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

　　“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而一部顺序记录下来的、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则成为历史的特殊佐证。

　　78岁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个老旧而安静的小区里。这里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

　　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

　　“我有这么个思想。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了罪呢？这我有怀疑。为什么产生怀疑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错了；‘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错了；五几年，内部肃反，弄来弄去又错了一批。对这些老干部，必须要保护好，服务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编者注：“青岛案”即1955年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广东案”即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皆系重大冤假错案，已平反）

　　近来，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离休干部汪春耀开始合写一些回忆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跟他相识。用汪春耀的话说：他们这些小人物，脑子里装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独立卫生间、地毯和鱼翅

　　何殿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

　　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

　　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

　　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

　　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贴身监护潘汉年

　　何殿奎跟这份专门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但十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

　　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

　　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

　　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

　　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

　　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他至今不解其奥妙。

　　谈起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传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说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很稳重的一个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刚看到这奇景，哨兵以为他死掉了，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彻底结束了。

　　“我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

　　文革开始后不久，扬帆、饶漱石、潘汉年等再次入狱。

　　潘汉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经不是文革前的那个秦城。“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被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何殿奎就此离开了秦城，一别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调回来。他是第一批回来的两个人之一。

　　城已经面目迥异了。因为“走资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盖了两栋4层红砖小楼，编号为205和206。监狱的名称也换成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

　　何殿奎告诉记者，“秦城监狱”文革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文革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但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也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预审局（现在叫监狱管理局）。

　　何殿奎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分配到201监区。当时201关押了89名部局级干部。他是“负责人”之一，但是负不了责，上面有3个军管干部，他只能列席会议。

　　不久，秦城监狱出了一件大事。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生活待遇低劣的问题。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工作组进驻，整顿秦城监狱，并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何殿奎回来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长，5个关在201。放风时看见他们，只能点点头。

　　潘汉年等也关在201。潘汉年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那几年，吃的是窝头白菜，见不到肉。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贵，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锋。即，1968年进来的第21、22、23号。这种编号法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很老练，一般比较讲道理；关锋精神失常了，经常骂街；戚本禹不大讲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个“闹监”的，经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邻不宁，还用手纸堵门上的玻璃观察孔，跟哨兵斗智。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

　　这时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迁到没人住的三楼，随他吵闹，随后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里面的铁栅门，让他喂蚊子。戚本禹喊报告要找何殿奎，何让哨兵说“出差了”。三四天后再去，吃够了苦头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谈谈”，从此基本上服管了。

　　秦城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

　　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已保外就医，“王关戚”也先后被释放。潘汉年病逝在湖南劳改林场，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英国人笔下的朝鲜战争：毛泽东犯了一个

错误！

　　在毛的长期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让政治考虑蒙蔽了军事判断。结果不但汉城被放弃了，而且连带北纬38度线的东侧及其向北的一长条领土也被放弃了。在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中国志愿军损失了14万人。美国人沿北纬38度线建立了一条坚固的堡垒式防御线，战争进入了围绕着双方现有阵地的拉锯战。1951年6月，和谈开始，但双方都不愿承认自己已经受够了。直到两年后斯大林去世和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新任美国总统，美国人和中国人才准备不顾双方在朝鲜的被保护人的反对，结束这场流血，签署一项停战协定。

　　对蒋介石来说，这场战争真是天赐良机。六个月前，杜鲁门曾明确表示，台湾如遭攻击，美国将不会出面干涉以保护国民党人。4月，中国军队曾在广东省外海的海南岛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陆海空登陆，在两星期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抵抗，并造成3.3万名国民党士兵的伤亡。这看起来好像也确实是进攻台湾本身的一场彩排。下一步是进攻金门岛和其他沿海岛屿，接下来将会是翌年发动的总攻击。

　　朝鲜改变了这一切。美国可能会对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种延续下来的中国内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当一个受苏联庇护的朝鲜半岛北部的国家对受到美国有效保护的半岛南部的国家进行武装侵略时，它是不可能同样行事的。6月27日，华盛顿宣布说它将派军队支援南韩的李承晚，并且，作为额外措施，美国第七舰队将保护台湾海峡的中立。

　　毛泽东的最初反应是有限的。中国的防空部队转移到边境的北朝鲜一侧，以防卫跨越鸭绿江的大桥和从东北南部派遣过境的援军，如同一位中国将领所说，必须立足于这样一种基窗未雨绸缪。进攻金门的计划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

