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2年4月14日那個恐怖的夜晚，鐵達尼號上共有705人得救，1502人罹難。38歲的查爾斯·萊特勒是鐵達尼號二副，他是最後一個從冰冷的海水中被拖上救生船、職位最高的生還者。他寫下17頁回憶錄，詳述了沈船災難的細節。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面對沈船災難，船長命令先讓婦女和兒童上救生艇，許多乘客顯得十分平靜，一些人則拒絕與親人分離。在第一艘救生艇下水後，我對甲板上一 名姓斯特勞的女人說：你能隨我一起到那只救生艇上去嗎？沒想到她搖了搖頭：不，我想還是待在船上好。 她的丈夫問：你為什麼不願意上救生艇呢？這名女人竟笑著回答：不，我還是陪著你。此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這對夫婦……我高喊∶女人和孩子們過來！卻沒有幾名婦女願與親人分離，我根本找不到幾個願意撇下親人而獨自踏上救生艇的女人或孩子！萊特勒回憶道 : 只要我還活著，那一夜我永遠無法忘記！

當船尾開始沈入水下，我聽到在那最後一刻，在生死離別的最後一刻，人們彼此呼喊的是：我愛你！我愛你！它，在向我們每一個人詮釋著愛的偉大！最最重要的是：我要讓你知道，我有多麼的愛你！

亞斯特四世（當時世界第一首富）把懷著五個月身孕的妻子瑪德琳送上4號救生艇後，站在甲板上，帶著他的狗，點燃一根雪茄煙，對劃向遠處的小艇最後呼喊：我愛你們！一副默多克曾命令亞斯特上船，被亞斯特憤怒的拒絕：我喜歡最初的說法（保護弱者）！然後，把唯一的位置讓給三等艙的一個愛爾蘭婦女。幾天後，在北大西洋黎明的晨光中，打撈船員發現了他，頭顱被煙囪打碎.....他的資產可以建造十幾艘鐵達尼號，然而亞斯特拒絕了 可以逃命的所有正當理由。

為保衛自己人格而戰，這是偉大男人的唯一選擇。著名銀行大亨古根海姆，穿上最華麗晚禮服：我要死得體面，像一個紳士。他給太太留下的紙條寫著：這條船不會有任何一個女性因我搶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會死得像一個畜生，我會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死難者還有億萬富翁阿斯德、資深報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師羅布爾等， 他們都把救生艇的位置讓出來，給那些身無分文的農家婦女。斯特勞斯是世界第二巨富，美國梅西百貨公司創始人。他無論用什麼辦法，他的太太羅莎莉始終拒絕上八號救生艇，她說：多少年來，你去哪我去哪，我會陪你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八號艇救生員對67歲的斯特勞斯先生提議：我保證不會有人反對像您這樣的老先生 上小艇。斯特勞斯堅定地回答：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然後挽著63歲羅莎莉的手臂，一對老夫婦蹣姍地走到甲板的藤椅上坐下，等待著最後的時刻。 紐約市布朗區矗立著為斯特勞斯夫婦修建的紀念碑，上面刻著這樣的文字：再多再多的海水都不能淹沒的愛。六千多人出席了當年在曼哈頓卡耐基音樂廳舉行的紀念 斯特勞斯晚會。

一名叫那瓦特列的法國商人把兩個孩子送上了救生艇，委托幾名婦女代為照顧，自己卻拒絕上船。兩個兒子得救後，世界各地的報紙紛紛登載兩個孩子的照片，直到他們的母親從照片上認出了他們，孩子卻永遠失去了父親。

新婚燕爾的麗德帕絲同丈夫去美國渡蜜月，她死死抱住丈夫不願獨自逃生，丈夫在萬 般無奈中一拳將她打昏，麗德帕絲醒來時，她已在一條海上救生艇上了。此後，她終生未再嫁，以此懷念亡夫。

