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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20140406 Crazy Boy 5组合赤身跳舞 720P 老红卫兵忆武斗：把对方女政委脱光了展览示众(图) 文章来源: 凤凰网 于 2014-04-09   核心提示：宫齐想出一个恶毒主意，他们将俘虏衣服剥光，然后推上楼顶去展览示众。当遮掩女孩子美丽身体的衣服一层层剥落下来，男孩子们的眼睛一下子全都睁不开了。他们都不由得眯缝起眼睛来，好像他们面前是一轮太阳，他们的眼睛都被太阳射出来的光芒给刺疼了。 本文摘自《中国知青终结》  作者：邓贤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1967年，武斗开始，全国几乎所有城市一夜之间陷入隆隆炮声和枪林弹雨之中。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枪声和血肉横飞的场面。有一天宫齐领导的战斗队意外捕获到一个重要俘虏，她就是对立派组织的女政委蔺女生。 时过境迁，蔺女生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往脑门上别像章的革命小将，她在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飞速成长，成为这座城市一位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人们常常看见她身着戎装，像革命电影《红岩》中那位威风凛凛的双枪老太婆一样腰插双枪，柳眉倒竖英姿飒爽。当地人把红卫兵女政委传得神乎其神，比如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接见过她，比如她能把《毛选》四卷倒背如流，又比如她的枪法出神入化，左右开弓百步穿杨等等。女政委同宫齐的战斗队是死对头，双方为争夺市委领导权打了许多仗，死伤许多人。 女政委是单独驾车外出才落入对方埋伏圈的。她很坚强，毫不畏惧，一张利嘴像飞刀，把那些审判她的男生弄得下不了台。她跟他们针锋相对地辩论，引用领袖语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男生恼羞成怒，不跟她辩论，开始动手打她。打耳光，抽皮带，灌凉水，坐“老虎凳”。但是她绝不屈服，喊口号，唱《国际歌》，怒目而视，眼睛里充满篾视，简直跟《红岩》里的江姐差不多。弄得男生都有些心虚，他们商量给她上更厉害的刑罚，比如烧红的烙铁，往手指甲里钉竹签，灌辣椒水，上电刑，但是宫齐不同意。他说咱们不成了渣滓洞白公馆的国民党反动派吗？ 女俘虏一头短发，青春的脸庞被一层神圣的悲剧光辉所笼罩，简直跟电影里的圣女贞德一样。尽管挨了打，嘴角淌着鲜血，她还是不断奚落对手：你们不就这点本事吗？来呀，试试看吧……红卫兵是钢铁铸成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你们可以折磨我的肉体，但是你们休想改变我的信仰！ 我相信此类“文革”故事早已泛滥成灾，我惟一关心的问题是，女俘虏与后来的境外暴动分子宫齐的个人命运有何联系。我问他：那么你杀了她？一时冲动？杀人灭口？ 老邓摇摇头说：我们并不想让她死，但是我们一定要打败她。 宫齐想出一个恶毒主意，他们将俘虏衣服剥光，然后推上楼顶去展览示众。当遮掩女孩子美丽身体的衣服一层层剥落下来，男孩子们的眼睛一下子全都睁不开了。他们都不由得眯缝起眼睛来，好像他们面前是一轮太阳，他们的眼睛都被太阳射出来的光芒给刺疼了。 我小心地问：你……把她推下楼？ 老邓说：不，她自己跳下去了。 前造反派司令蒯大富：讲出文革真相很难      来源：金羊网           采访人物：蒯大富，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期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     时 间：2004年8月25日     地 点：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22号房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找人不难，有人断言在世界上你想找到任何一个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特别是对从事新闻的记者更是一条采访的至理名言。          人和人本来就没有离得多远，如果扯得荒诞一点，英国动物学家马特·里德利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每个人都有父母两人、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十六个高曾祖父母……只要上溯三十个年代——约在1066年，一个人就有大约十多亿的直系祖先。可是当年全世界的总人口数还少于这个数目，所以其中许多人可能当了你的祖先两次到三次。如果像我一样你是英国人，很可能1066年的几百万不列颠人，包括哈罗德王、征服者威廉、一般的仆妇、最卑下的奴仆（洁身自好的神父和修女当然除外），都是你的直系祖先。所以除了最近移民的后代，今天每个不列颠人都是你的远亲。目前所有的不列颠人，都是三十个世代以前同一批人的后代。由此可见，人性具有共同之处，不容怀疑。               蒯大富距今28年前，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当年是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恐怕不知道蒯大富的不多。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          经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后，一个人，特别在瞬间像经过了高速的政治过山车后的人，更是一种看透和看破的心态。大多是消极，而在消极中，能有一种积极，一种沉淀后的发酵，一种沉沦后的口哨，那别有一番意境。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田炳信：我这个深谈栏目，喜欢找一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天，为什么？人生只有比较、反复折腾才能把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做朋友，聊聊天可以，任何传媒的东西，最好不发。凤凰卫视那个我给你看看……，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他们都来了，那个吴小莉，凤凰卫视的大腕基本都来了，陈鲁豫都来了。          田炳信：他们过来还是你过去的？          蒯大富：都过来了。陈鲁豫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本书专门讲了我一章，讲我为什么不接受她采访。          田炳信：你拒绝了？          蒯大富：拒绝了。          田炳信：始终没采访成是吧。          蒯大富：我们聊得不错，但是我跟她讲好了，暂时不要发。如果我要找采访，那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还是怕对现在有负面影响？据我观察，经历过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两种心态，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豪气冲天的人会比胆小如鼠的人胆子还小。一种是屡战屡胜，牛气冲天，自始自终个性得到了极大发挥；相反，还有一种是屡败屡战，在下风头，高昂着头，展现了单体生命的韧劲和坚强。          蒯大富：不合适谈。我给你看这些老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了三本旧影集让笔者看）。          田炳信：这个是你呀，当年很瘦。          蒯大富：瘦得很。造反嘛，就得瘦。这照片上有谢富治、周恩来、林彪……。有朋友帮我保存的，保存了三十几年。          田炳信：你交给他保存的是吧。          蒯大富：不是我交给他，人家从档案里翻出来的，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          田炳信：这是当年的陈永贵吧？          蒯大富：是陈永贵。老田，你今年有四十岁吧？          田炳信：我今年四十八。          蒯大富：那对文革时期的事你应当还记得一点点。          田炳信：记得。我去年年底写了本《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我听说过。这本书还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户口直到这个月，8月份才刚刚调进来。我跟你说，为什么好多事情不好谈，就是这个。按照深圳市入户的条件，十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就可以进来，在深圳连续居住五年以上，够了；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十万以上，我一年交三十万、四十万，够了；但就是因为我是蒯大富，就难办。          田炳信：现在办了没有？          蒯大富：现在刚刚办进来。          田炳信：你的办了没有？          蒯大富：我的还没办。          田炳信：你的现在还没办？          蒯大富：对呀。          田炳信：你也不想办了吧。          蒯大富：我想办。现在好多做法我不认可，要想突破这层层的关联，不容易。          田炳信：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当然后来也有写的，我这个算比较早的。十五年前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专门搞了3篇国内动态清样，现在出，当时提的观点还没过时。          蒯大富：全世界还有多少国家有户籍制度？          田炳信：我这个调查中非的贝宁、北朝鲜，加中国。但是那两个国家制度的严格性和长期性都没有超过中国。你也是46年生吗？          蒯大富：45年。我63年入学的。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播了吗？          蒯大富：到现在还没播出。          田炳信：上面不让播吗？          