惊人的巧合，这仅是一种偶合吗？
    
    日本和西欧脱离蒙古铁蹄之外而中国和东欧未能幸免，这一格局影响了二百年以后的地理大发现的过程。蒙古入侵可以被看作欧洲殖民扩张的先驱。
    
    1989年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三百年。这个《尼布楚议界条约》是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签定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签定的第一份正式条约。而且十分戏剧性的，这个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最先接触，是由蒙古化了的欧洲文明──俄国，首先开始的。这个日子使我想到：西伯利亚的死亡矿坑和青海的劳改农场，作为“社会主义”的典型象征，其实也是作为“蒙古人的共同遗产”而在俄国和中国留下来的共同印记。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个二十世纪的“巧合”，原来是有十三世纪的共同命运作为基础。结果中俄边界，在欧亚大陆最深的腹地，刻下了一道世界上最漫长、最多事的分界线。这个边界线在俄国入侵亚洲以前几千年，就像长龙一般南北走向地摆动着，从未固定过，想必它以后也不会固定的：气候及其造成的动植物的生长状况、居民的脾性及其造成的社会内部的力量平衡、文明兴衰及其造成的政治实力的演变──都是推动边界改变的重要动力。
    
    原先孤立于欧亚地理板块核心部位的那片草原空间〔西伯利亚〕，也是连接周遍各个文明的纽带，三百年前的1689年被《尼布楚条约》造成的远东边境线给分割了。清、俄两国分割了这块世界上最危险最不稳定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欧亚大陆最原始的区域。文明迟迟不入这个欧亚板块的核心，反过来说也就是，“此板块被文明浸透之时，既是现代文明全胜之日，也是现代文明行将退出舞台之夕。”因为西伯利亚这个板块所具有的原始惰性，会用致命的反弹渗入文明结构之中，使之僵硬。就像西伯利亚使得沙皇俄国与基辅罗斯具有本质的区别。同样的道理、不同的形式：如今“第三世界国家”在自己失败的现代化过程之后，正以狂热的姿态把剩余人口输入发达国家，使发达国家饱尝类似“蛮族入侵”的苦果。
    
    蒙古统治以来，整个中国破败凋敝，好像几千年无人居住了，到处都是蜘蛛网、垃圾堆、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切。
    
    蒙古入侵毁灭了中国的天理、瓦解了中国社会结构、扭曲了中国人的性格，明朝复国只是外表的，内心已经掏空了。人们都盛赞《永乐大典》是国之重宝，殊不知道，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是一个文明死亡见证。至于《康熙字典》，更是外国铁蹄学习铁蹄下的中文的实例，是征服者在点算掳获物。
    
    天理是什么？那是写在《永乐大典》的反面的活生生的创造精神，是精神人物不断涌现的血汗！是精神人物，创造了一层又一层的天理，而不是一套有一套的类书。是天理提炼了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天理不是“为人民”生活更不是“为政府”服务的。天理，一如它所提炼的万事万物，不是固定的、终极的东西；而是生成变化有如朝阳……追求天理的人们，切忌刻舟求剑。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要解放民族的天理于心理上的殖民统治〔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酷压迫之下！也许，以前的人们为了社会动员方面的实际需要，而接受了心理上的殖民统治，就像印第安人为了苟全性命就接受了肉体上的殖民统治，结果剩下了一大群非驴非马的怪胎；但是现在，为了民族天理的健康生长，请结束心理上的殖民统治。
    
    “解放人欲”不可成为“摧残天理”的借口。社会举措若不依据某种天理作为依归，必难持之以恒。在天理的发扬过程中，势必需要克制一下随时冲动的人欲，否则社会秩序将不复存在；“刺激人欲”的必要性仅仅在于，这一刺激是发扬天理所需要的。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声音”。
    
