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ho88 于 2014-04-25

先进社员振国大哥

写“落后”的万亮时我说，社员们都是大大小小的万亮，说得稍微绝对了。如果把先进只定义为对队里的事情比较上心，还能数出几个。当然“落后”社员那边过于拥挤，先进社员这边过于稀少。稀少归稀少，至少有一个比较突出，那就是振国大哥。

我刚到生产队的大约一个月，没有到树下去听钟声。所有分队知青都到场上集合，第一个农活是碎粪。活儿不重，比较脏，尤其是气味儿。屎不臭挑起来臭，我们做的就是比挑起来还要过分一些的工作，粪块儿往脱谷机里送！此时，女知青便适时地放出些娇态，不商量，她们就只管搬运不管“挑”了。男知青只好表面上满不在乎。没人有权威改变这种状态。老知青武全私下说：你们这拨(女生)可够可以的，自己惯自己，住平房的早晨起来没倒过尿盆儿？我就不信了。武全和我们一样大，早来一年，比较吊儿郎当。

四五天后，振国大哥来到场上，告诉我们明天到大田里去施肥(氨水)，还是在场上集合，由他带队。我们都很高兴，大粪臭闻过了，地里闻五谷香去。振国是个小个子，头上一顶白里透黄的军帽，身上一身白里透蓝的制服，倒是个干部打扮。他走了以后我们就问武全这人怎么样。武全说，人吧，还行，就是老事儿事儿的，有时候特招人烦。知青的规矩是，关起门来可以议论队里从老队长往下的任何人，但不能打小报告。这个潜规则是不错的，但也说明了知青自己把自己归了一堆儿，再要说和贫下中农心贴心就是扯淡了，心帖心哪有不互相传话的。

第二天，我们立即发觉武全说的不错，振国大哥果然特事儿。随着装满氨水的马车到了地里，发觉活儿很简单。每人背一个小塑料桶，桶的底部接出一根小橡皮管，这橡皮管最后和一根金属杆连接。人拉着这根金属杆子在小麦地里走动，氨水流出，就是施肥了。振国显然注意到了问题的方方面面。他认真检查了每一个人装置。特意说，以前有人偷懒，走得很慢，结果氨水用完了，却不够亩数，浪费了化肥还伤了庄稼。“你如果累了，可以歇着，我不怪你，走得太慢可不行。”他随后给我们示范了行走速度。每个人开始干的时候，他会在一旁校正，“再快点，。。。，哎，不要再快了，。。。，行，就这个速度”，很像车把式在吆喝牲口。

我们一队人马包括所有分队新知青，一个老知青，再加上两个队里的姑娘：一个是回乡知识青年，一个是不识字年纪很小的老社员(她们两人很要好)，加上振国大哥，实现了男女比例1比1。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果然。第一天活儿就干得不错，因为武全说，不然的话，或者振国不会叫歇，少叫歇，或者他要唠叨个没完没了。振国也跟着干活儿，但是振国比我们精心多了。他会及时地补施我们因为大意遗漏的边角地带，他说那些地方是播过种的。后来他烦了干脆让我们干中间他干边角。

所谓头儿，就是有叫歇和决定何时收工的权利。振国叫歇还算合理，半天两次。休息期间我们坐在垄沟上闲侃。振国却不过来，他在大田里走来走去，四处看。偶而会用铁锹平整什么地方。显然，他在用生产队长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一刻他头上并没有谁监督他，但是他不让自己清闲下来。不用问，这是个好社员。

