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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亮出治疆底牌 下狠手要靠兵团/知情人:少数在港央企高管是如何贪污卖国?
發佈時間: 5/8/2014 10:50:04 PM 被閲覽數: 13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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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亮出治疆底牌 下狠手要

靠兵团(图)


京港台:2014-5-9 00:39| 来源:多维 |


  习近平结束新疆考察的当天,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事件轰动中国。据多维新闻获悉,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实际上是想在习视察新疆之时作案,即带有更明显的挑衅意味,只是当时安保严格,没有找到机会。当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将会逐渐过去之时,5月6日广州火车站又再次发生相似的恐怖袭击事件。虽目前官方尚未透露这是否又是一起维吾尔族人针对平民的恐怖暴力袭击事件,但是媒体种种“白衣白裤白帽”的报道正在将焦点向此处转移。如果此案最后被证实,那就意味着自
    2014年3月份之后,中国已经发生了三起由新疆恐怖分子发动的,在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新疆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讨论中最为热点的议题。习近平在一年多中,对新疆工作作出的30多次指示和批示,足见其决策层对此事的关注度。针对新疆问题日趋暴力化的特点,中共高层又是如何看待的?在国安委成立的大背景下,本届常委会认为新疆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在他们眼中,哪项政策又是解决该问题的“治本之策”?
    最后的屯垦军团 存废争论不断
  自从2000年前张骞凿通西域,新疆地区成为中国一部分之后,这个多民族混杂的地区从来就没安稳过。仅仅在清朝这一代,就陆续发生了1759年回部大小和卓之乱、1826年张格尔叛乱、1862年至1873年的同治回乱以及1864年的新疆库车叛乱。对于每一代的中国统治者来说,最为有效,也通常会采取的治疆之策就是“屯垦戍边”,即在新疆屯田士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这项政策也被中共有效的继承下来,即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为中国最大的兼具戍边屯垦、实行“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1950年,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1952年2月1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光荣的祖国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驻疆人民解放军二、六军大部分,五军(民族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共10.5万人,集体就地转业,遂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警察在乌鲁木齐南火车站外巡逻
  在中国的制度中,兵团属于国务院计划单列的省(部)级单位,自行管理内部行政事务;司法事务受新疆的高法高检领导管理,由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兵团各级法检的组成人员;行政业务受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兵团部驻乌鲁木齐市;分支机构遍及克孜勒苏以外的新疆全境。兵团总人口260.72万人(不含疆外居住的7.33万离退休人员),占新疆人口的12%。尤其是其中汉族人口222.98万,被中共中央层面视为向新疆地区输入汉族人口的重要渠道。
  最为关键的是,该兵团管理多个县级市,拥有健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司法机构,现有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司令员是中央直接任命的,现任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系统排名在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后第三位,现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车俊在新疆省级常委中排名仅次于张春贤和努尔·白克力。自治区领导排名中排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后的第五位。在政治地位上,兵团是享受绝大部分省级权限的副省部级单位,其政治地位远高于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正如同计划经济年代曾经广泛存在的大型国企一样,于新疆而言俨然一个“省内之省”、“独立王国”,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间,对于新疆建设兵团的“存废”争论不断。
    习视察兵团透信号 细处入手税收反哺地方
  这个争论的答案,在4月习近平视察新疆时就已经有了结果。习在短短几日的视察过程中,专程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表示“历史上,从秦始皇时代后的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做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新疆地区的屯垦活动,从汉武帝开始,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而那一句“不辞长作新疆人”更是被大陆媒体广泛的报道,表明在习的眼中,以“屯垦戍边”为天职的兵团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新疆建设兵团也曾经在中国政治的版图中“消失”。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军队要整顿”的原因被撤销,成立新疆农垦总局。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处,胡耀邦执政时期,曾针对西藏提出把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而新疆在传达该文件后,引起在疆汉族干部的情绪浮动,其间还有新疆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闹事要求回上海。而维族则大受鼓舞,民族情绪高涨,南疆喀什、阿克苏、和田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事件。这成了后来王震等中共元老批评胡耀邦,让其从总书记之位上“下来”的一个重要“罪名”,也成为了新疆建设兵团重组的契机。作为兵团创立者的王震,在1981年陪同邓小平视察兵团,邓表态“原生产建设兵团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不会忘记”。又指出:“兵团事业要大发展,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要为新疆的稳定作出贡献。”于是兵团在1982年恢复成立。
