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斗争是层出不穷，一场接着一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刚进行没多久，《海瑞罢官》又引发了更大的政治风潮——文化大革命。那么，文革是因何而起的呢？为何运动一开始就直接党内高层？乔雨于2010年5月炎黄春秋刊发的《从《海瑞罢官》到彭罗陆杨——谈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党内高层的批判》一文，为大家分析这一历史背后所蕴藏着的玄机。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走了不少弯路，犯过不少错误，又以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最。在1981年6月27日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本文全面回顾文革初期各个重要历史事件，对当时遭罪的中央领导作逐一分析。

　　毛泽东是个自尊心极强、霸气乃至执拗、兼有帝王之气的领导人物，这在他早年的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已有体现，建国之后，毛理所当然的坐上了共和国第一把交椅，此后一直极重视自己的威望，生怕谁在党内的号召力超过了他。如果毛觉得谁的威信超过了他，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他赶下台。事实上，他的有些做法已经类似于古代封建专制的君主。

　　时间回到1962年，此时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酝酿整刘少奇的事情了。当时毛因为大跃进的错误，已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取而代之的正是刘，毛因此感到自己被架空。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时，两人的矛盾到达了顶点。刘在南下视察座谈时指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①]表达了对毛的不满。这次发言使毛、刘两人多年的积怨又深了一层，毛对刘的批判活动一触即发。

　　时机终于来了。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显然，此文件将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无奈此时毛不是国家主席，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那么靠谁来发起这场运动呢？经过慎重考虑，毛最后将目光放在了他的夫人江青身上。刘是国家主席，直接对他下手肯定不行。江青是文艺界人士，对各项艺术样样精通，毛打算江从文艺界打开一个缺口。

　　江青仔细考察了当时各种剧本，最后将目光放在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上。从艺术性的角度讲，这其实是一个十分蹩脚的京剧，毫无精彩之处。可就是这拙劣的剧本，成了整个文革的开端。

　　找到了靶子之后就要准备弹药开火了。在筹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毛先派人试探一下《人民日报》的态度，结果对方答复：《海》剧是北京副市长的作品，要发表批评他的文章必须请示北京市长。毛听了之后说了一句“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于是转战上海，找到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让他写一篇批评《海》的文章。柯一看毛主席亲自来了，自然不敢怠慢，于是找到了擅长写政论文章的《解放日报》编辑姚文元。后又调来宣传部长张春桥，可他 “没有碰过明史”[②]。因此，他们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找到朱永嘉这位教授加入写作班子。他们三人白天武康路88号秘密写作，晚上住在华山路的丁香花园，毛则在西郊宾馆遥控。这篇文章耗时半年，一共写了17稿，终于在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第二版整版发表，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看了这篇文章后大怒，心想：你们文汇报想批我北京的副市长，怎么能不给我汇报一声呢。拿起电话就打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柯已于几月前罹患急性胰腺炎而死），因为“江青曾一再交待此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③]，陈在电话中也是支支吾吾，不敢说出实情。彭真放下电话，气不打一处来，下令在京各大报社一律不准转载这篇文章。毛一看北京报纸不转载，接着派人把这篇文章印成小册子，结果北京的新华书店亦不征订。过了15天后，也即11月25号，周恩来和罗瑞卿陪同柬埔寨首相朗诺来到上海。陈利用这个机会，将毛泽东派他们写这批《海瑞罢官》文章的事情告诉了罗瑞卿，罗马上转告了周恩来。第二天周恩来见到陈丕显时，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你，丕显同志。”[④]为什么要感谢他呢？因为他向总理透露了这个重要的秘密，在政治问题上，谁先掌握了秘密，谁就拥有了主动权。

　　周恩来一行回京后，立即告诉了彭真，彭真一看是主席的意思，也不敢和他对着干，只能立即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但毕竟批评的对象是副市长，又增加经周恩来和彭真审定修改的按语，即《〈人民日报〉转载的编者按》，解释说这只是一篇学术讨论而已。《评海瑞罢官》一文实质上影射了彭德怀事件，吴晗这时真是百口莫辩。确实，他是冤枉的，甚至剧本发表时彭德怀事件还没有发生（实际上两者相差约有半年）。

　　毛看到这个声明后，心里觉得不妙，自己确实是忘了当时彭德怀事件还没有发生了，当晚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思量了很久，他决定成中央文革小组（后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在内，目的在于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1966年2月，小组向中央递交《二月提纲》，明确“反对将一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将重点指向批判知识分子，打到学阀。这个学阀是什么意思呢？用彭自己的话说，就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毛听了之后又大怒，认为就是指向自己的。

　　此后，彭罗陆杨四人被带上“反革命集团”的帽子，让我们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倒霉的。