振国出身“很好”。他父亲是大队贫协主任。一个六亲不认的老人。我们来的第一天，是他组织了黑五类给我们房间里运煤。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成分。一些女生跑出门去追着黑五类说谢谢。他老爹及时地制止了知青失去阶级立场的错误，并及时地把这个情况向书记汇报。第二天在欢迎会上书记特意提出这点让我们注意。我也亲眼见过他父亲如何六亲不认。五一时全村照例要清查/报备外来暂住人口，他领几个民兵和知青(知青和当地人没有亲属关系)到各家去查。有一家，住了一个从固安来的木匠，大约是来帮忙干活儿挣点儿钱就走，他对人家疾言厉色，最后一语不合，他让民兵把那人捆起来，不说主人十分难堪惊讶，民兵都不好意思了。我也很不以为然，但哪敢说个不字。一块儿当街里住着，打狗不是还要看主人，何况那人不是狗呢？结果那人被拉到大队，还好没挨打，在地上拳了一夜，第二天自己悄悄离开了。村里的人说他老爹：狗怂脾气一上来，六亲不认。平时他就在大队院落附近转悠，看管大队的财产。晚上有时候会在地里转悠，看见有人鬼鬼祟祟，他便也鬼鬼祟祟暗地里跟踪，待人家开始偷盗作案的时候，他从天而降，人赃俱获。据说他是老治保，练出一身跟踪本领，相当阴险。为此，老知青们背地问候老治保所有亲人的时候曾经面面俱到。

振国有个知青老婆--老知青，据说是北京城里的。是不是侯隽那拨儿的知青没问，但他们已经有孩子了。肯定不是69年下来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能有福气在我们那里插队，不去外地。他那个老婆比较邋遢。假如有N(一个足够大的数)个女社员站在一起让你猜出一个过去的知青的话，估计在你第(N-3)次猜测时就能把她挑出来了。我去过他家一次，在门里站了几分钟，实在是太乱了。没收拾的家庭在农村里被人看不起，首先看不起的是那家的媳妇儿。但她有一个好处，从来不生气，和谁都不争，姿态很低。我觉得她可能出身“不好”，但没敢问社员们。

我们在一起干了约有两个星期。后来活儿干完那天，大家都觉得若有所失。以后不大会有那么和谐的小团体，那么完美的男女搭配了。这之后在地里干活儿，让我们选择接拢帮忙的时候我们都会自觉地帮助那两个当地姑娘，她们对我们知青也很好。振国大哥对我们也不错。所有男知青不久都被评为二级劳力，女知青被评为三级劳力，武全也升成二级。老队长特别地在全队面前表扬了武全，犹如给他平了反，他以后还真地就转变了。以后妇女队长告诉我，振国在老队长面前说了我们很多好话。但是振国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到这点，这人够意思。

我以后想过为什么老队长让振国来带我们干活儿。他希望振国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开头，知道活儿是应该怎么干的。否则让我们散布到广大群众中去接受教育，没有几天就学会了如何偷懒。这一招很灵，人被架上去了，自己不好意思下来。大家这么夸你，你怎么好意思坐坡呢。我们队知青干活儿一直还不错，和这个头儿开得不错很有关系。武全的群众关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和振国的关系。以前振国才懒得理他，后来一口一个武全，你抽我一棵香烟，我嘬你一口大炮(手卷烟叶)，互相让得那叫一个热乎。老队长厉害，主要是振国也给他争气。

因为振国是我插队生活的引路人之一，我一直和他保持很好的关系。以后在地里休息的时候，在收工的路上，他会和我聊天。我有不懂的事，都会问他。可以看出他对我没有什么隐瞒。他知道我和老队长关系不错，但他不同意老队长的地方，还是会直接对我说。

他和我曾经谈起大饥荒。说那情景他现在想起来还是害怕。那时候，天地在他眼睛里是绿色的。邻里之间见面不再问候吃了吗。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对方肯定没有吃，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说话，因为说话会头晕。地里的活儿也不敢在大太阳底下干了，不然一个跟头栽出去会出人命的。只有太阳不毒了他们才能在天黑之前干点儿活儿。当时什么东西都试吃过，如果有忆苦饭吃就好了。我没有问他有没有人饿死，原因在于我对大饥荒没有一点印象，因此没有想到这个关键问题去问。看来村里如果有饿死的，数量也不会太多，不然他会提到的。那个村子离开毛泽东只有半个马拉松距离，也许沾老家伙的光得到过一点儿救济。因此，他说他最不喜欢不玩活儿的人，他说你看我和不好好干活儿的人说话吗？我不理他们，现在那么多人偷懒，总有一天没粮食吃了，就傻了。