  海内外的种种分析也曾提过,习近平对于军队有着其个人的“浓厚感情”,并对中国开国元老的一些治国政策深以为然,而这次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许就透露出,他对于兵团“戍边”亦有着相当的赞同度。
  但是赞同并不意味着没有“改变”。尤其是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暴力恐怖袭击案件的增多、汉维两族民众之间隔阂的加深、宗教的极端化和原教旨主义倾向……种种因素必然要求新疆建设兵团作出相应的改变。
  虽然碍于兵团特殊的“封闭性”,外界对于其自我动刀的改变并没有过多的消息,不过亦有传闻称,中共决策层面已经要求兵团将其下属企业的税收不必全部上缴中央,而是拿出一部分反补新疆的地方财政。
  兵团旗下目前有11家上市公司,大都是兵团内经济效益最佳或者最具竞争优势的企业。2012年,兵团GDP总量1,197.21亿元(约合189.66亿美元),占新疆GDP总量的七分之一。人均GDP45,501元(约合7,208美元),而当年新疆的人均GDP仅仅为33,799.55元(约合5,354美元)。即使在新疆内部的各地区,由兵团直接管理的阿拉尔市(农一师)、五家渠市(农六师)、铁门关市(农二师)的GDP总量和人均GDP也都高过喀什、和田等维吾尔人聚集区。可以说,在新疆内部,兵团人的生活待遇和工资水平都要高出其他民众。
  虽然中国政府每年都向新疆地区大量拨款,但是在很多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眼中,兵团和汉人从新疆拿走的石油和棉花所蕴含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所进行的补贴。而且也有声音认为,中央拨款是中央的好,对兵团以及汉人则依然带有成见。而带有国企性质的兵团,税收与拨款往往是“左手换右手”的方式,不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并没有带来直接的效果,无论是当地维人还是兵团里的汉人,都颇感“委屈”。也正是因为这样,近日有传言称,在税收制度上,中央将进行一些调整,例如让新疆建设兵团的一部分税收直接进入地方财政,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目前这种“两头委屈”的情况,让维族和汉族民众情绪都得到缓解。
    治疆思路改变 新疆问题是政治问题
  无论是让新疆建设兵团重生,还是让兵团企业税收直接回馈地方,种种举措都表明直至今天,中共对于新疆的态度已经开始从“经济搞好了政治自然就好了的”的思路向“政治先行”转变。这一点在习近平的这次视察新疆的过程被习亲口验证。在官方媒体对于这次视察的报道中,习所说的“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被作为核心词汇频被点出。而那句“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更是让这种“治疆策略”显露无疑。
  在以往,中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治理思路多是要求大力扶植经济,让经济带动民生,民生带动政治,经济搞好了,政治安稳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但是今天新疆问题的日益凸显表明这种政策的缺陷。近几个月来频繁发生的极端分子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就显示,在新疆问题上,政治永远是重中之重,仅仅希望通过经济拉动就解决整个新疆问题,被证明过于片面和简单化了。
  政治指的是什么?在本来错综复杂的新疆问题上,很难展开进行全面叙述。不妨还是从习近平的视察中一窥究竟。在为期4天的行程中,习首先奔赴位于反恐维稳第一线的南疆,视察武警驻喀什部队和南疆军区。甚至用词强烈的提出具体反恐思路——“训练一定要按实战化坚持下去”、“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打早、打小、打苗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铁的手腕予以毁灭性打击”。“实战化”、“高压”、“露头就打”、“毁灭性打击”,足见在对待新疆的政治问题上,中共认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反恐维稳”。保证稳定,这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而对此他们已经几乎没有了“耐心”。
  当然,强调政治并非忽视经济,毕竟再怎么让位,经济也是民生之本。此次考察新疆期间,习近平每到一地,每召开一个座谈会,都要问到发展问题。据报道,习近平提出“让群众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还就新疆发展经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4月28日下午,习近平在同南疆五地州负责人座谈时说,南疆发展要因地制宜,粮食、棉花、果业、牧草和畜牧业覆盖绝大多数农户,要教会农牧民先进生产技术和市场经营方式。丝绸、地毯、和田玉,都是发展方向,一定要抓出实际效果。一招鲜吃遍天,一村一业,一乡一品,农民就会受益于此。
  通过习近平此行对于反恐维稳和经济发展的表态,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执政思路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提“具体”的要求,对军队训练要求如此,对经济发展亦是提到了“点”,而非空泛的谈整个经济“面”。
  无论是新疆建设兵团将继续存在,还是“经济先行”思路的转变,这些“变与不变”,都表明了在今天,新疆问题都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境地。在由习近平亲自执掌的国安委成立的大背景下,中共的“治疆方略”会在接下来再出现何种变化,新疆问题还会再如何演变,能否得以解决?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观察家们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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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少数在港央企高管是如何贪污卖