　　最先倒霉的是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罪名是窃听毛主席，搞特务活动。事实是这样的：50年代邓小平提议，为了保存档案，所有党内会议和会见外宾的谈话均应录音存档。其实，邓小平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毛经常说话不算话，毛有时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经常就不承认了。刘少奇、周恩来立即同意，毛勉强同意。这项任务由杨负责安排，做为一个办公室主任，他实在是太负责了。他不但把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毛各地的行宫里都安上了录音机，就连毛的专机和专列上都有。一天，毛坐在专列上，对面是一个女青年，两人一路聊天，言谈甚欢。在途中停靠时，毛和乘务人员下车散步。这时一个女机要员对那个女青年说：“你可别乱说什么，你说的我都能听见。”女青年吓坏了，马上报告了毛。毛这时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听着，心里十分窝火。于是在1965年5月8日，把邓小平狠狠批评了一顿，当时并没有说要处理杨的事。谁知到了10月29日，毛说：“杨尚昆怎么还没滚？”这时，彭、邓、周都意识到保不住他了，便派他到广东当市委书记处书记。因为杨属于机要人员，他也不能向上申诉。在他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⑤]，虽未展开，但我们也能猜出是这个原因。在他去广东之前，他向周恩来同志说：“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也很无奈，紧锁眉头，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⑥]可他到了广东赴任后，马上被捕。在狱中，他既不申诉也不交代，没有连累到别人。杨尚昆便成了反革命集团中第一个被捕之人。

　　然后就是罗瑞卿，当时身兼十五职。罪名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据说，当时他在党内威望极高，虽然他是大将，但许多元帅见了他也得让他三分。罗在政治上犯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他向周恩来转告了毛组织人写批《海》剧的事情，这在上文也提到过。林彪的夫人叶群专程从苏州到杭州见毛，告罗的状。她汇报了有六七个小时，毛也认真听了六七个小时，结束之后毛说：“我看罗瑞卿不行咯。”随后指定叶剑英元帅负责处理罗。叶对罗一直怀恨在心，大约是因为两件事：其一，叶帅成立了军事博物馆，组织人编写了从红军时期到八路军时期的各种档案集，精装后送给各个元帅和大将，别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唯独罗瑞卿看了之后说：“这是泄密！统统销毁。”就这样，叶帅的心血毁于一旦，现在仅留下了几套存在军事科学院的图书馆里。其二，1964年全国军事大比武时，南京军区第12军341师100团2连有个副连长郭兴福训练很有一套，叶帅看了之后决定把他上报成先进材料。而罗抢先一步在全军范围内推行“郭兴福”教学法，成了他的功劳。这两件事使叶对罗恨得咬牙切齿，这次整他的时候到了，自然毫不手软。于是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公开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斗争，叶剑英作了“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发言。3月18日，罗瑞卿纵身从家里的三楼平台跳下，造成“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并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叶剑英听到此消息后，作诗一首，题为《将军一跳声名裂》。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诗并没有被收录到《叶剑英诗词选集》。

　　而后便是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长，因为1966年2月的匿名信事件而遭罪。在50年代到60 年代，林彪家里经常收到匿名信，内容主要是对林彪的辱骂。而且，林彪到哪信就寄到哪，林去青岛养病，信就寄到青岛。信封上印着“中南海幼儿园”的字样，署名一个王字。有人便想到是王光美，但字迹特征又不符合。实际上，是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搞的鬼的——她嫉妒自己的同学叶群的丈夫林彪的官职，比自己的丈夫陆定一更高。1966年2月的一天，严慰冰和叶群在中南海的一个商店里不知因为何故发生口角，事情闹到了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的同志让严慰冰写个材料。结果就是这个材料暴露了她的笔迹。林彪将此事告诉了彭真，此后严被捕入狱，陆定一也在1966年5月被撤职。

　　最后是彭真，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据彭真的秘书张道回忆，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毛泽东已对彭真不满。因为彭真在检讨“大跃进”时支持刘少奇，他曾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1966年春，彭真以“反革命政变的头目”等莫须有罪名被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会后宣布废除《二月提纲》，废除文革五人小组，新成中央文革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毛又回到了中国权力的顶峰。这个小组与上一个小组有根本的不同，不但人员组成不同，政治作用更是大相径庭。一纸《五一六通知》成为了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文革开始的标志。此后，便开始了整治党内走资派，《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为人们所熟知的事件了。

　　至此，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已全部被捕，毛完成了他计划的第一步。他们四人是倒霉的，但，也许他们没有想到，此后的十年中又有多少人向他们一样被整、被批斗？有人说，毛是因为没有建国经验，老糊涂了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显然就是站不住脚的。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特定背景，从上面的史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毛发动此次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不满自己被架空，是因为他想维护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历史都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得以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此后，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被整的人全部平反。文革，中国现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永远的翻过去了。

　　参考引用文献：

　　1.《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5.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纪学：《叶剑英元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7.宋连生：《吴晗的后二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9.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10.林小波：“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党史博览》2003.12

　　注释：

　　[①]林小波：“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党史博览》2003.12第30到34页

　　[②]张春桥于1965年12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的发言。

　　[③]《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④]《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⑤]《杨尚昆日记》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82页

　　[⑥]《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