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官方歪曲的八國聯軍真相

作者： weixin

八國聯軍之战是被官方歪曲或誤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國近代史。

八國聯軍爲什么進軍北京？两句话可以概括（1）這場战爭由清廷一手挑起，西方各國不過是應战而已；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國正式宣战，外國聯軍從大沽口登陆，威逼京城，顺理成章。（2）西方各國並無滅亡中國的打算；進軍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爲了解救被困京城的各國外交官和傳教士。



爲还原曆史，首先需要給這場战爭起個名字。“八國聯軍”不能作爲战爭的名字。而“八國聯軍侵華战爭”顛倒黑白，强奸曆史。若遵循“甲午战爭”命名法，這場战爭應稱“庚子战爭”，因爲战爭發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亂”引起。

庚子之亂，亂自拳匪。“拳匪”是對義和团最准确的稱呼，其首領（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幹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騙子。他們以反對外國傳教、鏟除洋人、二毛子（漢奸）爲名，聚衆鬧事，爲非作歹。清廷被他們“刀枪不入”的騙術所惑，想利用義和拳打洋人；義和拳遂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拳匪焚燒教堂，杀害外國傳教士、華人基督徒和家人，扒鐵路，割電線，燒西藥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間，紅色恐怖（拳匪头紮紅巾，腰系紅帶）籠罩北方几省和京都。不僅沾“洋”字的大禍臨头，就是政府高官、皇親國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拳匪说誰是漢奸，誰就是。“鑒別”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即在燭火上燃燒一张黃裱纸，纸盡灰揚，表示得到“神”的默認，此人不是漢奸，才能免禍。要想加害于人，焚表时略作手腳，此人即在劫難逃。

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闯到紫禁城裏去杀“二毛子”，即思想開明的光緒皇帝。制造恐怖、瘋狂排外的不僅是拳匪，还包括官軍。杀外國人和二毛子杀紅了眼，清軍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國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對後者破腹剖心）。各國一再請求清政府保護外交官和傳教士，清政府的回應是變本加厲。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聩到向西方各國同时宣战，派重兵圍攻北京大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妄图杀盡西方在京所有的外交人员，以及躲在西什庫教堂的所有外國傳教士和教民。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暴民，不教训行嗎？

庚子战爭是中國的恥辱。恥辱不是因爲战敗，而是清政府和百姓表現出来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昧、野蠻和狂妄，是中國犯下的严重战爭罪行。

此战是人類战爭史上的奇觀，其空前絕後處有六——

1）中國在大規模殘杀外國傳教士和教民（本國基督徒）、焚燒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後，向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國同时宣战，計有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俄國、奧匈帝國、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國。几年前的甲午战爭，一個日本已經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現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宣战诏書》宣稱要對各國“大张撻伐”，這種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2）两國交兵，不斩来使。以文明古國自命的中國在庚子战爭中的首要战略目標竟然是攻陷北京的各國大使館，杀盡各國外交官（以及被使館庇護的外國傳教士、商人和中國的教民）。战爭中應該保護外國僑民；中國政府竟公然懸賞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賞五十两、洋婦四十两、洋孩三十两”。這種杀盡外交官、杀盡洋人婦孺的野蠻、殘酷，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3）如前述，中國在庚子战爭中的首要战略目標是攻陷京城的各國大使館。一個國家用战爭手段、正規軍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國使館，本應易如反掌，得手不過“彈指一揮間”，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後以失敗告终。如此战績（或曰敗績），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何？攻打外國使館的清軍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加上拱卫京師的禦林軍“虎神營”、“神機營”的配合。董福祥麾下的甘軍至少有二十七營，以每營五百人計算，甘軍人數（保守估計）至少一萬三、四千。“使館區內被圍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爲寻求保護之華人，外國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兒童76人”。兵力對比如此懸殊，武器装備呢？過去官方一個遮羞的说法是我們的大刀長矛對外國的洋枪大炮，這是徹头徹尾的謊言。清政府軍隊的精銳早已經現代化了。当时清軍在北方的主力“武卫五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軍、宋慶的豫軍等）的武器装備並不比外國聯軍差。不要忘了，甲午海战中北洋艦隊軍艦的噸位、數量、火力都超過日本海軍。实際上，攻打外國使館的甘軍武器装備远勝于使館的防守者；後者只“配備三支機關枪及四門小火炮”。外國使館久攻不下，清軍黔驴技窮之際竟然火燒翰林院。翰林院在英國使館北面，從北面進攻使館比較容易，遂一把火燒掉了這個至尊至貴的衙門。只是燒了翰林院，也是枉然。