国?

京港台:2014-5-8 23:58| 来源: 杨恒均 |


  “环球时报”引述香港媒体称,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案引发连锁反应,中纪委针对在港内地官员和央企高层的反腐风暴正在进一步扩大。将对华润、中银、中信、光大国际及招商局这五大中资集团进行审计。港媒称,王岐山曾直斥“贪敛、堕落到某一界线会利令智昏,为外国政府效劳,有意提供政治、经济金融等机密情报,不择手段窃取情报”。同国内的贪官污吏相比,中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驻外高官贪腐堕落到一定程度后通敌卖国几乎是“顺理成章”的。

  我曾作为国家干部外派香港中资机构任职六年之久,又长期从事同保卫国家安全有关的工作,听到上面的报道尤其是王岐山书记的话,心中可谓五味杂陈。

  过去多年来,对贪污腐败最终将危害国家安全的警告我都发出了无数遍,嘴巴都说干了。为此我那三本间谍小说“致命系列”更是把海外贪官污吏用文学的语言描写成摧毁中国的“致命武器”——某些国家的情报机关,通盘掌握了定居在他们国家里的中共高干子弟,中共官员的财产、房产与亲属关系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对于那些“屁股不干净”的贪官家属与子女也做了“战时”与“和平”两个时期的“任务”划分——

  

  第一类属于“战时”状态,是作为同中国兵刃相见时的最后王牌武器“储备”的。1997年台海危机时,我们一位主管军事情报的中将曾公开警告美国,如果你们敢武力保卫台独,我们的核子武器也是可以打到洛杉矶的!我当时在华盛顿同一位美国防部高官争论处于下风时,也顺口搬出这话“威胁”他(我1997年在华盛顿研究的题目就是中美核武器政策对比),结果他冷笑道:“迷失的”(Mr)杨,你大概不知道贵国有多少高官子弟和人民解放军的子女住在洛杉矶的豪宅里吧?我当时显然不知道,但我因此知道了美国军方与情报部门一定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台海危机过后不久,我们军队情报部部长姬少将被捕,美国媒体暴出他的妻子和子女在洛杉矶拥有豪宅。

  这种情况下,还能打仗吗?还敢打仗吗?还打得赢仗吗?别说打仗,连威胁人家都没啥底气了。是不是不打仗,大家友好了,海外情报机构就会放过咱海外的贪官污吏与家属子女呢?在情报界,这是典型的“太傻、太天真、太年轻”的表现,如果这样好的情报富矿也放过,还要情报机构干啥?如果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因贪污腐败不得不隐藏在中国,或者一位美国高官的贪腐把柄被我们独家掌握,我们也不会放过他吧?!所以,至少有一些情报条件比较好的官员家属、子女在海外早就被人家情报机构编排进册子里,成了和平时期海外情报机构收集中国情报的筹码与桥梁。

  当然,这事涉及到国家机密,而且任何进一步的指控与分析都需要确凿的证据,我就此打住,不多说了。鉴于我在港的中资工作身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经历,我简单解释一下港媒报道的那些情况。