蒯大富：它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人不错，她现在有两个人不接受她采访，一个我，一个张玉凤。          田炳信：张玉凤也不接受？          蒯大富：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田炳信：那你能不能咱俩，你想说的话我既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的。我爷爷新四军，我爸爸共产党员。          田炳信：也是共产党员的后代啊。          蒯大富：要不当年怎么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我们家盐城嘛。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那个人不打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由于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蒯大富：真实的历史，讲出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这些年，社会越来越成熟，人群中冷静的人也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也反思过文革吧？          蒯大富：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不想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田炳信：你现在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这个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都有。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写个回忆录，怎么不写呢？那咱们聊聊吧。文革到现在是38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你是当年的大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是公正的也好、不公正也好，一路走过来，再看文化大革命，要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看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它。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那你从21岁开始，应该讲也是个年轻人，我们自己也从那个年龄过来，回头来看这个事情，觉得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这种感觉有没有？          蒯大富：我们自己并不后悔。这个事情要说的那么清楚也很难。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这又两回事。我也是“5·16”分子。          田炳信：把你也搞成“5·16”分子了？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田炳信：韩爱晶怎么说十五年呢？          蒯大富：他罪过小，我罪过大嘛。          田炳信：那聂元梓呢？          蒯大富：聂元梓也十七年，差点没判死刑。          田炳信：当时是谁刀下留情了？          蒯大富：那肯定还是邓小平了。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话，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前段去北京，见到了当年的审判长。审判长一直护着我，非常好的一个人。不是他要多坐八年。          田炳信：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          田炳信：秦城吗？          蒯大富：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比较客气。我为什么不减刑？因为我始终不认帐。他们说我“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法庭辩护时被我完全驳倒检察官、法官。我跟他们说，刑法第90条：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怎么证明我有？1983年开庭，审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的东西，怎么可能反革命？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当时四百多人旁听，四台摄像机，录像带子在档案馆保存，我去要，他们不给我。后来他说：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我说：我啊，现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国家起诉我，我不得不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在法庭辩论阶段，我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有关，你必须回答，不回答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撤消起诉。          田炳信：当时当庭有多少人？          蒯大富：八百多人。          田炳信：公开审判是吧？          蒯大富：公开不公正。          田炳信：起码人多，显示公正。          蒯大富：更不公正。当庭已经被完全驳倒了，但还是强判，你说公正不公正？就这么回事，你怎么可想象？很难想象的，但是在我身上偏偏就发生这样的事。          田炳信：判了以后，打个比方，判了17年吧，以前积压的时间他算不算？顶不顶刑期？          蒯大富：当年处于不自由状态，要顶刑期。要不顶刑期的话我还要多做八年。          田炳信：顶了八年，实际上从83年坐到93年？          蒯大富：78年被抓，83年审，从70年到87年，17年。          田炳信：那你们班是68年分配走的？          蒯大富：对，我们班68年走的。70年的时候北京选人大代表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名我当人大代表。          田炳信：你毕业分配有没有给你分啊？          蒯大富：分了。          田炳信：分到哪里？          蒯大富：分到宁夏。          田炳信：当时你作为一个21岁的大学生，在66年，毛在中国大地已经被神化了，多数文革中的同志把他推到了顶峰。          蒯大富：这个是肯定的，毛被神化了这个是肯定的。          田炳信：你当时见到他时的心情和感觉是什么？          蒯大富：和老百姓一样，真的是像见到神的感觉，很激动。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威望现在是不能想象的。          田炳信：你当时跟他握完手回来，有同学和你握手吗？          蒯大富：有啊，当时就这个情景，完全就跟活佛摸顶一样。到这种程度。          田炳信：你接触以后对毛主席的印象怎么样？          蒯大富：刚才你说那个利用啊，上当啊，一点没有。          田炳信：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你怎么看毛？怎么评价毛？          蒯大富：我不是很同意那个上当受骗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利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他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共产党政府。          田炳信：毛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人的激情、热情，后来我发现，“四五”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好，都是青年学生干的活。我们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这样过来的。他把这个火烧起来以后，刘少奇被打倒，我要烧掉的内容之一烧完了，他会不会觉得潮头的人物、风云人物再往前冲，他必须把你砍掉，让这个火慢一点。我看过大兴安岭的火灾……，就我们老百姓讲叫“杀鸡给猴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家、军事家是很残酷的，他很多东西是不会给你讲白的，全凭你的悟性。你哪一年放出来的？          蒯大富：87年嘛。          田炳信：算彻底放了是吧？          蒯大富：刑期满了。          田炳信：当时在什么县？          蒯大富：共和县。叫唐格木监狱，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          田炳信：包括刑事犯？          蒯大富：大部分刑事犯。          田炳信：参加劳动吗？          蒯大富：不要。          田炳信：不要劳动？也见不到其他人？          蒯大富：对，我们一人一个院。          田炳信：待遇还不错？          蒯大富：待遇还是很好的。          田炳信：都吃得饱吧？          蒯大富：吃得很好的。有书看，报纸也有。          田炳信：还是你要看什么书让人带进去？          蒯大富：有书看。你只要把心情稳定住。你能把心情稳住的话，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田炳信：我曾经说中国有三所大学：一个叫中国社会大学；一个叫解放军大学；一个叫监狱大学。你上了两个。          蒯大富：把英语学会了。我原来学的俄语。          田炳信：把英语学会了是吧。          蒯大富：也不能叫学会，拿字典能看。          