在瑞士洛桑的幸存者聚會上，史密斯夫人深情懷念一名無名母親：當時我的兩個孩子被抱上了救生艇，由於超載我坐不上去了，一位已坐上救生艇的女士起身離座， 把我一把推上了救生艇，對我喊了一聲：上去吧，孩子不能沒有母親！這位偉大的女性沒有留下名字。後來為她豎了一個無名母親紀念碑。
泰坦尼克號上的50多名高級職員，除指揮救生的二副萊特勒幸存，全部戰死在自己的崗位上。淩晨二點一號電報員約翰·菲利普接到船長棄船命令，各自逃生，但他仍坐在發報機房，保持著不停拍發“SOS”的姿式，直至最後一刻。

也有不多的例外： 細野正文是日本鐵道院副參事，男扮女裝，爬上了滿載婦女和兒童的10號救生船逃生。回到日本被立即解職，他受到所有日本報紙輿論指名道姓的公開指責，他在懺悔與恥辱裏過了10年後死去……

在1912年鐵達尼號紀念集會上，白星輪船公司對媒體表示： 沒有所謂的海上規則要求男人們做出那麼大的犧牲，他們那么做只能說是一種強者對弱者的關照，這是他們的個人選擇。《永不沈沒》的作者丹尼．阿蘭巴特勒感 嘆：這是因為他們生下來就被教育：責任比其他更重要！

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如果因為放開了愛人的手，選擇一個人守著一堆散發著銅臭的遺產茍且的活著，人生還有何意義！不管是面對生死還是生命中的任何磨難，相愛的手永遠都不會放開！

談馬建小說《北京植物人》的哲學意蘊

作者：傅正明 文章來源：世界民意網

1989年的北京六四屠殺，二十五年過去了。曆史推移成故事。但是，專制恐怖在中國仍然是活生生的現實。當此之際，中國旅英作家馬建聚焦六四悲劇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明鏡出版社，2009年），更凸顯了它的曆史意義、現實意義及其文學價值。我要強調的是，這是一部富于哲學意蘊的小說。

一部當代“變形記”

這部小說原本題爲《肉之土》，後來參照英譯本的書題改題爲《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小說的主人公戴偉是北京一所大學的博士生，在1989年學潮中組織、參與了遊行示威活動。在六四屠殺中，戴偉被軍方子彈擊中，從此陷入深度昏迷狀態，變成失去知覺的植物人。反諷的是，十年後，戴偉從深睡中逐漸蘇醒過來，發現周圍世界發生巨變，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幾乎被全民族忘卻了，青年人根本不知道這場悲劇，戴偉成了少有的保持著六四的鮮活記憶的人，同時在回憶中尋找愛。

西方評論家也曾試圖闡釋原題的象征意義，例如傑斯·洛(Jess Row)在《環繞廣場》一文中，依照“肉”字的漢字構形，認爲這個字“很像一具被打得皮開肉綻的屍體”。但是，由于他們不熟悉東方文化，很難深入其中的哲學意蘊。

在我看來，這裏的“肉”是與“靈”相對的，在佛教禅修傳統和西方哲學中，都有肉與靈的悖論。

首先，我把這部小說視爲一部當代“變形記”，因爲小說中提到，戴偉常看的並給他深刻影響的西方書籍中，有一本《變形記》。作家沒有說明那是古羅馬作家奧維德的《變形記》還是卡夫卡的《變形記》。但是，書中多次提到卡夫卡和他的《城堡》。戴偉覺得：卡夫卡給他上了一課，他可以借小說看清自己和社會的真面目，而人性的扭曲，根源在于這個制度。因此，戴偉所讀的，應當是卡夫卡承傳了西方神話傳統的《變形記》，即一個推銷員變爲甲蟲的故事。

主人公最喜歡的書是記述中國神話和地理的古籍《山海經》。作者從《山海經》中看到另一個中國，一個文明古國。《山海經》的影子不斷閃現在小說的許多章節中。引證《山海經》，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思想線索，給小說增添了幻想的因素和撲朔迷離的色彩，同時也是主人公逃離醜陋現實的一條心理出路。他覺得，《山海經》“有太多的鳥首人身、人頭鳥翼的描寫，我猜想這是不是一些雜交變異的種類，或者絕種變種了”，由此聯想到自己變成植物人的變形，做了許多變形的夢，夢見自己變成魚，覺得自己悶在自己的肉牢裏，如同在一個瓶子裏無法逃走等待死亡的青蛙。