    民族天理的复兴，不仅是个机会，而且是个必须。我们必须去满足这个需要、必须去回答这个机会。这个历史的需要所提供的机会，最后将指引到“统一的世界秩序”。国家是秩序的象征，但不是秩序的终极，更不是秩序的终结处，国家不可以无法无天，国家不可以祸乱世界，国家应该服从礼的普遍表现。
    
    国家鼓励人民的忠义，但国家本身也必须遵守忠义。国无忠义，国将不国。忠义的 “义”，不就是“义务”吗？“义气”，不就是“一种重视义务的品质”吗？我们的“义务本位”似较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更能说清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因为我们考虑到，“伦理”本身也是基于义务观念。
    
    伦理并非目的，伦理只是达到天理的必要手段。伦理意义的“大人”，就是那克己复礼、遵循天命的人！他不是人民欲望的“公仆”，更不是伪装成公仆的僭主。大人，是遵循伦理义务的表率，同时也是遵循伦理权利的表率──他的统治，潜在于普遍的天理、世界的秩序之中。如果情势不利，普遍的天理失效、世界的秩序瓦解，他就应该以身试法、追随失效的天理、瓦解的秩序：“我的国是在这个世界上”他放弃自己的荣誉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从而改用其它更为有效的手段，不择手段的手段：所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1989年的“五十天民主”〔4月16日胡耀邦死亡，经过5月19日戒严，到6月4日天安门血腥清场、全国搜捕数十万抗议人士〕，比1898年的“百日维新”，还要短命：6月11日光绪皇帝《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经过9月21日西太后临朝、宣布戒严、幽禁光绪、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到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问斩……一百年来的历程表明，中国的民主进程想要有所建树，必先确立一个“超然仲裁者”的权威人格，然后以此“虚君共和”的化身，为立法中介、精神基点，去护育民主制度的自然生成。仲裁者作为“社会裁判”应该超然中立，不可“下场踢球”如西太后、邓小平等专制者。
    
    “大民主”意味着暴民运动，最糟糕的还是暴君专政下默许和怂恿的暴民运动，如义和团、红卫兵、“学生领袖”等。即使脱离了暴君控制的大民主，作为“运动”离开民主制度的建成，何啻千里之遥？中国人不会“小民主”，连家庭内部都没有民主程序。中国人没有公平概念，连分赃都不会。中国人没有正义概念，只会巧取豪夺──鱼死网破──束手待毙。
    
    从民主运动到民主制度之间，须有漫长的道路以为生成过程。在法国，这个过程是八十年〔1789──1871年〕而普选在英国的发育，则经历了二百七十四年时间〔1644──1918年〕！没有拿破仑，没有克伦威尔，民主制度的确立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意义上，袁世凯对中国民主宪政的指标意义，要大于孙中山和毛泽东。
    
    百日维新和五十天民主，其精神都是“中体西用”的，百日维新的前提〔中体〕是满洲意识，五十天民主的前提是苏联意识；百日维新和五十天民主“引进西学”的目的是“为用”，但都不敢公然向或是根本不想去挑战那个满洲意识或苏联意识把持的“中体”。
    
    百日维新和五十天民主，前后两次“中体西用”，一为满洲化基础上的改革，一为苏联化的基础上的改革，这就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的某种“圈形”。这还表现为，随着满洲基础的洋务运动和苏联基础的洋务运动在实践上的分别失败，政治改革的堵塞导致革命运动的兴起。这其中两个富于指标性的事件是“公车上书”和“武昌起义”。公车上书开启了知识阶层叛离统治机构的时代，这一叛离就是一百多年。其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公车上书的动机还是效忠，那么辛亥革命的动机就是造反了，从此“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吼叫响彻中国大地。
    
