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廉堕落到腐败，一个人要经历怎样的心路历程?笔者进行了大量职务犯罪案例调查，在进行一定数量综合分类分析的基础上。

　　笔者发现，贪官们在反思自己“为什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能列出N多个理由。到底是忏悔?还是推脱?

　　    怨“老婆不好”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被称为“海南第一贪”。2001年8月13日在执行死刑前他忏悔说:“我如果有一个好老婆的话，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东西受她影响，我讲她不听。”

　　2011年7月15日，重庆市垫江县政府原常务副县长赵应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剖析自己的堕落原因时，他特别提到:“是枕边风把我带上了犯罪道路。”

　　点评:做官是自己的事，做人也是自己的事。然而大难临头，这一切怎么都成了老婆的事?

　　    怨“不懂法律”

　　“都怨我不懂法、不学法，才落到今天的地步”，成为贪官们最爱说的腐败理由。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2001年10月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2002年3月2日慕绥新因癌症去世。他在落网后表示:“我的法律知识太贫乏，基本上不懂法——我是在双规之后才弄清楚受贿的定义的，在之前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是受贿，因为我收的钱多数是在事后，事前没有谈过。”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原局长陈锦祥1998年9月29日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他在分析犯罪原因时表示:“我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想来想去，我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是从分不清违纪和严重违法犯罪开始的。”可就是他，曾在政法部门做过中层干部。

　　点评:或者说没学过法，或者说不懂法，或者说分不清违纪和违法。但在职时，他们为什么都那么振振有词?

　　    怨“身处染缸”

　　湖南省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和市场管理处原处长尹春燕被称为“悔过书文采最好的副处级女贪官”。她在悔过书中写到:“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受贿是触犯法律并被定罪判刑的，但是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开始随波逐流。一种‘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应有的敬畏。”

　　一名贪官在悔过书中写到:“想想现在社会大环境像一个染缸，官场中的人时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以此为自己平时犯下的错误寻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更加麻木不仁、积重难返。”

　　点评:推说社会像染缸，出事就往缸里装。拿社会说事，用染缸推脱，他们照过镜子吗?

　　 怨“难以推脱”

　　“不收就对不起他们”，堪称世界上最矫情的腐败理由。江苏省睢宁县水利局原局长张新昌对于收受多位下属钱物的辩解颇有“创意”，他在法庭上说:“行贿的人都是含着眼泪让我把钱收下的，我觉得我不收就对不起他们。”

　　广州市天河区组织部原部长郑希云在法庭上说:“他们总认为是我帮了他们，都拿着钱到家里来感谢。我推都推不掉，双方有时甚至推上半个小时，全都红了脸。这官不好当，坐这位子有时没办法呀!”

　　点评:“推钱”推得红了脸，为什么对自己的贪婪不红脸?

　　    怨“人情往来”

　　2010年3月18日，利用职务之便索贿2万元、收受贿赂3.6万元的渝中区某分局原科长在法庭上语出惊人:“我收的不是钱，是人情!”

　　福建省郑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对办案人员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春节收红包属于礼尚往来。送者是出于情意，收者岂能驳他们的面子;这就像小孩子们收压岁钱一样，正常得很，不违法!”

　　点评:如果手中没有权或谨慎用权，哪里还有那么多“人情往来”，哪里还会那么多“红包”到手?

　　    怨“别人更贪”

　　2012年5月中旬，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挪用公款1个亿、受贿2510万元，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他竟然说:“其实我并不贪。”

　　辽宁省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我对钱看得很淡。如果我想捞钱，老婆去世，儿子结婚，操办一把，弄个几百万没问题。可我没这么做，如果我真的爱财的话，决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可就是他，受贿300多万元，与5个风尘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花8万元买一夜之欢。

　　点评:大贪小贪，都是贪;贪多贪少，也是贪。沾了一个贪字，怎洗得净你的心灵?

　　    怨“情人有情”

　　“有很多女人喜欢我，我也没办法”，堪称最无耻的腐败理由。说这话的是自诩为“有情人”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院长刘松涛。

　　被称为“三玩市长”(玩权、玩钱、玩女人)的湖南省郴州市原“三玩”副市长雷渊利，2008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刑二十年。在一次警示教育大会上，雷渊利忏悔称，自己先后有过好几位情人，被她们弄得头昏脑涨，为了满足她们的金钱欲望才大肆受贿。

　　点评:权力有时候就像一味兴奋剂，让贪官们亢奋不已。当落马之后，“情人”还会对他们有情吗?

　　    怨“工作牵累”

　　甘肃省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对受贿辩称:“他在我办公室里谈完事后放下5万元就走，如果我追出去拒收，很有可能伤害了我们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万一导致项目夭折，我岂不是成了人民的罪人。”

　　重庆市潼南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谭新生为自己腐败行为辩解:“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经济，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点评:自身受贿腐败竟然能换得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理由，除了糊弄自己，还能骗得了谁?

