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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政令为何出不了中南海/国民大逃亡/幽默对话两则/维吾尔人的生活状况如何
發佈時間: 7/2/2014 4:41:57 PM 被閲覽數: 12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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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何俊仁对几代领导人的评价-越来越差



     这是何俊仁先生在6月初对博讯记者的谈话。本视频中,何俊仁指出,自胡耀邦、赵紫阳,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中共在政治上的开放度在逐渐收紧,也就是说,中共政治上开倒车,一开就是近30年。
     博讯首发




中国经营报:政令为何出不了中南海



    来源:中国经营报

    中国经营报:政令为何出不了中南海


    作者:邓聿文
    
      “政令不出中南海”似乎是中国的一个顽疾,也有可能成为妨碍中国改革大业和中国梦实现的拦路虎。它反映了在中国久已存在的央地博弈关系。
    
      其实,政策落实不到位不仅存在于地方,也存在于国务院部委层面,严格说来,地方对中央的政策打折扣,阳奉阴违,实则针对的是中央部门,因为中央的政策一般以部门的名义下发的,即使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具体部署也要通过某个部门。所以,这里还存在一个中央各部门对中央政策贯彻落实不力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前不久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责问过部门大员,并为此“拍过桌子”。
    
      当然,拍桌子非李克强“专利”,其前两任总理也曾为此拍过桌子。
    
      中国讲究的是政令统一,担心的是地方诸侯和部门大员对中央政令的曲解甚至公然抗命。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逻辑,所谓“尾大不掉”。一旦出现此种情况,中央都要进行严厉查处。上届政府就曾拿一些地方和企业“祭旗”,例如江苏“铁本事件”,时过境迁后,虽然现在一些人为“铁本鸣冤”,因为铁本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中央在处理此事时更多的是考虑政治因素,而非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
     本届政府前不久也发出通知,对国务院所作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一次全面督查。而国务院的8个督查组近期也正式分赴各地,届时是否有另一个“铁本”出来,不好说。
    
      但对政策研究而言,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存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情况,何以这一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它背后又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
    
      许多人曾用“官商勾结”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来解释,但与其说这是导致政令不畅的原因,不如讲它本身就是政令不畅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恰当。
    
      历史传统是个原因,因为政令不通和大一统的中国历史一样久远,但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要从现实中寻找。政令不通实际上反映了当下中央与地方是一种不稳定的、非规范化的关系,更多地与中国目前所处转型时期有关。
    
      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理论上说,在集权制国家,地方政府实质上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因此不存在中央政令不通的问题,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但中国的情况就特殊在,改革开放后,中央在很大程度上把发展经济的任务交给了地方,致使地方利益坐大,成为一个有着相对独立利益的主体,加上目前处于转型时期,一切都处在变动和调整当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就不是通过法治来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是试图通过政策甚至谈判来确定。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必定要讨价还价,特别是当中央因财力问题想卸掉本该自己承担的某些义务时,地方就更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执行中央的政策。
    
      具体来说,依靠双边谈判来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以下弊病:其一,中央政府要与众多的地方政府进行谈判,这无疑导致了高额谈判成本的浪费。其二,中央与地方的谈判具有示范效应,一旦中央政府在与某个地方政府的谈判中承诺了更高的要价,则其他地方政府在其后的双边谈判中必然会提高自己的要价,其结果是地方政府的要价越来越高,造成对地方政府的过度放权。其三,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并非依靠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制度框架来,而是通过双边谈判来进行,这将造成对地方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央政府随时可能收回一些政策权利,因此地方政府一旦谈判成功,就会不遗余力地加以使用,酿成恶果。比如,各地一旦拥有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的权利,就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措施,造成全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极其混乱。
    
      正由于改革以来此种不规范的放权让利,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有了与中央公开博弈的资本,一些地方才敢于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相互攀比,重复建设,人为割裂市场,甚至当地方刚性利益受到中央强有力的宏观控制后,还会从暗中抵触、软化发展到公开抗衡。
    
      这在房地产调控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面对近几年房价的疯涨及民众打压房价的呼吁,国务院至少出台了不下20个有关稳定房价的文件,然而,鉴于房地产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财政来源,地方政府就是变着法子拒不执行,中央也奈何不得。
    
      另一方面,政令不通也显示政府的权力正在失控。用学者孙立平的话说,目前的政府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缺乏,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现在则权威基础削弱,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在权力失控的状态下,政策就不可能得到落实,社会处于“不可治理状态”。
    
