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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启示录/中国赶超美国 硬实力易 软实力难/纽约时报:38军军长宁死不遵命内幕
發佈時間: 6/4/2014 10:17:00 AM 被閲覽數: 13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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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视野——甲午启示录















中国赶超美国 硬实力易 软实力难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作者:罗天昊

王者之争,风云激荡。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称美国仍可维持一百年霸权。

而前不久,世行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自世界步入近代和现代以来,曾经诞生的世界性霸主有西班牙、英国、美国。而此前两大霸主,都已经日落西山,其衰亡历史,很容易使人联系到目前的美国,于是,华尔街危机稍起,美国衰落论便甚嚣尘上。

未来的美国,是逐步衰落,还是走出困境,仍然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能否取代美国?

美国会象西班牙和英国一样衰落吗?

无不死之人,无不衰之国。

曾经的世界霸主荷兰和英国的相继崛起和衰落,令人嗟叹,而当今美国遭遇挫折,是否也意味着其衰落的开始?

荷兰、西班牙与英国曾经的衰落,很大原因,是因为其母体与海外殖民地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以西班牙为例,其16世纪鼎盛时期,殖民势力范围遍及欧、美、非、亚四大洲。

但是在西班牙本土,各种奢侈品消费兴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日益萎缩,英国、法国、荷兰的加工业占领了西班牙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由于母体经济的残缺,西班牙国内经济缺少自我调整能力,其海外殖民地或独立建国,或被新起帝国侵吞,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英国取代了霸主地位。

英国的衰落过程与此类似,持续两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霸主之后,英国本土的工业,也日益空心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才是本土商人热衷的事情。随着法国、德国、美国,乃至后来的日本和俄罗斯均逐步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之后,英国惟我独尊的“世界工厂”地位逐步被打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此前依靠海外资源掠夺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英国也由此衰落。

但是,当今的美国,与西班牙、英国却大为不同。

西班牙与英国在衰落时候日益成为虚体经济,而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体经济,美国不仅制造业和服务业发达,在很多后发国家牺牲农业,造成普遍的结构性矛盾时,美国竟然超越中国、印度、埃及等传统农业大国,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服务业和新能源、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美国仍然走在世界前面,而且产业结构非常合理。

西班牙与英国过于依赖海外,其经济是外生性增长的,而美国一直是一个内生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

美国与当年的衰落时期的霸主西班牙、英国有巨大的不同,这就是美国能够仍然自我调整更新,维持世界霸主的根源。

日、德为什么不能后来居上?

作为美国之后最强大的日、德两国,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性巨头吗?不能。

从历史上说,日、德两国是一种缺乏先天禀赋的国家,从来都不具备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基础,只能成为次强国。

德国与法国、英国的战争,除了争霸欧洲之外,更主要是争夺对于殖民地的控制权,而其本源,仍然在于无法解决国内危机。其国内战略调整能力差,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只能依靠掠夺外部资源来解决。所以,德国只能依靠闪电战打垮欧洲一些小国,一旦碰到前苏联这样的真正巨头,则不可避免失败。

日本同样如此,作为一个岛国,其先天禀赋有限。上世纪上半叶日本侵华,在某种意义上说,正说明日本经济强盛的脆弱性,只有依靠中国的资源,方可立足未来,很多当年侵华的日本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在对华战争之时,既骄傲自大,更有隐藏于内心的恐惧,在某种意义上说,征服中国是日本无可选择的必然之路。但是,既然历史没有给予日本这个机会,在未来,日本将是一个会被日益边缘化的国家。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得益于中日之间现代化的时间差,在中国尚处于中世纪乃至半封建社会时,已经脱亚入欧的日本,对于中国有一个体制上的比较优势。日本失去了征服中国的机会,即等于失去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永久机会。

而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就有日本人洞察到其未来宿命。而民国时期富有远见的中国人,如国民党的蒋百里,共产党的毛泽东等人,正在此基础上,预见到中日之间经过持久战后,日本必然失败。

同时,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某种意义上具有依附性。二战后两国均由美国占领和完成现代化改造,其残余的封建制度,被逐步扫清。美国逐步将其培养成卫星国,他们共同的特性是:高素质的国民及由此造就的丰富人力资源、贫乏的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纳入美国的体系,而不太可能成为独立的不可控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的巨大互补性,是日本、德国迅速崛的重要原因,台湾、韩国某种意义上也是走的这条路。

