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捕之后，一直很不配合，就连当法庭宣判她“死刑”时，未来得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这表明她是怕死的，但最终却在青城监狱休养了15个年头时自杀了。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叶永烈所著《“四人帮”兴亡》第一版中，为大家披露江青自杀前的“绝命书”。本文为摘选。

　　江青公审现场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电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的一个角落刊载了这一消息。

　　江青终年七十七岁。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

　　江青在5月10日，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写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江青以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二十五年前她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

　　5月14日凌晨，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吊死在卫生间里。

　　5月18日，江青的遗体火化。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1991年——她已经被捕十五个年头了！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终于不想再活下去了！

　　当然，如果细细“考证”起来，早在她当年与唐纳吵翻了的时候，1937年5月31日写了《一封公开信》，内中谈到过自己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

　　…… 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遽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的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里！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 (注：载1937年6月5日9卷4期上海《联华画报》。)

　　在五十四年前，二十三岁的蓝苹没有自杀，是因为“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

　　五十四年后，七十七岁的江青再也没有“一线希望”了，她自杀了。

　　对于江青的死，当时中国报刊除了发表新华社消息之外，没有再说什么。笔者注意到，唯一例外的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杂文家何满子的《江青为何自杀》一文，指出：

　　江青自杀当然应该成为一条新闻，布告天下咸知这个十年灾难的祸首终于恶贯满盈，下地狱去了。

　　这妖婆是自杀的。自杀有种种动机，种种情况：有被迫害悲忿而自杀的，在江青的淫威下，当年有不少人走了以死作抗议的路。江青当然不属此类。她本死有余辜，还只判了个死缓转无期徒刑，后又让她保外就医，可谓宽大之至，谈不上迫害；有畏罪自杀的，江青也不属此类。如果畏罪自杀，她早该在公审前就自去地狱了；有绝望而自杀的，大势已去，往昔天堂梦已彻底破灭，等了十年，没指望了，于是了此残生，江青自杀庶几属于此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毅然宣布“文革”要彻底否定，但百脚之虫，死而不僵，失去天堂之徒并不彻底死心，妄图还潮者有之；化身变色，忍辱图存者有之；变个法儿，新瓶子卖旧药者有之；不能登大雅，于是搞小动作者有之；风风雨雨，花鲜繁多。幸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局铁定，人心不可侮，恋恋于老调子，终于不能成气候而已。

　　江青自杀的新闻昭天下，连“女皇”本身也已彻底绝望，回天无术了。但也必须警惕，希特勒自杀了四十多年之后，德国还有老式纳粹的孑遗和新式纳粹的余孽。江青自杀的新闻也有这样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醒人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不能放松，要永以为鉴，方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实，江青之死，使人们记起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话：

　　江青、张玉凤等人合影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决定中国命运 李鹏六四日记曝中共高层内幕