 《山海經》，可以視爲一部奧維德式的東方《變形記》，充滿文學中的變形母題。但是，在這個母題中，可以說有兩種不同性質的變形：積極的變形和消極的變形。前者是人的肉體的毀滅和精神的圓成。例如《北京植物人》中提到的炎帝的女兒變形後的“精衛填海”的故事，表面上看來人變成了鳥，但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永恒的精神。這個故事，可以用來象征六四死難者的精神不死，象征幸存者對反人類罪的不斷追究。至于小說提到的《山海經》中貳負神由黃帝把他變成石頭的變形，可以視爲一種負面的變形。

在我看來，小說的《肉之土》的原題，應當從中國哲學或佛教的角度來闡釋。構成人體小宇宙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或假合色身的四大（地水火風），以水和火最富于靈氣，例如，心屬火，心之官則思，主思考。土或地是最缺乏靈氣的，色身因此有“臭皮囊”的貶稱。“肉之土”和“北京植物人”有同樣的寓意，即馬建在一次訪談中所說的“中國人的靈魂被麻木了”。但英文標題更好，因爲題中有紅色中國的心髒，昏睡麻木的心髒，可以引發讀者的聯想。因此，這部小說首先可以視爲一部現代《變形記》。

一部當代“異化記”

負面的變形，實際上接近哲學中的“異化”概念。就我所知，盡管馬建在小說中和訪談中沒有談到異化，卻以書題和情節逼近了這個哲學概念。文本的意義比作者的創作意圖更豐富。因此，我把這部小說視爲一部當代中國的“異化記”。

依照青年馬克思的異化論，資本主義經濟導致異化：工人的勞動果實異化到資本家那裏去了，他們作爲人的本質也被異化了，變成了從事機械生産的機器。用一句大白話來說，人的異化，就是人活得不像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學家高爾泰和哲學家王若水在多篇文章中討論過“社會主義還有沒有異化”的問題。盡管當時不可能觸及政權的本質，卻開風氣之先，啓發了一代人的覺悟。

今天，更應當注意是，在極權制度下，社會異化日益嚴重。美國作家和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布魯姆的文學主題：異化》（Bloom’s Literary Themes：Alienation）的導論中，把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視爲關于異化的“最重要的文學畫像”。卡夫卡的《變形記》可以視爲極權主義社會結構帶來的異化現象的文學預言。

馬建的《北京植物人》，以其富于反諷的戲劇情節，豐富的文學形象和情感體驗，及其對中國現實的理解，彰顯了當代中國人的異化和日益嚴重的社會異化。在某些方面，作者的描寫可以與王若水、高爾泰等人關于異化的解說相互闡發，而且有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不可能達到的思想深度。

貪汙腐敗是導致1989年學潮的主要原因。六四之後，在槍杆子保護下的貪腐導致的異化，在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駭人聽聞。財神代替了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駕臨法律之上的絕對政治權力成爲搶錢的最有力最便捷的手段。勞動者的勞動果實的異化，達到了人們難以容忍的臨界點。在《北京植物人》中，當年一些參與學潮的人，也成了商品大潮中的房地産開發商之類的掠奪者。主人公戴偉的母親，一個曾經跟隨共産黨的婦女，爲了支付兒子的昂貴醫藥費，被迫賣掉他的一個腎。小說最後寫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強制拆遷，是官商勾結對民衆財産的殘酷掠奪，是導致民衆的祖傳産業和勞動果實被異化的極端形式，比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羊吃人”要殘酷得多。由此可見，中國人創造的巨大社會財富，大都異化到從高層到基層的官僚和官商那裏去了。