先天的缺陷,使日德缺少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纵使美国衰落,日德也无能力取代,新的霸主诞生之后,日德仍然只能成为未来主流经济体的互补性力量,这是日德等类国家的宿命。

均势竞争使新兴国家无法成为中心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关于新兴国家兴起,并逐步取代传统强国的假设,已经普遍流行。

《全球通史》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曾提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遏止领先”法则:在转变时期起先最发达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将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则可能更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逐渐处于领先地位。

虽然遏止领先假说被普遍接受,但是,这个假说,存在着一个前提,即起先最发达的社会已经彻底腐朽,失去其调整能力,而相对落后地区能够产生新的,完全不同的文明。

几大新兴国家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要追上美国,尚且需要数十年时间。更何况“月亮走,我也走”,在新兴市场逐步发展的同时,美国也在同步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远未到日落西山的时候。

同时,众多新兴国家,都存在着自身的重大缺陷,这些缺陷,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阻滞其追赶既有强国的步伐。在“金砖四国”之中,俄罗斯资源丰富,“休克疗法”之后,已经完成了社会转轨,但是,俄罗斯人口总量继续下降,劳动力储备严重不足将会制约其经济的发展;巴西的能源不足,长期依赖进口,并且国内贫富悬殊巨大,社会结构极不合理;印度未来人口资源丰富,但是其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同时,基础设施与工业落后,需要长时间的弥补;墨西哥与南非,越南等,目前均只是地区性强国,尚且不具备成为全球未来一极的实力。中国贫富分化严重,资源缺乏,且人口倒置,未来成为老人之国,活力不再。

更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面临着与美国等传统强国的竞争,也面临着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俄罗斯希望能够重振大国雄风,恢复全苏联类似的地位,巴西则要从一个“未来永远在未来”的国家,成为一个“今日之国”,而,印度,则一直宣称要成为未来的亚洲世纪的主角。

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反容易出现均势竞争的格局。难以有某一家远远超越众人,一枝独秀,直追美国。

在未来时代,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传统工业强国,都难以产生如当今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在资源与市场等领域竞争的日益激烈,将使各种崛起力量分化。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成为未来经济中重要的一级,但是无法产生一个独立的、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大国。

知雄守雌,为天下溪

美国的强大,不仅在于站立山颠,执天下之大象。更在于沉潜于山谷,虚心汇聚天下资源。

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强盛,得宜于全球化与“后暴力时代”,它有两大特征。

其一是,与古罗马与近现代的西班牙、英国动用军队地他国的征服不同。美国更多是借助全球化的进程,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网状的资源整合,这样的整合不需要政府和军队,而是以个体的企业为具体的资源整合的主体。而这种跨国企业,其业务分散在全球,其对于全球的资源利用,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是分散的。如IBM,其研发中心设在印度,利用印度的人力资源,其采购中心部分设在中国;而在全球数十个国家,都有销售网络;而从1967年,麦当劳在加拿大开第一家国外分店开始,其在全球一百个国家共拥有分店超过三万家。

这种资源利用和经济扩张的方式,使美国的影响既随全球化扩展,又不会遭遇到具体的挑战。这与传统的帝国遭遇到殖民地的抵抗即土崩瓦解有天壤之别。这种渗透是无形的,而且是分散的。其主体是跨国企业,而非国家。美国的航空母舰暂时开不到的地方,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早就到了,这是以前的世界性霸主无法比拟的。

其二是,与传统的通过武力掠夺占领资源不同的是,美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性。主要通过自由交易和互惠互利的原则,来获得外部资源。

与历史上最强盛的任何帝国都不同的是,美国的强盛,并没有建立在外部的扩张之上。无论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还是近现代的西班牙与英国,其资源依靠武力掠夺,所以一旦武力失败,也失去其资源控制能力。

而美国是一个富有雄才大略的国家,其从100多年前开始,即提出极度富有远见的“门户开放”政策,以贸易和交换为主要的资源获取渠道,其海外虽有驻军,却基本没有殖民地。

这种以为交易和互惠而非控制与武力掠夺的新的交往方式,使美国获得了更为久远的利益。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即为“天下溪”。它对于全球资源的控制,并非建立在暴力掠夺上,而建立在成为全球资源自由交流的中枢之上。通过为天下之溪,会聚全球性的资源。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其吸收全球资源的能力非常强大,电影《功夫熊猫》创造了票房纪录。事实上,熊猫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却由于种种思想管制,导致国人想象力的缺乏和人文精神的枯竭,为什么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拍出《功夫熊猫》?此中深意,令人反思。