      可见,要走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单靠总理拍桌子和成立督导组是远不够的,督导组只能是应急式的解决办法,根本的是要调整当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制度创新,使它们从过去那种完全依靠中央和地方的双边谈判来确定各自权利和义务的模式,向一种稳定的、规范的和法制的状态转变。也就是说,要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与关系,将两者关系建立在法治框架内,以法治权,分权制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法治约束。此外,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切实使权力运行在民主的轨道上。
    
      而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在出台政策时,要打破全国一盘棋思想,尽可能考虑到各地不同的情况,增加政策的适应性,使政策最大程度符合现实,因为政策的僵硬死板也是导致地方和部门贯彻中央政令不力的一个因素,故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少用行政手段,多用市场方式,提高调控水平。
    
      如此,方能有效克服长期以来政令不畅的顽疾。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国民大逃亡


作者:卢勇祥
    
    986万;这是共党公布的2013年中国公民移民到海外的数字。这个数字超过了青海省的总人口,所以,几天后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急忙出面“纠正”,说986万移民的数字有误,说这个数字不是2013年一年的统计数,而是几年的累计数。不管是一年的统计数还是几年的累计数,986万移民这个数字对于国民来说都足以让人心寒、都极具杀伤力,很多中国人对此非常伤感,却又十分无奈。事实的确如此,先是官二代,然后是富二代,最后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有一丝机会和可能,都在想方设法逃离自己的家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急于逃离国土呢?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啊!我个人认为原因有如下几个;
    
    一、国内的社会秩序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中央对地方失控,政府对社会失控。所有法律法规的公正性、权威性都已荡然无存。当然,共党的所有法律法规在制定的时候就没有公正和权威可言,所以,共党编纂的如山似海的法律法规和所谓的红头文件早就成为一堆废纸,其实际意义和作用都远不如女人用的卫生巾。因而,整个社会全乱了套,各行各业都在乱搞,各行各业都在黑着良心弄钱;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弄虚作假、巧取豪夺、诈骗抢劫、杀人越货,一句话,挖空心思、阴谋强暴,为的就是欺骗人民、盘剥百姓、掠夺社会财富。更为可怕的是,无论这些行业是公是私,无论这些行业的职能属于什么性质,全都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尽其所能残害百姓,而受害者不管告到哪里都动不了这些行业的一根毫毛。因为共党统治中国后从来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待过,老百姓在共党的眼里就只是一群贱民和奴隶。别说公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得不到有效保障,就是老百姓的性命和思想都是共党的私有财产,他们想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老百姓只能伏首贴耳、任人宰割。如果有人胆敢公开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或者胆敢表示不同政见。共党就会残暴地将这种人关进监狱,或让你无声无息地从人间消失。在这个邪恶当道、鬼怪横行的社会中,正直人要想活下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比别人变得更狠毒更无耻,要么就逃离这片地狱,于是,尽快逃出国门就成了人们的共同选择。
    
    二、社会治安也乱得一塌糊涂。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刑事犯罪分子都十分猖獗;栏路抢劫、入室偷盗、杀人焚尸、绑架勒索、强奸乱淫、雇凶灭口、吸毒赌博、诈骗陷阱等等罪恶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最可怕的是,现在的犯罪分子不是要财不要命,而是先要命后劫财。盗贼入室,先把这家人全部杀死,然后再洗劫钱财的案件电视上天天都有报导。再加上交通事故频繁、意外横祸经常不期而遇,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不仅钱物财产没有保障,就是身家性命也会随时遭遇不测。想想看,善良人会不会愿意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生活。
    
    三、环境重度污染,生态严重失恒。中国的环境污染对人类已经构成直接危害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很多地区出现怪病疑难病已不再是新闻,癌症村癌症县的存在也被国家有关机构查证确认,问题是,这种污染还在深化,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谁会愿意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而又胆战心惊的国土上生活呢?所以,国人要逃离国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四、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最令人揪心和恐惧。这一条非常重要,在逃离故土的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为下一代着想。头脑再简单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要么是脑瘫,要么是白痴,既无创新能力又无实干精神。如果有那么几个聪明一点的,也都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在拍马奉承、投机专营、阴险奸诈、升官发财上。当父母的谁愿意看到自己的下一代无能堕落,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女当一辈子“啃老族”。所以,大多数父母把自己一辈子的心血都倾注在儿女的成长和教育上。但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大环境中,个人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你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请最好的钢琴教师,请最好的网球教练,可是,你不能为自己的儿女创建一所西方式的学校和西方教育的教学体系啊!此外,西方教师的思想境界和教学水平也是中国教师无法替代的,即令你请到的钢琴教师和网球教练在中国是第一流的,但他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中国特色是无法将你的孩子教育成有用之材的。还有一个促使家长帮助儿女逃离国门的特别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社会风气非常险恶,打架斗殴、吸毒淫乱、偷摸抢劫、绑架勒索等罪恶势力严重地侵扰着青少年的成长,这些罪恶势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论什么样家庭的孩子无不处在这种歪风邪气的影响和侵害之下。尽管很多父母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儿女从小学到高中都要由大人亲自接送,不准孩子私自出门玩耍,甚至不准备孩子交朋结友等等,但是,仍然避免不了社会罪恶势力对孩子的影响和侵袭,稍有疏忽,孩子就会染上恶习,吸毒卖淫、偷摸抢劫、离家出走,或者被黑社会控制。家长们很揪心也很无奈,后来,他们逐渐明白了,要让自己的孩子远离罪恶,健康成长,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孩子们逃离故土。
    
