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新闻，有一点我曾经感觉非常奇怪，美国是怎么知道这几名攻击者的个人信息的，从事这种工作，通常是保密级别非常高的工作，那么美国怎么知道上海61398部队第3支队成员的孙凯良(SunKailiang)、黄镇宇(Huang Zhenyu)、文新宇(WenXinyu)、王东(Wang Dong)以及顾春晖(Gu Chunhui)等5人从事了这项工作呢？

我想，即使这些人操作疏忽，泄漏了自己的IP地址，那从IP定位到人，通常也需要电信运营商的配合，例如查询中国电信等运营商的日志资料来获得个人信息，美国显然无法让中国电信交出数据，那么数据从哪里来的呢？

后来看了外媒的一篇报道才明白，原来五名中国军官被发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同一个VPN来进行网络攻击和访问Facebook、Twitter和Gmail，这样，美国政府通过IP地址对比即可从Facebook和Google那个拿到该用户的个人资料。

可能这些中国的网络攻击者太偷懒或者说太骄横，他们直接从自己实施网络攻击的服务器登陆自己的Facebook和Twitter账户，结果，喜欢走捷径的中国攻击者被网络安全公司掌握了行踪。

2013年2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发布过报告，指称“总部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国军方人员入侵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141家公司的网络系统，窃取商业机密。根据Mandiant发布的报告，Mandiant的专家甚至还破解了其中一攻击者的Gmail信箱密码，由于Gmail登录时会提示保存手机号码，因此进入其Gmail信箱之后，该用户的邮件内容以及手机号码也被曝光。

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到的现象是，美国的网络安全水平实际上远远高于中国，美国人不仅知道中国对美国企业实施攻击，而且能够具体到某个部队的哪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实施了攻击，甚至攻击者的电子邮箱都被美国人破解，而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攻击却知之甚少，大部分内容都来自美国自己（斯诺登）的爆料，根本无法控制和定位美方的攻击，有时候可能还不清楚自己的机器受到了美国的攻击。

因此，美方的这种指责的确有“作秀”的意味，只能更加形象地说明美国的整体网络安全水平远高于中国。

王丹谈六四观点大变：反

思是否应该绝食(图)