　　然而，到7月底，随着北朝鲜继续其胜利的南进，毛开始坐立不安起来。他看到了，正如金日成所看不到的那样，朝鲜人的战线拖得过长且极易受到一次美军的反击。8月4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首次提出中国军队不得不直接卷入战争以援助北朝鲜人的可能性，即使是以美国的核打击为代价，他对同事们说，问题是，如果美国人打赢了，他们的胃口就会大开。中国就会面对美军对东北和华东沿海城市的空袭的威胁；国民党部队越过海峡反攻大陆；甚至有可能出现法国军队越过中国南部的中越边境打击胡志明军队的配合行动。

　　两星期后，毛泽东的担心加深了。周恩来的一位军事参谋相信，美军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要在朝鲜半岛狭窄腰杆上的北纬38度线南侧的仁川采取行动，那一条线是南北两部分的通常划分线。毛泽东抬眼看了一下地图，这位年轻的评论员也让他信服了。他命令解放军再调动50万部队部署在东北边境一带，并开始计划一场为时一年的战争。

　　与此同时，他向金发出一项紧急警告。

　　他说，从战略上讲，美国确实是一只纸老虎。但从战术上讲，“美国又是一只真老虎，而且要吃人的”。朝鲜人应该重新集结准备打退一次登陆袭击：“从战术的观点看问题，有时撤退比进攻更好……你的敌人是很难对付的。不要忘记，你正在同帝国主义首领作战。要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

　　金没有理睬。斯大林也是如此。9月15日，仁川登陆开始了，北朝鲜军队土崩瓦解。平壤一片恐慌。金派了两名高级助手到北京求助。斯大林也加入进来。允诺如果毛肯派地面部队去防止北朝鲜人的没顶之灾，他将提供空中掩护。

　　自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遭受重创的那几个月以来，接连几个星期中毛又一次面对最险恶的情况。他几乎不眠不休。一方面，他对他安置在东北负责战备的高岗说，似乎无法避免直接干预了。另一方面，中国急切地需要和平以从事经济重建。自从清王朝倒台以来的近四十年中，这个国家饱罹战乱。中国共产党人还得去收复西藏和台湾，并且在内陆据估计还有100万土匪正流窜乡野。工业是一片废墟；城市里有大批的人失业，中部平原饥馑横行。

　　甚至在北京，食品供应也很短缺。归因于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破坏事件大量增加。这个政权以结束国民党人的腐败、稳定通货和恢复基本商务为手段所取得的信誉投资也已毁于一旦。

　　然而，到9月底，该来的和不该来的还是都来了。

　　毛泽东的军事计划人员预测说，在头一年，中国将会有6万人死亡和14万人受伤的损失。美国人拥有优势武器装备，但解放军受到了更好的鼓动，具有更大的人力资源库，并且在没有一条稳定战线的情况发生时更擅长“拉锯战”。中国军队因此应采用传统的“集中优势兵力击破弱小之敌”和打歼灭战的毛泽东主义的战略，以最大限度地造成美军的伤亡，并腐蚀美国公众对继续进行战争的支持。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最佳的介入时间是在美军跨越北纬38度线进入北方之后不久，因为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的供应线将会延伸到最大限度，中国军队将可以接近其后勤基地，并且在政治上中国的介入也会更容易受公众舆论的支持。

　　9月30日，第一支南韩部队跨进了北朝鲜。24小时后，正当中国领导人庆祝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一个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金派一个密使乘专机到北京送来一条消息，承认他面临崩溃的边缘。“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他阴郁地说，“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第二天，毛在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与否而是应该如何迅速派兵去朝鲜。一天的差异将会是决定性的……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紧迫的问题：我军何时进入朝鲜，以及谁来当这个司令员。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介入已无可避免，也不是说领导层其余的人都会立即赞同他的看法。当10月4日政治局全体成员与会时，多数人都反对他，并且同样是出于他8月里曾经掂量过的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原因。

　　林彪特别显得多疑。他争辩道，如果金被打败的话，中国就在鸭绿江沿岸建一条防线，让北朝鲜人以东北为基础打游击战以恢复失地好了。毛却不为所动。那样的话，中国就要放弃主动权了，他回答道，“我们就得在鸭绿江上一年又一年的等下去，永远不知道敌人何时会进攻。”林本来是毛想像中的中国介入部队的首选指挥员，但他以健康不佳为由拒绝了。此时毛转而提议由彭德怀去指挥。彭乘飞机从西安赶回来，很晚才出席会议。但他同意毛的分析，让步是不会让美国佬止步的。第二天下午继续开会，彭的支持有助于保证赞同采取军事行动的一致性。

　　两天后，美军的首批部队，美国第一骑兵师跨过北纬38度线。华盛顿敦促联合国批准了以朝鲜统一作为最终目标。10月8日星期天，毛发表一项正式法令，创建一支中国远征部队以援助北朝鲜，并可以将它叫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强调此项使命属于一种基于共产主义团结的道德讨伐的实质，而且更重要的是，维持这样一种设想，即北京的干涉乃是非官方的，从而不让美国人针对中国城市的报复找到理由。该军打算10月15日开始跨过鸭绿江。