田炳信：像你们这一代人有没有感觉生错了年代？          蒯大富：我这方面感觉一点没有。说实在我们还挺骄傲。          田炳信：遗憾呢？          蒯大富：那总会有的嘛。          田炳信：如果中间不发生文革，你觉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蒯大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件事，那我至少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工程师。在核电站。          田炳信：搞原子弹。          蒯大富：对，搞原子弹。          田炳信：我原来在核工业部202厂长大的，在包头，11岁时目睹了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卧轨自杀的现场。          蒯大富：你哪年生？          田炳信：我56年。你大我11岁。快进入耳顺之年了。别人骂我们我听起来也很舒服了，这就是耳顺。天命的感觉呢，我差两年就天命了，天是无限，命是有限，有限的命离无限的天越来越近，天是凝固的，命是运动的，就是这种感觉。就知天命了。          蒯大富：非常正确。          田炳信：没听过这种解释是吧。          蒯大富：没有。          田炳信：你就一个女儿吧？          蒯大富：对。          田炳信：如果这个年纪啊，就你女儿将要走的路来讲，如果给她一句忠告的话，你会告诉她什么呢？          蒯大富：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他们就问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我女儿名字叫小琼，“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看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炳信：多大时候的？          蒯大富：前三、四年的时候。今年刚刚十五岁嘛。我就跟她说：爸爸当年上清华，6年没花掉1000块钱，六年啊。她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都不够。          田炳信：当时花1000块也算很多了。          蒯大富：不用，不用，哪用1000块。6年都没有，有助学金嘛。助学金国家给，不要家里掏钱嘛。我女儿说：那谁让你生在那个时代。          田炳信：另外你觉得中国这个封建色彩就现在来看还浓不浓？          蒯大富：不是一星半点。始终提不上去。保持经济发展，又不能有大的突破。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化大革命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什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田炳信：改革开放这二十五年你怎么看？          蒯大富：长足进步。但是，真正要想长治久安，恐怕还要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炳信：必须得搞？          蒯大富：必须得搞。          田炳信：如果你原来有过一些理想，或者你现在的人生理想，我想这种理想应该是社会不断进步。          蒯大富：这个我非常相信。非常相信。          田炳信：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读书吗？          蒯大富：很喜欢读书。我有三分之一的精力读书。信息量太大，弄不过来。各种杂志，国外出的各种书，每天晚上都忽忽悠悠的，读完了才睡觉。量太大了，你不读根本就不行。          田炳信：现在这个公司，你是老板，还是跟别人合伙？          蒯大富：合伙。一个音响专家和我在一起。          田炳信：他就帮你管技术吧。          蒯大富：人家技术可不是一般技术啊。          田炳信：他出不出资呢？          蒯大富：他出全资。我就出蒯大富。          田炳信：所以你的名字还是无形资产哪。那你现在是拿分红还是拿工资？          蒯大富：又有工资又有分红。工资是每个月几千块钱，分红很大的，我们各占50%。          田炳信：你自认是商人吗？          蒯大富：我始终不承认我是商人。只是挣钱，养家煳口。          田炳信：如果现在给你自己挑一个职业。          蒯大富：我想旅游。我老婆老说我不喜欢大自然，我说我要喜欢大自然，你们娘俩得喝西北风。          田炳信：跟江青打交道那人霸道吗？有外面说的那么厉害吗？          蒯大富：很有修养。后来这是胡说呢。1992年，我下海到山东，当时山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到我蓬莱那个村里去，他说过几天有个外国记者来采访你，你可别乱说啊。我说你放心，外国人我见多了，不会乱说的。这是任务啊。实际上规定不允许外国人采访的。后来真来了。两个日本记者跑到山东去了。那个日本记者一口气就问了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曾经和江青女士有很多的接触，你对江青女士怎么看？现在全国到处都讲放“东方红”，你对毛泽东又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曾经反对过邓小平先生，现在他在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百年之后，中国将会怎么样？全是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          田炳信：你怎么给他回答的？          蒯大富：我说先回答你江青女士的问题。江青女士在我的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我说到什么程度呢？你都难以想象。有一次开会的中间，江青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她就把我叫过去，让我跟她汇报清华大学革命的情况。她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汇报过程中，她那个护理给她打开头发梳头。          田炳信：有头发吗？          蒯大富：外间胡说八道。非常漂亮的乌黑的长发。给她梳头，按摩那个意思。她治疗癌症的时候化疗嘛，耳朵听力受了影响，头发一打开就更听不到了，头发那么厚，怎么听？她就一把抓着我坐到她旁边，贴着她耳朵说话。所以我说，公正地讲，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当中，尤其在女同胞当中，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          田炳信：她写一手好毛笔字。          蒯大富：对啊。她的马列水平、她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都很高，哪怕她的书法，完全可以乱真的，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所以说，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解释，毛泽东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毛泽东伟大领袖选择的余地非常大，那就说明江青确确实实有过人之处。但是江青有她的缺点，毛泽东主席曾经批评过她，“缺少自知之明”，八亿人口的大国中，她确实想当中国的领袖。这与她的德和能还是不相衬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后面的悲剧。日本人在《每日新闻》上一个字不落地全给发出来。          田炳信：这哪年的事？          蒯大富：92年。          田炳信：没惹来麻烦吧？文革初期，你就进入了北京市革委会的班子，那时是一种什么情况？          蒯大富：当时北京市大部分领导都被打倒了，司令员啊什么的，北京举行外事活动怎么办呢？就剩我们这些人了。周恩来第一桌，我们就第二桌。比较荒唐的东西。我们不是经常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嘛，经常就大帮哄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毛泽东在1966年的时候，已经和刘少奇比较对立了，但是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扳倒？毛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就是从基层发动群众。          田炳信：灶底抽薪。          蒯大富：釜底抽薪。1966年，毛泽东把周恩来派到东欧去访问，23天，到罗马尼亚。自己呢，不在北京，他跑南方去，杭州。这时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整个北京就乱了，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当时北京一乱，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当时邓小平和刘少奇，坐专机到杭州去请示毛泽东，到了杭州以后见到毛泽东了，说：北京的各大学有点乱，根据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想派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说：您看行不行？毛泽东给他们来一个不置可否，说：你们相机行事吧。这是根本就没答复的答复。怎么办呢？那我在第一线工作，既然让我相机行事，那我就相机行事吧。就派工作组。当时全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就是从各部委抽调了大量的干部，派了500多人。          田炳信：清华大学派了谁去？          蒯大富：其中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          田炳信：你见过王光美没有？          蒯大富：我们都见过。学生吃饭她还给学生打饭。清华的都见过。