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tides500 于 2014-06-20  wencuecity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news/16825370/article
    臺灣非國民黨籍的吳三連（左二）1951年當選臺北市長

                       1950年國民黨在台灣推行地方自治，台灣選民開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直接選舉。過程中發生一些小意外，不為人知，但影響重大。
    
    1950年元旦，蔣介石提筆寫道：「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自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對於黨務、軍事、政治與政策、組織教育、及作風與領導方式，皆須徹底改革重新來過。」同時在當年的「大事表」上，認真地寫下：「地方自治」四個字。他要在台灣實施民選縣市長、議員以及鄉鎮市長，並把它列為當年最優先辦理的事。
    
    在中國大陸的失敗，蔣介石視為平生最大恥辱，整個1949年幾乎都在檢討失敗的原因，同時決心另起爐灶，徹底改革。
    
    ◆廢除舊制 徹底改革
    
    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在1949年同時推動幣制改革和土地改革，這兩項改革迅速改善台灣當時金融紊亂、土地分配不均的現象，頗得人心。
    
    蔣介石接著在1949年10月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作為黨員思想改造的基地，希望黨員從思想到行為做徹底的反省和改變。他經常對學員講話，勉勵他們洗雪失掉大陸的恥辱，誓把生命奉獻於實踐三民主義與光復大陸的革命大任。
    
    台灣當時面臨的內外形勢，極為嚴峻。眼看著中共即將席捲整個中國大陸，國民黨前途可悲；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大多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已出現各種背棄國民黨的動作；而台灣內部農工生產停滯，通貨膨脹嚴重，對外貿易幾乎停頓。更糟的是，自創黨以來就一直困擾國民黨高層的黨內派系傾軋，到了台灣並未停止，黨政高層領導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依然不斷，甚至直接波及蔣介石本人。種種挑戰，更加深蔣介石改革的決心。
    
    根據蔣介石的規畫，下一步就是地方自治了，他要推動一個新的、有政策、有效能政治，實踐民權主義中人民直接選舉的理想。
    
    這個想法提出來後，省政府及黨內立刻出現反對的聲音，甚至蔣介石身邊的人也表示疑慮。他們的質疑是：國內外情勢如此嚴峻，而國民黨在台灣還沒有站穩，這個時候實行地方自治，未免不切實際、好高騖遠。也有人擔心，如果自由選舉，大多數的公職將由人口較多的本省人取代，外省人的地位必受影響。
    
    ◆地方自治 循序實施
    
    不過，蔣介石及陳誠同心一致，決心排除萬難，實施地方自治。他們先成立「台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研究實施內容及步驟；然後依照事先規畫好的步驟，一步一步循序實施：(一)調整行政區，(二)整理自治財政，(三)充實自治教育，(四)釐定自治法規，(五)訓練自治人才，(六)改選各級民意機關，(七)選舉縣市長。
    
    與此同時，為了配合地方自治，增加地方財政資源，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在1950年9月特別通過一項決議，把菸酒及林業的管理及稅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這樣地方政府有了稅收的來源，得以增加財政資源。
    
    準備妥當，在1950年7月2日，開始台灣省第一屆縣市議會議員的選舉，台灣選民投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縣市議會直接選舉的票。因為是第一次，謹慎起見，行政院把這項選舉分區、分六期辦理，花蓮縣最早舉行，試點成功，再擴大到屏東縣、高雄縣、高雄市、台南縣、台南市、台中市、彰化縣、嘉義縣等，到1951年1月28日全部完成。
    
    同年10月開始台灣省第一屆縣市長選舉，全省21縣市分為八期辦理，第一期包括基隆市、台中市、台南市和澎湖四個縣市，於10月15日開始，隨後，其他各縣市長選舉也陸續舉辦。到1951年7月29日，全省21個縣市長均民選產生。平均投票率為70%，有的地方高達90%以上。　
    
    緊接著，1952年11月，台灣省臨時議會也以間接方式從各縣市議會中選出臨時省議員；與此同時，各基層的鄉長、區長、鎮長、村長、里長等也由人民選舉產生。在國民黨的全力動員、組織和控制之下，各項地方選舉順利完成。
    
    ◆干預選舉 旋即收手
    
    其中縣市長選舉最受矚目。1950年12月台灣省第一屆民選縣市長選舉期間，台中市長選舉競爭激烈，無黨籍候選人楊基先是當時台灣省民政廳廳長楊肇嘉的侄子，一開始聲勢就超過國民黨候選人林金標以及另一位非國民黨籍候選人廖朝洲。第一輪投票，三人都沒有過半，依法將做第二輪投票，但楊基先得票多出國民黨的林金標將近三分之一，蔣介石很關心選舉情形，他對楊基先在競選過程中一些批評國民黨的言論不滿，12月27日竟然發電給省主席吳國楨，要吳國楨聯絡楊基先自動退選。
    
