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逝，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跟毛泽东江青很紧,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帐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

    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

    当邓小平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

    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候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豪无疑义的。

    毛主席口去口世口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因为在中央政治局，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左派已经取得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优势，如果经过中央全会选举，华国锋没有任何胜算，只能保留现任职务。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口青口集口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仅有两次单独见面的机会，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口变口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填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他人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般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退休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密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

    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画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

    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虽然毛泽东令其交出兵权退休回家养病，但他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何祖康，他令公安部的扬贵使调虎离山计，陪叶祖康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

    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以武力威胁迫使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谁不同意就抓谁，可以说，华国锋开创了践踏中共党史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党指挥枪的先河，是张国焘式的军事政变。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他做了两项决定, 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 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针对他违反党纪国法公然发动军事政变的事实，不断用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现代王莽华国锋一败涂地。

    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典型风吹两边倒的中间派人物。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转自:胡玉

尹胜：愚蠢的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失败的原因难以一言蔽之，就启蒙而言也并无成效，更别说文化与思想的转变到社会体制的改变。几千年来，统治阶级都在愚民，最后的事实就是统治者的成功，他们成功的把民众变得很愚昧，因为民众愚昧让统治者们很放心，他们就可以任意操弄社会和国家。愚民可以稳定社会，而愚民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慢慢会整体的衰败，最后被别的国家轻而易举的攻陷。无论是后汉、南宋、清末皆是如此下场。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民众都是中国人，这样的愚蠢是统治者和民众共同的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在《现世帖中》大骂：“愚蠢的中国人”。

一、从南京大屠杀看国人的软弱

最近网上有有个帖子：大概就是针对南京大屠杀，一个日本兵押成百上千的人去屠杀，居然没有反抗。普京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上的肯定会死，所以都不反抗。无论是不是普京说的，这叫什么聪明？俗话说：小聪明吃大亏，真正的聪明是智慧，智慧就是可以成就或成全的思想。大家都不想死，你要真聪明那就是活下来，可事实是不反抗最后全都完蛋了。有人冲上去，前面的固然会死，但后面的人可以活下来。死者将成为真正的英雄，被活着的祭奠，总比不反抗被屠杀都死了有价值吧。既然是聪明人，这么划算的事情为什么不干？！说到底还是蠢。不反抗这不叫聪明，是真正的愚蠢。“枪打出头鸟”，我们从小被父辈这样告诫，不要锋芒毕露，其实意思就是隐忍，不能真实表达自己，要学会伪装，首先装傻。其实不用装，中国人不但很傻，而且很蠢。南京大屠杀这种蠢，最大问题就是国人没有血性，长期被奴役，变的非常的软弱与顺从，而且没有是非判断能力。



二、从首都机场秩序看国人集体无意识现象

相信很多人坐过飞机，就拿北京首都机场来说。过了安检在登机口等候区等候，只要工作人员往检票口一站，大部分人就哗的拥挤过去抢位排队，熙熙攘攘，极为嘈杂混乱。好多次，都没到登机时间，仅是工作人员就那么一站罢了，这些人就排了队，生怕落后。也有经常看到因插队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的情况。排队挤，检票挤，然后上了飞机找座位、放行礼又是一阵乱挤，下飞机也是挤，取行礼还是挤。事实上，登机时间是非常充分的，就算全是残疾人坐轮椅，都足以有序从容的登机。为什么非要挤呢？他们从来不去考虑。有人说中国人太多，人多指密度还是总量。挤一定是密度，要说人口密度我们不如新加坡和日本。其实，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没有正确判断，没有是非观念，没有节奏把握，真正的群羊现象。所以，我基本上是等别人全部进了登机口十分钟后再检票登机，这样好躲过找座位与放行礼的混乱场面。