京城的战場除使館區之外，就是西什庫教堂。北京的基督教“南堂”被拳匪焚毀，北堂（即西什庫教堂）成了外國傳教士、家屬及大批中國教民的避難所。攻打北堂的是成千上萬的拳匪（加上正規軍的協助），督師的是軍機大臣剛毅。教堂一旦被攻破，將是慘不忍睹的大杀戮。可是西什庫教堂巍然屹立，拳匪和清軍就是攻不下来。清政府軍民廢物到如此程度，夫复何言。

4）清廷昏聩地對十一國宣战，外省督撫中的头腦清醒者，如李鴻章、劉坤一、张之洞、袁世凱等，看到亡國之禍就在眼前，遂發起“東南互保”，公開聲明在战爭中保持中立。他們與各交战國達成協議，東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战诏令，列强也不得在東南地區啓衅。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並與各敵國互相保護，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没有先例。

5）庚子战爭中的交战雙方，一方（西方列强）在某種程度上其实是爲另一方（中國）好。清政府的失敗乃是中國的大幸运；若八國聯軍失敗，將是中國的大災難。這也是战爭史上的今古奇觀。

战爭爆發前两年（1898），光緒皇帝主導的變法維新在西太後爲首的守舊頑固派反對之下失敗了。西方各國支持中國的變法維新，希望清政府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從中世紀的野蠻國家進化爲現代的文明國家；對戊戌政變後被軟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緒帝寄予同情。因爲擔心光緒被谋害，法國政府要求派医生給（據说重病在身的）光緒檢查身體。西太後欲廢光緒帝，另立端親王載漪的兒子溥俊爲帝，因爲外國使团表示不滿而未能如愿。溥俊僅被立爲“大阿哥”（即皇位繼承人）。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爲、梁啓超在英國、日本協助下逃往海外，繼續鼓吹變法維新，被（西太）後党視爲心腹之患。野心勃勃的端王載漪眼看兒子当不成皇帝，對列强恨之入骨。他的親信遂伪造情報，说列强將逼迫西太後歸政光緒帝。對嗜權如命的西太後，此乃天塌地陷之禍，于是不惜一切後果，走上了利用拳匪（據说神通廣大）、杀盡洋人的战爭之路。

這是從战爭的起因分析。從战爭的結果看，掃清中國政坛上的頑固派，諸如載漪、載澜、載勳、英年、赵舒翹、啓秀、毓贤等人，是《辛醜條约》的重要內容（剛毅、徐桐此前已斃命），爲以後清末的憲政改革掃清了道路。爲中國政坛清掃垃圾的同时，西方各國在條约谈判中要求清廷爲被西太後杀害的許景澄、袁昶、徐用仪、聯元等五大臣平反昭雪，開复原官。這些忠義敢言之士当初不顧個人安危，力挽狂澜，反對啓衅外國，濫杀洋人，進攻使館。清政府的祛蠹除奸、扶正祛邪，是被八國聯軍逼出来的。

人們不妨設想，如果八國聯軍失敗了，西太後、端王和拳匪得以任意妄爲，中國會是一種什么局面——清廷將斷絕與西方各國的一切外交關系，斷絕與西方各國的贸易往来，驅趕或杀盡所有的洋人，排斥西方先進的工业技術。中國半個多世紀“洋務运動”的成果將付之東流，中國將重回閉關自守、重回中世紀的野蠻。正是八國聯軍的勝利阻止了中國曆史的大倒退。

清政府在庚子战爭中犯有严重的战爭罪行；战敗之後，西方列强對中國的態度稱得上是寬大爲怀，並未苦苦相逼。在《辛醜條约》的谈判中，費时最久、爭論最烈的是條约第二款“懲辦禍首”。战爭的罪魁禍首無疑是西太後，這是明擺着的。但是不要说對西太後的任何懲罰，就是對她任何公開的批评，都是清政府方面絕對不接受的。西方列强最後尊重了清政府對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線”。

