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万山红遍，群峰尽染。。。(2)】

 

拍摄日期: 2010年 4月

拍摄地点: 美 亚里桑那州 大狭谷公园

拍摄器材: Canon Rebel XTi / Canon EF S 70-300 mm IS USM，

                                               Canon XTi Kit Lens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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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 一輩子就說過這十句最經典的話！給

他一百個贊！！！

亞洲銷售女神徐鶴甯

柏拉圖的十句話語、真的挺好！！

⒈柏拉圖說：

若愛，請深愛；

若棄，請徹底。

不要暧昧，傷人傷己。

⒉柏拉圖說：

人生最遺憾的，莫過于，

輕易的放棄了不該放棄的，

固執的堅持了不該堅持的。

⒊柏拉圖說：

既然愛，

爲什麽不說出口，

有些東西失去了，

不會再回來。

⒋柏拉圖說：

有些失去是注定的，

有些緣分是永遠不會有結果的。

愛一個人不一定會擁有，

若是擁有了一個人就一定要好好的愛她。

⒌柏拉圖說：

我們的生活有太多的無奈，

我們無法改變，

也無力去改變，

更糟的是，

我們失去了改變的想法。

⒍柏拉圖說：

人生不止，寂寞不已。

寂寞人生愛無休，

寂寞是愛永遠的主題。

⒎柏拉圖說：

時間會慢慢沈澱，

有些人會在你的心底慢慢模糊，

學會放手，你的幸福需要自己成全。

⒏柏拉圖說：

人生短短幾十年，

不要給自己留下什麽遺憾。

想笑就笑，想哭就哭，

該愛的時候就去愛，

無謂壓抑自己。

人生的苦悶有二：

一是欲望沒有被滿足，

二是它被滿足了。

⒐柏拉圖說：

走在一起是緣分，

一直在走是幸福。

10.柏拉圖說：

我以爲小鳥飛不過滄海，

是因爲小鳥沒有飛過滄海的勇氣。

十年之後我發現，

不是小鳥飛不過滄海，

而是滄海的那一頭，

早已沒有了等待。

窮人問佛：我爲什麽這麽窮？

佛：因爲你沒有學會給予別人。

窮人：我什麽都沒有如何給？

佛：一個人即使沒有錢，也可給予別人五樣東西！

1.顔施，即微笑處事。

2.言施，多說鼓勵、贊美和安慰別人的話。

3.心施，敞開心扉對人誠懇。

4.眼施，用善意的眼光給予別人。

5.身施，以行動幫助別人。

“俄國夢”必然輸給“美國夢”

 
      从最近一系列的事件看，广东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快要出事了。一是民怨鼎沸，二是高层内讧，三是经济滑坡。比较全国，广东是一党专制的薄弱环节，主要是青黄不接，体制上的新旧矛盾最为尖锐。另一个是南北不接，广东帮与胡团帮的矛盾在激化。当然，最重要的是广东老百姓维权勇猛，民间不乏强悍之气，从三元里到黄花岗，从汕尾到东莞，有目共睹。因之，中国民主转型，广东率先突破，率先破局，大有希望。

在过去六年当中，胡锦涛千里筑长堤，经营了一个局，这就是中央和地方上下勾连、贪官污吏协调利益的局。在广东，从张德江到汪洋，都是经营这个局的。他们来广东做什么？显然不是要经营地方，也不是要帮助百姓，而是维护那个寄生于一党专制的权力小集团。怎么维护？他们勾结当地的贪官污吏，纵容他们鱼肉百姓，达到收买收编的目的，如此而已。所以，广东突破首先就是破这个贪污腐败的权力格局。
    
     这几年，广东经济越来越糟糕，老百姓越来越痛苦，贪官污吏越来越猖狂，黑道越来越盛行，如此一来，破局的动力就有了。张德江到广东，官府变黑道，珠江不见底，这是第一级火箭推进器。后来汪洋来了，贪官污吏如鱼得水，贪污得一片汪洋都不见，这是第二级火箭推进器。今天，广东经济滑坡，老百姓怨声载道，维权抗议，汹涌澎湃。不但工人维权，农民也维权，不但出租车司机起事，普通市民也加入。与此同时，胡团帮与广东帮的矛盾正在激化，势如水火。这样一来，火箭就可以冲出云层了，摆脱一党专制的万有引力。一句话，破了广东的这个局，广东的老百姓就要出头了，全国的老百姓就要出头了。
    