    電報發出後蔣介石立刻後悔了，認為自己不該如此干涉選舉。他在日記中記載：「事後甚覺處置不當，但其電已發，駟馬難追，只有聽之，容待情勢推移，再定補救之道。」
    
    第二天，吳國楨當面跟他報告楊基先態度良好，願意退出選舉，蔣介石自覺理屈，祇有勸勉吳國楨對此事當另行考慮，會有補救之道。吳國楨還繼續發牢騷，蔣介石也忍著，因為「以曲在我也。」
    
    第三天，12月29日，他決定讓選舉依法進行，電告吳國楨：「令楊照常競選，不加干涉也。」蔣介石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反復思考。12月30日日記記道：「甚覺日前干涉台中市長選舉、勒令楊某退出之非法，尤其是對方表示遵旨自退時，更為不安，所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後來決定讓選舉依法進行，「即使黨員林某失敗，亦無愧色。」處理好此事，覺得舒了一口氣，「於是寸衷大樂也。」
    
    隔天，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鄭重記下這次的教訓：「台中市長選舉問題自覺處置錯誤，幸及時改正，不致大錯，堪為自慰。」
    
    1951年1月7日台中市長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果楊基先以3萬4441票當選第一屆台中市長。
    
    台北市長選舉，也出現類似的情形，非國民黨籍的吳三連受到較多選民的支持，國民黨於是禮讓吳三連競選，最後吳三連高票當選第一屆台北市長。
    
    ◆直接選舉 中國首例
    
    地方自治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前例，蔣介石以及大多數國民黨領導都是在實踐中學習。蔣日記中透露的台中市長選舉那一段，當事人沒提，如果不是日記開放，這段國民黨領導天人交戰、掙扎、自省、最後決定堅持依法辦理的心路歷程，恐怕永遠不為人知。
    
    正因為堅持依法辦理，才能取得台灣人民的信任。雖然無黨籍者在不少地方首長選舉取勝，但越來越多的台籍人士願意加入國民黨並代表黨參加選舉，同時國民黨也開始延攬地方精英代表黨參加選舉，進而贏得公職。黨的社會基礎不斷擴大，這些年輕、草根的地方精英為國民黨在台灣的發展注入有力的新血，而國民黨在台灣的合法地位也更加鞏固。
    
    (作者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博讯来稿]

    来源：中网

    
     一颗自杀式炸弹在大清国首都的CBD爆炸，造成巨大的伤亡。这是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前门)车站，彩旗招展，鼓号喧天，首都各界正在欢送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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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臣代表团五大臣代表团
    
    一颗自杀式炸弹在大清国首都的CBD爆炸，造成巨大的伤亡。
    
    这是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前门)车站，彩旗招展，鼓号喧天，首都各界正在欢送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表团专列。
    
    
    《申报》记载道：“外部(外交部)、商部(商务部)以及各部司员，京中各报馆人员均先时到站，高等实业学堂学生及军乐队学生，并测绘学堂学生、崇实学堂学生、识一小学堂学生均著操衣，列队送行。内城工巡局巡捕、消防队先时到站旁列队弹压，惟外城之巡捕并未到站。是日特加花车一辆，头等车三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国旗，颇为荣耀，少顷各国驻京公使亦来恭送……”
    
    就在这洋洋喜气之中，一个人影正在接近专列，他的怀中，揣着一颗自制的撞针式炸弹。
    
    悲剧到来了。《申报》继续报道：“至十一点钟开车之铃摇毕，五大臣依次登花车，将挂行李车，砰然一声震动天地，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消防队等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登时大乱。”
    
    这颗炸弹，直接造成了24人伤亡(据《泰晤士报》)，世界都被震惊了。
    暗杀时代
    
    暗杀在当时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风潮，他们普遍相信必须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
    
    被作为袭击目标的五大臣，是时年37岁的镇国公载泽，44岁的闽浙总督端方、52岁的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戴鸿慈、50岁的公安部部长(巡警部尚书)徐世昌、44岁的商务部部长助理(商部右丞)绍英。
    