还有在中国坐电梯也是一样，特别是北京首都机场T3的上下梯。一旦有飞机到达，电梯门口就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电梯进出只有一个口，要想走得快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先让里面的出来，外面的再进去。这样的围堵，不仅不会更快，反而更慢。这是常识。可我们的国民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了。有些和我谈国民素质，我可以说这和素质没有丝毫关系，而关是非判断能力，其实也是无意识现象，无意识就是丧失是非判断能力，没有是非判断也就没有正确的行为方式，更没有好的社会环境。



三、从《空城计》看国人的投机心理

《三国演义》浓墨重彩塑造诸葛亮，居然成了四大名著之一。难怪鲁迅先生批《三国》“壮诸葛而近妖”。还有京剧著名选段：“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城门大开，几个老弱残兵吓退百万雄狮。这是典型的赌徒心态和侥幸心理，以小博大，以一胜百。无论一战二战，世界军事家研究的都是战略思想、武器装备，士兵素质和战术推演。这是所有军事斗争获胜的最终保障。《空城计》算什么？侥幸机诈，投机取巧，蒙混过关，欺诈机巧而已。不说空城计是否确有其事，就算是真的，那也只是小概率事件，如同摔跤捡到金子一般，根本不值得提倡和推广，我们居然传唱了两千年，还成了经典。这样的事情居然当成了智慧，聪明，高明之类的东西，在我看来非不但不是经典，实则是狗屎。



四、从气功和传统书画看中国虚无、无理性精神寄托

气功和竹林七贤几乎一个时代，魏晋时期，说到底都是些骗人的把戏，在我看来和王林耍蛇没什么两样。关于竹林七贤的文化精神的评价我在《汉语文化及天道信仰之于中国社会未来》一文中已经说过。这里说气功，只是那些道士们营生混世的手段，是比佛教还要糟糕的道教弄出来的愚人之术。正因为道教比佛教更糟糕，所以魏晋之后佛教才会在中国盛行。首先道教的出现本身就与文化、真理、正义、公理，与真善美没有丝毫关系，其前生为黄老道，专为秦始皇炼长生不老药的。其发源本质就是功利和欺骗性质的，后来还苟延残喘只因统治者还拿它愚民。气功讲的那一套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东西，虽然元人的铁骑长矛已经戳穿他们的骗术，但是还有国人继续相信，后来被洋人的火枪给摧毁，虽是如此，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可看出，至今许多国人还意淫于此。这和中国绘画书法讲气韵生动如出一辙，总之不具体，语焉不详，玄秘无解。当然我并不是对传统书画全盘否定，书画必定不是道教和气功。魏晋的书法，和唐宋的水墨非常好，许多文艺大家都坚持了汉文化的主体思想，信仰天地，求真务实。《文心雕龙》就是非常好的例证。而整个社会文化思潮还是充斥着懵懂感性的认知，被主流佛道的信仰给遮蔽。到后来比之文艺复兴，没能及时向理性转型，至今整体来说依旧停滞不前。最终被西方文化几乎击溃。观如今，除了中国的人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就剩传统书画了。人没问题，传统书画有问题，老一套，曰佛曰道，如同气功凭感觉似乎有什么而已，毫无实际意义。所以我们时代的精神寄托亦如同气功和传统书画，迷茫混淆，惶惶不安，如气如雾，漂浮不定，落不下，停不了，真正的淡泊与宁静的文化精神丧失殆尽，不真不善亦不美。



