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彩中国人》20140413[完整版] 秦勇深情父爱沙画 比《时间都去哪儿了》更感人

   【导读：这就是魏特夫在《一个强大的东方专制政府》(A Stronger Oriental Despotism)一文中谈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所说的：它们有“一个比社会强大的政权，一个大权在握的管理官僚体系，以及在政治上被压制成一盘散沙的民众”。】

   / 狄雨霏

   在西方世界，“东方”(Oriental)一词的使用，从政治上来说已不再正确。但不管在哪里，“专制主义”(despotism)一词都还没被淘汰。

   将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德裔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学者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一本书名：《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眼看又一周的重大政治审判——至少五起——密集地展开，这本1957年的经典著作不禁涌现在脑海中。（这本书提出，特定的“东方”社会可以通过开发大型的水利工程将巨大权力集中在一群专制精英的手中。该书至今读者众多，在各地反复再版。）

   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过去已近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65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已103年（当年，“Oriental”一词还没有因为暗含“他者”和种族歧视的言外之意而不受欢迎），而这样无休止且高调的政治审判却为中国和世界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在这个国家为其崛起而狂欢之时，它是否能够或愿意抛弃其古老的专制主义传统？

   周五，一家法院将对律师和活动人士许志永的上诉做出裁决。一月，许志永因为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获刑四年。

   这项罪名源自他在发起新公民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新公民运动让普通人有机会对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表达不满，很快受到了欢迎。对许志永和江西活动人士刘萍等人的抓捕让这一运动在萌芽状态即被终结。刘萍的家人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要在判决结束的六个月以后，即6月份，再公布对刘萍的判决结果。

   其他将在本周受审的包括共开倡导公示官员财产的丁家喜、李蔚、赵常青和河南的基督教会牧师张少杰。所有人都是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提起诉讼的。这项臭名昭著的罪名如今不仅被用于维权活动人士，也被用在普通人身上。甚至是聚集在一起对于她们孙辈所受伤害表示不满的妇女，也请求政府不要因为她们站出来说话就以这项罪名指控她们。最近暴露出的丑闻显示，一些幼儿园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学生喂食抗病毒药物，之后这些妇女便开始进行抗议。

   这些审判开始的几天前，有四名律师说，被禁宗教运动法轮功的信徒被剥夺权利，而他们则因为试图引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而遭到了黑龙江警方的酷刑折磨。而这些审判也让人想起1月份对八位活动人士的类似审判。事实上，正如权益组织维权网(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所称，在中国，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生活动人士被捕、遭受酷刑、受到审判和失踪的情况。

   这就是魏特夫在《一个强大的东方专制政府》(A Stronger Oriental Despotism)一文中谈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所说的：它们有“一个比社会强大的政权，一个大权在握的管理官僚体系，以及在政治上被压制成一盘散沙的民众”。

    魏特夫年轻时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后来开始高调地反对共产主义。中国出了一些关于他的学术类书籍，但是要想找一些中国学者来评论该国如今的专制主义，却并不容易。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其国内的压迫氛围已进一步恶化。

   于是我转而求助一处许多中国人每天使用的资源，它颇具代表性，能体现出普通人在查询与魏特夫相关的信息之后能了解到什么：搜索引擎百度的“知道”是一项颇受欢迎的服务，人们会在那里提出与回答问题。

   贴出的问题是：东方文化里面由专制主义培养出的思想是什么？

   这里是一项2011年做出的回复：

   “在中国，魏特夫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到1989年才有中译本，并且马上遭到左派学者的围攻。三四年前，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还组织十几位大陆学者专门出书，批判魏特夫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可见在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的阴魂依然存在。”