　　    怨“不被理解”

　　湖南省常德市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说:“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立。”堪称最可笑的腐败理由。

　　云南省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永仕:“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点评:找理由是常见的，而如此找理由却是罕见的。换个角度可以看人生，可换个角度看到的就不是贪欲吗?

中國調查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活動

狄雨霏

《鳳凰周刊》等中國新聞雜志發布的一張圖片，在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流傳，圖中是幾個人努力在廢墟中立起一面旗幟，借引了美國軍隊在硫磺島立起美國國旗的那幅二戰照片。

但這面旗幟上不是1945年那幅照片中的星星和條紋，而是紅色字母拼寫的“NGO"（非政府組織）。圖片傳達的信息很明確：美國人用非政府組織來征服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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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由政府下發並要求境外非政府組織填寫資料的表格。
 
很多中國官員認爲，西方國家政府利用非政府組織，鼓勵民主的“顔色革命”，而烏克蘭和埃及最近的政治動蕩，以及香港要求更多民主權利的活動，都有外國黑手的操縱。這種觀念可能催生了一場新的調查：山西省某地政府網站上發布的一則通知稱，要對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滲透”狀況進行安全審查，通知貼出不久即被撤下。以習近平主席爲首的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4月15日才召開首次會議，但看起來這場調查從它剛成立沒多久就開始了。

該通知爲當地政府的安全審查活動設定了一個時間表，並表示它在根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部署開展行動。該通知稱與境外有聯系的中國組織也會受到調查。

6月20日，這個名爲《從今年5月至7月底，擬對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及其活動情況開展全面、徹底調查摸底》的通知出現在山西運城一個政府網站上，運城是一個有500萬人口的地區。網站很快撤下該通知，但已經進入緩存，並被中國新聞媒體取出進行報道。（這些報道本身也已經被刪除。）

那些在中國設有海外總部的非政府組織，比如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和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不是拒絕正式置評，就是沒有對請求置評的電話或電郵予以回應。

但據悉很多組織都感到不安，至少有一些組織已被要求填寫包含幾十個問題的表格，比如注冊地是哪裏，注冊方式是什麽，有多少資金，有哪些人員。

與此同時，各地的中國非政府組織也遭到詢問：他們是否接受境外資金，數目爲多少，來自哪裏，以及如何使用這些資金。一家接收境外資金的著名中國非政府組織收到了三張表格，共計36個問題，包括員工以及“協同的中方人員”的姓名和身份證號，還有關于該組織的“工作領域”、“政治背景“和“目標”。它還要求列出“在中國活躍的非政府組織員工”的姓名，這種措辭有時是用來描述間諜活動的。

6月11日，一名女性輔警把這些標注著由境外非政府組織填寫的表格發給了鄭州益仁平，這是一個防止肝炎患者遭到歧視的民間組織；益仁平的工作人員說他們不是境外組織，拒絕填寫這些表格。該組織的聯合創辦人陸軍說，第二天鄭州益仁平的銀行賬戶就被凍結。

6月17日，該組織辦公場地遭到搜查，電腦和文件被沒收。目前還不清楚這次搜查是因表格而起，還是和其另一位聯合創始人常伯陽律師及其他幾個人最近因爲“尋釁滋事”被拘留有關。

至少有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表示，媒體報道的這場調查還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上的影響，其中國合作夥伴和受資助者仍然能夠獲得資金和培訓。這種國際組織資助的活動範圍通常很廣，包括HIV/艾滋病教育、小額貸款、涉及性別的工作、兒童和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

某西方非政府組織的一名工作人員說，很明顯有什麽事情在發生，但目前還不清楚它有何種影響。而且他說這也不是前所未有的新鮮事；由于事情的政治敏感性，他拒絕透露姓名。共産黨一直對這種組織的意圖心存懷疑（甚至它自己在某些領域接受免費培訓和幫助的時候仍是如此）。

張治儒在中國勞工組織“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工作，他說當地派出所5月19日打電話給他，詢問了有關該組織活動的一些問題。“警察問我們有多少錢，有否獲得任何境外資金等等，並記下了回答，”他說。

但是，“我們每年都必須回答這些問題，今年似乎也沒有什麽不同，”張治儒說，“都是那些老問題。”

那個名爲長直的運城小鄉鎮在其公告中說，當地黨組織將設立“專項組”，開展調查活動。

“本次調查摸底範圍廣，時間短，任務重，”那份通知稱。“每個村、每個部門都必須從保衛國家政治體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高度出發開展調查。”

“要講究方法，”通知稱，確保調查做到“內緊外松”，中共通常用這個詞表示行動要保密。

“只做不說，不宣傳不報道，確保獲得第一手資料，避免引起國內外的注意，”該通知說，這表明它是被誤貼出來的。

該網站接聽電話的人拒絕回答問題，也拒絕爲記者聯系可能可以回答問題的人。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翻譯： 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