人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西方各國堅持要求西太後承擔罪責，交出權力，歸政光緒帝（這一直是各國的愿望），中國將是什么局面。這點並非做不到，只要列强對清廷的压力足夠大。自然，西太後會負隅頑抗；但是她如果想让滿清政權和中國爲她殉葬，她辦不到，滿清親貴、朝廷重臣、外省督撫最後會抛棄她的。如果光緒帝能夠親政，主導憲政改革，中國的曆史將改写，明治維新在日本創造的奇迹同樣可能發生在中國；中國人民在二十世紀承受的巨大苦難將可以避免。

西方各國對罪大惡極的战犯端王載漪，開始堅持要求清廷將他處死，但他是皇室懿親，清廷不答應。退而求其次，各國要求對他执行“假死刑”——斩監候，清廷連假死刑都拒絕，最後載漪僅被终生圈禁（圈禁即在家中軟禁）。

有人對《辛醜條约》規定的四億五千萬两賠款不能釋怀。战勝國通過战爭賠款其实賺不到錢；战爭賠款一般是對战勝國軍費的補償。战爭的開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爭，清廷向十一國宣战，與八國聯軍作战，各國的軍費加起来自然是一個大數目。從庚子賠款中唯一獲利的是俄國。俄國獨得一億三千多萬，占總賠款額的29%。俄國的战爭支出是一億七千萬盧布，而所得賠償，折合盧布一億八千四百萬。收支相抵，净賺一千四百萬盧布。至于美國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辦教育，則是仁至義盡。

6）在庚子之亂和其後的战爭中，中國北方民衆被拳匪、官軍涂毒、禍害；是外國聯軍攻占北京以後，恢复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解民于倒懸的”竟是外國軍隊，這也是战爭史上的奇觀。

八國聯軍在中國燒杀奸淫、無惡不作，這是中國人從小就被官方灌輸的衆多謊言中相当突出的一個。此乃中國人的自欺欺人。燒杀奸淫、無惡不作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外國軍隊，而是中國人自己。八國聯軍是训练有素的軍隊，其軍規、軍紀與拳匪、清軍不可同日而語。燒杀淫掠、禍害百姓的是拳匪和清軍，尤其是在战爭後期、兵敗如山倒的时候。八國聯軍雖不能说秋毫無犯，但是占領北京以後，它起的主要是維持秩序、恢复秩序的作用。紫禁城当时由日本軍隊管辖，可说是秋毫無犯。外國軍隊中軍紀差的是俄國軍隊。俄國單獨出兵，進占南滿洲。這支軍隊並不在聯軍统帥的指揮之下，严格讲並不屬于八國聯軍。

清軍中軍紀最坏的是董福祥的甘軍。董福祥是土匪出身，回民。他率領的“回子兵”軍紀敗坏，惡名远揚。兵匪一家，並非虛言。七月廿一聯軍破京之日，董福祥縱兵大掠；出彰仪門而西，董個人就發了上百萬銀子的財。清軍腐敗，在庚子战爭中基本上是一觸即潰，甚至未觸先潰。清軍被擊潰後作鳥獸散，不少敗兵游勇成了真正的野獸，燒杀奸淫，無所不爲。清朝的地方官在战爭中逃之夭夭；能對百姓提供保護的，倒是外國占領軍。對百姓危害最烈的还是拳匪。拳匪在中國北方、包括京津地區掀起的紅色恐怖，尤其是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得到清廷認可之後，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浩劫。“滅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滅之列（盡管這並不妨礙他們用“洋油”到處放火）。洋人、洋婦、洋孩固然格杀勿論，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誅。燒教堂，扒鐵路，割電線，燒車站，毀桥梁；大破坏中連洋人工程師和家屬一起杀害。

拳匪屠戮，初試牛刀是在河北省涞水高婁村，匪首张德成親自指揮。該村有三十四戶人家信奉天主教。拳匪趁信徒下午在教堂裏望彌撒时闯進教堂，大杀大砍，將信徒全部杀死。然後去教民家，不分男女老幼，斩盡杀絕（對婦女則有先奸後杀發生）。接着搜索財物，放火燒屋。三十四戶人家一百四十余人無一幸免。