京港台：2014-6-9 00:20| 来源：多维 |

虽然1989年的“六四”事件距今已经过去了25个春秋，但因其所特有的政治敏感性，使得该事件始终未曾淡出海内外观察人士的视线。当年的年轻学运领袖如今皆已人到中年，随着不断的自我反省，他们中有些人开始渐趋“平静”，但亦有人思维改变，又重新激进化。近日，曾在“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作为一号人物通缉并一度入狱的王丹对媒体表示，“我过去一直认为学生绝食时间点的选择值得反思。坦率来说，我现在有所改变，该不该绝食更重要，哪个时间点不重要。” 　　　　王丹、吾尔开希力挺太阳花学运 　　作为“六四”后被大陆通缉的一、二号人物，王丹和吾尔开希目前都生活在台湾，前者经历了7年的牢狱之灾，后者则一直流亡。现在，吾尔开希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了，这不仅体现在身份转换上，他的兴趣也转向了许多台湾本土议题。但这种转变，尚未在王丹身上发生。虽然他也表示把台湾当做另一个故乡，却极少对台湾时政发表评论。在《亚洲周刊》为6月15日制作的新一期封面专题中，王丹表示至今未领取中华民国护照，因为想不通：“我怎么就成了中华民国的人了？” 　　不过尽管在台湾成为教师的日子并不长，王丹和学生却走得很近。他会和学生去唱通宵的卡拉OK，每年的生日会在课室里和学生一起过，甚至带着他们去毕业旅游。在课堂之外，他开办了“中国沙龙”，谈论中国问题。中国沙龙无论形式还是规模，都颇像当年他还是北京大学学生时创办的民主沙龙。其中，统独大辩论是每学期中国沙龙的保留节目，参加者按立场分坐两侧展开辩论（可想而知几乎变成大陆交换生与台湾同学的辩论）。“我觉得统与独不是现实问题，也知道辩论没有结果”，“可是我们要去政治化，大家都觉得这是敏感政治问题不谈，为什么不可以谈？多么敏感多么政治我们都可以谈。即使立场尖锐，也要面对面说出来。”王丹说。他希望两岸年轻人能够学会倾听，保持交流。 　　通过沙龙，王丹身边集结起一批活跃分子，其中就包括2014年3月领导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陈为廷和林飞帆。而作为王丹的好友，吾尔开希也受邀来过中国沙龙两次。3月18日晚，结束了沙龙的吾尔开希和王丹在酒馆里喝酒时不断收到来自学运前方的消息，当晚，学生们以令人错愕的速度攻占了立法院。凌晨两点，吾尔开希乘出租车从新竹赶到台北，被学生们邀请上台发言。“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吾尔开希在演讲最后说。这句话，像是在评价当年的自己。王丹则在凌晨四点钟到达，与吾尔开希并肩站在一起。这一幕并不陌生，是天安门运动中的经典画面。而这一次，两位昔日的学生领袖，在一场新的学生运动中，再次并肩站在了镜头前面。谈及当时的情况，吾尔开希说：“我想在最早的时间去，表达我们天安门学生的支持，提醒社会大众如何看待这些学生。”王丹则带着些许攻击性地反问：“那是我的学生，我作为家长和老师，不出现在现场出现在哪里？” 　　王丹承认，他的观点在慢慢变化，“当然也受到太阳花学运的影响”。“我们对社会运动不要太严苛，因为社会运动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太早绝食了，路线激进了。可是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要求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就被抹黑，对社会发展不利。”他谈及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和以往的表述有所区别。“我过去一直认为学生绝食时间点的选择值得反思。坦率来说，我现在有所改变，该不该绝食更重要，哪个时间点不重要。”（在1989年5月13日他集合吾尔开希等6位学生领袖，不顾北高联和北大筹委会的反对，以个人名义发起了绝食，最终将事件推上高潮。）而在1993年第一次出狱后，他对曾劝学生停止绝食的学者包遵信说，绝食应该在5月19日前停止，那样学生有主动权，更有利于党内健康的民主力量。90年代末，他也曾说过，“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进入中年后的王丹，似乎从一个自我反省者重新变为一个激进者。 　　周舵：他们25年没学到教训 　　对于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太阳花学运中的表现，也有一些人表达了失望。“25年过去了，他们居然什么教训都没有学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四君子之一周舵不留情面地批评道，他认为，太阳花学运是“无法无天、反动倒退、极左民粹的”。 　　“六四”以后的25年，周舵极力批判“党文化”，主张“真相与和解”以解决“六四”问题。“六四”出狱之后，周舵于1992年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他惊讶地发现海外民运一致的激进革命，且热衷于内斗，“成天抓叛徒抓特务”。周舵批评高喊民主自由的“左派持不同政见者”的共同点是“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这类深受“党文化”影响的人群拥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坚信正义的事业必胜”，宣称“代价再大中国人民也承受得起”，进而陷于激进的民粹民主主义。周舵不断强调要“负责任”，他说，“不少朋友一拿到绿卡，立刻变得激进起来，为什么？中国大乱，他一张机票走人了。激进派最大的问题就是专门唱高调，不负责任”。 　　在笔战中，周舵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渐进民主论。2010年，周舵在香港出版研究成果《渐进民主文集》。2011年末和2012年初，周舵继续在《领导者》杂志发表实名文章，连载上下两期《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这篇长文可以视为周舵“渐进民主化”研究成果在中国国内首次公开的综述。 　　有媒体报道称，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而对于周舵的政改建议，据说高层人士未表反对。 　　然而，在海外，由于身份的逐渐去敏感化，周舵成为“中共特务”、“御用学者”的骂名频频出现。不过在《亚洲周刊》的采访中，周舵说：“这没什么稀奇的。许多朋友都一直在极力劝说我做这件事，我没当回事。中共新一届班子有所不同，他们和我原本就是一代人，‘老三届’，朋友圈都是相通的，80年代干的事业也异曲同工，只不过是六四把大家分隔开了、对立起来了而已。这道沟总得想办法填平它。” 　　　　孔庆东谈六四视频或有官方背景 　　除了周舵，同样能在大陆谈论中国问题，同时保有人身自由的“六四”学运领袖还有左派学者孔庆东——虽然在不久前的5月23日，他被注销新浪微博账号、禁言腾讯微博。孔庆东在“六四”期间是高自联成员，北大学运筹委会召集人。一张当年学运的照片显示，1989年5月1日北大筹委会召开中外记者会，发言者为筹委会常委王丹，孔庆东则站在王丹身后不远处。 　　孔庆东微博被封的起因是他在微博上透露，自己5月20日在课堂向学生讲述了“六四真相”：“当时根本没有暴乱，是解放军血腥开枪扫射人民后，反过来栽赃陷害人民。动用野战军对付爱国学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彻底背叛。” 　　不过，多维新闻在北京时间6月3日曾独家首发了一段37分钟的视频，内容正是“八九学运”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孔庆东谈论“六四”。该视频系一位多年参与**博客的博主所提供，多维新闻并不能证实视频提供者的背景，亦对该视频的内容保持中立，无政治立场。但视频一经公布，有观察人士认为，孔庆东这一举动与之前的大陆左派言论有相当大差异，可能是官方授意，值得重视。 　　在视频中，孔庆东认为，“当年这个事情就像评价‘文革’等大的运动一样，它应该分阶段评价。这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爱国民主运动，广大的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参加者都是爱国的、爱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改掉在改革过程中腐败的弊端，要求扩大民主，我认为它的整个主流是好的。但是中间，由于敌对势力的阴险，由于我们政府处理不当，包括情况、信息掌握的不准确，造成整个的误判，再加上学生的幼稚，它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仍然不能改变这场运动的整体性质，只能说是被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加以利用”。孔庆东称确实有非常令人遗憾的流血事件，并没有“血流成河”，“但以我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来看，死一个人也是遗憾的，不应该的”。 　　对此，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接受多维新闻的采访时表示，孔庆东这次评论“六四”并没有像以往官方那样极端，提出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在诉求上是正面的，这些提法可能代表了中共党内的一些说法和想法。他又认为，如果孔的讲话是有官方背景的话，可以视作北京对“六四”真相讨论的开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虽然他本人对孔庆东有关一些学生领袖的评价，包括绑架学生利益、为了个人安危拿外国护照，要推翻中共政权等很多说法都不同意，但就承认这些事情可以去讨论。在李卓人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回避，不回避总比一味回避要好，这也正是此次表态的积极意义所在。