     实在说来，广东牌局早就应该重新洗牌了。如果是一场足球赛，连连失利，难道不应该换人吗？现在，汪洋希望自保于广东，把经济问题转嫁到其他省份。不知道是不是胡锦涛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如果是的话，这个胡教练也该换掉了。广东经济滑坡，先把民工赶走。但是，人家会离开吗？离开了以后，广东就太平了吗？经济就好转了吗？老百姓就不群体了吗？我看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大家要支援广东维权，增加压力，直到广东破局。这个形势，很可能兵败如山倒。十七大前后，胡锦涛千里筑长堤，用心良苦。但是，你逆历史潮流而动，天不容也。因之，千里之堤有何用？溃于蚁穴，溃于广东，溃于汪洋。
    
     自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广东一直领风气之先，是新中国的摇篮。清末时，广东是民国革命的摇篮，黄花岗起义在这里发生，新军北伐从这里开始。改革开放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摇篮。今天，中国要结束一党专制，广东就是民主革命的摇篮。广东百姓最英勇，广东贪官最腐败，广东士林最富有独立行动的能力，非北京与上海可比。加上现在这个汪洋，假大空没有真才实学，根本就应付不了形势。所以，大家正可以齐心协力，实现广东的率先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閑話】這九種朋友，你不必深交

這九種朋友—— 你千萬不能也不必深交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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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孝順父母的人
一個人如果連生養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順，其對感情的態度可見一斑，這種朋友隨時會出賣你，不交也罷。
2、喜歡奉承獻媚的人
這樣的朋友表面上十分熱情，處處投你所好，骨子裏另有所圖，必須看清這類人的真面目。  ​

3、人走茶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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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常常是，你在職時，會百般奉承你；你一旦退休，立馬不認賬，又去找新的靠山。 ​

4、城府太深的人
有些朋友韬光養晦，把自己包得很緊，相處幾十年從不講自己的想法，也很難挑出他的毛病。與這樣的人相處，使人懷疑他的真意何在?​

5、過分親密的人
有些朋友好奇心簋盛，對別人的事情總要問個底朝天，隱私也不放過，與這種朋友相處，感覺很累。過分冷淡的人有些人生性孤僻，不願與人交際，常常你熱情相交，他愛理不理，對這樣的朋友還是相忘于江湖吧！
6、唯利是圖的人
這類朋友是“萬能膠”，黏上很麻煩。這種人占便宜沒夠，吃虧難受，占不到便宜就立馬不理你。搬弄是非的人做事本事不大，搬弄是非的能力很大，好傳閑言，甚至無中生有。一個團隊中如果有一兩個這樣人物，很難保持團結。 ​

7、信口開河的人
這類朋友興之所至，高談闊論，東拉西扯，言不及義，與這種人相處，毫無進益可言。​

8、口蜜腹劍的人
這比搬弄是非更可怕。這種人當面把你當作摯友，但只要有損于他的一根毫發，馬上翻臉。​

9、輕諾寡信的人
有些人當面大包大攬，過後啥事不辦，毫無誠信，對這種人不可托付辦事。

透过太阳花学运反思台湾宪政

杜导斌


据VOA报道，4月10日下午，全球注目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行动正式结束，学生走出议场。台湾总统马英九此前发表声明，肯定学生退出议场，让国会恢复正常运作的决定。除对学生的行动加以肯定外，声明中还有一个亮点，马英九肯定了党内的反对派王金平先生，表示“对王金平在此之前的声明正面看待”，认为“王金平‘先立法，再协商’的声明并没有反对服贸协议逐条审查，他呼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和服贸协议逐条审查应同时进行。”这表明，太阳花学运在学生（代表抗议民众）、王金平（代表立法院）、马英九（代表总统府和执政党）三者之间达成了妥协，民众的诉求得到官方正面回应，规避了台湾朝野和执政党内部的分裂与激斗，且有望对台湾的宪政作进一步完善。至此，学运可谓成果累累。
在为台湾庆贺的同时，学运过程暴露出的台湾宪政的某些问题，也引起我们的反思。