在極權主義這種徹底非人化的體制中，人的本質或人性的異化，同樣比資本主義殘酷得多，畸形得多。

《北京植物人》的主要情節的時間跨度，從1989年以來長達十年。但實際上，作者的筆觸和主人公的回憶不斷閃回到此前的建國初期和文革時期。小說啓迪我們，嚴重的異化現象，在中國實際上是從1949年開始的。主人公戴偉由于家庭背景和社會閱曆，最後發現“解放”的意義,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到底解放了誰？因爲父親被解放成右派，媽媽也被抄了家成了窮人。爺爺老爺都被共産黨弄死了。要說解放了農村人，那我見過的農民都窮的吃了上頓沒下頓的。”（65）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評論家在談到戴偉的父親被打成右派時，采用的被動語態的動詞是branded (被打上……烙印)。稍有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詞最初指打上奴隸的烙印。在中國，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右派，還有數億農民。高爾泰先生于2013年5月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一次演講中，談到莫言時，深刻地指出：“作爲農民作家，說了那麽多古代近代現代的農民故事，卻一個字也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民的農奴身份。”

至于六十年代和文革時期的人性的異化更是駭人聽聞的噩夢。我們在小說中看到：在饑荒遍地的血腥的鄉村，有人被殺害被吃掉，有人被活埋了，暴民或食人者爲的是救自己的命或出于官方煽動的階級仇恨。魯迅抨擊的中國文明的“吃人”，雖然也有真實的曆史記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隱喻。在《北京植物人》中寫到的“吃人”，已經是一種活生生的實踐，人異化成爲被吃的肉食。

 《北京植物人》不是專寫農民的小說，卻告訴我們，包括農民在內的所謂“解放”，根本不是中國人自由的現實生活狀況，這個詞失去了原有的詞義。馬建采用反語的修辭手法，暗示或折射了多種異化形式：除了勞動者的勞動果實的異化之外，還有“被解放”的人的本質的異化和語言的異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所謂無産階級政權的異化。

種種異化現象，鮮明地體現在戴偉的父親這個藝術形象的塑造中。戴偉的父親，一個建國初期從國外歸來加入共産黨的小提琴家，不但異化爲非藝術家，而且異化爲非人。作者寫到，父親自己的感覺是：他雖然在中國歌劇院拉琴，拉了五年後，“我就突然發現，自己拉的像個沒有情感的機器了，我的藝術生命回國後就死了”。77 “父親回到共産中國六年後就再也不是小提琴家，成了沒有身份的人，……如同實驗室裏的兔子。…… 父親生前活得如畜生。……”這個父親形象表明，任何一個黨員，實際上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換言之，人異化成了物。這種異化，即是黨的要求，也是黨員自願接受的，是兩廂情願的。

盡管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被打成黨的敵人。

連同這個小提琴家一起異化的，是語言異化爲非語言。在毛澤東時代，戴偉的父親之所以不敢寫筆記，分析起來，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原本帶有詩意的溫柔敦厚的中文日益異化爲謊言或暴力語言。戴偉承認他的少年時代都是在撒謊中長大，並且思考撒謊的潛意識是不是爲了自我保護的問題。對于戴偉的父親來說，用這樣的語言來寫筆記，寫些違心的話，是他和那一代許多人不情願的。用真話來寫筆記，那就要冒大危險。因此，他的父親是在1979年，即毛澤東逝世之後的相對寬松時期，那些右派敢于通信的時候，他才開始寫筆記。

但是，相對寬松只是昙花一現，戴偉像他父親一樣碰到了語言異化問題，他承認：“自從在公安局寫了檢討之後，便對文字缺少了親和感，很少寫筆記，” 高爾泰當年在《異化現象近觀》中指出，絕對化的階級鬥爭，“不但擴大到每一個家庭，而且擴大到每一個人的內心，迫使每一個人都成爲自己的敵人，反對自己，侮辱自己。”89年的學生，並沒有要推翻共産黨的階級鬥爭意識，共産黨卻要把學生打成敵人，而且繼續把中文異化成爲強迫人們“侮辱自己”的工具。