    显然，在满洲化基础上的政治改革失败之后，社会的野蛮化倾向大大增强，与之俱来的则是民气的张扬，是民族活力的某种“恢复”。
    
    辛亥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官系统崩溃。文官系统崩溃的原因是国家没有了所有者，没有了主人，使得文官系统失去了效忠对象：原来的君主遭到铲除，而新生的民主却无人掌管。更严重的是，武人阶层从此与知识阶层分裂开来，其后果绵延至今的百年“专政”，变成了“对于民主的补充条款”。
    
    多数人的统治并不是“民主”，因为这样缺乏所有者的民主无法操作。任何民主国家，都有其所有者，并且通过文官系统来执行自己的所有权、执行所有者的行政权力，否则就会造成无政府状态。
    
    根据这个常识，那么，在苏联化的基础上的政治改革失败之后呢？我们希望，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社会的文明化的倾向大大增强，与之俱来的则是民气的内敛，是民族传统的某种“回归”。而这当然有待于知识阶层的兴起、文化阶层的执政。
    
    知识阶层的背离，不仅使得满清社会的危机超过了“临界线”因而变得不可逆转，而且因为“社会精神崩溃”的背景，导致社会的全面解体。尤其中国这样的社会类型，没有教会机构和在许多民族那里起社会主导作用的教士阶层，又无作为社会中坚的贵族传统〔如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印度的刹帝利、中国先秦的公侯伯子男卿士系统等等〕，秦汉以来一直领导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兼有这两者的综合功能成了“民族的脊梁”。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脊梁的断绝使得中国丧失了粘合剂。
    
    我们看到，“党锢之祸”是中国帝国时代的王朝末年的特有现象，从秦汉到明清不绝如缕。这是知识阶层背离统治机构的运动，在武力镇压之后背离更甚，于是底层的叛乱如“豪杰亡秦”、“辛亥革命”就起来了。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就是一个典型：
    
    〔1〕在精神上可以抗衡太平“妖道”的儒学风范已被帝室宦官们给摧毁了，和平演变的道路已被堵死。
    
    〔2〕在社会中可以制衡下层骚动的“中间阶级”如中下层士绅的威信已由于一个特殊的下等人集团──宦官：既无恒产又无文化──的“不规范操作”被毁灭。“群龙无首”的乱势已成，只等待张角一声令下就“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了。
    
    〔3〕知识阶层的背离，同时还兼有整个中间阶层完全瘫痪和束手无策的特征。中间阶层并不是从此就一蹶不振，退出角逐场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中间阶层只是被迫放弃了原先的社会功能而转入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原先，中间阶层的社会使命是沟通统治的上层和被治的下层，在调解和疏通中弥合两造的分歧、防止社会最终分裂。但党锢之祸、“八九民运”的暴力镇压之后，随着中间阶层的疲软，社会的分裂──两个极端的分化运动──终成定局。
    
    〔4〕在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中，统治机构内部官员的腐化堕落相当明显。
    
    在当代，中国官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拿中国的教育和台湾相比，同是华人社区，文化同根同源，但是中国教育受到尊重的程度，远远不及台湾，说明“传统文化”不是影响因素，那么决定因素是不是“政治制度”呢？如果拿中国和以前共产党时代的东欧和苏联相比，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也比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要低，由此可见，中国的教育投入低，既和传统文化无关，也和政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共官员的一贯素质。例如红色中国早期的党员队伍基本上就是一个“倒金字塔”。就是文盲领导高小，高小的人来领导初中，初中的人领导高中，高中的人领导大学。改革开放以后，这样“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逐渐扭转，但统治的结构基本上还是这样，所以才造成了中国“假文凭”现象的泛滥成灾。
    
    再如，中国对教育缺乏长远战略目标的考量，势必造成教育投入不足，造成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工资低、社会地位低，所以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做教师，形成师资和教学质量的恶性循环；而学校为保证自己的教师利益，既然无法从政府方面获得必要经费，所以只好去搜刮学生。这样做不仅是加重了学生家长的负担，而且等于是破坏了整个教育的信用，把很多学校都变成了“赚钱机器”，教师们一天到晚想著怎么给自己赚钱。他们没有心思去教育学生，而且整个学校的风气也遭到败坏。
    