五、从佛教看中国如何愚人愚己

释迦牟尼为古印度人，其实就是个人，佛是后面人给弄上去的。其著述被后来者推为佛经，我看这与儒家没有不同。佛教从秦朝就开始传入中国，而在魏晋才被世族文人阶层所接纳，原因在于当时黑暗统治，世族文人的避世思想所导致。佛经浩如烟海，三千年变迁各有演绎，如若从经学本身去探讨，我看活五百年也未必全部理清。本来佛教就是一笔糊涂账，诸多学者皆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就拿事实说话比较好。一是佛教发源地印度，何时成为世界强国，引导人类迈进新的历史阶段的？没有。汉文化有秦朝文官制后来推行世界；宋明理学之下的四大发明也是全世界受益。文艺复兴带来的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也是世界性的，佛教有吗？没有。二、目前佛教国家几乎在东南亚，印度、缅甸、泰国、尼泊尔，蒙古等，均属佛教国家，中国算半个佛教国家、因为一直主导是儒学，现在是马克思。信佛的国家基本都很贫穷落后。如果你非要说日本和韩国，他们却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的。三、就佛经而言，虽有文明传递，但绝不等同于科学。科学需要实证，，发现并掌握客观规律，有实质在于发明，有所创造。佛教创造了什么？很多人说爱因斯坦的学说可以证明佛教，纯属胡扯，佛教那么牛你不提出相对论，你不发明汽车飞机给人类发展有具体贡献。把爱因斯坦扯进来真是可笑，爱因斯坦说过：不会信仰一切人格化的宗教。四是佛教有着反人性性质。“食色性也”，佛教废弃人的天性，这本身就是极端的。世界哲学界普遍公认：欲望是自然性，有利有弊，全看度的把握。你看那些什么星云大师之流，到底是男是女，我至今没弄明白。完全反自然的，还谈何科学？说不好听，人不做爱，和尚哪里来？四、你看这些佛教国家的精英阶层，赚了钱都移民哪里了？印度吗？不是，都是移民加拿大、澳洲、美国、新西兰等地方。那可是基督教国家。文明就是人心所向，愿望可终老一生的幸福。五、我不信任何宗教并不代表我没有信仰，就拿宗教来说，基督教讲经传道都是人听得懂的，唱诗祈祷不说有什么好的意义，至少可以愉悦身心吧。而佛教要下跪，烧香污染空气，破坏生态环境，念经唧唧哇哇全然听不懂，或许骂你老娘你也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全然就是个骗局。中国佛教本来就是专制统治拿来愚民的工具，时间久了，民众也习惯了，不但自欺，慢慢也开始欺人。



六、从宗法思想到宗法文化看中国正义与公理的缺失

宗法思想我认为是人类比较早的意识形态，特别在原始部落时期，宗法思想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原初的宗法思想是以种族、血缘为线索，旨在维系部落群体的秩序。文化形式各个部落都有不同。中国的宗法思想文字记叙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为孔子提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五常为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五常本来在当时也是非常好的思想，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汉代董仲舒者，把“贵阳而贱阴”也就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和三纲五常结合在一起，成了严苛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宗法思想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社会秩序，到后来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工具。强调宗族观念，强化群体意识，因为个体管理太繁琐，群体管理最方便。你不听话我就株连你全家，所以一个家族就成了一个小的利益集体。所以汉代独尊儒术，关键就在于专制统治需要宗法思想。宗法思想是血缘、宗族的群体意识，其目的在于要百姓宗族永远忠诚服侍于皇权宗族。这种思想也直接剥夺了人的个人意志和自由独立的品格精神。宗法思想导致的宗法文化就是忠君、孝廉、贞洁的道德观念。

至今为止，中国绝大部分依旧遵循着宗法思想。比如蒋介石把国民党交给蒋经国，老毛一样想把江山交给他儿子。由于他儿子死了，于是中国的权利就成了现在集体世袭，隔代指定。中国人依旧还是在认同乡同姓，见到同乡同姓亲密得不行。我在想，同乡同姓能说明什么？同乡同姓也有王八蛋，异乡异姓也有正人君子，为什么要认同乡同姓，其实就是国人无独立人格的精神表现。画画讲师承，这是什么东西？张大千的弟子一定比别人画得好吗？韩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怎么现实如此可笑。你看现在官二代、星二代、艺二代、富二代，全是宗法思想的恶果。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当了中央美院院长，红二代的几乎是大官大商。北京许多齐白石的弟子。孙思邈的三十六代孙，孔子的七十二代孙，全在招摇撞骗。你拿一个死人能说明什么？有个画家说他祖上是刘邦，我不想知道真假，就算你祖上是刘邦，那又如何？刘邦也不画画啊，再说刘邦的爹呢，不就是一农民嘛。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明白，难道还不愚蠢吗？我也没见毕加索的儿子名扬世界，成吉思汗的儿子也不象他父亲雄霸天下。全是扯淡。现实社会，谁官大就有发言权，谁辈分高谁就说了算。绝无正义与公理。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无论是谁，只要说得对就应该接受，而不管他性别、地位、年龄、姓氏、籍贯。