因此，高爾泰的《尋找家園》和《北京植物人》等文學或詩歌作品，在語言領域是對中文異化現象的一種撥亂反正，是向詩意的中文的一種複歸。

莎劇中的哈姆萊特把世界稱爲一座監獄，丹麥是其中最壞的一間。在極權社會，幾乎整個國家被異化爲古拉格群島或勞改營。由此可見，官話總是想掩蓋社會的本質，只有詩語才能比常規語言更能把握社會的本質。被打成右派的戴偉的父親，度過了二十多年的勞改生涯。病中不能說話不能行動的戴偉，也成爲被官方監視的醫院裏的囚徒。戴偉的母親因爲練法輪功，被作爲“邪教組織”的成員關進拘留所，並且被警察用電棒打斷了手臂。她最後終于發現：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監獄。不管我們在獄中還是在家裏，每個人都是囚徒。

馬建本人談到中國的經濟騰飛時，也曾尖銳指出，“這個和諧社會是用政治恐懼的磚堆砌的，是以喪失思想道德爲代價的，這個伊甸園其實是座五星級監獄……。”這裏，一句話包含多個隱喻，由此可見，馬建長于用詩語來捕捉現實：中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已經完全潰敗了。

要理解中國建國初期就開始發酵的異化及其膨脹的後果，我們必須懂得：曆史證明，馬克思設想的“無産階級專政”，在實踐上是不可操作的。熟悉異化理論並在這方面有所建樹的馬克思，他的一大失誤在于，他不能預測到這樣一種異化：無産階級領袖領導的革命，從革命勝利後掌權的第一天起，就會由于人性惡和人的權勢欲，把新生政權異化爲極權主義政權。共産黨早就異化爲極權主義的政黨。

因此，我們再次回到人的本質的異化問題，就會發現一個一般人難于覺察的反諷：那些高層統治者，即使有“無法無天”的權力，即使有彌達斯國王的點金術，即使富可敵國，他們及其集體世襲的後人，也會異化成爲“非人”――“衣冠禽獸”。在《北京植物人》中，偶爾有這樣的醜類閃現。但是，作者並沒有把所有被異化的人都寫成惡人。戴偉認識到：他們並不是天生邪惡的人，他們只是一種邪惡制度的産品，是絕對權力釀生腐敗的結果。

因此，在這片腐敗的土地上，從深睡中醒過來的戴偉感到進退失據。作者這樣描寫戴偉的心理活動：“我真想從這深沈的死睡醒來，再走進外面昏迷的群衆之中嗎？在這個植物化了的社會，肉體活過來也要頭腦麻木了，總要損失一半……”萬念俱灰時，他的最後欲望是想把《山海經》研究透，“再沿著那些山河走一遍，寫出本當代的地理、植物、動物……”。

我認爲這是有助于理解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片段。主人公的最後的願望，折射了作者的創作意圖：寫一部帶有中國色彩的當代《變形記》的熱望。他的熱望部分地實現了。如上所述，《北京植物人》可以視爲一部新的《變形記》，在悲劇的反諷中雜有卡夫卡式的幽默。但是，從哲學底蘊來看，它實際上是一部試圖描繪當代中國社會全面潰敗的《異化記》。書中對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描寫，就是一出黑色喜劇。作者寫到街上有人燒毀“基本法”的事件，實際上是在警告香港人：假如不抗爭，這片自由土地也面臨異化的危險。

記憶和人性的複歸

香港的相對自由和大陸的威脅，使得許多香港人保持六四的記憶，並且年年以燭光晚會紀念六四。記憶是《北京植物人》的一個極爲重要的話題，深刻影響了小說的主題、情節、性格塑造和藝術形象。

作者有時以“詩的破格”（poetic license）寫下一些有關記憶的詩句或警句插入書中，例如，“記憶就是些交叉的胡同”，“記憶像手電筒般閃了閃”，“你讓記憶順著光線飛逝，去追殺早已撤退的槍聲……”。

主人公想找到《山海經》提到的迷谷的黑樹，因爲“它開的花光豔四照，你佩戴上它就迷不了路了”。這樣的描寫，在我看來，象征著對六四死難者的永恒的悼念，對曆史的永恒記憶。與此同時，戴偉第一次驚異地聽到某些國家沒有死刑的事，作者借以與六四屠殺進行反諷的對比。