  驻港机构受内地直属领导,又受香港属地管理,这种双重管理说好听点是受到双重约束,但实际上却往往是两不管,一笔糊涂账。在港中资企业常常以香港的属地管理作为特殊性,轻易避开内地的审查;同时,又以公开的造假来应付香港管理机构,还美之名曰为了“国家机密”不被海外机构掌控,更有一些大的企业仗着北京有“通天”的关系,连香港“廉政公署”都不放在眼里。

  宋林涉嫌贪污被举报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相信“不在此山”中的普通人对这些改革开放后得天独厚的宠儿们到底能贪腐到什么程度,在邪路上已经走了多远,没有写奇幻小说的想像力是无法勾画出的。从我自己在港的亲身经历来看,腐败的程度绝对超过内地一些国企,加上海外中资的管理人员往往是官二代、官三代或者高官指定的“关系”,肆无忌惮的程度也更严重。记得1989年左右我陪同副省级领导去港,接待的中资机构请一顿饭就吃了三万五港币(当时港币比人民币大),连那位副书记都抱怨太贵了,对我嘀咕道“还不如给我们买点东西”,他当时的工资也只有一千元不到,也比较清廉。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很大的触动,当时一个驻港中资机构被自己的几位香港员工连贪污带骗卷走了几千万港币,但这位中资公司的老总担心前途受到影响,竟然以在港打官司会影响大陆政府形象等理由把事件压了下来,也放了贪腐香港人一马,不告他们了。贪污的香港员工喜笑颜开,中资公司却损失惨重。只不过,我到现在还搞不明白,什么样的财务管理制度能够允许如此大的漏洞都可以蒙混过关?后来那位中资公司老总回大陆后还升职了。

  我搞不明白,相信大家也搞不懂,所以反贪的事咱只能留给中纪委和香港“廉政公署”,希望他们合作起来办案。我下面谈谈驻港中资机构涉及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方面的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央企与国企老总在外控制大量资金,贪污腐败转移资产非常容易,甚至有国家的特殊政策帮他们敛财与转移资金(例如开出外汇转移许可证),这些老总往往就成为主管他们的国内高官的海外亲信——帮国内的领导转移资产、协助管理海外资产,以及照顾他们在海外的子女。换句话说,中资老总的后台与靠山都比较凶猛,一般是比“大老虎”还厉害的“老老虎”。

  第二,一些老总利用驻外机会,国内外事与安全机构手伸不到那么长的“优势”,大多利用国家资产为自己和家人偷偷办理了国外移民甚至外国护照。按说办理护照也是个人的行为,但你手里控制着中国人的大笔资产,有些甚至还是“法人”,如果一旦有风吹草动,按照所在国家的法律,你名下的资产,不管是北京的还是某省的,都瞬间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财产,这对国家安全与利益构成的危害,恐怕是一两个小小的网民在网络上贩卖几份“国家机密”没法比的。查他们,要严防他们狡兔三窟,捷足逃跑。

  第三,央企、国企和省企的老总,在政府里有级别,在党内还有职务,他们享受相应的“密级待遇”,也就是说这些人定期要回到国内看有一定密级的国家机密文件。又由于他们“战斗”在第一线,同北京高层某些重量级领导有联系,所以掌握的一些内幕甚至要超过国内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旦泄密,尤其是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商业机密,损害可想而知。反腐风声如此之紧,不排除少数老总已经为此留了“退路”,同海外情报机构早有勾结,方便被查时随时潜逃。由于牵扯到情报行为,他们一旦潜逃,就很难作为贪污犯要求引渡回国了。国家蒙受的损失恐怕会远远超过桌面上看得见的贪腐数字。

  央企、国企反贪,尤其是驻港驻外央企的反贪,难度远远大于境内反贪,但考虑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对驻外央企与国企的反贪就尤为重要,既要做到王岐山强调的对五大集团展开的审计、清查、整顿与反腐肃贪工作相结合,“绝不半途而止,绝不遇难而退,绝不留尾巴”,也要做到如何从规章制度与法律层面,制定出对驻外央企管理的最好方式方法。

  杨恒均 20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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