振国大哥是第一个向我揭露大饥荒惨状的人，以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他也和我谈起过四清。他说四清把好多人整惨了。那时他恰好是一个仓库管理员。四清一上来，就是把他当不清来整的。工作队熬他，打他。仓库的库存拿出来过秤。如果数量上对不上帐本，当事人就完蛋了。振国觉得特别委屈：老鼠拖走的呢？水分走掉的呢？他们可不管。他们数次让人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人已经被熬垮了，答得前后有一点出入，审讯的就特别高兴，在缺口上使劲儿问。队里的乡亲相信他清白，给工作组说情，但是没用。他说那时候他觉得实在是太冤枉，死的心都有，确实熬不过去了。还好他命不该绝，邻近队邻近村先后传来把人逼得自杀的消息，闹得有点儿出圈了，上面才开始管束下面要他们注意政策，他才被松绑。后来结论是“清”的。清白之后，他马上到队里辞掉了这个职位，干什么都行，坚决不再沾财物，他伤透了心。

振国大哥也是第一个向我揭露四清惨状的人。以前我听成年人断断续续地说过四清，但他们从不对我直接说。

我确信振国大哥是不会贪污的。不仅如此，振国有为集体奋不顾身的英雄故事。老乡告诉我，我们的稻地用河水灌溉的时候是有严格计划的，你的“口子”不能早开，但尤其是不能“晚闭”。因为你到时候还把“口子”开着，下一家的流量就小了。就给一家这么多时间，这样得到的水就少了。有一次振国浇地，自己按时把口子开了之后，发觉上家的口子还没有闭，他就一个人去和人家讲理。对方是一堆人，就装傻充愣不闭自己的口子。他冲人家扑过去，人家把铁锹拿在手里，以为他要打架。那知道他跳进水里把身子横在口子上：你有种就拿铁锹把我的头铲了！对方见他拼命就软了，说那你让开我们来堵口子吧。他警惕性很高，怕人家搞缓兵之计，说不用了，口子我已经堵住了。就这个状态一直等到援兵。对此队里社员都有数，知道他肯为队里着想。但是振国的英勇行为没有宣传的价值和市场，主要是没有伯乐赏识。公社另外一个生产大队，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做了类似的事，也是争水，其出格的举动引来了伯乐，立刻就让她做了妇女队长。当后来伯乐自己到公社做了大官，就把她提拔到公社也做了一个官，完全脱产拿工资。振国的运气不好，最多是老队长喜欢振国，但老队长自己这匹老马都没有等到伯乐，振国尥再高的蹶子也是白搭，振国的命里始终没有贵人。

振国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副头儿，很快就又变成老百姓。但那时我已经经常在大队干活儿了，不知道是老队长把他撤了，还是他自己辞职了。

他有时候是让人烦。比如，有时老队长派活儿说今天我们到某一片地里这样干，他就会在一旁答下碴儿。他不说老队长不对，只说那片地的情况有许多他的观察。显然老队长的决定考虑不周。假如老队长变个主意，考虑到他说的这个情况，说那我们这样来干吧，他便接着陈述他的另外一些观察。谁也受不了他这么缠人。如果老队长干脆说什么也别说了，就按我说的做！他反而一句话不说了，转身就走。如果有人恰巧就在他身边，他能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把他对这个决定的埋怨，数落一路，直到地头儿。