所以当时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想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在我们心目中，刘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当时想象不出来，不可能想象出来。我家里是农村的，你怎么能想象出中央的斗争？后来吹牛的时候，我把刘少奇打倒的时候，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路线斗争的，不可能。他们工作组一进校以后，立刻就恢复秩序，说实在的也没错。我和刘少奇也没矛盾是吧。他那个修养啊，你怎么可能想到他可能犯错误呢？根本没想过。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容不得一点点反对意见，你要给共产党提意见……          田炳信：你就找死吧。          蒯大富：那就要整你了。我们就真给工作组提意见了。          田炳信：你当时在班里是什么职务？          蒯大富：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组长。          田炳信：班里就有文革小组吗？          蒯大富：对啊，每个班都有。我之前是清华大学广播编辑组组长。          田炳信：舆论工具啊，笔杆子。          蒯大富：工作组第一反应，就是57年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57年右派。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想象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和刘少奇是一条线？没有可能。工作组当时什么措施呢？就开始围剿啊，围剿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就和刘少奇工作组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然后工作组就围剿清华的造反派，当时他们用这种方式围剿，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啊。我是头啊，第一号。叫“蒯派”。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大几？          蒯大富：大三哪。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给我舅舅、给我姑妈，全是共产党员老干部写信，说你们给我寄点钱过来，准备劳改了。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突然就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时以为毛主席回到北京来支持他，你想啊，57年他们一条线的。可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变了，谁也想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赶快就把我放了。当时的团委书记说，前三、四天我还见到他，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命令把你放了。          田炳信：关你了吗？坐禁闭吗？          蒯大富：隔离审查，坐禁闭啊。像现在双规似的。给我关起来了。我根本也不知道。王力、关峰他们到清华来找我，说问我清华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当时还怕他们套我材料，我不讲，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过当啊，所以我不讲。再过几天，7月29号，毛泽东讲：“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当时反革命都没摘帽子啊。当时兴奋不已啊。          田炳信：你还不知道？          蒯大富：我不知道啊，贺鹏飞告诉我的。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他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两个人都是“保皇派”的，学生里面的头。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参加了，我在二楼，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二楼。          田炳信：就是和毛主席握手那次？          蒯大富：那是后来了，很晚了。这个时候反革命还没平反呢。          田炳信：你也没有机会说话？          蒯大富：没有。那时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田炳信：多少人？          蒯大富：三层楼啊，一万五千人哪。          田炳信：哭了没有当时？掉眼泪了没有？          蒯大富：当时没有。          田炳信：泪腺不发达啊。          蒯大富：再过几天，8月1号，贺鹏飞又通知我：蒯大富，今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甲所来。          田炳信：到什么地方？          蒯大富：甲所，清华的一个小院子。最高级的地方，接见外宾的地方。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          田炳信：现在也叫甲所吗？          蒯大富：现在也叫。一个小宾馆。我问他：干嘛？他说你来吧。吃晚饭以后7点就到那去了，等到8点没人，我说：贺鹏飞，怎么回事？          田炳信：你一个人在那呆着？          蒯大富：我一个人啊。有沙发我就坐在那，困了，夏天嘛，十点了，我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到2点，7月31号2点。          田炳信：你还在沙发上躺着呢？          蒯大富：还在沙发上躺着。贺鹏飞把我推醒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我把眼睛揉揉，赶快就坐起来，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就轻轻的脚步声到门口，一推门我吓坏了。          田炳信：谁来了？          蒯大富：周恩来来了。你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恩来能来啊。没平反呢，大国总理来了。          田炳信：凌晨2点？          蒯大富：凌晨2点。          田炳信：你以前见过吗？          蒯大富：没见过，照片见过多了。草民哪，没见过大人物。你怎么想象总理能来啊。          田炳信：想不到是吧，以前见是在电视、电影上看到，第一次面对面见是吧？          蒯大富：对对对。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恩来说：“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我敢坐吗？          田炳信：你就站在那？          蒯大富：我站在那。          田炳信：哆嗦？哆嗦没有？          蒯大富：真哆嗦啊。草民啊，就没见过大人物。周恩来紧接着讲：“请坐，请坐”。我哪敢坐啊。他的秘书孙岳，老头现在还活着，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哪敢坐，我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田炳信：哎呀，现在下级见上级都那样，你有素养啊，都是跟你学的。          蒯大富：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到现在，我还佩服周恩来。          田炳信：周总理也坐下了？          蒯大富：坐下坐下了。周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田炳信：当时你很紧张吧？          蒯大富：当时简直不知所……，          田炳信：空白的感觉是吧？          蒯大富：空白的感觉。后来我镇静一下，我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总理说：“你开始吧”。          田炳信：你就半个屁股坐在那？          蒯大富：不不不不，这时已经比较安静了。孙岳啊，他会速记，一个字不落地全部记了下来。刚开始了2、3分钟，周总理自己拿个本子也记。          田炳信：周自己也记？          蒯大富：自己也记。孙岳是100%地全记。          田炳信：他会速记是吧          蒯大富：对，会速记。我说的时候，周恩来一会就打断一下，“唉，这个再重复一下”，这个时候，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          田炳信：把他赶出去了？          蒯大富：赶出去了。汇报了20分钟，贺鹏飞又一次进来干扰“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他们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他（指贺）一在场的话我就肯定说不了话了。          田炳信：对。          蒯大富：（周）：“不许进来了。”我给他汇报了3个小时，从凌晨2点一直到5点，北京太阳都出来了。周恩来这时候说：“我下面还有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没说完，今天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回去了。”周恩来就回去了。总理这么说了，我就晚上7点钟，准时到人民大会堂。          田炳信：是第二天的晚上7点？          蒯大富：当天，凌晨嘛。7点我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当时不知道。