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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我不担心房价降不下去 我是担心崩盘(图)

财富中国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房价降不下去，我是担心它崩盘。日本当年崩盘以后到现在还没有起来。所以我想宏观当局也不会采取措施主动去把这个泡沫捅破。泡沫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形成，形成以后就是要想办法让它慢慢萎缩。

　　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些相当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想老百姓的基本愿望就是能够克服这些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大概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靠投资拉动、大量耗费资源来实现增长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它造成了许多的问题，而且现在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最微观的来说就是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我通常说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受到了破坏，空气、水、土地现在的情况都很严重。

　　那么进而再说到更复杂的问题就很多了，一直到宏观的问题。宏观的问题是因为大量的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它一定就会造成货币的超发，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体制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使得老百姓的一些最基本的追求——比如亲民、官员的廉洁，这些都做不到。

　　这中间最核心的矛盾还是体制问题，经济体制、社会认知体制。体制上有缺陷，所以就会造成腐败的绵延，造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转不过来，转了十几年了，而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

　　施政所向首先就是要找出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找出怎么就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然后用政府的力量和大众一块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里我不得不说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和老百姓的收入是线性相关的，就是说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这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简单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问题是看你怎么增长，靠什么办法增长，这就是所谓增长方式问题。

　　最近一个例子，去年和今年增速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这一年半的时间。就业呢？就业的情况比前两年要好得多。在我那本书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就讲到了当时讨论问题出在哪里，叫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主要的就是政府有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利，政府把GDP的增长看成政绩的主要标志，这是问题所在。那么怎么办？转变方式。转变方式的核心就是提高效率。

　　我们的产业结构还有问题，所以一般是没有知识的劳动者就业情况好，反倒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就业情况很不好，这一原因是因为生产结构有问题。高附加值的、高技术含量的比重仍然太低。我们当然需要进一步改进，但一定要打破那种想法，说是一定要保持多少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就业，并不是这样的。

　　运用国家的资本来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个方向性的转变，过去是政府官员变成了企业的经理人，这是不正常的，这是搞不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现在的问题就是看怎么落实了。

　　最近十年来我国M2增长率(广义货币增长率)太快。钱太多了，有些人要保值就要投资买房，又因货币很多购买力很强，就把房价炒上去了。货币超发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增长模式。用投资来拉动增长，为了保证增长速度达到一定程度。

　　而你自己的实际潜在增长率，就是你现在这种技术水平可以达到的，往往是要超过。超过怎么办，就来发钞票积压这种资源。就因为你寅吃卯粮，超过实际掌握资源的数量，要去用它来支撑增长。所以就会货币超发。

　　改革开放以后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因为这种用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模式，它一定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那么对付这个问题在不改变投资拉动增长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学了日本的办法，就是出口导向，把我们富裕的一部分产品卖到外国去。

　　这在一段时期内起了很好的效果。但再过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以后，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外汇太多。外汇多了以后就造成一种压力：本国货币要升值。这样对于原来的经济结构就造成了冲击，出口企业出口地区都反对升值。那么政府往往就响应这种要求，中央银行入市干预去收购外汇，来把本国货币压住。于是国家外汇储备就增加很多。

　　比如说近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央行用它发的货币去买来的。央行货币在我们经济学上叫做高能货币。央行发一块钱造成的购买力不是一块钱而是几块钱。所以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发行了几十万亿元的货币买的，这几十万亿元货币经过银行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的作用，就形成了将近一百万亿元的购买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的货币超发了。

　　货币超发后，特别在东亚地区，保值的方法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房子。我们的股市又崩掉了，于是就更加集中到房地产市场上。从根本上说，要让房价落下来，就要把货币控制到适当程度。但因为我们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靠货币支撑的，紧缩不能太快。紧缩太快以后泡沫一下就会破，泡沫破了这个灾难太大。

　　但是它造成的现实问题必须解决，就是人没房子住。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方式，像廉租房。一是想办法提供一些较低价或者是低价出租的房子；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给低收入者以住房补贴。

　　货币发行量要尽量下去。另外一个就是政府提供准公共品。因为这是政府的一个基本职责。这是你的基本职责，政府要出手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已经搞了很多年的限购是解决什么问题，我一直没弄懂。

