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宣布戒严后，20日，北京市民围住解放军官兵，阻止他们前往天安门广场。

　　1989年春，17岁的陈光还是一名军人，他所在的第65集团军受命前往天安门广场，将抗议学生清除出场。驻扎在北京以北的河北省的第65集团军两次尝试进入首都。第一次是在宣布戒严后的5月20日。由于数千名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停了他们的车队，那次尝试失败了。6月3日的第二次尝试取得了成功，陈光是第一批冲过抗议者的封锁、携带着数千件武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士兵之一。武器是偷偷放在一辆公交车上被运进去的。陈光随后离开军队，成了一名艺术家。他于今年5月初被捕，当时他进行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触及到政府为遏制六四军事镇压的记忆而采取的行动。以下是他被捕前接受的一次采访：

　　问：在被派往北京之前，你对那里发生的抗议有何了解？

　　答：进城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态很严重。一开始跟我们说是来北京维持秩序的，等到我们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来戒严的。我们到了驻地后，当时我们就知道说学生运动要反腐，说大部分学生的意愿是好的，但是有坏分子在挑拨闹事，跟我们说：“情况很严峻，北京的很多机关单位都瘫痪了。”

　　然后就给我们洗脑嘛，跟我们说，要“服从中央军委，坚决听党指挥”。

　　5月20日，就说要进城了，要到天安门去。走到半路，我们的队伍就被人山人海的学生给拦住了，就在长安大街跟古城街那里。我们就端着枪，嗯，自动的，站在卡车上，不许下去，也不许跟学生交流。车上很挤啊， 根本没法坐下。学生就呱呱呱不停地跟你演讲，一开始让我们背着站，不要看着学生，但是没办法，他们一直不停地讲，你不想听也得听啊。

　　学生说中国现在腐败问题很严重，还说北京很稳定，北京没问题，还问我们：“你们来北京干吗啊？解放军应该是保家卫国守卫边疆的。我们提的都是合理要求，你们应该支持我们。”

　　他们就那样说啊说啊 ，白天说夜里说，说了有三四天。学生还有北京市民给我们吃的啊，黄瓜啊西瓜啊西红柿，汽水啊白开水啊。

　　我们上厕所的话也不许单独去的，要六个人一起去。我们一跳下车，人就围了上来，兴奋地跟你演讲。我当时就想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有一次一个80岁老兵，头发都白了，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也走过来跟我们说，“中国现在太腐败了，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很疑惑，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

　　没地方睡，也就跟你身边的战友靠一靠。到了晚上，学生还有市民就在地上铺张报纸还有衣服什么的，就那么睡在大街上。早晨太阳起来了，他们又开始演讲了。我们是又饿又累，当时也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这样慢慢地就有战士甚至班长连长都觉得学生也不坏。当兵的也都是全国各地来的，然后大家就发现很多都是老乡，慢慢地我们就放松警惕了，跟学生后来就很亲密了。

　　一开始我们不接他们的食物，后来饿啊，就吃了。一些酒店餐馆还会做好吃的，送到卡车这里来。后来高层肯定也知道了这些个情况，知道如果再这么僵持下去，肯定就不行了。

　　这就是后来有一天，就派直升飞机来啊，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撒传单，一看中央军委发的。学生一拿到传单就撕啊，我们也拿了几张看，写着：“不要听信动乱分子的谣言，坚定立场，坚决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中央军委也知道这个局面不能继续下去，后面就跟学生代表谈，说能不能让军队撤出去。等我们走的时候，那场面很感动，很动情啊，相互留通讯地址，说以后要写信联系。

　　当时跟学生已经很熟了，当官的都很动情，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有的都哭了。

　　问：接下来呢？

　　答：我们就回到打靶场休整了几天，然后就是6月1号，就给我们开动员大会。部队首长都来了，说要重返北京戒严。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我们当时就想，要回去，怎么回去？

　　然后就让我们换上便装，他们拉了好几卡车的衣服过来，自己挑。我挑了件带格子的白衬衫和蓝裤子。当时我们很紧张啊，就是换上了便衣，我们当兵的怎么去天安门啊？那头发一看就是当兵的啊。