七、从谎言政治看中国人自己缔造的假民主

如果说清朝是因为宗法思想的愚民导致了民族和国家的破落。那么五四的失败正是愚昧的国民造就了谎言政治的诞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先是以民国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然后建立民主立宪。真正的民主需要民众有公民意识，公民自觉和公民责任。意思是你必须清醒，明辨是非，而且要承担结果。要做到这些那就必须抛弃我们的陋习，努力学习文化，学习真正的文明，也就是说民主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民众根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于是在国际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两大国际斗争面前，选择了最实惠的“马克思”，其实就是实惠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条捷径。这也符合国人《空城计》一贯的投机心理。现在也在讲民主和宪法，当然只是在开会的时候，而没有实质。什么是实质，就是没有特权阶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有选票，就是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游行自由、组党参政议政的自由。一党专政叫什么民主？只是谎言而已。我依然相信现在国家领导集体也是希望把国家搞好的，他们也不是坏人，但是他们面对这样的国情有何办法？叫我我也搞不了。再说了他们也是众多中国人的其中一员，工作不同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现在的社会体制，主要的原因还是几千年来宗法思想和文化、制度以及佛与道共同愚民所造成。我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因该归咎于历史。但从建国之后的历史却是属于这个党和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文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民，以及现实中的医疗、教育、养老、社会保障、阶层和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等等，以及中国未来发展。还有就是抗日和民国时期的历史真相，也需要还原真实，否则谎言还会继续，将把社会带向分崩混乱的境地。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值得探讨，马克思是德国人，别人都不把他当回事，我们却依旧把他当爷，算怎么回事？再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漏洞百出，很多理论都被后来哲学界所否定并旁置，我们为什么还把一个老外写进宪法？而且还坚持不动摇？这不是愚蠢、欺人欺己是干什么？



八、从文化乱象看中国文化精神的堕落

文化乱象我在《中国文化乱象之根本》一文中有所提及一些现象。我说过：“文化乃一个民族与国家立足之本，这个民族国家无论语言文字、思想思维、道德风尚、科技教育、经济政体、习惯养成，尽因文化所生发。文化乃国家民族之基因，乃我为何是我？而我不是他之本质区别。”什么是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其实就是向往真理，向往文明，追求自由和自主，坚持公理与正义，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其目的就是为了生命幸福。真善美首先是真，我们的文化人，有几个说真话的？全是忽悠。我在《读书人》一文有“读书人之所以是读书人，不但在于饱读诗书，还在于洞察世间百态，著述立文，铁肩担道义，勇于社会担当。我族新中国来寡士少贤，读书人毫无君子气节。庄子言：“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求真务实，是读书人的责任，就如农民种田一般。坚持真理与正义，崇尚真善美是读书人的社会义务。而今读书人仅读马列，做了专制的犬儒，整天盘算职称职务，尔虞我诈，蝇营狗苟，患得患失，何敢当士称贤，与君子之道背道而驰，实乃小人之实。”中国文化精神的堕落才是中国最悲哀的事情，没有人讲真话，都在“闷声发大财”。比起那些贪官，比起那些暴徒，在我看来，无良的学者更加可恨。他们说假话，迎合当政者，他们才是愚民的罪魁祸首。

2014年5月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