    戴鸿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辰初(7 时)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10 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11 时，相约登车。泽公(载泽)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载泽)、徐(徐世昌)、绍(邵英)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端方)中丞在后车。午帅(端方)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五大臣中，除绍英受伤略重之外，都无大碍，倒是周围的人饱受池鱼之殃，死伤惨重。戴鸿慈日记中说：“随员萨郎中荫图及其内弟、从弟、子女、车夫、家丁均重伤，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惨矣。”
    
    当时十分活跃的官商、日后以小说《老残游记》闻名的刘鹗在其《乙巳日记》里记载:“本日巳刻论古斋陈君来云，火车头等突发炸弹。急派人往询，云弹发于包房。泽公爷、端午帅俱伤面，血淋淋然。闻死者三人，伤者十余人。前日之地震殆为此欤?”所谓的“前日之地震”，根据刘鹗的日记，即是9月19日晚上的地震。
    
    刺客本人则被炸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官方将刺客的尸体陈尸数日，无人认领，随后，将其面部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最终确认此人就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27岁的安徽桐城人吴樾。
    
    吴樾，本名吴越。至于其为何改名，时人各有解释，有的说是他行刺后，“清廷于大逆罪犯于其名必加偏旁”;有的则说“弃前名加木旁为樾，在烈士意思，无木旁之吴越为专制政府之小奴隶，有木旁之吴樾，为有共和思想之自由民”;国民党的党史权威冯自由，则在《革命逸史》中说：“原名越，以亲友某尝密为纳监，乃弃前名，加木旁为褪，盖表示与满清脱离关系也。”因安徽人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长达25年，因此在直隶地区政学两界的安徽人及江南人士不少，而吴樾参与创办的《直隶白话报》，其团队多是安徽人。
    
    北京炸弹一响，政府还没查清刺客的身份时，有一位远在南方的安徽人就致函朋友问： “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这位发信的安徽老乡，就是时年26岁、日后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和吴樾不仅是老乡，也是同志，他们都参加了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且成为其“暗杀团”的成员。暗杀在当时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风潮，他们普遍相信必须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尽管他们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如何防止这个新世界依然出现旧世界的同样问题毫无准备。“砸烂”是他们的主旋律，他们的同行、因刺杀广东巡抚恩寿未遂而在1900年被杀的史坚如，就曾说过：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世之谈变法者，粉饰支离，补其罅漏，庸有济乎? ”
    
    时年42岁的军机大臣铁良，被吴樾选中作为刺杀的目标。为此，吴樾来到保定潜伏，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的“保定支部”，这个支部还有个更酷的名称，叫做“北方暗杀团”。考虑到手枪并不可靠，吴樾开始学制炸弹。在行动之前，吴樾还写了一本手册《暗杀时代》，系统总结了他的暗杀救国的极端思想。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趑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矣。”
    吴樾不准立宪
    
    出乎革命党意料的是，他们试图狙击政改的这颗炸弹，却成了立宪的集结号。
    7月16日(农历六月十四) ，中央宣布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宪政——后又增派绍英。吴樾遂将刺杀目标从铁良改为五大臣。他认为：政府立宪的目的， “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彼五大臣可击而杀之也。” “越生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心拜为异族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之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
    
    吴樾对立宪嗤之以鼻。他说：“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以诖误国民者，实保皇会人为之倡。”他坚信满汉势不两立，必须建立一个“汉族新国”;并且，“吾国今日之行政、军事、教育、实业，一切国家社会之事，必经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进步，决非补苴罅漏、半新半旧之变法，足以挽此呼吸间之危亡也。……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
    
    更关键的是，他认为“满洲皇室无立宪资格”，而且立宪对汉人不利。他说：“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区区之心，贡献于我汉四万万同胞，必能协心并力，抱持唯一排满主义之团，建立汉族新国，则某虽死犹生。……我四万万同胞，人人实行与贼满政府势不两立之行为，乃得有生存之权利，不得权利，毋宁速死。”
    
    显然，在吴樾的眼中，“建立汉族新国”，比建立宪政、实现富强更为重要。
    吴樾的刺杀行动，因炸弹提前爆炸而失败。至于炸弹早爆的原因，有的说是“人众推拥、怀中弹发”;有的说是他乔装登车后，遭五大臣随行仆人质疑，仓促间引爆炸弹，未及远抛;有的则说是当时行李车正在加挂，产生了震动，引爆炸弹。可以肯定的是，这颗炸弹是他自己制作的。
    
    
    吴樾对立宪的敌视态度，在两年后因刺杀对其颇有私恩的安徽巡抚恩铭、而被处决的徐锡麟那里，也得到共鸣。根据《时报》的记载，徐锡麟在供词中坦言：“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的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是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
    