　　任务就是去天安门，可是天安门在哪儿啊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紧张死了。

　　到了6月3号早晨，战友们都各自出发了，我当时在二大队，当时其他人都派去说到苹果园地铁站那边坐公交车去，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出发了。我的任务跟他们不一样，队长跟我说，你负责押运武器的公交车。一听到说要押枪，我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

　　他们就找了个会开车的老兵，然后就我们俩开着车就出发了，车子旁边就是骑着自行车的大学生啊，结果没有一个人拦下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满车的全是武器，枪支弹药还有军装，上面用帆布盖着。

　　我就坐在那些枪上面，然后在窗户边露出个脑袋，这样外面开上去就好像我坐在一个位置上一样。到了那个西单路口，我是后面才知道的，离我们大概就100多米远，另一辆跟我们一样运武器的车子被学生给发现了。后来听说押运那个车子的战士就被吊死在那个车子上了，武器全部被抢走了。

　　我们也被人问了，司机就说，“我们的车是回总站的。”好在当时大家都注意的是那辆车，就没注意到我们，就听见学生喊“当兵的在运枪！” 我当时心紧张得砰砰跳。

　　我们的车下午3点左右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了，从西门进去的。我们是第一个到的，整个楼都是空的，就我跟司机两个人在那儿搬，把武器搬到二楼。都是新的，有的箱子都没有打开过。那些枪油都渗得出来，弄得我衣服上全部都是。搬了好几个小时，累死了。

　　问：你们如何把所有枪搬到楼内，却没被人发现？

　　答：当时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那边吗，没人注意到西门这边的情况。慢慢地，其他当兵的就都来了。都有记号的，有的把毛巾绑在左臂上，有的绑在右臂上，就算是自己编队的标识。一下子整个大会堂就到处都是人，到处都在说话。大家都开始换军装，然后就是等待命令 。当时整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全是士兵，整个四层楼全部都是战士，站得满满的，包括开会用的那个最大的厅里面全都是士兵，我估计最起码二到三万。到那个时候，广场上的学生差不多就知道大会堂里面有士兵了。

　　一开始命令我们去西单抢枪，抢回那些从汽车上拿走的武器啊。我们差不多一万五千人吧就出去了，从后门出去的，一出去就被群众堵在路上了。他们好像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似的，他们有的站到汽车顶上，当时有十几层的汽车在那儿堵着做路障。我们就保持队形，紧紧拽着枪，群众就朝着我们骂啊，骂什么的都有。我们就困在那里，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就那么僵持在那儿，被推来推去，各种谩骂。当时老百姓很生气，跟上次被拦下来完全不一样，骂我们让我们滚出去。

　　当时有个士兵那头盔砸了个学生的脑袋，当时就流血了。当时人非常多非常得挤，你就生怕跟自己的部队挤开了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觉得当时骂士兵的应该是普通市民，而不是学生。我们就手挽着手保持队形，学生们就开始唱国歌和国际歌，我们就唱“三项纪律八大注意”，后来他们就开始唱流行歌曲了，但我们当兵的不懂歌词。

　　当时就这样僵持了有四五个小时。然后就有人开始朝士兵里面扔砖头，到了后来就朝人民大会堂的北面扔，还有新华门那边，就是中南海南门啊。我当时看见的就有五六个人受伤的，有一个是学生，在新华门那边被士兵打出血了。当时整个人群非常愤怒。这时候全国广播就开始播了，说暴乱分子正在攻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

　　如果不是我们出去要夺枪的话，我觉得老百姓不会那样。

　　问：你们如何从当时局面脱身的？

　　答：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士兵和学生就谈好了，同意我们撤退到大会堂里面去。等我们撤回去之后，就命令说要占领天安门。我们就等命令，一直等，一会儿说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又坐下原地待命，然后又叫起来说准备战斗，然后又说坐下继续等，就这样来来回回。当时紧张地头发都竖起来了。

