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风华绝代沉鱼落雁 图揭国民党

军官的妻子们！

坚果儿   倍可亲　　

瞿希贤：不要再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瞿希贤：不要再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瞿希贤做了深刻地反思。秦西炫在文章中写到：“以后我和瞿希贤的谈话，常是对过去一些事的反思。一次，她说最近看了一个材料，知道大跃进年代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心里很难过，并具体说及那年月她曾在甘肃省一个县里体验生活。这个县不具备条件建‘红旗渠’那样庞大的水利工程，但为跟上大跃进的步伐，硬是上马硬干。县领导请她写一首鼓干劲的歌，瞿写了并在工地上大唱起来。以后得知这个工程不但全部瘫痪，加之自然灾害，粮食无收，更是饿死了许多人。瞿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著名音乐家瞿希贤

   我们这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50后，都会唱一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自然就记住了曲作者的名字——瞿希贤（词作者为管桦）。这首A-B-A段体的歌曲，尤其以优美、妙曼、辽远的旋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毕竟，音调是可以独立审美的，歌词倒在次要了。
   2008年3月，瞿希贤女士病逝。10月，我在学术刊物《黄钟》上编发了他的同学、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审秦西炫先生撰写的纪念文章《我认识的瞿希贤》，文中内容使我愈发对瞿希贤敬重了。我记起了这么一件事，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上初中时，集体学唱一首瞿希贤谱曲的混声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唱得热血沸腾，激情满怀，笃定中国就是世界革命中心，就是救世主。当时，这阕歌曲影响极大，甚至被誉为“第二国际歌”。唱着唱着，就唱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大佬们并不因为你写了“第二国际歌”就厚待你，瞿希贤被抓走了，关了6年7个月——就像“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希特勒的纳粹党的党卫军冲锋队抓走犹太人投入集中营一样。
   “改革开放”以后，瞿希贤做了深刻地反思。秦西炫在文章中写到：“以后我和瞿希贤的谈话，常是对过去一些事的反思。一次，她说最近看了一个材料，知道大跃进年代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心里很难过，并具体说及那年月她曾在甘肃省一个县里体验生活。这个县不具备条件建‘红旗渠’那样庞大的水利工程，但为跟上大跃进的步伐，硬是上马硬干。县领导请她写一首鼓干劲的歌，瞿写了并在工地上大唱起来。以后得知这个工程不但全部瘫痪，加之自然灾害，粮食无收，更是饿死了许多人。瞿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秦文写到，2005年，瞿希弦作品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当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瞿希贤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然而，在音乐界乃至文艺界，有这种“负罪感”的并不多，勇于将自己的作品当作“历史足迹”的更是凤毛麟角。君不见，大大小小的“红歌会”还在起劲地唱着，为的是提起“精气神儿”；形形色色的样板戏还在演着，为的是回忆“火红的年代”——许多人依旧活在人为营造的幻觉里。
   然而，时代却是变了。
   “全世界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资产者倒是联合了起来，世界“500强”纷纷涌入中国，带来资本、科技、经营理念，引爆了繁荣；而中国原先那些“无产者”及其后代，不少也摇身一变成了既得利益的资产者，顽强地抗拒着一切政治变革、坚决地镇压着一切异见。
   “旧世界”并没有“土崩瓦解”，倒是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了，向着各国国内大多数人民应允的、与原先决然不同的方向进化，印证了金观涛先生关于20世纪最大遗产之一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其失败”这句话。
   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曾说：“这样的现代性实验我们是太清楚了，每个人都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历史目标，没有任何个人生活空间。‘文革’的历史更是记忆犹新，它所宣称的人的解放就是人的奴役，群众运动就是群众专政，贫困和恐惧成为生活的常态，所谓历史的主体实在是天方夜谈。如果说‘文革’真有什么世界意义的话，那就是没有人可以以牺牲千万人的幸福来实践个人主张。”（见2010《随笔》第5期景凯旋撰《另一种东方主义》一文）
   显然，瞿希贤女士身前明白了这一点。仅此，就值得我们深刻缅怀这位禁止再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作曲家——尽管我始终认为，音调是可以独立审美的。
   
   瞿希贤
   女，作曲家。上海市人。1919年9月23日生于上海，逝世于2008年3月19日。自幼爱好音乐。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曾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讲师。曾从师于弗兰克尔（德籍教授）、谭小麟教授等。建国后，长期在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和中央乐团创作组工作。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中央乐团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至三届理事、第四届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儿童音乐学会名誉会长。
（2014/05/31 发表） Bo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