當今中國，類似的良知的聲音極其微弱，簡直是一馬嘶鳴，萬馬齊喑！馬建指出，不是戴偉，而是許多中國人才是真正的植物人。這一點，作者在小說中也以戴偉賣尿的故事巧妙地暗示出來了。人們發現，常年禁食的植物人狀態使得戴偉的尿液對某些病症有特殊的療效。關于尿液治病，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早就有不少記載。入藥的童便，必須是健康兒童的尿液。戴偉的尿，被譽爲“還元湯”，一家晚報商業廣告的標題是：“植物人尿液治絕症，癌症患者絕路逢生”。人們更是紛紛傳說，“看他透明皮膚，這是辟谷升天了”。“像氣功大師空海。他的尿那真是道家最靈驗的符水”。

由此可見，戴偉賣尿的故事，蘊含這樣一個令人警醒的反諷：這個植物人是一個保持童真的健康的人，精神修煉證量很高的人，而許多中國人都是病人，尤其是那些官僚和官商，用佛家語來說，是貪、嗔、癡三毒攻心的病人。因此，他們需要同時也在尋求一種特效藥來治療。換言之，在作者自己也許意識不到的隱喻意義上，他們是被異化的人，需要並且在尋求人性的複歸。

但是，正像魯迅筆下的革命者夏瑜的血變成的人血饅頭一樣，算得上自由戰士的戴偉的“還元湯”，治不了制度的癌症，治不了中國人靈魂的麻木。人性的複歸，藥石無能爲力，要靠制度性的變革和精神食糧。戴偉是推動變革的人，有精神追求的人的藝術形象，中國需要千千萬萬這樣的人。

當今中國流行的財神崇拜，既不能真正給大多數人帶來財富，也不能滿足靈肉一體的人們的精神需要。實際上，正是由于上文提到的馬克思所說的兩種異化，在1989年之後的中國，法輪功等民間宗教和基督教均得到迅速發展。

《北京植物人》中的戴偉的母親出于不花錢卻能治病強身的需要，出于精神啓蒙的需要，不再做黨的“馴服工具”，從共産主義改宗法輪功。作者寫到某些學員的一種修煉願景：“有人靈魂離開了肉牢，也有的帶著已經被完全被高能量物質轉化了的佛體，騎上仙鶴就白日飛升了。”這是一種積極的變形，是難以實現的夢，是“肉之土”複歸爲金木水火土陰陽和諧的完人狀態，象征著凡胎肉體的精神發展的最高境界。

德國詩人哲學家席勒被視爲“異化”概念之父。在《美育書簡》中，席勒談到人性的肉與靈的二分法時指出，前者是感官物質，後者是理性的、道德的和理想的狀態。他認爲只有藝術或審美教育能夠把人性的二元對立融合爲一，換言之，幫助我們擺脫異化，尋求人的本質的複歸。

唯有能自由思考有曆史記憶的人，才有可能成爲完整的社會人。人的精神生活，首先需要信仰自由的寬松環境。審美教育的第一步，首先也是記憶，因爲缪斯是記憶女神的女兒。其次，是反對控制思想的審查制度，贏得藝術創造和審美欣賞的自由。

小說結尾，作者以交叉蒙太奇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幅慘烈的畫面：當強制拆遷的推土機像六四坦克一樣向戴偉所住的那棟樓房迎面撲來，挺身阻擋的，不僅僅是一瘋一啞的母子倆的“肉之土”，而且是他們的靈與肉。小說以其悲劇美召喚中國人尋求人性複歸的道路。

馬建的作品，早就在中國被查禁。正如馬建在一次訪談中所比況的那樣，實際上，書是人類抵抗金錢和抵抗所有問題的唯一的諾亞方舟。這是與席勒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

《北京植物人》使讀者看到：人性複歸之路在中國都被堵塞了，但不可能完全堵死，因此，被異化的中國人，人性或人的本質的複歸仍然有一線渺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