　　随后，在远征就要开始的三天之前，毛突然命令整个部队的调动停下来，急召彭回北京“重新考虑介入问题”。

　　问题像往常一样又是出在莫斯科。在苏联的军事支持上又冒出了一场危机。10月1日斯大林从他正在休假的索契黑海别墅打电话给毛：“我明白，我们的朝鲜同志的形势处于绝望之中了......我认为你们应当调动至少五到六个师，立即赶赴北纬38度线。”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又传递出一项警告。问题不在斯大林的请求本身。使毛泽东担心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绝口不提俄国人在仁川大恐慌的日子里所曾做出的承诺，提供苏联的空中掩护和军需供应。

　　毛泽东决定虚声恫吓。他回答说，政治局多数委员反对介入，他打算派周恩来前来紧急磋商。

　　10月10日，他们在索契见了面。按照毛的指示，周恩来呈递了可称之为最后通牒的东西。他告诉斯大林，中国遵重苏联的希望。如果俄国人愿意提供空中掩护和大量武器装备，中国人就将介入。否则，毛就依从斯大林的判断，下令取消一切准备。随后他坐回到椅子上去等待这位老独裁者的反应。

　　斯大林说：“如果中国人感到太困难，无法介入的话，北朝鲜就只好放弃了。金日成只得求助于以东北为基地的游击战争了。”

　　周恩来的手都快颤抖起来了。接下来十小时的谈话以凌晨5时结束的一次酒会作为收场，周恩来把一份他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电报传送给毛，在这里他所能获得的是一些最新的保证，俄国将提供必需的武器与对中国城市的空中防卫。但是将不会有朝鲜上空的空中掩护，至少在头两个月内是如此。斯大林的借口是苏联空军需要时间做准备。事实上他是丧失了信心。即使有中国人的帮助，他认定，北朝鲜也一样会被打败。如果苏联飞行员加入进来，同美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对毛泽东来说，这一仅仅在数星期前刚做出的军事承诺上的背信弃义的决定，是斯大林的全部背叛中最为苦涩的一次了。

　　1936年在西安和1945年在东北，那些全都是与一个正在为夺权而奋斗的中国党的政治利益得失相关的。但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俄国是条约盟国。“一边倒”与否，毛得出结论，苏联决不是一个值得中国信赖的伙伴。

　　10月13日，星期五，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说，介入无论如何只有干下去了。即使如斯大林其人也为之动容了，“这么说，中国人真正是好朋友“。其言后来被广泛引用。毛泽东的麻烦还没有完结。在东北的军队将领们为他们的部队在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地暴露在美军的轰炸之下的前景深为忧虑。17日，他们联名给彭德怀写信，提议将中国介入战争的时间推迟到次年春天。但随着韩国的军队已经兵临平壤城下，此事已经无可选择了。第二天，在听到彭德怀的报告后，毛泽东对同事们说：“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不应该改变我们的决定，也不应该推迟它。”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会议同意，19日晚志愿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进入朝鲜。30小时后的午夜左右，总参谋长聂荣臻通知他说，军队正在按计划跨过鸭绿江。几个星期以来毛第一次美美地睡了一整宿。

　　一旦决策完毕，战争本身倒是极其简单的。

　　在10月末和11月初最初的小型自卫性冲突发生后，彭下令总撤退。随后在“回家过圣诞节的口号下，麦克阿瑟发动了一次直抵鸭绿江的全面攻势。如同美国人很快就发现的那样，毛泽东又在用“诱敌深入”之计。11月25日凌晨，中国人反攻了。十天内造成敌人3.6万人的伤亡包括2.4万名美军，彭的军队夺取了平壤。

　　这并不是一场完美的战斗。中国人的伤亡也很高，士兵们忍受着严寒和食品匮乏的骇人折磨。无论如何，在介入战争后的数星期内，彭的志愿军事实上收复了整个北朝鲜。

　　当此关头，彭德怀提议休整到翌年春天。毛泽东却下令继续推进。俄国人开始提供有限的空中掩护，并且，随着战争期间取得的成功，斯大林答应改善军事再补给。彭裹足不前，但在毛泽东的敦促下，勉强下令在新年除夕发动新的攻势，当晚将会有一轮满月，便于夜间行动。而且美国人将会忙于庆祝岁末的节日。五天后，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占领了南韩的首都汉城，此时这里已然是一片废墟，颓垣败壁，瓦砾遍街。并迫使美国人进一步向南退缩约130公里。但到那时为止，彭又驻兵罢战了。金日成暴怒不已，向斯大林抱怨。然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却又支持彭的决定了。