　　到了最后连坐都不让坐了。整个广场上的灯都亮了起来，广场上都是学生，高音喇叭在那里喊，什么“今天夜里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分子，请学生市民待在屋内不要出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三层，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我们就下到二楼去了。当时大会堂东边的门已经全部都打开了，士兵就站在台阶上，对面就是学生，都可以看得到对方的。他们当时朝我们喊，“法西斯！侩子手！”

　　气氛非常紧张，当时已经可以到处听见枪声了。我当时还听见广场上那个台湾歌手侯德健用喇叭在那里喊话，劝学生撤退。“我们已经做出了流血牺牲，没有必要在流更多的血了。”

　　我当时紧张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天安门清场。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学生不走。如果学生不撤，怎么办？我们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我不是怕学生，我是担心有人扔个砖，砸到我。我当时就跟自己讲，我的底线是，除非有人真的要伤害到我了，否则我绝不开枪。

　　然后我们就等着往前推进啊，这时候我们领导给我一个相机，让我去给部队拍照。我当时瞬间心里的包袱就放下了，我不用拿着枪对着人了。

　　我们当时就在东门的台阶上站着对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前进。当时命令都是口口相传的，一个告诉另一个，再往前传。

　　到了12点钟的时候，广场上的灯突然灭了，学生也从帐篷里面走了出来，开始往纪念碑附近聚集，有人在唱国际歌，有一些就开始撤退了，从广场东南角。在广场北边就开始打了起来，开枪了。当时我们部队的特种兵就在广场里面驱赶学生，拿棍子打。

　　当时装甲车就想从广场北边开进来，从我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辆装甲车就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那儿被烧着了，就听见侯德健嗓子都哑了，在那儿劝学生赶紧撤退。到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学生差不多都撤退了以后，我们就第一个进入广场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帐篷，看看里面有没有人。然后装甲推车就开了过来，把那个只有女神像给推到了，推了三下才推倒的。然后这个推车把所有东西都推到一起，堆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放火烧，什么都有，衣服啊、背包啊、书、笔记本、还有相机。

　　这个时候广场就已经被占领了，全都是士兵。我们终于有机会睡了一两个小时，这个时候才放松下来。

　　问：你的上级如何看待他们在镇压活动中的角色？

　　答：后来2010年的时候，我跟原来的老战友吃饭，当时喝了点儿酒，他们有一个人就说起当年在广场上看到尸体。我后来拿着摄像机找到他，让他把当初的话再说一遍，他说我没说过啊。他不肯说。我说当时的命令不是说“谁要敢拦着，就开枪？”我那个战友说：“谁跟你说的命令？不是真的。”

　　这让我很难受，我觉得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嘛。那之后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就没有了。

　　那段经历对所有在场的士兵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因此受益，升官进爵。我之前的战友，现在有一个是在河南当警察局局长。我跟他们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出来了，走了另一条路。

　　当时我还不确定我们做的是对还是错，不过最后我还是觉得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了部队。绝大多数当兵的都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

“坦克人”摄影师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组图)