京港台：2014-5-10 03:18| 来源：多维 |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于5月17日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李鹏六四日记》中罕见曝光了当时中共高层决策戒严的内幕，镇压六四事件的决策人邓小平在1989年5月17日的会议中对戒严表态称：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倒下来，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让身体出了毛病，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设宴欢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 　　5月17日 　　下午4时，小平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当前局势。赵、李、乔、胡、姚和尚昆参加，王瑞林也在。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赵讲，目前惟一办法是否定4月26日社论，与学生妥协，缓和下来。 　　我讲，26日社论是正确的，本来形势已逐步好转，但紫阳同志5月4日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惟一办法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乔石认为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 　　依林说，这场动乱是赵的错误造成，他完全赞成李的意见。 　　胡对局势感到忧虑。他说，我们想的与广大群众想的差得太远。 　　杨尚昆认为不能从《社论》中后退，现在目标是邓，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邓讲话，委托出在党内。紫阳5月4日讲话是转折，制止动乱惟一办法是戒严。 　　邓说，你们的办公室有奸细，看看是谁走漏出去。 　　晚8时，常委再次碰头，定了戒严时间为5月21日，19日晚开动员大会。赵说，我的时间已结束，已写好信向常委请假。 　　5 月16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开到今天凌晨，总算达成一项决定：由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公开发表书面谈话，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信中首先把常委的名字都列出来，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信中肯定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要求学生“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上午，我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通知，小平同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王瑞林同志担任记录。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办法是否定“四·二六”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 “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惟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乔石同志发言明确表示“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的太远了。尚昆同志认为不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小平同志听完大家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以下是根据我当场笔记整理的摘要。 　　小平同志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形势很严峻，问题出在党内。全国出问题都是受到北京的影响，因此，要解决问题，先从北京解决起。继续发展下去，肯定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如果我们按照4月26 日的社论精神，加强工作，进行对话，那么，积极分子就已经组织起来了，搞动乱的开始害怕了，形势已经向逐步稳定的方向发展。 　　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篇社论是正确的，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话，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中央不一致，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很多的人向学生靠拢。因此，问题出在党内，解决的办法，党内要一致，首先中央要一致，错了大家负责。没有这一点精神，还争论干什么，自己宣布垮台算了。其实，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闹就让，让了一步再闹，再让第二步，还是不满足，再让第三步，永远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中国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共产党。如果中央旗帜鲜明，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发展到了很难收拾的地步。你越让，他就越要闹，事情还在发展。不采取紧急措施，肯定是顶不住的。上海江泽民同志那里，现在还可以顶住，再发展下去，他们也顶不住了。现在没有时间来争论，谁的缺点和谁的责任，这些问题可以慢一点解决。第一步是坚决制止动乱的发展，第二步逐渐加以消化。如果中央认识不一致，态度不坚决，采取什么措施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接着，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 　　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是动乱平定下来。在戒严期间要打击坏蛋，不打击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数不要多，少数几个人。戒严就是要动用军队，军队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如果冲突起来，碰伤一些人也是难免的。北京警力不够，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学习秩序，只有宣布戒严。动作要快，准备好了就立即实行戒严。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不要让更多的人卷进去，陷进去。 　　戒严也是保护大多数，但有些人硬要闹，而且让它扩大，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听其自由发展，比如成为全国性动乱。要安定全国，必须首先安定北京。戒严首先要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要保护公用事业的安全，要保护通讯部门和电台的安全。现在社会一片混乱，什么坏人都出来了，搞打砸抢的也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行动要越快越好。态度要比前更加鲜明，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 　　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各位常委表态后，小平同志说： 　　戒严的事由李鹏、乔石、尚昆同志主持，卫戍区、公安、武警参加外，还有调一些部队进北京。 　　接着，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 　　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倒下来，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让身体出了毛病，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已经不能考虑别的办法了，不能再让，再让中国就完了，很快就发展成全国性动乱。 　　北京变成全国性动乱，比“文革”还厉害，“文革”实际上是有领导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好像是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共产党放弃了领导。动乱的真正口号出来了，就是丢掉共产党，丢掉社会主义。我们这一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生，这个责任我们是担不起的，我们这两代人都担不起这个责任。许多老同志对现在的形势很焦急，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对事业感情的表达。 　　赵紫阳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有决断比没有决断要好，但对现在这个决策我很担心。 　　小平同志强调： 　　政治局常委会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常委一致，政治局一致才是根本的保证。大家统一行动，说话一个口径，错了大家共同负责，这是关键所在。 　　这时，赵紫阳说：“对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只能组织服从，但是我保留意见。” 　　小平同志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指出： 　　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注：影印件此处的裁剪导致此页末尾文字有遗漏。） 　　小平同志最后说： 　　没有万全的方案，什么都很稳妥也不可能。要阻止外地人到北京来，也不要让动乱蔓延到外地去。攻新华门难道不是动乱，攻大会堂难道不是动乱，动乱已经是事实了嘛，不要再这个问题再争论了，常委一致起来，少数服从多数，团结一致，聚精会神把动乱处理好。 　　下午6时左右常委会结束。我们从小平同志家出来，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我向常委提出，晚8时常委再次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两个小时以后，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举行。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19日晚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 　　会后，我分别找罗干、温家宝、严明复同志到办公室来谈话，就今天常委会关于戒严的决定向他们作了通报，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处理动乱，有必要立即把这个重要决定告诉他们。 　　全国已有27个城市的170多所高校发生游行示威，武汉搞动乱的学生占据长江大桥，京广铁路被堵塞。北京社会秩序已陷于混乱，“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声称已有3000人绝食。街上不时出现游行队伍，不时高呼“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非法学生组织纠察队阻拦来往天安门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车辆。小平同志家住地安门，离中南海很近，平常我们坐汽车去，不过10分钟。今天为了避开学生非法“纠察队”“检查”，我从小平同志住处绕大道穿小胡同而行，我的坐车行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中南海。堂堂12亿人的中国合法政府，此时此刻似乎已成为“地下政府”。 　　后来才知道，赵紫阳从小平同志那里回来后立即把鲍彤找来，向鲍泄露了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赵对鲍说：“下午常委在小平同志家作了决策，我保留了意见。”紫阳要鲍彤立即起草一封致常委、政治局并报小平同志的辞职信。鲍彤加快这封信的大致内容为： 　　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决策，我服从。但我仍担心事态难以平息，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和恶化，由我来负责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将会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请求解除我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 　　这里，赵紫阳两次担到下午常委的“决策”，这一“决策”又是什么内容呢？很显然除了“戒严”而无其他。 　　赵紫阳在以后的检查中，以及以后鲍彤在法庭的辩词中，都矢口否认赵紫阳向鲍透露过“戒严”，而鲍彤也极力否认，说他不知道“戒严”的决策。其实，就在晚上的党委会进行之时，鲍彤也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召开了一个有13人参加的告别会议。曾经参加此次会议的顾云昌讲，此时鲍情绪低沉，会场气氛紧张。鲍彤向大家透露了今天常委会的情况。鲍彤说“这可能是我同大家最后一次谈话了”，鲍警告到会者不要当叛徒，做“犹大”。鲍在会上还慷慨激昂地念了一首诗：“曾为大梁客，死报信陵君”。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这里他表示了对赵紫阳的忠心不二。 　　今天，胡绩伟、江平等24位人大常委写信建议中央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局势。 　　中国民盟、民建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致函赵紫阳，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行动”。 　　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发出呼吁书，“恳请同学们珍惜和爱护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中国政府避免使用武力，否则，将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