    我们不得不承认,逃离国土的想法首先源于贪官污吏,因为他们最了解中共的黑幕和最阴暗最肮脏的劣迹,他们知道共产党迟早要土崩瓦解,所以,他们牺牲自己也要把自己儿女移民到安全富裕的民主国家去。于是,贪官污吏的私心导致了国民大逃亡。
    
    勿庸置疑,接下来的岁月中,还会有大批的中国人逃离中国本土,因为中共中的大批“裸官”的行为十分明白地告诉国人;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崩溃,社会很快就会陷入全面动乱,很有可能还会发生战争。所以,但凡有点办法的人都会设法尽早逃离故土,远走高飞。平心而论,就是白痴和低能儿都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一辈子生活在地狱中。因此,大批国人逃离国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逃离这片地狱王国呀!他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存的确切的,而且是唯一可选择的,就看无法逃离祖国的国民自己是否有勇气采取行动自救了。
    
     贵州人权研讨会
     2014年7月1日 [博讯来稿]



幽默对话两则



 追悼会私语
     追悼会上,主持人念悼词:伟大的英特纳雄奈尔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钟民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4日逝世,享年103岁。钟民国同志毕生为英特纳雄奈尔奋斗不息……。底下列位肃穆不语,只有殡仪馆服务员甲和乙在旁窃窃私语。
甲:老人家从民国初年开始献身英特纳雄奈尔,超过一个世纪,好伟大。
     乙:英特纳雄奈尔尚未实现,老人家就……,应该很遗憾。
     甲:但是他钱那么多仍被追认为无产阶级,心理应该会平衡。
     乙:整个悼词都挺耳熟。
     甲:悼词我能倒背如流。
     乙:吹牛。其中姓名、日期你也能?
    
     夫妻闲聊清朝贪官
     妻子:网上一个段子说“如果把清朝官员列个队,全部送双规,可能冤枉一些好人,如果隔一个双规一个,就会漏掉不少贪官。
     丈夫:诶,不能这样讲。像王尔烈那样档的好干部还是占绝大多数嘛。
     妻子:另一个段子说“白天像是焦裕禄,晚上变成雷政富”。
     丈夫:焦裕禄、雷政富?这两个人名倒挺耳熟。在清朝做的什么官?






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状况如何?


      
     
     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状况如何?


    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一个市场
    
    
    一名巴黎的维吾尔学生在接受本台记者杨眉采访时讲述了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状况。
    
    这名匿名的巴黎维吾尔学生说:
    
    “事实上,他们什么也不说, 因为我们联系时用的都是电话或网络,他们什么也不能说。我们说的都是身体怎么样﹑吃的什么,我们出去了﹑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从来不谈论政治话题,我们从来不问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只说你好不好﹑我很好等之类的话。
    
    “就我个人,有时我给我父母打电话时,总觉得他们的回答有点异样,觉得他们过的不是很好。即使在法国这里,我们看到警察的时候,虽然什么也没做,但总是感到有点紧张;在他们那里,到处都是警察,人们总是被很多人及很多的摄像头监视着,生活简直没法过。
    
    “我本人不是政治避难者,我可以回到那里。2009年那一年,我都已经准备回去了,票都已经买了,但是,别人告诉我,不要回去,因为回去的学生,护照都被收回了。所以2009年我没有回去。一年后我回去了,我一回去就发现,那里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的脸上充满着紧张,我问他们为什么,人们总是告诉我,你回来了,但是那么多人不在了,人们总是说,我们亲眼看见有多少人死了,那里再也不是80年代的样子了,那时人们有很多中国人是朋友。
    
    “我个人有很多中国朋友,我有邻居是中国人,我们关系很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处好关系,我们尊重他们,他们尊重我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生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不一样了)。”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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