    中国的中小学学生从小就开始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品德方面就失去了正确的引导。这对一个国家的未来和正常发展是毁灭性的。中国存在的教育漏洞之严重，堪称是“中国人才领域的危机”，中国就如同破坏绿色资源一样在破坏她的人才资源，结果中国的人才储备也都“沙漠化”了。
    
    
    八、巴比伦之囚的中国版
    
    ［1982年7月23日］
    
    礼崩乐坏和教育危机、缺乏制度和任人唯亲，使得中国至今还是一个“红区”，而不成其为国家。而要重建中国国家，不仅需要克己复礼、教人育物、十年树树、百年树人；而且需要更上层楼，敦促善良、奖掖宗教。
    
    历史上的一切宗教之所以风行一时，甚至迄今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无非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恒定久远的希望，一切信仰无非是一种希望：《新约》“信、望、爱”，因为有希望才会有爱。热爱生命的人来建立新的信仰，因为只有新的信仰才会提供一个新希望，并带来使那不成体统的国家具有体统，使那礼崩乐坏的红区重新长出可爱的中华。
    
    在今日中国黑色的灾难之渊中，将兴起、发光一个宗教的重建使命，使得新的立宪国家随之形成。我们为什么具有这样的远见和信念？这是因为把历史已经研究透了。
    
    任何近代意义的革命，都是借助外力来推动和完成的。任何近代意义的革命，说到底都是为了在国际环境下增进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而不得不进行的社会动员。这样一个事实，不但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亚洲。
    
    中国革命的滞后性，使得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三代人而是五代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中国版图太大，不容易被外国渗透和颠覆，所以固步自封，反应迟钝、不思进取。这体现为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及复杂性，而其实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物理作用。
    
    但也因为这个简单的物理作用，中国革命成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残酷、剧烈、彻底的社会调整，仅仅因为它规模最大，所以牵扯众多。它所做的努力，因而是人类空前未有的；它如果成功，中国民族的爆发力将不可限量。
    
    ［2000年10月］
    
    “巴比伦之囚” 〔前605－538年〕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圣经启示的奥秘，因此它并没有完全逝去，而是依然存在人性的命运中，甚至就发生在当代。就历史事件言，它指的是以色列人由于淫邪背约而遭到上帝的处罚，被巴比伦王所败所掳，为奴为娼将近七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被虏共有三次：
    
    1、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犹太国中宫廷人物，其中包括先知但以理等。
    
    2、前597年犹太王约雅斤在位时掳走犹太王、首领和工匠，并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为傀儡王。
    
    3、前587年攻陷耶路撒冷，俘虏敢于反抗的傀儡王西底家，彻底掳走贫民以外的犹太百姓。
    
    整个被掳过程合计前后历时达十八年之久。最为典型和惨烈的是第三次被掳：
    
    “西底家二十一岁时做犹太王；他做了邪恶的事。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统治犹太国的第九年十月十日，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城里饥荒非常严重，人民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了。巴比伦军追击西底家王，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俘获了他。西底家被押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面前，巴比伦王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都处死，同时处死了犹太的首领们。接着他把西底家的两只眼睛挖出来，用镣铐锁住他，把他押到巴比伦去，直到他死去 ……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城里所有显要的房子。留在城里的人向他投降，技工都掳到巴比伦去。但他把最穷苦、没有财产的人留在犹太，让他们经营葡萄园和耕种田地。” 〔《耶利米书》52：1－16〕
    
    以上是著名的历史事件“巴比伦之囚”。
    
    那么，就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命运的奥秘而言呢？
    
    不难发现，近代史上欧洲最大的异教政权苏联，与好战的亚述－巴比伦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1、两者都是军国主义国家。
    