　　政府必须考虑发票子的时候是对老百姓保证了你这个票子不贬值的。这是一个信用货币，就是你信任我这个票子是不贬值的。但我又不许你买这个，不许你买那个，这行吗？发票子的时候你是承诺人家这个票子可以买东西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平稳地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要求过激。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它降不下去，我是担心它崩盘。日本当年崩盘以后到现在还没有起来。所以我想宏观当局也不会采取措施主动去把这个泡沫捅破。泡沫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形成，形成以后就是要想办法让它慢慢萎缩。

　　(本文来自《财富中国》叶蓉6月对话吴敬琏实录部分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刊：中国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

参考消息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称，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只在极少的领域能够真正对其他国家构成影响、设立全球标准和左右全球趋势。
  
　　6月25日，沈大伟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题为《中国实力的幻象》的文章称，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主宰地位是无可阻挡的，世界必须适应这个亚洲巨人作为一个——可能已是——全球性大国的事实。十年来，“中国崛起”的预言者已小有规模，所有人都描绘了一幅中国成为21世纪主宰者的图景。这种看法可以理解，而且普遍存在——但却是错误的。

　　文章称，记得不久前，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预言也曾出现过，即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加入大国精英俱乐部——但不久后日本陷入30年的停滞期，而且它是一个(经济上的)单向度强国，并不具备大国特质所需的较为广泛的基础。因此，当提到当今中国时，持有一些清醒和质疑的态度是可取的。

　　文章称，的确，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远远超过印度、巴西和南非的能力——在某些领域它已超过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其他“中等强国”的能力。

　　但能力并不是衡量国家实力和国际实力的唯一标准——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历代社会科学家已确定一个更重要的实力指标，那就是影响力——驾驭局势和左右其他国家行动的能力。

　　当然，各国利用自身实力去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和事态发展有各种方式：吸引、说服、拉拢、强迫、报偿、诱导、威胁或动用武力。

　　文章称，当我们关注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和行为时，我们需要超越其表面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看问题，并提出质疑：中国真的正在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和各领域国际事务的发展趋势吗？简要的回答是：就算真的有，也并不多。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在极少的——如果有的话——领域，能够真正对其他国家构成影响、设立全球标准和左右全球趋势。而且中国也没有尽力参与解决全球问题。中国是一个被动大国，它的反应表现是当爆发国际危机时回避挑战并躲藏起来。正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就是近来北京被动反应的绝好例子。

　　此外，当仔细衡量中国的能力时，它们并不非常强大。很多指标仅是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并非如此。缺少高质量的实力，让中国缺乏实际影响力。中国有一句谚语：外硬内软。如果在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表面下进行挖掘，你会发现其普遍存在的一些弱点、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及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不牢固的根基。中国可能是一只21世纪的纸老虎。

　　文章称，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剖析：中国的国际外交、军事能力、文化存在、经济实力和国内因素，这五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的全球地位。让我们逐一进行审视。

　　从形式上看，中国外交的确已走向全球。尽管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且北京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在外交活动领域，中国仅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表现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特征。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20国集团及其他全球重要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重大国际峰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中国官员在这些场合和大量全球挑战问题上仍表现得非常消极和被动。中国并不是领导者。它未能重塑国际外交，推动其他国家的政策，促成国际共识、组建联盟并解决问题。

　　中国的军事能力是其作为一个不完全大国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区域性大国，而绝非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尚不具备向亚洲邻国以外的地区投放军力的能力，即便在亚洲地区，其军力投放能力仍非常有限。目前，根本无法确定中国能否在周边500海里内(如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争端中)投放军力，以及能否在冲突中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而获胜。自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打过仗，现在中国的军队还未经受过战争的考验。

　　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文化大国崛起效果如何？并不好。没有其他社会接受中国的文化暗示，也没有其他国家想要模仿中国的政治体制，其经济体制在其他地方也无法复制。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投入巨大努力和资源，试图打造自己的软实力并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仍是毁誉参半。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情况又如何？这是大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和领导者的一个方面——但中国的影响力比预想的要弱。就像其他方面一样，它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很弱。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其出口的通常是低端消费品；其产品的国际认知度极低；它仅有一小部分跨国公司在海外成功运营。

　　衡量中国国内实力的其他标准还显示其在全球排名并不高且不够正面。2014年，美国自由之家就各国新闻自由的程度进行排名，中国在197个国家中排名183位。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一直对中国在政治稳定与控制腐败、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治程度和问责制方面的评级偏低。

　　文章称，这是当今中国的概貌。再过10年或20年，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在各方面都会大幅提高，可能会在与美国类似的全球基础上进行运转，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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