（2014/04/11 发表）

    人类的四种思维方式显然是有等级的，一级压一级：“理性思维”高于“低于理性思维”，而“高于理性思维”又高于“理性思维”。就人体生理打个比方，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尿憋了，（他的低于理性思维）要在街上尿尿。但是他的理性思维说，不行，这是大街，要憋住，赶紧找厕所。（上一级压制下一级）
    对于人类社会行为来说，就不是两级制了，而是三级制。天理/信仰在高于理性思维范围内，而人定的法律也叫positive law在理性思维内。重要的是人定法律必须服从天理，因为人定的法律其实就是天理的正确解释和应用。所以，任何时候，如果人定的法律和天理相违背，那么人定的法律不可以执行。
    比如，天理没有说在美国开车要右行，而人定的法律说要右行，这样可以避免事故，避免人被伤害，同时要实施社会合作，便于通行。“人不应当被伤害和社会必须是合作的”就是天理（本性法)。
    所以，如果美国也有反革命罪，那么要在保证嫌疑人身体和精神不受到任何迫害的前提下，大家坐下来辩论。因为天理要求保持人类（每一个人）的身体精神健康。人定的法律不能够高过天理。中共杀害/迫害/虐待/摧残反革命（的身体和精神）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天理。
    上面谈了“高于理性思维”统领“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要统领“低于理性思维”（比如人体的本能---饥饿/食欲，性欲，愉悦感的大脑反应），两个 例子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因为中国人二千年没有天理，完全是野蛮人社会，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中共人定的法律多么不可靠，多么离谱，多么荒谬，常常朝三暮四。这是因为没有天理管制着人定的法律。举例：1945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法西斯分子时，法西斯分子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所做所为是依照德国法律行事。而西方法官指出德国法律违背了天理，所以他们有罪。
    我们将来审判中共时也是要用天理来审判。
    在中国，当中共人心尽失，中共人定的法律一再被自我否定后，中国人的低于理性思维的种种不良表现大肆泛滥。（大多数都是与人体欲望有密切关系的。）
    文明人的思维一定要一级压一级。在中国，如果不能建立高于理性的信仰，不信天理，不畏惧天理，那么中共定的法律就不靠谱。如果中国人没有天理并怀疑中共的人定法律，那么就剩下动物本能了。
    （中国民主党理论小组---纽约市）
    参考阅读
    *【1】Peter C. Mancall: Origins and ideologi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great courses. Lecture 29: Jefferson’s status for religious freedom. The Teaching Company, USA, 2006
    *【2】Marianne Talbot：《牛津大学公开课：伦理学入门》。
    *【3】王澄：公元四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兴盛原因及其意义。博讯2013年12月23日首发
    节选
     *一 康斯坦丁大帝的支持。
     *二 基督教思想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有优秀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努力，特别是希腊哲学。通过希腊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使基督教得以普世化。
     *三 理论的前后一致性，确切的逻辑性，以及对神学的合理性地阐述。而不是前后否定，信口开河，神神兮兮，杂乱无章的教义。（对比中国人的道教）
     *四 拒绝过度的神话想象。
     *五 是入世的，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基督教能够联系一个社会的历史，（社会）形态，政策，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特别是法律思想，是古代罗马人的特色。（对比中国佛教僧侣）
     *六 天理能够被写进人理之中。（比如近代的美国独立宣言说，天赋人权。）
     *七 社会底层人民的拥护。早期基督教徒在古罗马主要是普通市民，妇女，奴隶，被自由的奴隶，和外国人。【5】
     *八 平等理念。由于没有任何社会，种族或知识程度的障碍，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乐观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皇帝的近臣，在那曾是他的阶下囚的主教面前，也要躬身行礼。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古往今来还没有任何社会曾经有过像最初四世纪里的基督教团契如此的平等，行善而友爱的生活。
     *九 基督教徒有其非凡的凝聚力：团契会照顾寡妇，孤儿，老人，并赎回被盗匪掳掠的人。在瘟疫和围困期间，只有基督徒会看顾伤者并埋葬死者。对于罗马帝国所有无家可归的人，许多孤苦的人，文化和社会异化的牺牲者，教会是使他们得到认可，发现或探索生命意义的唯一希望。
     *十 基督教徒的坚定信心和道德力量，他们在面对忧患和死亡时的勇气，这种勇气甚至博得基督教的敌人的赞佩。
    *【4】王澄写给邓晓芒的信。博讯2012年1月02日首发