拳匪的草菅人命、濫杀無辜到了駭人聽闻的地步。拳匪在路上遇見穿制服的學生，指爲漢奸、亂刀砍死的不計其數。禦林軍“虎神營”的翼長阿克丹（二品大员）因爲曾經入教，被拳匪斩首示衆。武毅軍统帥聶士成几乎是庚子战爭中唯一認真抵抗過聯軍的清軍將領。因爲他彈压過拳匪的杀人越貨、爲非作歹，拳匪對他恨之入骨。就在聶將軍身先士卒、與聯軍奮战方酣之时，拳匪竟然闯入他家，將他的老母、妻子、女兒綁架而去。親兵報到陣前，聶將軍大怒，分了半營人去救家人。拳匪喪心病狂，與外國聯軍合擊聶軍，聶將軍中炮陣亡。拳匪打算拿聶將軍“戮屍”，因聯軍追来，倉皇逃命，聶將軍的馬弁才把屍體抢回来。付都统慶恒（正二品大员）掌管禦林軍虎神營。他是端王載漪的親信，竟也遭拳匪的毒手，一家老小十三口，連同慶恒本人，被拳匪折磨至死。



拳匪任意誣指他人是漢奸，想要誰的命就要誰的命。不僅政府高官、軍隊將領難以免禍，拳匪杀“二毛子”（漢奸）竟然杀進了皇宮禁苑。在端王載漪帶領下，拳匪闯入深宮。“大師兄”在西太後面前趾高氣揚地宣稱∶宮裏也有二毛子，得查驗；連太監、宮女都要驗。西太後问他如何查驗，答曰∶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在額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現。西太後並不相信這些鬼话，但迫于情势，忍辱退让，让他們驗了一些太監、宮女。拳匪得寸進尺，在載漪帶領下，以後又闯入紫禁城甯壽宮，欲杀“二毛子”光緒皇帝，被西太後阻止。拳匪囂张到闯入皇宮去杀皇帝，还有什么人他們不敢杀？他們的架子比親王、郡王的还大。在天津，他們在路上遇到文官坐轎，喝令下轎，武官騎馬，喝令下馬；而且必須脫帽，在路邊肅立。如果不從，白刃相向。

杀人、放火、大肆破坏之外，当然还少不了抢劫；只有抢劫才能財入私囊。在鄉鎮的抢劫自不待言，拳匪在京城都敢明火执仗，打家劫舍。一般民宅固不能免災，連京城的“大宅門”都被殃及。協辦大學士孫家鼐（官居一品）家住東單头條，被洗劫一空。孫着短衣逃難，避到安徽會館；他的一個兒子被剝到只剩一條短褲。直隸總督裕禄昏庸不堪，把拳匪奉爲上賓，視爲幹城。当清廷想調两廣總督李鴻章接替裕禄，拳匪預感情势不妙，因爲李鴻章几次上奏，力主清剿拳匪。那些狡黠的便糾合弟兄，公然抢劫，發一筆橫財後溜之大吉。匪首张德成、曹福田早就成了巨富。他們樹大招風，開始不便開溜，繼而決定“另開碼头”。走时当然要“幹一票”。其时各路粮台都集中在總督行轅，現銀即有上百萬。于是张、曹各率部下，到達總督行轅呼嘯而入，見人就杀，見銀就抢；丟掉“滅洋”招牌，盡顯土匪本色。

拳匪如此涂毒百姓、作惡多端，百姓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匪首张德成在聯軍進京後落荒逃走，被河北省的百姓抓住活活打死。

在庚子之亂和隨後的战爭中，拳匪制造的紅色恐怖是中國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這場浩劫正是八國聯軍用战爭手段终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懸，這不是八國聯軍出師的“副産品”，而正是聯軍作战的目的。当然严格地讲，聯軍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國的外交官、傳教士、商人和中國的基督徒，但是中國的民衆官紳也同时獲得了解救。

如果说八國聯軍平息這場浩劫的豐功伟績不可没，這種说法並不過份。如果说八國聯軍阻止了中國曆史的大倒退、大反動，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实。

八國聯軍不論武器还是兵员都不能與大清相提並論，但不費吹灰之力就打到了北京，連皇帝與慈禧都吓得跑到了西安才停住腳步。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搬着梯子幫助外敵進入紫禁城。從天津進至北京的部隊其实只有七國（德國只爲象征式的掌旗兵），共計1萬8千人：日軍8000人，俄軍4800人，英軍3000人，美軍2100人，法軍800人，意軍53人，奧軍50人。原則上可以说，這一萬八千洋人就把大清國給滅了，当初八國聯軍只是想教训一下大清，没想到可以把皇帝和太後趕跑了，奪取了皇宮。他們這些軍人裏没有一個政治家，否則，就可能找個傀儡而改朝換代。