    2、两者都以征服全人类为目标。
    
    3、两者都是强烈排他的世界强权。
    
    4、两者都是圣经所指陈的上帝之敌。
    
    5、两者都打败并控制了原先的圣经选民，被亚述－巴比伦帝国虏获的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被苏联虏获的则是信奉新约的东正教各族。
    
    6、异教帝国掳获圣经之民都是七十年左右，在古代是前605－538年，在现代是1918年俄国内战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7、异教帝国的覆灭使得被虏之民获得自由：以色列人可以回归祖先的土地，也使得东正教民族可以回归祖先的信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并不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而是看不见的手赐予的，是不以那些被解放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上述的征服及被虏是如何实现又如何消逝的呢？按照圣经先知的解释，以色列人的被掳是由于他们背离了造物主之约，从而招致造物主的审判，这审判是借着敌手来实施的。当这种处罚实现之后，且等到日期满了，这些敌手自然会退出历史，而造物主将恢复与选民的关系。
    
    1、在亚述－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的被虏有三次以上 ，绵延时间十八年〔前605－587或582年〕，这个时期，正好相当于苏联成立到大肃反的高峰期〔1918－1936年〕，同时也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1949－1966年〕。当然，仅仅这些时间上的巧合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但其间是否有值得我们思索的更深入的相似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造与其老大哥苏联十分相似，尽管在前此的中华民国期间，中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是圣经之民，但它毕竟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的社会，尽管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但它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受到1949年以来的斗争、审判、改造〔所谓“斗批改”〕，没有受过苏联式的“摧毁全部传统”意义的“就地被掳”。
    
    3、在现代和在古代一样，日期满了之前所有反抗被掳命运的努力，不仅无法成功，而且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报复和进一步的改造，如我们在犹太王西底家的遭遇中所见。这个充满血腥的六十七年，尤以最初的二十年最为暴烈。这种一致的残酷性甚至表现在相似的肉刑上。如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挖去双眼，许多当代的死刑受害者被苏联或是中国的当权派活体解剖，或割断喉管或挖出内脏，以便“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4、在当代两大强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比中，还有同步性存在：肃反和文革的被虏高潮过去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在被虏之后将近四十年，强权开始松动，俗称“自由化时期”，在苏联是五十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时代，在中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其实，这并不是自由化，而只是强权走向解体的开始；正如霸道的解体是天下大乱，而不是王道的建立。
    
    那么，造物主为什么会审判他的选民，尤其还要借助于巴比伦王这样的黩武者、异教徒甚至无神论者？因为这就是那高于人的旨意。圣经中描写这 “颠倒历史” 的进程，肯定会激起现代人的可怕同感：
    
    1、“该死的以色列领袖啊，你的终局到了；你面对最后惩罚的日子到了。……一切都变了。没有权力的人要被提升，统治者要被推下台来。” 〔《以西结书》21：25─26〕你看，这多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色列的领袖多么像被打倒剥夺的现代“资产阶级”啊。没有权力的人要起来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2、“他们要沦落作难民，作俘虏，他们中间的领袖要在天黑时拿起包袱，从他们为他在墙上预先打好的洞逃亡。”〔《以西结书》12：11-12〕这些以色列人，多么像“白俄”与“国民党反动派”啊。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中，仅仅国民政府军就被胜利的对手声称消灭了八百万之多。尤其是内战后的改造运动中，胜利的征服者不仅把对方的军人视为“俘虏”，也把它的文职人员和普通百姓〔地主、富农、资本家〕视为“俘虏”而任意处置，因为在这样万里长征般的全面征服中，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敌对的“国民政府”，已经沦为“人民政府”的被虏对象。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实际含义。
    