京港台：2014-6-3 22:58| 来源：德国之声 |

他的一张男儿孤身挡坦克的照片成为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标志。摄影记者杰夫·怀登（Jeff Widener）向德国之声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的一生如何由此改变。 　　 　　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坦克人"照片背后的故事吗？ 　　杰夫·怀登：6月5日的早上，也就是镇压过去后的一天。我从纽约的美联社得到指示，让我试图拍一些军队占领后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考虑到 之前一天发生的一切，这是个挺有挑战性的任务。 　　最接近广场的制高点就是北京饭店了。我当时骑着车，也不知道怎么的就从站岗士兵身边混了过去。在一个美国大学生的帮助下，我偷偷地溜进了饭店，并从5楼的一个凉台上用800mm的长焦拍摄了一些挺清晰的照片。当时我拍下的不仅仅是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还有一个 意外的收获--"坦克人"。 　　您觉得这位"坦克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杰夫·怀登：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去外面买东西，然后就卷入六四的人。他的女朋友也许在暴乱中被打死，或者受伤了。我觉得他受够了一切，然后走到街上看见开来的坦克，也没有多替自己着想，只是想让别人能体会到他的感受。 　　您如何看待他的行为？ 　　杰夫·怀登：我觉得他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完全令人震惊。所有的人都说他很有勇气，我同意。但有些时候我在琢磨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如果他因为朋友或亲戚被杀害而感到沮丧，那一刻他所想的就不是他自己。也许他只是对自己的情绪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他的损失更重要。 　　您觉得，他被4个人拉走后，命运如何？ 　　杰夫·怀登：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有些人肯定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们。 　　 　　六四过去20年后，杰夫·怀登又来到北京 　　您拍摄这张照片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杰夫·怀登：没有人愿意上街。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6月3日那天，我的脑袋不幸被示威者投掷的一个砖块击中，我当时以为我会死。 　　当后来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开过来，车上士兵开枪射击时，我也害怕得要死。我像一个受惊吓的女中学生一样一路跑到一条胡同里，但跑到一半，就气喘吁吁的必须停下来一会儿。我当时想："我不行了，快要死了。"这是我在那几天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最后，我敲响了美国大使馆的大门。他们终于让我进去的时候，我不停地瑟瑟发抖，浑身摇晃。我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但这已经不是您第一次亲身在最前方经历冲突。您在有潜在危机的环境下工作的感觉如何？ 　　杰夫·怀登：这些年来，我报道了超过100个国家的内乱、战争和社会动荡。我一直喜欢害怕的感觉，并去一些吓人的地方。我就是不喜欢被子弹瞄中的感觉。但是，我还是非常享受我的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 　　您拍"坦克人"的时候，脑子里想了些什么？ 　　杰夫·怀登：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要毁了我的构图。然后，我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我猜想他可能要被杀死。但是他没有，然后我就决定换上双倍的长焦镜头，因为这一切发生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惊人的体验。 　　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拍下了历史性的一幕？ 　　杰夫·怀登：我当时很快就知道这张照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世界所有报纸、杂志都大幅刊登了这张照片。但我一直都没太把它当回事儿，直到美国在线（AOL）将它和登月以及德国兴登堡号飞艇爆炸的照片一并选为全世界最著名的10张照片。我当时看到后感觉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您对这张照片仍然在中国被禁有何看法？ 　　杰夫·怀登：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 不出来澄清这件事情。当时冲突双方都有错，这是无法蒙蔽任何人的事情。这张照片现在仍然被禁，真很滑稽，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 　　只要有寻求真相的欲望，就会找到它。在历史上一些最大的悲剧发生后，牵扯其中的国家都站出来，赔礼道歉，并展望未来。但中国政府看来却不愿这么做。不过，也许有一天会发生。 　　"坦克人"的这张照片给您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杰夫·怀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福也是祸。作为一名摄影师，你也想让人们因为你的其他作品而知道你，并不是就因为那一张走运拍下来的照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其他作品也能得到认可。但是我绝对不是在发牢骚，因为这张照片确实为我的事业带来了许多帮助，并为我打开了许多大门。 　　 　　拍完这张照片的杰夫·怀登没有想到，20年后会在这条大街上遇见自己的妻子。 　　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这张照片让我认识了科琳娜（Corinna）。BBC让我飞去北京拍摄一部关于镇压20周年的纪录片时，我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看到了这位坐在街边的德国女人。 　　我和她聊了起来，最后在暴雨中走进了一家老茶馆。大约过了5个小时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坠入爱河，并于一年后在夏威夷檀香山完婚。如果在当时的流血镇压发生后，有人告诉我说我20年后会在同样的地方结识我未来的妻子，我肯定不会相信他。 　　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杰夫·怀登：眼前，我正在为一个意大利的摄影作品展做准备。同时，我还计划出两本书：一本是关于我为美联社在曼谷工作的经历，另外一本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事情让我能忙一阵的。完事儿后再看看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人物简介：杰夫·怀登是一名美国摄影记者。他拍摄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坦克人"的照片让他获得了1990年普利策奖的最终提名。怀登目前在德国汉堡从事自由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