    来源：法广网 
    
     4月1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演讲结束，胡锡进对听众没有向他扔西红柿、鸡蛋表示谢意。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看到胡锡进4月3日的微博，发现他已经宣告了自己这次演讲的成功，不禁哑然失笑。在我看来，一场学术性的演讲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演讲者在知识与思想上，有没有给听众带来启发。

     凯迪网作者章诗依的文章说，其次，或许也是更重要的，则是互动环节的气氛，从中可以看出听众与演讲者之间交流的水平，以及大家对演讲者的认可程度，而不是什么有幸没有被扔鸡蛋和西红柿。胡锡进在演讲中解释《环球时报》成功的原因说，作为党报的子报，“我有两个老板，一个是群众，一个是党。他形容，这两个老板，就像两个鞭子一样抽着他，使其如陀螺一样，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那样转。
    
    “起初曾以为，不是共产党杀了我，就是老百姓杀了我。后来我却发现，我把两个老板伺候得都不错”。 胡锡进还说，《环球时报》虽然不像有的媒体那么激烈和自由，但一直在朝那个方向“拱啊拱”。随后，胡锡进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环球时报》是如何不断地向前“拱”，向前突破的。他说，市场的开拓是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报纸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环球时报》对一些即将来访的外国首脑，不再总是说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之类的话了，而是不时批评一下。
    
    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访之前，《环球时报》就刊登了一幅克林顿浑身扎满箭头的漫画，表示他在许多国家不受欢迎。这个例子，不禁让我立刻想起了前苏联那个有名的笑话：一个苏联人问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美国人说他可以骂美国总统。然后美国人反问苏联人有什么了不起，苏联人回答说：我们苏联人也可以骂你们美国总统。今日世界，骂美国总统，如果得不到奖励的话，至少也不是一件有多大风险的事吧，把骂美国总统当做一个突破，有那么悲壮吗？
    
    网友绍三白转载的这篇文章又说，在演讲的互动环节，十余个提问者中，除了有一个表示是《环球时报》的支持者之外，其余大多都在问答中对《环球时报》给予了鲜明的批评和谴责。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在中大修政治学的女孩子，她对胡锡进说；“你说你成功伺候了两个老板，恭喜你。但是，你看低了你自己。媒体的价值在于客观、公正、可信赖。我不喜欢《环球时报》，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你的不专业和你的没有能力”。
    
    她对比西方媒体，指《环球时报》在马航报道中没有什么作为。对此，胡锡进回答说，媒体的客观不是在真空中，我们需要生存，我们不是在香港办报，也不是在纽约办报。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们，你不喜欢无所谓。至于马航事件的报道，那不仅仅是中国媒体，而是整体实力的差距。另一位印象深刻的提问者，是位教授模样的老先生，他对胡锡进说，你在演讲中八九次提到了《苹果日报》，用它来代表香港媒体，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其实，在香港，还有《明报》《南华早报》和《信报》这些比较有公信力的报纸。香港媒体是很多元的。在过去一年中，《环球时报》对香港的报道，采取的是对抗的，江湖的，讽刺的，谩骂的方式，希望胡先生能用你喜欢说的“复杂中国”来评论复杂香港，对我们香港不要做标签化的处理。我能理解这位老先生的感受。近一年来，内地公众对香港的恶感显著增加，究其原因，《环球时报》那些偏颇、充满阴谋论思维的报道，功不可没！
    
