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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园原是和珅别墅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在经历了27个月的战俘生活之后，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军人张泽石，又成为了“叛徒”。1980年被平反之后，他用了30多年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和“他们”的声音。

    1952年6月，志愿军战俘张泽石作为“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押至美军在巨济岛上的“最高监狱”，刚被一阵拳打过、又被高压龙头喷射出来的凉水压倒在地，他发着高烧，心中又一次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你们的罪恶公诸于世！”张泽石所说的“你们”，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者，以及战俘营中的反共战俘——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中国战俘内部又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
 
    他没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国后，只受到短短一个月的热情接待，马上就被转入“检查”阶段进行严格审查。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身份成了罪过，张泽石于1954年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军籍，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 “叛徒”，既不能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又无法探寻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难友成为“叛徒”，去往台湾？
 

申诉
 
    张泽石归国23年后的1977年，文革结束。
 
    这年夏天，张泽石和几位战友分别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申诉书－－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并请求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
 
    这种诉求是一个6700多人(回国战俘约7110人，与张泽石同期回国者6千多人)的群体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的呼声。张泽石写申诉时，接到了战俘营地下党委总书记、他的老团政委赵佐端从本溪寄来的信，告诉他“这一年来，收到好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申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向中央写信……想起了你这个秀才，我们请你按照原稿内容加以修改后，寄给中央。”
 
    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顾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泽石请当年突围出来的战友孟伟哉替他参谋一下“申诉信”，孟伟哉告诉他，不能这么自卑，要理直气壮地向中央领导讲道理。
 
    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他发动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申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全国人大将志愿军战俘冤案平反的调查处理工作交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配合总政对各地难友的调查工作，张泽石成了“协调员”，先是自费，后在难友们三元、五元的捐助下，跑遍了有归国战俘的省份，去收集难友们归国后蒙受磨难的史实。
 
    1980年10月，张泽石接到一位清华校友的电话“有好消息，马上来!”在这位已是某机关党委书记的校友那里，张泽石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0)7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文件“前言”中写道：“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张泽石擦着眼泪、赶在文件送回机要室之前，抄写下全文。
 
    几天后各地难友都在传看一份用复写纸印写的手抄件。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的有关政策，使志愿军战俘享有了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
 
    此时，距张泽石回国已整整27年。
 

发问
 
    1980年第74号文件下发之后，张泽石开始实施他的誓言：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
 
    1988年，张泽石第一次将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写出来，原定书名为《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好心的编辑劝他将“战俘营”改为“集中营”。编辑觉得“战俘”两个字，不够凛然正气，甚至是耻辱。张泽石同意了编辑的改动，并道出原委：“原来的战俘营‘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为集中营，有趋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思，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我当时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罪恶，所以觉得改成集中营更好”。
 
    从张泽石后来出版的书中，无论是书名，还是内文，都能看到“集中营”已改回“战俘营”。“战俘”这个纠结的词，是美军战俘营内五次战役中被俘人员的群体身份。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德国？这个问题困扰张泽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决。
 
    事实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从动笔到问世先后长达8年，艰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撰写，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战俘这一敏感话题。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在社会上被一再盗版的那几年中，张泽石接着撰写了《一位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并将两本手稿集合成30万字的《战俘手记》。在北京作协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览”会上，被哈尔滨个体书商老鞠出资13000元买断。老鞠花了800元把书送审，“审定稿”中被删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门时撂下一句话：“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书印出来！”不料背后的审稿员忙喊住老鞠说：“你真能把这本书印出来，可别忘了送我一本！”
 
    老鞠后来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万册，在那年的南京书展上被抢光了。
 
    积压了三十多年的巨创深痛，从敏感话题变成了受欢迎的公共历史读物，张泽石此后的书写不断地增加亲历者的回忆与原始资料的对照。他对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随着美国、中国台湾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发生改变。
 
    2011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找寻自我诘问的答案，张泽石用了三十多年时间。
 

忠诚与背叛
 
    1993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饭店挤满了1954年与张泽石一同归国的战友。听说当年从战俘营赴台的180师难友梁铭芳山西探亲后，经北京转机要回台北，张泽石就在战友罗杰超开的饭店里，约了十几位战俘营中的同胞，请梁铭芳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开了“选择”这一难堪的话题。餐后，张泽石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送给梁铭芳。
 
    这本书打开了梁铭芳心中几十年的枷锁，1年后，张泽石随妻子到台湾看望曾是国民党飞行员的妻兄，到梁铭芳的别墅小院做客，梁铭芳告诉他，自己把《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拿给在台的好几位难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
 
    张泽石在这本书中没有把战俘营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这与他归国时的观念不同。在写这本书时，他已确定将李大安等战场投敌，以及在牢中参与迫害亲共战俘的人与受胁迫赴台的战俘分开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变节者。
 
    战俘营中的思维是，所有去台者都是叛徒、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到了1980年写《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时，张泽石自己已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当成了“叛徒”。因为这段人生遭遇，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去台难友已经没有差别。他在80年代最初创作时，将“叛徒”与“变节者”分开来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挟赴台的是变节者。梁铭芳在台北家中，向张泽石讲述了自己在战俘营里，反共势力强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国民党势力的威胁，身上带着“杀朱拔毛”，回大陆就是送死。同在台湾的其他难友，也讲述了他们在战俘营中被P.G们拉进警备队强行在他们手臂涂上墨汁，用绑成一撮的针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
 
    亲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中的宣传和恐吓，导致一些战俘对中共的战俘政策产生恐惧，而谭兴东这样的志愿军干部，在叛变之后的行为，更加深了战俘对遣返大陆后恐慌。
 
    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这年9月他的富农父母被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又被拉回部队押着过江，降为副排长（常成《从学生到军人，从敌人到战友：志愿军战俘复杂的战前经历》）。带兵投敌的谭兴东关在战俘营72联队里，经常给战俘们“讲课”，讲“中共是怎么对待俘虏的”、讲“今天你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也就是叛徒”，动摇了很多想回国人员的意志。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在后来去台的14,334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党军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原共产党部队的军人。
 
    在台北见到梁铭芳以后，张泽石又四次赴台探亲，每次都要寻找、采访志愿军难友。2010年，正在创作《孤岛－－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的今昔》一书的张泽石已80高龄，这年初夏，他带着高延赛、荣挺进、常成到山西等地区采访几位已经回乡定居多年的去台难友。
 
    有了对去台难友深入全面的了解，使张泽石在1977年代表归国难友申诉之后，再次要求有关部门，对14300多名去台志愿军战俘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历史结论。

心愿
 
    为“战俘事业”已经奔走了35年，张泽石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得到落实，“正式追认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追认所有在战俘营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被俘人员为烈士”，“为战俘立法”等。张泽石说“这些都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
 
    张泽石不知道这些“战俘事业”何时能完成，无论结果怎样，他还在奔走。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这个奇冷的冬天，张泽石已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采访组”，跑了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地录制了30多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
 
    春节后，这位83岁的老人又将第三次踏上给难友们做口述采访的征程，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的难友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一了，而且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我不去，他们不会开口”。

《国家历史》－－作者：杨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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