    吴樾袭击案后，舆论普遍谴责恐怖袭击、赞同立宪，并纷纷慰问五大臣，革命党人陈天华以“思黄”的笔名，在11月26日的《民报》上以《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为题，对此反击说：“五大臣之出洋也，将变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烈士击之，是犹于狞鬼执粉笔以涂人皮之际，乘其尚可辨认也，一举而剖扑之，以绝祸根。不幸而为魔鬼所毙，此正吾人之不幸也。”
    
    政府的政改决心，以及政改后有望出现的和谐局面，其实是这些革命党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多年后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也说：“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
    
    革命党人章太炎则毫不掩饰地希望：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记载这段话的，是章太炎的少年好友、满族人金梁。据金梁在《瓜圃述异》中说，章太炎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决心，甚至在集会演讲时，主动表示应先拿好友金梁开刀。章太炎的思路是自成逻辑的，1903年他在狱中答《新闻报》说：“逆胡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在所谓的“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够推进改革、修复体制的人，将大大减少革命成功的几率。
    
    对此，梁启超曾痛斥道：“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
    
    而出乎革命党意料的是，他们试图狙击政改的这颗炸弹，却成了立宪的集结号，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政府这边，大清国罕见地出现了万众一心、支持宪政的和谐局面……

      
     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认为，德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的考量、道德上的立场和政治手腕不幸的在艾未未的身上混乱的缠作一团。
    

    （德国之声中文网）事情其实本来很简单：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本国不断遭受不公平待遇，原因是他的政治观点和批评政府的艺术作品。这样可不行，应该立即停止。
    
    但这对于德国的策展方来说，意味着柏林首都文化基金和德国国家文化部出资举办的展览赢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正因为是这样，柏林目前正在 举办世界上最大的艾未未个人艺术作品展。此次展览的成功从一开始就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因为，所有来参观艾未未此次名为"证据"展览的人都为自己、为中国和世界做了点有益的事情--无论有多少艺术评论家对他的作品如何的说三道四。
    
    政治正确的艺术享受
    
    而且，对于那些并不信任中国这个崛起经济大国的德国人来说，艾未未无疑是一个完美的出气口。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最近在德国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将近60%的德国人感觉中国的政治实力是一种威胁。用新潮的德语来说，这次柏林的艾未未作品展做到了政治正确。
    

    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Frank Sieren)
    
    
    但是，现实比那些在马丁-格罗皮尤斯展览馆（Martin-Gropius-Bau）门口排队等待参观的15万民众所想象的更加复杂。经济上的考量、道德上的立场以及政治手腕如今已经不幸的缠绕作一团。这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艾未未越受迫害，他就会越有名。他的艺术作品就会更具价值，德国为其展览所支付的补贴从政治角度而言也就越值得，而中国国安部门对艾未未的骚扰也就越发适得其反。
    
    艾未未如同"文化太子党"
    
    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艾未未以其一针见血的批判性意见让中国政界人士已经动怒许久。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艾未未的批评性政治观点而将其逮捕的意见没有成为大多数。这也是因为他的父亲，著名诗人艾青和体制牵连甚密。1958至1976年间，他被毛泽东放逐到中国西部地区，后来成为邓小平周围的改革派之一。所以，其子艾未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对他采取措施就更需要深思熟虑。艾未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名文化太子党。所以，他也能够于2002年和瑞士建筑设计事务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一同申请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的设计权，并很快获选。但最晚到2008年5月，也就是艾未未指责官员腐败导致汶川地震中多所校舍坍塌，数千名学生丧生时，政治层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次地震导致约7万人丧生。直到今天，艾未未对这个问题依然毫不放松，这也让他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德国能够以批评政权的艺术家著称。
    

    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
    
    
    对他的逮捕并非突如奇来，毫无预兆。2011年1月，上海政府以艾未未没有获得建筑许可证为由，让他自己出钱拆毁了他在当地的艺术工作室。而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半年前，同一个政府机构还曾请求他在那里安家落户。其工作室被拆三个月后，艾未未被捕，关押在改建成监狱的旅馆房间里。官方的指控是 ：偷税漏税。
    
    为一个商业上成功的艺术家捐款
    
    艾未未被拘81天后，刚一重获自由，德国人就铺天盖地的赋予他荣誉和机会。艾未未当时不仅仅被柏林艺术学院接纳，而且同时还获得了一个柏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的职位。德国人向这个商业上成功的艺术家捐赠了大约100万欧元的款项，让他偿还据称数额为170万欧元的税款债务。艾未未只有在德国才能享受到这种特殊的，近乎宗教式的膜拜。至于德国人为何如此，可能值得另外撰文予以探讨。
    