   

   
   所跟：余大郎：高诉求时见好就收，低诉求时见坏就上；胡平若这样表述就周延了。
   
   作者：徐水良：你真是什么也不懂，见好见坏是胡平的专有笑话，与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属于同类性质。后者是胡平根据洋迷信搬用的洋教授洋笑话。而前者则是胡平土法创制的土笑话。
   
   一般军事原则日常常识(避强击弱原则）是：
   
   自己力量大形势好、见好要上才能歼灭敌人争取胜利；自己力量小形势不好，敌人力量大，见坏要避要撤要收才能避免失败。
   
   这就是军事上避强击弱的日常常识和原则。中共的十六个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用的这个道理。
   
   胡平见好见坏原则，反对这个军事原则和常识，把这个常识反过来了：
   
   见好就收的意思，是自己力量强形势好，千万不要打胜仗，杀一个敌人就收兵；见坏就上意思是，只要情况坏，敌人比你强大，你就要去打仗，就应该去冒险或送死。
   
   按见好见坏的字面意义，只能是这样的意思。
   
   而且也只能这样判断和解释，否则，没有好坏标准，完全无法操作。
   
   实际上，为“见好就收”辩护的，他们的理由都是“见坏就收”：即中共坚持镇压，民众无法抵抗，情况很坏，为了避免流血，就应该收，就应该撤退，去保存力量。讲的是一般人的常识。（这个常识符合一般日常情况，但不见得符合革命时期特殊情况。）可是却反过来用“见坏要收”，来为“见好就收”辩护。
   
   胡平根本无法清楚地理解和表达这个意思，于是就像他一贯的做法一样，被当时靠语言出格，故作惊人之言出风头的习惯牵制，把意思完全表达反了，变成“见好就收”，于是他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就变成了与军事原则、日常常识完全相反的东西，于是就变成惊世骇俗的惊人之论，于是引起人们惊讶，于是引起争论二十多年。
   
   这个争论的真相，实际上就在这里。
   
   我的批驳，我楼下的帖子，一直在揭示这个真相，解释胡平语言中表达的非常荒谬的意思。都是在说明和解释这个问题。现在人们仍然无法理解这个真相，我这里直话直说了。盼老胡谅解在下说出这里你语言理解表达能力欠缺的问题。（其实胡平你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并不差，只是你太追求用这类出格特殊表述来吸引别人注意力了。）
   
   
   附：
   
   

   
   