    3、“我们被放逐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些以色列的长老到我面前坐下，向我询问上帝的旨意。那时，上主对我说话；他说，必朽的人哪，要告诉他们，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你们来求问我的旨意吗？我指着永恒的生命发誓：不准你们求问。”〔同上20：13〕被放逐的第七年，相当于中国的1956年和苏联的1925年，中国的右派份子正准备“猖狂向党进攻”如犹太王西底家竟敢反抗主人巴比伦王的统治，苏联正在强制实行集体农庄，自由农民正在绝望中。但是“不准你们求问”的命运早就准备好了。一切异议都是徒劳的，只能换来加倍的惩罚。“不准你们求问”，将是即将临到被掳者头上的命运。
    
    4、“必朽的人哪，以色列人是一堆废物。他们好像炉里炼银所剩下的废物──无用的铜、锡、铁、铅等……我要把他们集合在耶路撒冷，用我的怒火熔化他们。”〔同上22：18-20〕在这里，圣经预言与我们曾经历的现实之间，甚至连术语都有惊人的相似：废物〔与“俘虏”、“残渣余孽”、“坏份子”、“阶级敌人”〕、炉里〔与“革命熔炉”〕、炼银〔与“下放锻炼”〕、集合〔与“集体化”、 “忠字舞”〕、熔化他们〔与“全国山河一片红”、“八亿人民八亿兵”〕……耶路撒冷与“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还是北京？为了这个“中心地位”，中－苏论战冷战热战了整整三十年〕！
    
    这之后就是大肃反与文革。
    
    
    九、七十年是一个大限
    
    2008年1月30日，打着“两个美国”的竞选纲领的艾德华兹正式退出美国总统竞选。他认为有一个“富人的美国”和一个“穷人的美国”，他自己要为美国穷人多争取一些福利的竞选纲领，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穷人的支持，因为以黑人为主的社会救济领取者，投的是黑人候选人奥巴马的票。福利社会在美国没有市场，不像欧洲、日本更接受均贫富的福利社会主义。
    
    这是因为，美国没有欧洲和日本的那种封建制度的残余，因而无需“社会主义”这种虚伪的宣传来麻痹社会的活力。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违反人性的，是一种虚伪的幌子，是少数人用来玩弄多数人的一个道具。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的社会，懒人越多，假人越多。追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就知道社会主义的现状，看一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就可以诊断社会主义的未来。现在满天下的人们都称道社会主义。这并不说明它的生命力旺盛，适足以说明它已衰朽；它已包容了过多的浮滥，患上了消化不良的病症，甚至胃部肿瘤……社会主义的原则已经过时，它的措施只不过加强了国家权力，使国际间斗争更加白热化──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国家至上的“利维坦的口实”。
    
    作为小国时代的掩护，社会主义的动机加剧了社会的强权控制；随着小国时代的过去，社会主义的名存实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资本主义虽在社会主义之先死亡，但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渗入社会主义的骨髓中──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精神将超越社会主义，包容万象的宽洪大量将吞噬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全部成果……全球精神是这一现象的终曲。全球精神的狂飙就要席卷各国，并且瓦解其边界、融合其控制范围。
    
    社会主义通过滥用自己的权力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也许未来的全球精神亦将如是？然则，那毕竟是未来之事，由于它“尚未诞生”所包含纯洁性，使得我们暂时还无权评判它。
    
    为什么会发生“巴比伦之囚”这样的灾难呢？或者换一个说法，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灾难呢？
    
    1、《以西结书》中的上帝说得十分清楚：“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向他们说预言。……以色列的牧人啊，你们要遭殃了！你们只顾自己，却不牧养羊群。……虚弱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你们反而用暴力虐待它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分散；野兽来撕碎它们，吞吃它们。我的羊群流落在山间，在高原，分散到全世界，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寻找。……我要收回我的羊群，不准你们做它们的牧人，也不准你们只顾自己。”〔34章2──── 10节〕看啊，这与共产国际所谴责的“反动剥削阶级”的行径多么想像！在被虏之前，俄国与中国，都是阶级分化严重和内部冲突激烈的国家，无怪乎俄国人会趁日俄战争和一战之际，在后方发动革命，而中国的抗战八年，竟出产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内奸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先锋队。
    