首当反思的是政党与政府关系

这场学运最后以朝野和解收场，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在后期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及格的，没有像专制独裁政府那样强硬到底，而是中途能够转圆，对抗议的学生、反对党和党内反对派的诉求给予善意回应，并以和解收场，人们担心的1989年大陆以武力清场的悲剧没有发生。民主政府必定是对人民柔软的政府，如果政府居然可以在人民的诉求面前一意孤行，强迫人民接受其政策，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反抗，这样的政府肯定不是民主政府。
肯定马英九团队后期表现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其对激起反抗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场学运的起因是政府未经朝野讨论就与大陆签订“服贸协议”，事先不公开评估，也不公开签署过程与代表名单，签署后又不管立法院有何意见，要求过三个月即自动生效，在立法院搞“三十秒”通过。（林保华：《太阳花学运亲历记》），因此被讽为“暗箱操作”、“出卖台湾”。姑且不论“服贸协议”对台湾到底利好还是有害，也不论是否与大陆存在桌面下的交易，仅以违反议会程序而言，就不具正当性。
总统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所谓的国民党“粗暴”之外，在更深层面，则反映出台湾宪政中三权分立制度不健全，总统权力过于强大。透过这次学运人们才惊讶地知道，台湾的总统不仅可以命令立委，“下令必须在六月过关”，还可以让立委停权，这所折射出的已不仅仅是马英九的工作方法不对头，或者服贸协议中有猫腻，而是台湾宪政体制本身存在缺陷。
缺陷的一个方面是三权分立只有形式，而缺乏实质。强势总统VS弱势国会的力量对比，让人怀疑立法院只是个与行政院平起平坐的二级建制。立法权本当是第一国权，如今却冒出来个超级总统，他在领导国会。
第二个缺陷是政党与国会关系不正常，以及政党与政府权力混淆。这次学运让人们看到，台湾在立法、行政、司法之上，还有个隐蔽的更大的权力中心——党权。正常情况下，民选议员没有领导，只对其选民负责，其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判断，也只以自身所受教育背景、经验、良心和选民的意向为据，断无必须听命于人的道理。其对人民和国家的效忠优先于对同党的承诺。马英九之所以能对民选议员指手划脚，除总统权力大于国会外，只能有一种解释：在台湾政府之上似乎还高踞着一个国民中央，让人联想到国民党历史上的以党治国。如果不是马英九先生既是总统又是总裁的一身二任，可以借助其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和存在一个国民党中央及其所谓的常委会这种党内的等级制度，很难想像总统可以对国会议员颐指气使以至于此。应该是有政党权力在后面主导着台湾的政局，才导致议员近于总裁的下属。
“如果民主要幸存的话，它就不能忽视集权、等级制和纪律的教训”（德怀特·沃尔多语），这次马英九所犯的错误，正是忘记了集权、等级制和纪律的教训。这里也许有必要讨论一下党鞭问题。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党鞭的存在，才造成总裁权力能顺利伸进议会，也才有议员要畏惧党的纪律及隐藏在纪律背后的资金等资源分配权，才不得不以党划线，才有效忠于党优先于国家，其流弊甚至于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只问蓝绿，不问是非”。党鞭起源于英国，英国是议会政体，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议行合一体制，下院多数党领袖自动成为首相。首相也是下院当然的党团领袖，为了保证在激烈党争中能得到本党议员支持，才需要党鞭督促本党议员与领袖保持一致。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之下，似乎就没有党鞭，尽管仍然存在政党竞争、分肥制和某种程度的以党划线问题，但议员投票反对本党提案的事情时有发生，也未听说投反票者因此被指责为背叛。台湾的政体既非完全的三权分立，也非英国式的议会制，也与法国的总统制有别，这样一种所谓的五权宪法，导致的不是三权分立制衡基础之上的合作，而是一权独大，另外两权偏小。
也许，台湾宪政走上正轨，不仅需要马英九兑现“党产归零”的竞选承诺，还需要国民党彻底挥别从前苏联学得的党内集权体制，解体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和党员对领袖的效忠，改为横向的平权体制，虚化党中央的权力，确保党权不会凌驾于国权之上。