在那地方坐着，一刻钟不到，周恩来领着两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是你们省省委书记。我带他们两个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我说我向首长汇报，他说好，接着今天早上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向周恩来进行汇报，就告工作组的状，又讲了3个小时，7点讲到十点，我说：“总理，我向您讲完了，我向你说到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想法都是真实想法。”周恩来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说：“谢谢你了。”你们注意这个时间啊，是1966年7月31号。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会，没有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一点夜宵，马上他们会来，再见。”          田炳信：握下手是吧？          蒯大富：握下手，周恩来马上就走了。穿白大褂的宴会厅的同志过来，说：“请你到这边吃夜宵。”一碗鸡丝面，呦，当时，香得不得了。66年啊兄弟。          田炳信：吃饱了吗？一碗够不够？          蒯大富：够了。你们注意个时间啊，1966年7月31号，第二天八届十一次三中全会开幕，刘少奇的材料啊，我现场给周恩来提供的。毛泽东整刘少奇的材料……          田炳信：第一证人。          蒯大富：八届十一次全会干什么？          田炳信：你不知道毛泽东想什么……          蒯大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田炳信：讲了6个小时，草民见了大宰相啊！          蒯大富：你想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想到中央主席和刘少奇那么多呢？          田炳信：一哥二哥闹矛盾，拿你当个子弹。          蒯大富：对啊，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1号，全会开幕，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打倒。          田炳信：没点刘少奇吧？          蒯大富：没点，时间紧得不得了，1号开幕，那就供材料了，清华大学整那些左派的材料，跟着8月4号，周恩来带着100多个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开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会的现场会。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解放的。”你们怎么这么多人知道蒯大富？就是周恩来这个讲话，一个大国总理给一个学生平反。          田炳信：你是一炮走红，一夜成名。          蒯大富：对对对，按照现在商业广告来讲的话，就是这样。          田炳信：1966年8月4号那一天，大国总理给平反？广告做大了。          蒯大富：这是8月4号，跟着第二天8月5号，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些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给刘少奇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说良心话啊。          田炳信：但你不知道，跟你没关系，你被人当个道具。          蒯大富：我跟你说啊，刘少奇和我没有任何私仇，他的做法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          田炳信：也不出格。          蒯大富：从良心上讲，刘少奇党性是比较强的。          田炳信：这个大字报真是毛主席写的吗？          蒯大富：真写的呀。          田炳信：不，他是写在一张大字报上呢，还是写在什么稿纸上？          蒯大富：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田炳信：谜，毛主席写在一张纸上还是写在大字报上，这是两个概念，到现在没人给我一个确切答案，还是个谜。你都回答不了。          蒯大富：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也没看到。          田炳信：这张大字报谁看到过？          蒯大富：没有人证明看到过。          田炳信：你要没看到，估计看到的人不多。          蒯大富：我都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两年，叫“狂飙年代”，我们正好处在风口浪尖上。          田炳信：看样我说的没错，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摆渡的人。我说历史只有一只耳朵，很多东西进去出不来，……，我们的资料太多了。          蒯大富：薄一波当时说：“蒯大富，你是左还是右？”，我说“我是左”，他说：“你极左了就变右了”。          2002年，我独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黄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宝塔山，让我十分震惊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宝塔山，而是刻在宝塔的塔檐上的四个字：鸟瞰红尘。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大度，一种局外的感觉。          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喜欢，他就像印钞机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厌恶，他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转瞬即逝。          我想，事情过去28年了，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从搜集历史的碎片的角度，作一真实的记录，总比写那些歌星的绯闻、政客的无耻、商人的逐利的故事更具新闻和史料价值。 聂元梓：中组部长与他人妻子暧昧关系      来源：博客            革时期北京大学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在其回忆录《聂元梓口述自传》中透露了自己与丈夫吴溉之的婚姻史，同时也在文中曝光时任中组部长安子文一段鲜为人知的的桃色往事。据聂元梓称，她的丈夫常与安子文等中共官员打牌，安子文常带一位名叫邓觉先的有夫之妇前来，二人关系暧昧，非同寻常。文革前夕聂元梓揭发安子文，而这位名叫邓觉先的女子在文革爆发后被康生处理，至今“不知道下文”。以下为《聂元梓口述自传》第八章小家庭骤起大波澜部分摘录。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改变，和老红军干部吴溉之结了婚。          我和吴溉之是通过唐天际认识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太行山工作的时候，就认识唐天际，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担任着晋冀豫军区的司令员。他的爱人耿希贤，和我是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同学，年龄比我大一些。我们关系很熟。到北京工作以后，我那时候孩子们都大了，因为是单身，经常到一些老同志老熟人家里去看望他们。1965年夏天，我到唐天际、耿希贤家里去玩，在那里认识了吴溉之。          吴溉之也是一位老红军，他的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他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后来又是平江起义的参加者，担任过平江游击总队党代表、县苏维埃主席等职务，参加过长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当时也是单身。吴溉之认识我以后，就一直保持了联系，我们来往得比较多。同年冬天，我们就结婚了。          当时，吴溉之已经是67岁了，他是1898年生人，比我大20多岁。我所以和他结婚，是因为吴溉之是一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这个人很老实。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能有一些依靠。我对吴溉之很尊重。再说，他是一个老同志，老红军，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会有帮助，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找一个父亲，给我在政治上找一个可以指点指点的人。没有想到，和吴溉之结婚以后，我却被卷入了另一桩麻烦里面。      　　牌桌上下的暧昧          吴溉之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和中组部在一起办公。我认识他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中组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里去，有的时候是在一起聊天，有的时候几个人打打麻将。那时候打麻将，也不赢钱，就是争个胜负。          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还有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邓觉慧30多岁，已经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吴溉之丧偶以后，邓氏两姐妹常到吴溉之家里玩，邓觉慧曾经表示愿意与吴溉之结婚。