美国的对于全球的资源控制能力,更多通过跨国公司体现。在金融领域,美国的十大银行,其投资遍及世界各地,在中国,很多知名的新兴公司,背后都有美国大银行的背影:蒙牛背后的摩根,无锡尚德背后的高盛等。在基础资源领域,美国大石油公司控制了全球石油的流动。在大众产业领域,微软、IBM、可口可乐、麦当劳、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等,风靡全球。甚至在下游产业链,沃尔玛成为全球数十万家供应商的销售商,以及全球上亿消费者的提供商。而美国,则似乎是一个扩大化的沃尔玛:它本身并不拥有更多资源,但是,却是各种资源的聚汇之地。

在全球500强中,美国企业约占一半,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市场自由度的加强,使这些世界性巨头全球性资源整合能力日益增强。

上帝,国家,可乐

美国的强盛,不仅仅在与器物文明,更在于制度文明。

有一本书,叫做《上帝,国家,可乐》,在国家与企业的背后,还有上帝的影子。而上帝,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与文化的象征。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美国的强盛,不仅在于硬实力,也在于软实力。

在商业领域,美国亦仍为全球之王者,在商业文化,商业环境与具体的企业治理领域,均领先于全球。

知名商业杂志《财富》有两个知名的排行榜,一个是《财富》全球500强排名,一个是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耐人寻味的是,最受尊敬的企业名单,与全球500强的名单,竟然有非常大的重叠。在2008年全球最受尊敬的十大企业苹果, 伯克希尔-哈撒韦, 通用电气、谷歌、丰田汽车,联邦快递等,全部都在全球500强之列。

以“义”为主的最受尊敬的企业,与以“利”为主的全球500强的惊人重叠,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一个企业要赢得全球性的尊敬,在企业责任、道德伦理、社会公益、造福公众等方面,都需要作出表率。美国商业巨头能够突破国家限制,被广泛地接受和推崇,就在于它们身上,体现了一种通用的、普世的、主流的道德与价值观。正如伟大企业家,福特企业的创始人老福特所言,伟大的企业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应该让身边的社会更加美好。商业必须“流着道德的血液。”

同时,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为自由的经济体。美国显示了强大的包容能力和无与伦比的自由精神。美国建成了自由开放的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这正是英法称霸世界时,因自囿于欧洲传统的傲慢优越、无法转型而没落的原因。这亦是东亚等富有威权主义传统的国家无法达到的彼岸。美国将现代商业精神发扬光大。

这种自由的经济体,提供了良好的商业环境,在美国注册的外国公司,当为全球之冠。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所谓“中国公司”,很多就是在美国注册,当很多出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和全球自由发展时,很多中国公司,却仍然在国有企业的夹缝中求生存,躲避权力的伤害。而当中国出现三聚氰胺危机的时候,美国早在100多前的牛奶危机之后,就已经就食品安全立法。经过上时间的商业社会的演变与进化,美国拥有比较完善的商业法则与商业环境,这也是其一大优势。

而在具体的企业层面,很多崛起于美国的商业巨头,能够成为全球性企业的楷模,亦体现了在微观运营层面,这些企业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公司股东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出美国文化的某些特点。追求民主与自由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社会根基。全民投资几乎成为美国社会追求平等与民主的文化缩影。

在美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最大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一般低于5%。充分的股权流动性、全民投资与严格的监管等特点,让美国投资者得以在市场原则下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充裕的资本优势让美国公司得以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并积极拓展全球经营,提高全球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式公司强调公司治理、股东利益至上等理念备受推崇。

自我革命的国家才有希望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在亚洲,日本亦是靠改革而腾飞。19世纪后期,日本搞明治维新,中国人嘲笑日本是小国,不愿学革新。后来日本崛起,击败了老大帝国的中国。而在二战之后,日本更尽兴了全面改革,彻底扫清了封建残余,打击财阀实力,推行现代文明,由此实现了二次腾飞。

制度自信,并非不要学习。在”五不搞“的语境下,中国纵使可以不学西方,但是,东方一样值得学习。中国未来需要向三个东方国家学习。学越南,搞东方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学缅甸,搞东方国家社会和解,学土耳其,搞东方国家文化大革新。