社员们喜欢振国干活儿，但显然不喜欢他做官，因为他使人太狠，遭人恨。最后终于有一天出了个大笑话。之后不久他就又变成平民了。

一天，妇女队长去公社开会，让他临时领着妇女和知青到地里干活。女社员们只怕两个人。一个是老队长，一个是妇女队长。其他人她们根本不怕，但她们未必要和谁作对，除非那人要和她们作对。在振国手下干活，她们吊儿郎当。振国看在眼里也不说话，自己干自己的。到了平常收工的时候，振国不收工。女社员便提醒他。他说：什么时候干完了，什么时候收工。女社员当然不买账。她们照样慢慢腾腾。有的还到土坡那边解手，半天才回来。这下振国真地火了。他跳上田埂大叫：“我今儿个就在这儿看着，谁偷懒也不行，。。。，你们谁偷懒我就 。。。来你们了啊。。。。”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还是个欢快的马蜂窝。当即几个女社员笑得花枝乱颤：振国，什么叫“来”我们呀？你什么时候“来”，怎么“来”啊？这帮女社员曾经给我队里的一个老顽童“看过瓜”(把裤腰倒过来套在头上，和裤腿捆在一起，屁股漏在外面)，特强悍，根本就不怕谁来调戏，谁调戏谁还不好说呢。她们说话不把门哪怕有女知青在面前。调笑到了后来就没了分寸，居然有一个最不在乎的趁着疯劲儿喊道：振国啊，那你先来我吧。把人笑得要死，活儿都干不下去了。这个转折一改不久前的愤怒气氛，大田里到处都是欢笑，男女知青和他老婆都笑了。振国不说话，由着妇女同志随意编排他。确实，他这个说法太暧昧，没人知道什么是“来她们”，他欠一个解释。但在这种情形下，什么解释都只能为别人制造欢乐。

后来妇女社员还是把这个抱怨送到上头。她们不恨振国说下流话，但她们不喜欢振国让她们晚回家，钉是钉，铆是铆，乐过了，账还要算。那个知青告诉我这件事的细节的时候，也许是旁观者清，我立刻明白了。我告诉他，妇女们可能误解了振国。振国要说的是“你们谁偷懒，我就要‘来(3)住’你们”。当地人把逮住叫做来(第三声)住，振国一急没说清楚，少了一个字少了加一声。那知青说，你这么猜多没乐儿啊。我再想，振国为什么不做解释呢，也许他发觉气氛已经活跃，边笑边干活更好，这种伎俩当头儿的都会，但振国会有这么狡滑吗？振国从来不是幽默的，相反他总是很郁闷的样子。

老队长曾经和我说过振国。他说振国是个骨干社员，私心少，为队里着想。如果一件重要的事需要一个人干，他就会让振国去。但他不能做官，因为他镇不住。妇女队长能把队里的老爷们镇住，他振国一个老爷们连一群娘们儿都镇不住。只知道自己干是不行的。他也不是一个可以和人(自然指的是老队长自己)膘着膀子干，一条路走到黑不回头的人(例如那个被万亮耍了的副头)。我想他是指和振国的一些争论。另一方面，振国虽然爱唠叨，但都是公事。他自己私下里很佩服老队长，他觉得头儿特别有主意。

振国是先进社员，但绝对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民”。那些多年来在意识形态里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往早说见诸于柳青的“创业史”，到最后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那个先进农民干脆就叫做高大泉(全)，不好好过日子，老惦记政治局常委关心的问题，越编越邪乎，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像振国大哥这样看顾集体利益的社员，意识里也没有丝毫“闪光”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说过集体化道路好，共产党好，文化大革命好。他只是不像某些农民那样公开说不好，他压根儿就不关心！他记得的毛泽东语录还好不是零。他记得以粮食为纲，而且很同意。他关心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好好干活儿，以后会没有饭吃。他和人家抢水固然英勇，但也许是冲动下的绝望，并且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龙江精神”。如果说万亮只想他的小私，振国最多也只是关心生产队的大私，和文学中报纸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丝毫不相干。

说到先进的新农民，插说个小故事。

我曾经参观过王国福的“长工屋”。那是在插队之前，各个学校的学生要陆续完成的“功课”。王国福“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走红于70年代初。当时的单弦艺人马增慧还有一段歌颂王国福的节目，很多人都会唱几句。参观前我们还有些敬仰之情，毕竟这个闻名全国的农民离我们太近了，有机会去参观已经是近水楼台了。进了大白楼，发觉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要排队。排到了近前，又不能进长工屋里面去看，只好扒着窗户看看。看到什么了？昏暗的屋内惊人的肮脏和混乱！这骗不过我们这些在学农时见到老乡家里摆设的学生。场房也好，牲口房也好，都比王国福家里干净。我们是被洗过脑，但至少我们知道艰苦朴素和肮脏不是一回事。一个家里如此邋塌的人要领着全队奔向共产主义？太令人迷惑了。住在长工屋励志可以，但他不是长工，他是生产队长！去的时候，女生在车上还叽叽喳喳，回来的车上，全车没有人议论王国福，肃静多了。就冲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工屋，太吓人，都傻了。多年后我们说起来，有人说看到他“旧社会”要饭的篮子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角度不同没看见，也许是被第一个念头缠住视而不见无暇顾及其他了：怎么不收拾收拾呢？