    2、“必朽的人啊，要是有一个国家犯罪，对我不忠，我要伸手切断他们的粮食来源；我要使饥荒临到，把人和牲畜都饿死。……如果有人幸免，又救出他的儿女，他们逃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观察，看他们是多么邪恶。” 〔14：13──22节〕这仿佛告诉我们，在苏中两国先后爆发的大饥荒的背后。不仅有农业集体化的导火线，还有埋藏更深的火药桶。简单说，那就是使得古代的被掳和现代的农业集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破产”。
    
    3、在如此的社会破产得以出现的条件下，当然，不仅牧人有罪，人民也责无旁贷地犯了法：“你们吃带血的肉，拜偶像，杀人……你们依靠武力，各个都奸污邻人的妻子，……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这样发誓说，住在荒城里面的人民要在刀下丧生；住在野外的人要被野兽吃掉；躲在山上和洞里的人要病死。我要使此地彻底荒废；他们所夸耀的力量都要消失。”〔33：25─28节〕这真是全民族的悲剧，所有阶层一一遭殃。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古代以色列，而且继续发生在我们眼前。甚至在被掳之后四十年相继发生的“苏联解冻” 〔1950年代〕和“中国自由化”〔1980年代〕，也还是昙花一现，短命夭折，除了又剪掉一批鲜花毒草之外，似乎没有持续性的收获。这是因为“主所定的日期还没有满”？任何个人的甚至人民全体的摆脱被掳获命运的要求，被无情地粉碎，除了遭到嘲弄和报复之外，似乎只能一无所获。而犹太人却是在悔改之后，才得到了主所定的解放：
    
    1、至高的上主说：“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米设和土巴两国的统治者。要告诉他，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和你作对。我要把你扭转过来，领你离开极北的地方，带你到以色列的群山上。然后，我要打掉你左手握着的弓，右手拿着的箭。你和你的部队，以及联军都要死在以色列的山上。” 〔以西结书39：1─4〕这里离开“极北的地方”之扭转，多么像苏联的突然崩溃；而它被上帝打掉的左弓右箭，多么像苏联不战而屈的常规部队和核子武装；他们死在以色列山上的部队，与苏联被赶出东欧和俄国陷入车臣的泥沼，也不乏相象！
    
    2、“必朽的人啊，这地方是我的宝座；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统治他们。以色列人或他们的君王不会再拜偶像或为已死的君王立碑而侮辱我的圣名。……他们曾以可恶的行为侮辱我，所以我在烈怒下，把他们消灭了。现在他们必须停止拜偶像，要拆掉他们为先王所立的碑，这样，我就永远住在他们中间。”〔同上43：7─9〕这不仅是巴比伦之囚结束时古以色列复国的素描，也是当代苏联──东欧集团历史的写照，“已死的君王” 列宁的大量雕像一夜之间奇迹般地一扫而空，无数的异教纪念碑莫名其妙地遭到铲除，就像它们被莫名其妙地树立起来；因为那里的东正教人民重新渴望回到上帝的怀抱。
    
    〔以上的圣经引文摘自《现代中文译本》，联合圣经公会1980年第二版〕
    
    …………
    
    从上述的引用和分析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人性是多么相似。时空隔绝如古代的以色列、巴比伦和当代的中国、苏联者，也并不能超然于历史命运的互联网”！更何况，这样的命运每天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断重复，因为我们的天性中，就有着实现上述命运的“必然性”或说是基督教意义的“原罪”──哗众取宠、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的不知不觉的潜力。
    
    苏联〔1917—1991年〕和国民党一党专政〔1911—1987年〕，都是七十多年。中共政权呢？1949—2020年前后？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危机过于深刻。它像是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难以逾越的裂罅──横亘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张开黑色的大口。常人在它面前惊恐不已，感到自身的脆弱，甚至遭到无能为力的幻灭之感的不断撕裂。
    