美国能够强盛200年,并且至今不衰,就与其强大的自我内部革新能力有关。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矛盾,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涤荡了污秽,扫清了发展道路,遂一跃为世界第一强国;在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丁•路德•金发起的民权运动,完成了对自我的又一次清算与革新,而经历9•11的事件十年之后,美国在纽约世贸的废墟上建立了9•11清真寺,族群融合与信仰的宽容,成为美国社会反思后的共识。


未来中国要赶超美国,最大的希望,并非在于硬实力,仅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更重要的是软实力,在制度和文化领域,不停改革,学习土耳其,在文化领域,彻底摧毁传统的腐臭,涅槃而后新生。拜孔子,复儒家,是没有出路的。事实上,中国一百多年来,骨子里一直没有超过张之洞。“中国特色”的借口,其核心仍然是“中学为体”,只不过不愿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换了块招牌。而在政治领域,更需要实现民进官退,还权于民,将权力的恶兽锁紧笼子。

中国的改革,日久弥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二次共和再造,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为中国的现代化的三次重要变革。未来,中国需要第四次大变革,以彻底扫清现代化的障碍,实现全面振兴。(本文据作者博客)






纽约时报:38军军长宁死不遵命内幕(1张图) 

 

【纽约时报】

2014-06-04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将它实质上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没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们对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认的理解。

  当时,主持镇压的党内元老邓小平赞扬军队忠诚不二,就连一些国外的报道也保留了部队坚定冷酷地服从命令的形象。不过,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后来几个月的军队讲话和报告显示,对于下达的残酷任务,官兵们心存疑虑、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让他们颇为不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国军方文献中,有一份评估报告写道,武警杨德安称,“情况多变,很混乱。我们对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敌友难分,攻击目标也不明确。”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谈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表示,国家强制实施的审查,再加上制止目击者发声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对中国当代史中堪称最为沉痛的这一事件基本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李晓明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事,但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种耻辱。”1989年的时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部队当中。

  虽然官方的遮掩使得这些新说法的细节难以得到确认,但是研究过解放军内部报告的一些学者表示,这些说法真实可信。他们浏览的报告包括对部队动员的描述,以及对军队与抗议人群暴力冲突的详尽叙述。此前也曾有人尝试还原共产党强行抹去的记忆,于是有了2001年发表的文献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对其意图与真实性的争议一直挥之不去。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煳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这名前研究人员名为张刚,当时曾试图协调抗议者与政府达成妥协。他表示,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但徐勤先并不是军队高层中唯一的异议者。前研究员张刚表示,人民解放军军官王东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员的助手,他组织反对戒严的军队高层进行请愿。王东如今已经去世,张刚和其他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公布他组织请愿的细节了。

  张刚表示,军中对戒严令的疑虑的扩散让邓小平等人非常担心,以至于他们切断了很多所谓的“红机子”。高层官员本可以通过这种电话互相联系。但王东试图利用自己的高层关系,组织军队内部人士表达不同意见。

  1989年5月,请愿书的复印件传遍北京,但其来源和真实性却并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张刚曾与军队高级军官有联系,他如今表示,自己边接王东的电话,边记下了请愿书的内容和名字,之后将请愿书交给朋友,由他们进行了复写。

  几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机的人接受采访时称,王东与王军涛、周舵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两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在设法阻止军队发起攻击,同时也斥责抗议者组织混乱,思维天真。两人回忆称,他们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复询问王东有关军队态度的问题。两人均称,王东淡化了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风险。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那共产党不是在自杀吗?’”周舵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么残酷”。

  就在请愿书被传至北京各处之时,共有18万至25万名士兵从全国各地赶来实施戒严。虽然北京普通民众进行反抗的举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相关文件及采访内容说明,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北京时,居民们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奋起反抗,由此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沮丧、失望的情绪及谣言,这些都让士兵们有所动摇。

  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及他们对腐败、不平等现象和通货膨胀的愤懑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从5月19日开始,随着即将戒严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数以万计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到主要路口阻止军队进城,并恳请他们理解学生的诉求。

  当时,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陈光只有17岁。陈光表示,他的部队被学生围了起来,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属部队的一万名士兵被拦在长安街上。

  他回忆称,在三天的时间里,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阳下紧握枪支,居民和学生给他们送来食物,并带他们上厕所,还无时不刻地向他们灌输信息——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连上厕所都不会停,”陈光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讲累了讲哑了,另一个上来继续跟你讲。”

  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和河北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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