次当反思的是如何吸纳公民参与政治的决策和执行

学生是台湾当仁不让的主人，出于恐惧自身权益被侵害甚至遭出卖，起而反抗政治代理人的荒唐行为，完全正当。但是，反抗的正当，不一定就能推出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的行为同样正当。在讨论占领行为是否正当时，需要正视一个前提：台湾现在的政府，可以说他不好，可以批评马英九不懂民主，却必须承认它是合法的民选政权，而不是靠暴力或其它不正当手段上台的非法政府，并且还是一个在有了魏码共和国教训之后成立的民选政府。如果是卡扎非、金三胖的政府，或者希特勒二世的政府，民众和平甚至武力反抗占领其全部权力机构，全世界都可接受，都会认为占领是正当的，必要的，会鼓掌。可是，台湾现在的政府却不可与这些极权政府相提并论。马英九的政府不是专制独裁政府，立法院也不是可关可开的橡皮图章，它是最高国权所在，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公共资源，是国家的“神经中枢”、“大脑”，其成员全是通过公正选举出来为选民工作的，肩负民众的重托，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治国理政，是落实主权在民的根本制度。学生和其支持者再有理，充其量也只是2300万国民中的一部分，岂可因主张自身政见，就将一个合法机构长期占领，令其无法正常议事？
正如美国籍华裔作家丁林夫妇《九十老太的被捕》一文所述，代议民主体制下，公民对某种显著不正当的公共政策有权表示反抗，这种反抗只会推动法治逐步健全，不过正当反抗的行为也不能违反法律。议会是专供民选代议士立法和决策的场所，而不是非当选公民发表政见的地方。非当选公民是国家主人，但如果违反法律自行到议会演讲，不论内容多么正当，却都是非法的，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透过这次学运期间的表现，感觉马英九领导的政府是一个向后看的政府，过多沿袭了国民党历史上一些专制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以牺牲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接受，牺牲公民特别是反对派对决策的参与为代价，来追求组织效率。结果导致决策既无法定案，更无法执行。与此形成镜像，学生的部分言行也有点向后看，与国民党有异曲同工之感。这次台湾学运中学生的某些表现和言论，好像也是从成熟的民主政治退回到了民主草创之初，退回到了民主与专制的对决阶段，有一种对专制的破坏重于完善民主建构的色彩。台湾以学生为代表主张直接决策公共事务的反对派，似乎把过去对抗专制的方法，视为解决现行民选政府某些缺陷唯一正确的选择。朝野似乎都有意要拒绝学习成熟代议制运用公民参与来解决分歧、争端的经验，强拉台湾向后转，向民主建立之前与专制对着干的过去时前进——后退。
即使是在走上了代议民主正轨的台湾，仍然有相当部分的精英和民众对由人民直接来行使权力，也即直接民主存在某种偏爱或迷信，似乎只要是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即使非法，也肯定正当。忘了法国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最残暴最巨大的罪恶，包括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无一不是用人民的名义。而且，即使不是独裁者假借人民名义作恶，即使是人民在直接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比如古希腊500人团判死苏格拉底，等等，同样残暴。
部分台湾人士似乎还未意识到，今天台湾实行的民主不是直接民主，而是与直接民主存在重大区别的代议民主。直接民主中，国家的任何政治决策，几乎事无巨细，都必须并且只能由人民直接表决。它隐含两个假定，一是假设公民将政治权力委托给别人是极不可靠的，会被受托人滥用，有时还会用来侵害委托人；二是假设政治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工作，只要具有健全理性的公民便人人都可胜任。代议民主则不然，除极少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事项有时需举行公民投票（以前被译为“全民公决”，有欠确当）来决定，绝大多数政治决策则交给受到民众信任和授权的职业政治家。它也隐含两个假定：一个与直接民主相同而又略有区别，也假定政治家不可靠，但不认为因此民众必须把所有政治权力保留在手中，而是假定可以把部分权力委托给职业政治家，只要对他们保持警惕、监督和保留罢免之权就可防范其滥用权力；另一个假定是，政治是一项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方可胜任的职业，就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而言，职业政治家远胜于普通民众，把公共事务委托给专家办理，比民众亲自来干，效率更高，质量更有保障。代议民主固然约束政府权力，但对民众不受限制的胡作非为同样保持警惕。代议政体中，民众有权对职业政治家的任一行为表达不满，但如果把不满付诸行动，其行为则必须符合正义规则。人民中无论所谓的“全体”、多数还是少数，其权力同样必须有清晰的边界。这个边界便是他人的同等权利。对侵权行为反抗是正当的，但利用正当的反抗之机来侵害别人或强占公共资源便不正当。学生长期占领国会，其实是要把自己和所在群体的意愿作为台湾2300万人民的意志，这对于那些不赞同或没参加学运的民众，则属于被强加，属于被伤害。这种越出边界的行为，就不具正当性。
代议政体下公民集会游行是正当权利，但通常只是某个边缘群体或就某个事件的短期抗议行为，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极少发生，原因就是选举和代议的体制有效吸纳了各阶层的反对意见，政体本身提供了“质优价廉”的足够管用的管道接纳了异议与反对，民众通常没有必要采取非常态的、溢出体制的、也是成本更高方式来抗议。除选举和议会容纳反对党、公共辩论、议会辩论和公民投票，这些管道至今仍然有效，当代代议制还发展出许多方法以解决决策和执行失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公民参与运动（new public involvement）认为，维护代议体制有效运转的两只传统的轮子“市场”和“政府”都有可能失灵，当出现“政府失败”加“市场失败”的情形，就有必要将公民参与作为第三方引进代议制。因此，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积极公民资格（active citizenship）、公民能动主义（Citizen Activism）等观念应运而生。当代代议制为防范人民的代表操纵决策侵犯人民利益，也为减少决策失误和执行受阻，主张民选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都应吸纳公民参加。“发展公民与政府及公共管理者之间双向协商，沟通机制，促使政府成为一个负责、透明、回应、民主的组织；建立公民与政府公共管理者共同生产与合作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促使新型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John Clayton Thomas）著《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第三应反思的是议会与总统的权力均衡