当时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加上京畿卫戍部隊，不下20萬之衆。雙方比例懸殊。就装備和軍事態势上看，洋兵有的滑膛枪，清兵一樣不缺；洋兵的重武器比如點藥撚子的火炮，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洋兵瞎子摸黑長途跋涉，时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極易令清軍伏擊八國聯軍；清兵則本土作战以逸待勞，还有山東、河北以及京畿無數拳民助战。出乎洋人意料的是，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8月16日晚，聯軍已經基本上占領北京全城。

中國人民組成的幫助八國聯軍运輸武器彈藥的船隊（志愿軍），表明對腐敗政府恨之入骨的中國人民面對外敵入侵时的天然反應：裏應外合推翻腐敗政權。

有人做過比喻：“基地組織”等于“義和团”，“本拉登”就是“大師兄”。不要覺得好笑，這就是当年義和团的本质。

2005年，第59屆聯合國大會主席提交《成果文件草案》，首次對“恐怖主義”下了定義：“任何以胁迫一定人口、某個政府或國際組織爲目的，造成平民死亡或對其身體造成严重傷害的行爲，均爲恐怖主義行爲。”具體来说就两條：1、抱有政治目的；2、針對非武装人员的暴力襲擊。“老佛爺”时期，朝廷煽動義和团暴民去攻擊外國使館、屠杀外國使節、甚至大規模屠杀中國基督徒和外贸商家的行爲，全部具備了“恐怖主義”的两大特征：1、抱有政治目的（扶清滅洋、鏟除西方民主思想）；2、針對非武装人员的暴力襲擊（圍攻外交使節、屠杀中國基督徒）。從這個意義上進行反思，八國聯軍對滿清的軍事打擊就相当于今天的“反恐战爭”。

奉行恐怖主義的清政府是可悲的，最後由政府總理李鴻章出面收拾爛帖子，被迫簽訂了辛醜條约，賠償人家白銀四億五千萬两，平均每個中國人賠償一两白銀。而实施恐怖主義的義和团是可憐的，最後被人過河拆桥、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被後台老板清政府当做了替罪羊——砍头示衆！

（来源：鳳凰博客）

李敖有话说：抗战真相(视频)

   何清涟: 北京的“新三反”缘何成了“三大难”？
   
   2.06.2014 03:54 美国之音
   
   近一年以来，北京在政治上的动作，可以概括为“新三反”，即“反腐、反恐、反西方渗透”，这三项实施起来都不容易。以最得民心的反腐来说，堪称一波三折，其余“两反“，更是前景灰暗的艰巨任务。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05期，作者：杨继绳，原题为：《追忆朱厚泽》，本文系节选
    
    朱厚泽简介：男，贵州省织金县人。1978年10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99年2月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2010年5月9日凌晨0：16，因病在北京逝世。
    
    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况
    
    1994年，我（杨继绳）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对朱厚泽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如实记录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历史。请你谈一些你所经历的情况。
    
    朱说：我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离开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后，我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更内部的是围绕“精神文明决定”的起草展开的。
    
    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左派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并用这个机会整胡耀邦。一讨论就有分歧，一讨论就吵架。最终，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盘，陆定一发言引出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的那段话。左派更得势了。从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了八九政治风波；有了这场风波就有赵紫阳下台，这是连着的。
    
    从北戴河争到北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出现了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情况。在人大会堂，胡耀邦念完了决议，准备举手通过了，陆定一站起来发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陆讲完了引起了热烈鼓掌。在主席台右边的中顾委席上掌声最热烈。当时的座位是，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右边是中顾委委员。我到中顾委席上说：“你们这么大劲，闹不好可能帮倒忙。”当时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感到很难办。主席台上议论起来了。最后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强调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当时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不好传达。耀邦说，先不要传达，怎么传达，由书记处研究后再定。
    
    朱厚泽对我说：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一段时间的报纸。从1985年9月党代会（会议期间正好学生闹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怀仁堂作报告，扭转左的局面，到十三大。这两年间发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着讲他亲历的事情：
    
    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级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