    德国对艾未未个人崇拜的登峰造极之举就是2013年让这个中国人设计德国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名为Germania的展馆。然后就是在柏林为其举办全球规模最大的个人作品展。诚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卓越展览，里面有行外人也能看懂的概念艺术。这些作品用讽刺的手法直击政治问题的要害，同时在艺术美感上不打折扣。
    
    强烈的概念艺术
    
    还能有什么方式比用汽车金属漆涂盖的汉代花瓶能更加恰当反映中国飞速发展的阴暗面？旧时的样子依稀可见，但是花瓶上历史的特征和印记已经不复存在。名为"熔炉"（Forge）的简约风格作品是另外一个例子。艾未未表现螺纹钢条的美学可以与任何一座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Berg）的阁楼相配，能让人想起美国人布赖斯·马登（Brice Marden）的概念艺术作品。其中最大的区别是：艾未未的作品戏剧性的融入了政治元素，同时也对西方艺术在概念上的随意性提出批评，而不仅仅是批评中国政治。该作品中出现的螺纹钢条来自2008年在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由于当地的干部贪污公款，所以这些校舍不如它们应该有的那样坚固。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
    
    
    这直接戳中了共产党的痛处。通过逮捕艾未未的方式，中国领导层中的强硬派显示了他们的实力。在他们面前，就连艾青的"淘气"儿子也自身难保。之后，改革派又有机会告诉强硬派，他们究竟有多么愚蠢：与审查部门的初衷不同，国家安保部门让艾未未变得更加出名。强硬派不愿再为他搭台唱戏。这也是为什么艾未未又能在中国境内自由走动的原因。而且，现在也不再有人妨碍他在中国制作那些批评政府的艺术品，并令其顺利的在柏林展出。他的工作人员也能够自由旅行。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抱怨德国政府为艾未未的此次展览出资。考虑到之前发生的一切，这一事实被大多数德国媒体以一种颇为引人注意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忽略。
    
    政治层想要看到谦卑的姿态
    
    现在就差那本护照了，这也是恢复常态前的最后一道关卡。而现在的情况又变得更加复杂：按照中国当局的想法，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把护照还给艾未未。撤销诉讼等于是认错。即便在一个法制化的中国，如果不是被迫，北京方面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代价，更不用说中国于此还有很远的距离。所以，中国政界那些希望让艾未未获得自由的人需要他象征性的表现出谦卑的姿态。他们的愿望是，艾未未可以在几周的时间里不发表批判性的言论，或者赞美政府已经取得的成就。或者至少清楚的阐明，他的作品在政府的资助下可以顺利的在柏林展出本身就是迈向常态的重要一步。
    
    艾未未显然并不想这样做。他又有何必要这样做呢？首先，他不是这样的人。第二，他为什么要向那些想整他的人低头呢？根据视角不同，有人认为艾未未这是固执，也有人说这是顽强，但是这种做法自有它的代价：那些在中国政界--也包括德国政界里为他说话的人渐渐失去了帮助他的兴趣，而当前的情况是，艾未未重新获得旅行自由的可能性之大，前所未有。艾未未必须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所造成的损失不一定，但有可能很大，甚至远远超出他本人的范畴。对于强硬派来说，艾未未的态度无疑让他们感到如鱼得水。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告诉改革派：你们还想让他牵着你们的鼻子走多久？
    

    艾未未用上海工作室被强拆后的残骸制作的装置艺术品：“上海纪念”
    
    
    西方政治界对艾未未的耐心也不是无限的。他们自问，为成功释放艾未未所做出的努力到底有多少能变成政治资本？更简单的说：有多少选民能认可这种努力？
    
    为了避免这一观点从错误的方向被加以解读，必须要说，艾未未不参与这场游戏属于他的自由。但是他也必须直面其后果。他的行为对于那些指望着通过政治手段重获自由的人们来说，也是可能会带来后果的。
    
    受迫害的艺术家更具价值
    
    艾未未的艺术经纪人和顾问们并没有让这个权力的游戏变得更简单。他们尤其关注一件事情：那些艺术品的价格应该尽可能长时间的稳步增长。因为他们每卖出一件艺术品，就会得到高额的佣金。没有人能责怪他们暗地里应该感谢中国安保部门，并提出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艾未未怎样才更具价值？有护照还是没有护照？也许也会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的糟糕。因为越是立场坚定的大声呼吁应该将护照还给艾未未，这件事实际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之声的中国特约记者，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年。
    
    
    
    来源：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