吴溉之觉得她太年轻，两人年龄差距大，又不是共产党员，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所以没有同意。（我和吴溉之结婚以后，和邓觉先来往也熟了，我们也曾谈到过去她妹妹曾要求与吴溉之结婚的事，我问她，邓觉慧不是已经结婚，并且生了孩子吗，为什么还要和吴溉之结婚呢？邓觉先说，她可以离婚嘛。我说那孩子怎么办？邓觉先说都管着呗。当时我很不能理解邓觉慧，她自己的丈夫很年轻，夫妻两人又没有什么不合的大事，为什么要离婚呢？而且，她向吴溉之要求结婚的时候，她是并没有离婚的。）吴溉之拒绝了邓觉慧以后，邓觉慧到吴溉之那里就去的少了，邓觉先还是经常去。那时候，我不太会打麻将，主要是他们几个玩，有的时候三缺一，我也就凑个数。实际上，我是不喜欢打麻将的，那时候我还年轻，有时间总想学习学习，另外，我还要到北大去上班，每天风尘仆仆，经常不在家里。但是，不管我在家还是不在家，安子文都经常带邓觉先来打牌。          吴溉之和安子文、肖劲光等彼此都是好朋友，来往很多，经常是相互到其他人家里打牌。邓觉先的丈夫叫张仲瀚，后来我们也认识了。张仲瀚是国民党军的起义人员，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人也很好。这就是我和吴溉之结婚以后接触到的来往较多的他的朋友圈子。          在这些交往中，我就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无所顾忌，把这种关系表现得很公开。这样的情况，太不正常了。          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经常是在邓觉先家里，有时候组织部派人来找安子文，都了解他的习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他们的关系一目了然。          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这成何体统？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代表党中央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些老同志找他解决工作问题、安排职务，有时，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要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有时安子文的有关意见，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给那些人。          有些干部想调动工作，想干这个，不想干那个，想到这里，不想到那里，有时也要先找邓觉先，转达给安子文，安子文还就听邓觉先的话，安子文的有关意见又通过邓觉先传达下来，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他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他的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助一下。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不说是天天见面，也隔不了三天两头就会凑在一起，经常在一块儿打牌，另外，监察委员会和中组部就在一起办公，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挨得那么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他也是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一次两次地，偶尔为之还行，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是不关心这些事情的，即使是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里。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组织部长，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组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张仲瀚是党外人士，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的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邓觉先年龄不算小，自称50岁了，经常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红嘴唇，穿的也很时髦，党的工作怎么能让她来做？          这个女人不寻常          因为我和他们渐渐地熟悉了，安子文和邓觉先的暧昧关系就不在乎我了，都搁在明面上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见得多了。          有一天，几个人上邓觉先家里打牌，吴溉之一时去不了，要4点钟才能到，吴溉之就让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刘某某，邓觉先，加上我，正好是一桌人。我们4个人就坐一辆车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们坐在后面，3个人在车上嘀咕家里的什么事情，开始我没有太注意他们说什么，后来就听到刘某某发脾气了，她说：“这个家我管不了，你让邓觉先管吧！”没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说，觉先你就管吧。这话都是当面的公开的，显然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刘某某是完全明白的。          邓觉先经常到安子文家里去，安子文也经常到邓觉先家去。中央有事情，要找安子文没有找到，就到邓觉先家去找。多数时候能在邓觉先家里找到安子文。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          还有一次，邓觉先对我讲，我还没有和吴溉之结婚的时候，她和邓觉慧经常到吴溉之家里来。吴溉之也对我讲她们的情况。我们两个恋爱，结婚，难免会问他，以前有没有接触过别的女人，和什么样的女人来往呀，一家人嘛，总要谈谈家常。吴溉之说，她们姐妹二人过去就经常到我家来，一来，一定在这里吃中午饭。有一天吃过中午饭，要睡午觉，邓觉先就跟吴溉之说，是让她跟吴溉之睡，还是让她妹妹跟他睡？吴溉之说，我一个都不要。让她们俩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至于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都是我们两人认识以前的事情，我不操那份心。我也问过吴溉之，你为什么不和邓觉慧结婚呢？吴溉之说，第一她不是党员，我有些文件必须保管好，第二她太年轻，第三她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所以他不同意。可是，我们两人结婚以后，邓觉慧还继续到我们家里来过。          邓觉先还跟我讲，她现在住的院子（在中组部斜对面），既宽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给她安排的。从前的房子，则是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62年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常找她去跳舞，他是个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从来也不带他的夫人出面。邓觉先说，“那时跳舞跳得很厉害，找我的人比现在更多。我住的那条胡同，来我家的小车都得排长队。”为什么搬家，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她家里客人来往多，原先那个院子所在的胡同小，有时候她家来客人来多了，车子都搁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还要民警来安排指挥。          我对她的了解逐步加深，我就对邓觉先产生了怀疑。她的丈夫本来是我们的一个统战对像，国家对他们一家人都有照顾，她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忙地在目前的这个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关系搞到这种地步，几近于公开？          这段时间，有一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名字我记不清了），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邓觉先的事，他经常开车拉着她跑来跑去，她与什么人交往，和什么人有密切关系，和什么人好呀，都瞒不过司机去。再说，中央干部的司机们，也是经常相互打交道的，直接间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这位司机对我说，这两个女人可坏了，特别是那个姐姐，净挑拨老干部闹离婚，何某某就受过她的挑拨。还有，前几年，一个中央领导常常和邓觉先跳舞，从来不带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中央领导给她找的。这位中央领导下去了，她又抓住安部长了……          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别人说。我就跟吴溉之说了我见到的和听到的有关邓觉先的情况，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吴慨之说，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说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说，你和安子文这么熟，你为什么不能早提醒他？吴溉之说，都是好朋友，这些事情，开始是不好意思说，等到后来，木已成舟，就是说也没有用了。          