这次太阳花学运期间，立法院议长王金平先生的作为堪称可圈可点，据说早在2008年，王金平先生就有“不先通过两案监督条例会出乱子”的深远预见，当学生占领立法院会时，没有命令警察镇压，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后又“率蓝绿立委赴议场探视学生，殷殷劝慰学生早日退场回家，并作出‘监督条例立法前，不协商服贸’的承诺”，让“学生們备感受用，赞扬：‘感受到王金平的善意。’”对学运以和解收场可谓作用非轻。
王金平先生的行为之所以不同于马英九和其议会党团同僚，一个原因是其对国民党的忠诚不如对国事的忠诚，第二个原因应当是其政治历练与洞见超过寻常之辈，还有一个原因则可能与其长期在议会任职有关。王金平这个议长的位置不同于总统，总统每天主要与自己的同党下属打交道，议长则需要经常与反对派打交道，几乎每天都可能面临反对意见，且对反对者不能以命令加以阻止或消除，因此对不同意见听得更多，也更为宽容。同时，立法职位需要全面、深远、公允地观察和考虑问题，特别需要首重程序正当，对规则正义看得比效率更重，应当也是促成王金平先生把“服贸协议”本身正当与否看得比让其尽快完成审查更为重要的原因。
但即使这样，王金平先生当初仍然无法促成服贸协议按正常程序完成审查。其中更深远的因素也许在于，立法院的一院制在对抗超级总统时权力显得有些单薄。今后台湾宪政的发展，也许有必要实行两院制，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进一步加强立法的代表性，让那些在决策中经常处于弱势或被遗忘的群体也能在体制内拥有代理人，二是对一院制的疏失、低门槛、做局以及大党专制等弊端增加一个自我救治的程序；三是通过增加参议员，来增强立法权的力量，以对抗由于从传统中吸取过多资源而显得过分强大的总统，以维持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平衡。规避由于三权变相集中于一权而形成民主表象之下的隐蔽专制。

首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