    深切的失落感、彻底的空虚感，正在侵袭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甚至蛀空了中国人的心灵。这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这是中国民族的生存危机。“精神危机”不过是生存危机的一个方面，一个能够自觉的侧影而已。
    
    在世界多数地区流行的那种超越人世的主宰，那种诉诸人类宗教本能而非政治本能的“上帝”──似乎无助于中国人平息自己的这场危机。所以许多中国人盼望上帝一般的“伟人”来到世间，来到中国，甚至来到自己身边，为自己架起一道通向“彼岸”的桥梁。美中不足的是，这并非宗教上通向天国的桥，而只是政治上通向未来的桥。
    
    思考一下，“古代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四个步骤：
    
    1、中西冲突：16世纪──1842年；
    
    2、中体西用：1842──1919年
    
    3、西体中用：1919──2019年
    
    4、中西合璧、宪政时代
    
    我们来，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哲学；还不如说建立一个新时代：一个中西合璧的宪政时代。只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才驱散关于哲学的传统神话……宪政时代的建立者并不企图建立什么哲学体系的大厦，他们要完成的使命不过是工匠式工作：
    
    1、摧毁一切绝对主义的独断论；
    
    2、对哲学、对人类的认识动能、对人类观念的定义作一实际的说明，用来破除多式多样的迷信。
    
    3、工匠式的哲学与方法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它根本不想成为固定的僵化的哲学与方法。
    
    4、工匠式的世界观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依赖于人的感知，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存在着的。
    
    工匠式的世界观也许不那么“形而上学”，但我们最好不要忘记，在埃及神话中，创造世界的正是一位工匠。在这种意义上，埃及神话可是作为古老的“劳动创造了人类”说；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退化了的埃及神话。
    
    我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或是埃及神话，甚至也不同于韩非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文明昌盛的繁荣时代，我们却生活在野蛮肆虐的灭绝世界，如果水到渠成的话，在神秘的恩典运作之下，野蛮肆虐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更新的开始。因此，宪政时代需要的不是法西斯集权，宪政时代需要的是多元化的民主发展。
    
    多元是一个活力的原因。但多元格局也需要一种秩序来维持。我们看希腊世界的文化有活力，但其城邦政治却比较软弱，后来因此造成内乱和纷争，便被罗马逐渐征服和“统一”了。大一统以后，西方文化就发生了退变。直到意大利城邦制度实际上又创造了一个多元时代，才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时期。
    
    马基雅维利是个历史家，但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能够写出著名的《佛罗伦萨史》，却写不出《意大利的衰落》，写不出斯宾格勒那样的《西方的衰落》。我之所以说马基雅维利是一个不懂得历史学的历史家，是因为他始终不能明白：历史是周而复始的。马基雅维利赞扬罗马的共和制，却不懂得元首制的必要性；马基雅维利鼓吹无限战争的竭尽全力，却不懂得有限战争的精确价值；马基雅维利嘲笑宗教道德，却不懂得宗教后面的力量如何巨大。总之，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历史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现代历史的发展，虽然逐渐证实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预见性，但也暴露了他的历史眼界狭隘的弱点。代议制在世界的衰落以及寡头制的代兴、有限战争代替无限战争重新流行起来、宗教精神的再度燃烧──这一切都强烈暗示着“一个新纪元的来临”。一个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时代。
    
    新纪元的支柱也许不是关于“神明”和“天命”的精神催眠，而是一些威力巨大的物质毁灭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些手段的严峻性质，都会造成某种精神催眠的效果，迫使人类不得不稍事收敛一下疯狂的欲望，尝试过一种较为理智的生活。
    
    如此一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了；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再无人来问津……因为理性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狂暴而萧瑟的秋天早已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伟大的韩非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这是我在1980年写作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发现的。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