这时已经是1966年初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长，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的身份不明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3、4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说是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部长。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了电话来，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开会。于是，就打了个电话给邓觉先，说我们去不了。可是，马上又接到了单位通知，说会议延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          我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弄不明白。          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就想找人帮我分析一下情况。没有想到，帮忙帮忙，越帮越忙。          有一天，我去找杨惠文，想听听她对这件事情的意见，在她家里，我就和杨惠文讲了这件事情，请她帮我分析这种情况，和我应该怎么对待处理它？她的丈夫白介夫（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的所长）也在场，他走进我们谈话的房间，一听我讲这些事情，他就不走了，坐下来听我的讲述。          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找杨惠文商量呢？          我和杨惠文在1937年就认识了，在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我住在山上小庙里，她比我们到得早，住在学校里，但是和我一样，她也是在等第二期开学，我们都是第二期的同学。从那以后，我们在工作中，动不动就遇到一起，总也分不开。          我从太南游击队第五支队调到屯留北方局党校学习，她也正好被调到党校学习，我们又成了同学。          学习结束后，我们又一同被分配到晋豫地委，我在晋城工作，她是在阳城工作。          我调到中条山的时候，我在平陆县燕家山，她也调到了中条山垣曲县委工作，又常常在地委开会见面。          在晋西事变中，我们又都住在垣曲的八路军兵站，李哲人把我们两人关在屋子里，不许外出，怕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他计划是等形势缓和后继续派我们在牺盟会里掩蔽下来做工作。一天到晚地，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们两个人朝夕相处，相知甚深。          后来，我们两个一块儿过黄河上西安，准备到延安去。在延安，我们又是一起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们又是同学。那时，她已经结婚。后来，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我回到中央党校六部，她也回了中央党校六部。          1960年，我调到北大，她也调到中科院，就住在中关村，离北大近得很，还被派到北大来搞社教运动。我调到北大以后，常常到她家去，隔不了两三天就去一次，几乎是天天都见面。真是命里注定，难舍难分，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怎么样，命运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相逢。          就这样，几十年的战斗友谊，总是不约而同地遇到一起，真是难得。她比我年龄大，拿我当小妹妹，我也爱听她的话，我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什么事情都和她商量，听她的话，亲密得很。我们是抗战时期就在一起工作的战友，关系非常好，我很信任她，想让她帮我参谋参谋，结果白介夫也进屋来听，一听就不走开了，听到底了，听我说了事情的头头尾尾。          杨惠文和白介夫都说，这姐妹俩，准有问题，肯定是特务。你要赶快揭发她们。杨惠文还抱怨我说，叫你不要跟吴溉之结婚你不听，你跟他结婚，结出问题来了吧？你赶紧离婚吧，不然，连你也卷进去了。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对杨惠文是言听计从，她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我说行，照她说的办，该揭发揭发，该离婚离婚，不能把自己也陷进去啊。          回到家里，再想这件事情，我心中很矛盾。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时候，我被陆平赶到乡下去搞社教，陆平是不准备把我们这些人再收回北大了。我和吴溉之商量过，调离北大，换一个工作单位，我还想叫安部长给我调动工作，我要是揭发安子文，我还能再见他吗？再一个，我要是揭发了安子文，我和吴溉之的关系还怎么维持？离婚不离婚？这也是切身利害啊。吴溉之是个老好人，他也不看重安子文这件事，认为是一般的男女关系。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不定主意。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张仲瀚会让自己的妻子这样？          对杨惠文夫妇讲这件事的以后，我心里还是有矛盾。一个矛盾就是，这是不是安部长上当受骗了？我曾经跟吴溉之讲过，要他劝一劝安部长，跟邓觉先不要太密切。我认为安子文是这样一种情况，假如邓觉先是一个坏人的话，安部长就是受她欺骗，从本质上讲，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又处在相当高的地位，他是决不会跟着她跑，决不会参加她的那一伙特务活动的。再一个，我要是揭发了安子文，我和吴溉之的关系还怎么维持？离婚不离婚？我们的婚姻关系肯定会破裂。我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不到万般无奈，我是决不愿意再离一次婚的。          我回到家里，还在想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好，没有理出个头绪来，犹豫不定，白介夫就和他们中科院的保卫科长讲了这件事，他叫保卫科长去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白介夫要向谢富治汇报此事，事先并没有跟我先打招呼。          这件事情正没有头绪，新的情况就又出现了。有个我过去认识的老同志叫郝德青的，他曾经在外交部工作，派驻国外，回国后在外交学会工作。他的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他到清华看他女儿，从清华绕道到北大来看我。我和他很熟悉，他和我姐姐姐夫也很熟，都是朋友，因此，我就又把安子文的事情说给他听，想听一听他的意见。他一听就说，邓家姐妹准有问题，准是特务。张仲瀚是党外的知名人士，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照顾得很好，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让自己的老婆做这种事来谋取什么利益，没有必要用美人计拉拢安子文。那时候人们的阶级斗争的弦真是绷得紧！我就告诉他说，白介夫和杨惠文让我对谢富治讲。郝德青说，不行不行，不能对谢富治讲，你应该去找康生。他说，你应该跟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不要去找谢富治，因为事情是涉及到安子文的，谢富治未必能有这么大的权限干预此事。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央级的部长，一个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一个是国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怎么好过问这样的事？这种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郝德青和我一样，与康生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他就是从党内工作来考虑，毕竟康生是主管党内的保卫工作，被安排在那样重要的位置上嘛。          我听了他的话，真去对白介夫和杨惠文讲了，不要他们去找谢富治，我自己直接去找康生。白介夫说，他已经跟保卫科长讲过这件事了，至于保卫科长是否已经跟谢富治讲过，白介夫也不清楚。反正，我听了郝德青的意见，要正式地跟康生汇报。怎么汇报？本来我还犯愁，说是康生不好找，我和他没有什么联系，是郝德青说，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们学校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这时，已经是1966年的4、5月间，曹轶欧在北大蹲点）。      　　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检举”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为了党的利益，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他的保卫科长，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于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这个纸条就交给曹轶欧转交康生。          曹轶欧把我口述和书面情况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说康生要与我谈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是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          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找曹轶欧就行。