    互动即将结束时，一名青年男子站起来说：我是《苹果日报》记者。话音一落，哄堂大笑。笑声停止，这位记者将了胡锡进两军，一是向他约稿，无论胡锡进有什么感觉在内地受限制的言论，都尽管写来；二是问胡锡进，这么多年来，《环球时报》有多少稿件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没发出来。对于第二个问题，胡锡进的答案是一篇没有。胡锡进喜欢“复杂中国”这个说法，他的微博标签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
    
    有趣的是，《环球时报》却是一份很简单的报纸，但胡锡进显然不想自己的报纸，给人留下这样的观感和印象，他愿意把《环球时报》的成功说得很复杂，很曲折。记得有人这样说过：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好卖？答案是：恐惧最好卖。人们买化妆品、保健品，是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买电视买报纸，则是害怕自已比别人知道的少。商家们向大众销售的，实际上就是恐惧。在我看来，胡锡进所做的，同样是兜售“恐惧”的买卖和生意。
    
    章诗依的文章又说，他操持的这份报纸，似乎以在世界上为中国寻找敌人为己任，让一部分中国人整天绷紧神经，紧张兮兮的，许多事情就都好办了。我并非在故意贬低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演讲中他说，其实我知道，在香港，那些驱蝗和挥舞港英旗帜的，不就是那么几个人吗？但它有噱头，所以我们就做了新闻。他还说，台海危机时，报纸大卖，他恨不得想“给陈水扁发奖金”呢。于是我终于明白了，近一年来《环球时报》为何盯上了香港？
    
    没错，就是噱头，这一说法，要比什么“复杂中国”云云，更能说明胡锡进的新闻理念，也更能解释《环球时报》的所谓“成功”了 。
    
    作者李吉诃德的文章说，众所周知，《人民日报》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供人回避的报纸，貌似路标，实则却是路障，单看标题版式便足以令人敬而远之了。派生自《人民日报》的《环球时报》，同样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供人拍砖的报纸，这或许就是胡总编所谓的“市场化”吧？《环球时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主办与出版的报纸，《人民日报》是“母官媒”，《环球时报》是不是“子官媒”呢？莫非其间竟然有了“基因变异”，变成“非官媒”了？
    
    之前我说，中国的左派惯常撒谎，也是人们从切身感受中得出的结论。过去他们擅长撒弥天大谎，诸如“人民民主”、“共产主义”之类。概念与口号是漂亮的，理想也不可谓不宏大壮丽，只是最终却演化成了独裁者蛊惑洗脑、维系专权的手段。毛泽东先用“土地改革”与“人民民主”打败了蒋介石，之后又用“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打败了人民。
    
    他说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却不过只是新的一种跪法而已，人民依旧还是专制的奴隶与工具，如今已经是信息化时代，那种撒弥天大谎的条件不再，他们只好捡拾小谎小谣聊以自慰，以为世道人心依旧还在他们的盘算之中。官媒固然名声不堪，信誉日下，但胡锡进也不该因为港人反感大陆官媒，就将自己换了行头，改了包装，打扮成“非官媒”或者“一报两制”的样子。难道如此一来港人就能买账么？
    
    左派诸君败坏人品的另一点则在于：倘若你真的执信于自己的谎言也好，就像许多执迷于“气功”“食疗”的信徒，尽管他们令人同情，却也可以理解。问题是就连他们自己也并不确信自己的言论与信条，最终不过只是取巧投机而已。否则也就不会跑到香港去卖什么“我们不是官媒”，或者跑到美国，拿自己的脑袋去测量，电梯与墙壁夹角间的三角函数了。
    
    李吉诃德的文章又说，一句口是心非的“我们不是官媒”反而使他显得有点缺乏底气，或者说不做贼也心虚的样子。保持基本的诚实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基本智力的认同与尊敬。《环球时报》与胡锡进可以将大陆人当成傻瓜，却不该拿到香港去试。尽管我看港人也并不聪明多少，但他们为什么显得聪明？因为很少有人敢把他们当成傻瓜。最后还想弱弱地问一句：胡总编敢于这样说，他的《人民日报》家长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