   在胡平的《民主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一文及其争论中，胡平牛乐吼对于亚当.普里泽沃斯基的态度，表现了崇洋迷信的典型。洋人洋教授的话，不管如何荒谬，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理解，一律相信，当作金科玉律来崇拜。还把洋教授的话当作理所当然正确东西，搬出来反对正确思想。
   
   其实，左派教授普里泽沃斯基“制度化不确定性”的说法，本身就很荒谬。因为，制度是规范，是秩序，是常规，是确定性。是与不确定性对立的概念。我们可以努力减少不确定性，也可以通过尽可能制度化来减少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本身，不可能制度化。“制度化不确定性”或“民主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它们的意思，就是把没有规矩没有规范变成制度变成规矩和规范，把没有秩序的混沌状态变成常规变成制度，也就是说，把混乱无序当作制度，把没有制度当作制度。那就把制度彻底否定了，变成了混乱无序的混沌社会。
   
   我们把“民主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这个理论笑话，命名为“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
   
   普里泽沃斯基的结论，也很不正确。专制制度条件下，较少有制度性妥协（但绝不是没有），妥协主要是实质性妥协。民主制度下的妥协，以制度性妥协为主干，包含大量实质性妥协。不过，在民主制度下，这些实质性妥协，往往会通过制度性妥协得到确认和保证。在民主制度下，无论制度性妥协，还是实质性妥协，都要比专制制度下多得多，常规得多。例如，参众两院，其决议条文，实质内容往往反复修改，这属于实质妥协。而民主表决，属于制度性妥协，而表决程序的协商和妥协，属于程序妥协。
   
   同时，民主制度下的妥协，其可靠性，确定性，要远远超过专制制度下妥协的可靠性、确定性。因为专制者往往反复无常、不守信用。
   
   所以，普里泽沃斯基的结论，尤其是民主制度不可能有实质性妥协的说法，完全违背历史事实，非常错误。“民主制度不可能有实质性妥协”，这个说法，是第二个“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我们把“民主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称为“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之一，“民主制度不可能有实质性妥协”，称为“胡平－普里泽沃斯基笑话”之二。
   
   不过，我们这里不来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制度性妥协和实质性妥协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因为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许多年中，被一些“精英”们搞得混乱不堪，两者关系被颠倒。因此，2005年3月1日，我写了《也谈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一文，加以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当作参考。
   
   从五四以后，尤其是从河殇派和自由主义出现以来，崇洋迷信成为中国某些精英们的普遍风气。我们后面的论述中，将会论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
   
   当然，这种崇洋迷信，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例如，几个不懂经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一个幼稚的、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荒唐建议——休克疗法，俄罗斯人竟然轻易地相信和接受，表现了俄罗斯人很重的崇洋迷信心理。
   
   在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产生了三个立场，或者说三个派别。这三个派别之间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三个派别，就是：
   
   1、土迷信，即崇土迷信派：推崇传统文化，不相信并排斥外来文化。
   
   2、洋迷信，即崇洋迷信派：推崇外来文化，排斥甚至毁灭传统文化。
   
   3、分析派或者精华派，既反对土迷信，也反对洋迷信，主张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采取分析态度，接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舍弃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垃圾，在两种精华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
   
   可惜的是，虽然近年来这第三个派别的力量大大增强，但迄今为止，这第三个派别，仍然是弱势。从鸦片战争到今天170年的斗争，往往是土迷信和洋迷信两个派别相斗争。第三个派别被挤到非常狭小的地位。
   
   前80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主要是中国人民反对土迷信的斗争。五四运动，宣告了土迷信的惨败。
   
   后80年或90年，从五四运动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走了巨大的弯路。包括两个一党专制政权的产生，中共建政，实行马列主义公有化大抢劫和自由主义私有化大抢劫，两次大抢劫。这些，主要都是洋迷信造成的，是洋迷信派引进西方垃圾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造成的。这个巨大的弯路，绝不是洋迷信者胡说的那样，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
   
   现在，是第三个80年开始的阶段。中共正在坚持洋迷信的同时，大力恢复土迷信，恢复传统专制思想，他们正在夸张地大搞尊孔尊儒家专制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个80年，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洋迷信土迷信一起反，洋垃圾土垃圾一起扫除，传统文化精华和外来文化精华一起吸收，创造全新的，重新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进步文化的80年。
   
   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要把这第三个80年，变成扫除旧垃圾，创造新文明的80年。

此文于2014年06月08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