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安子文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你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这一次见康生，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这就是常说的，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我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就捉摸着怎么写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我这里，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是在写大字报以前，时间是在“5.16通知”传达以前。后来，我给康生写过两个条子。我的一个条子就是在6月初写的，主要是讲，毛主席批示，肯定了我们的大字报，并且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说看到我们的大字报了，我们还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她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好怎么好。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康生。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也向康生报告了。          这以后，到9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都要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因为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是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          （这就是我和吴溉之离婚的原因。我这一生，命运多蹇，连婚姻都这么不顺利。我并不是“女强人”，两次结婚，都是希望能够有所依靠，得到丈夫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能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两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讲，已经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反对和怨恨我的人，又抓住我离婚之事大做文章，诬蔑我是“大破鞋”，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直到90年代中期，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仍然念念不忘拿此事对我进行诽谤和侮辱，给我这无法愈合的伤口上又添新的创伤。难道，时隔30年，人们对于往事、对于历史，仍然停留在“文革”时代的水准上，而没有任何反思、没有任何长进吗？）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与吴溉之有关的事情，就是关于抄吴溉之的家。在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中，有人曾经写道，我为了换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带领红卫兵小将去抄吴溉之的家。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主动行为，而是被迫的。“文革”期间，吴溉之也被打倒了，北大的红卫兵们要去抄他的家，就要我领路带着他们去。北大的学生，后来担任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头头的牛辉林对我说：红卫兵这回抄家抄到你的头上了，你什么态度？我说，抄就抄呗。反正没有反动材料。牛辉林说，那你必须带路，否则你就是不想让红卫兵抄家。牛辉林当时可能不知道，我已经与吴溉之离婚。这样，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我怎么能够拒绝这样强硬的要求呢？我是被迫给红卫兵带路的。无可奈何地，我和红卫兵们一起坐着汽车，我让陈葆华陪着我，把他们带到了南长街，告诉了他们门牌号数，他们冲进去乱抄乱翻，我连汽车都没有下去。我心中那个乱啊！怎么说，这里也是我曾经和吴溉之生活过的地方啊。我对吴溉之，没有任何怨恨，离开他，当时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在吴溉之受冲击的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对红卫兵说过吴溉之一句坏话。吴溉之被单位审查批判，一位帅大姐找我谈过话。我对她也没有说过吴溉之任何坏话。我也没有表态。关于安子文，关于安子文与邓觉先的关系，他们与吴溉之的关系和来往，对不相干的人，我一句都没有谈过。因为这些事情不属于单位和群众应该过问的问题。吴溉之本人，我认为他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没有说吴溉之的任何情况。至于单位和群众认为他有什么问题，应该在单位揭发，我不阻拦，但也不愿意听些什么，根本不介入。我觉得应该保吴溉之，但是，这话只能向领导谈，也不必向群众说什么。          事隔十多年，我被捕入狱，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时候，接受审问，专门来了一批人，就问我揭发安子文和邓觉先是什么事情，我就把我了解的情况讲了一遍。来人没有反驳我的话，他们走后，也没有下文。他们也不继续问了。过些日子，又来了一拨人，把上述问题又问一遍，我就再讲一遍。          张仲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邓觉先怎么样了？我一点儿不知道。现在这个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下文。我知道，审问我的录音，都会拿给安子文听，拿给邓觉先听，那他们能够指出来，我说的哪些是造谣的，哪些是诬蔑的，他们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啊。我没有说错嘛。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看报纸，看有没有给邓觉先平反的报导，我始终都没有看到有关的消息。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张仲瀚的消息，说张仲瀚在文革中受到冤屈，为他平反，说张仲瀚是国民党军的起义军官，为我党做过不少工作，他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功劳。可是说到张仲瀚的时候，也没有一句话涉及到邓觉先。我想，如果张仲瀚在文革中都受到那么大的冲击，那邓觉先肯定也是在劫难逃，一定吃过不少苦头，可是为什么就不提到她，即使是讲张仲瀚的时候，也应该提一笔呀。这件事，对我始终是个谜，事到如今，我也说不清楚，我检举邓觉先这件事情，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审案人员就这件事情审问我的时候，他们是只问我，只听我说，不反驳，也不肯定，到判刑的时候，我的罪状里没有与邓觉先相关的内容……          这件事至今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团。我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邓觉先和安子文的关系很暧昧，并且对安子文的工作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是可以证实的，并非我在凭空捏造。我认为，揭发安子文的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没有错，邓觉先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清楚，我只能把我看到的疑点说出来，结论要由党组织来决定。但是，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不太可能有什么政治背景，邓觉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说的那样是什么英国特务。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这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不止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当时杨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是以为邓觉先是“特务”的却是应该反思的。在“文革”前夕那种特定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的社会氛围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搞混了，过分单纯的头脑把事情想得过分复杂了，从保卫党的纯洁性出发，造成的后果却是使当事人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这不但是伤害了他人，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波折，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至于康生把这件事情无限扩大，整人，那就更加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是适得其反了。          如果当时我便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还会不会有揭发此事的动议呢？很难说。因为当时，我们做基层工作的人，不了解上层的情况，而对于下边，即便是生活作风问题，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如果不是涉及工作问题，而只是生活上的一般来往，不违背组织原则的话，也许应该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