共产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实践以彻底失败告终。它在其他领域里的失败也是惨重的但没有一个像它在农村的失败那样全面和彻底。去问庄则栋社会主义革命好不好，他至死都说好，虽然他个人地位其实不高，也遭过罪。去问左翼文人，他们盘算一阵，得失相抵，也会说好。农村不同，革命败在几乎每一个农民的心里，虽然破灭在每个人那里不是同时发生的。在农村最强烈的感觉不仅仅是贫苦，最强烈的是农民普遍对宏大革命设计的远离--我不能用抗争来概括虽然这里面也有抗争。人身被束缚在土地上，对此他们无能为力，但是他们的心在躲避，在逃窜。就像在生活中，我们有时看到一个绝望的人，当你力图说服他/她的时候，他/她会把耳朵堵住，然后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跟我无关。无论是万亮们还是振国们，都不能把心气儿寄托在这个叫做社会主义农业的身上。他们也干活儿，但和监狱里的人干活儿的心态差不了多少。

心气儿，并不是什么农民特有的东西，心气儿就是希望。也许万亮还有点儿心气儿，他的心气儿在地下经济上。虽然那是杯水车薪，并不能帮他脱贫，但那总还是绝望之余的希望。一个人在夜半三更里都惦记着的东西，或许是有资格被称作为希望的。相比之下，振国反倒是没有什么心气儿的。也许这个认真的人曾有过很高的心气儿，但饥饿伤害了它，四清又伤害了它，社会主义大拨儿轰的生产方式更进一步天天在伤害它。他始终是沮丧的，牢骚满腹的。最后在面对满眼肆无忌惮的“懒惰”的时候，愤怒的他对一个简单的误会都懒得做解释了。到了这地步，还有什么心气儿能九死一生呢？我后来没有打听过振国大哥的下落，但我觉得他适应新生活的能力比较差，万亮走得太猛了，没闹出好来，他也未必就能闹出个什么好来。

以后，在我讲述了在农村见过的绝望之后，曾和一个人争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合作化运动是共产党力图把中国带入工业化社会的一种努力，的确不成功，但是要把中国从一穷二白带入工业化你要怎么干呢？

这种把人拖入看上去很技术化的讨论经常是很成功的。是啊，中国一穷二白，不玩狠的怎么成？它干脆把以前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在难得的断续或局部的和平环境下，曾经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包括废科举，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建银行，兴留学，以及创立接受现代文化的小学中学大学，把东北(有日本的贡献)，北平，天津，上海，武汉，重庆，广州，都一笔勾消了。好腾挪，这么一来，不一穷二白还真不容易了。然后他便可以煞有介事地问你：老兄，面对这一穷二白，让你说，你他妈的要怎么办才好呢？然后把手指缠起来，宽厚地望着你，希望你也同样宽厚。这就巧妙地躲开了一些问题：在共党之前不曾有过逐步工业化吗？工业化的时候曾经这样对待过农民吗？好像这工业化是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没经验，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没扎好扎到肚脐眼儿上去了，心嘛，是好的，和您一样，都是嫁姑娘的心。

任何稍有理性的经济政策，是不能搞彻底颠覆的。如果竟然有彻底颠覆的情景发生了，那这个经济政策一定是极端非理性，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农村从土改以来施行的一切，就是靠武力施行的一杆子插到底的政策。靠一群与农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其中有些人根本不懂农村，用武力彻底颠覆农村原有自然形成的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这个过程从人身上消灭了农村生产中的积极力量，在观念上它消灭了责任心，上进心，羞耻心，代之以一群服从专制的愚蛮工具操纵生产的细节，使其成为专制统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