　　一个月后，美国人又反攻了，彭德怀提议撤兵，以土地换时间，这是曾经在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和日本人时颇为适用的一句名言。但是毛却不予理睬。他想坚守汉城与北纬38度线，占领它们已经成为红色中国新兴力量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如此。

　　彭德怀在一封接一封的电报中试图解释为什么这是不现实的。“靴子、食品和军火尚未得到补充。”他告诉毛泽东，“战士们不能赤着脚在雪地里行军打仗。”随着气温下降到零下30度，成千的人冻馁而死。

　　在毛泽东的长期革命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让政治考虑蒙蔽了军事判断。

　　结果不但汉城被放弃了，而且连带北纬38度线的东侧及其向北的一长条领土也被放弃了。在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中国志愿军损失了14万人。美国人沿北纬38度线建立了一条坚固的堡垒式防御线，战争进入了围绕着双方现有阵地的拉锯战。1951年6月，和谈开始，但双方都不愿承认自己已经受够了。直到两年后斯大林去世和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新任美国总统，美国人和中国人才准备不顾双方在朝鲜的被保护人的反对，结束这场流血，签署一项停战协定。

　　彭德怀和其他从朝鲜归国的中国将领，对先进的军事技术的效果有了第一手的体验，相信战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后五年中，作为国防部长，彭花费了大量精力改造解放军，试图使之成为一支现代化的职业军队。

　　毛泽东却不是。对毛泽东来说，装备较差的中国军队同美国军队的精华打了个平手的事实，只能使他关于意志力而不是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信念更加坚定了。“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年秋天，他喜不自胜地说。

　　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在冲突之初寻求速胜和戏剧化的战斗结果而表现出的缺乏耐心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既然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他便渴望重建古代的辉煌了。朝鲜，与越南一样，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纳贡国。1950年秋，中国卷入战争不只是为了防止一个亲美的敌国在鸭绿江对面的出现。国家安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需要宗主国关系的恢复。出于同样的原因，毛泽东也派遣军事顾问为胡志明的军队工作。越南也得回中国的怀抱。

　　朝鲜战争后，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美国已不再是惟一的纸老虎了。中国对待苏联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制止北朝鲜的溃败上，中国助了俄国一臂之力。斯大林的继任人当对毛的新政权刮目相看，恐怕还得带有一些忧惧才是。倘若一个虚弱的中国尚且能够如此英勇的行事，俄国的这个伙伴一旦壮大起来会有何许前程呢？对毛泽东来说，莫斯科的股票已经下跌。俄国人不仅那样不地道地诱使中国卷入一场它本想避免的冲突，而且他们还露出了靠不住和骨子里虚弱的老底子。

　　从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改变。中国拼命争取苏联的援助重建经济。在1950年的冷战中，它也没有转而求援的地方。但是，轻蔑仇视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当最后的比赛记录公布时，中国已经在朝鲜蒙受了近40万人员的伤亡，包括14.8万人的死亡，其中之一就是毛的长子毛岸英。

　　打从五年前自莫斯科回国后，他一直工作在农民当中（追寻他的中国根，如他父亲所述），随后去了北京的一家工厂，在那里他成了党支部的副书记。1950年秋，得到毛的同意后，他报名加入了志愿军去了朝鲜。彭德怀拒绝了他跟随一个步兵团工作的请求，考虑那对他过于危险了，并转而任命他在自己的参谋部里担任一名说俄语的联络官。1950年11月24日，就在中国军队越过边境不到五星期之后，彭的在一处废弃金矿内的司令部遭受到美国轰炸机的袭击，彭本人和多数参谋人员托庇于一条坑道而安然无恙。岸英和另一名军官却落入了险境，临时躲在地面上的一所木头房子里。房子被一枚燃烧弹击中，两个人都烧死了。

　　革命已经夺走了毛的兄弟姐妹：他的堂妹毛泽健，1930年与杨开慧一道被处决；他的小弟弟毛泽覃，1935年在江西的一次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中去世；二弟毛泽民，1942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他的另一个仅存的儿子岸青，精神上不很稳定。

　　岸英与父亲的关系一直都不很亲密。毛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他坚持他的孩子们的行为要无可指责，并受到与其他任何人同等的对待。他的警卫员李银桥回忆到他曾对孩子们说“你是毛泽东的孩子，那可是你命苦的地方。”然而，自从这位年轻人回到中国，两人的关系逐渐亲密多了。当他死在28岁的年龄上时，那种可能在毛的内心中唤起一种深沉的个人的至诚之情的、硕果仅存的人性上的联系，也就此永远地切断了。

　　摘自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所著《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