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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中国专制暴政的根源何在/习密晤逾百红后代/中美的冲突到底在哪里
發佈時間: 7/11/2014 5:47:22 PM 被閲覽數: 10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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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



44集历史大剧《苏东坡》主 演:陆

毅,林心如,牛飘,宋昊林,申军

谊,韩雨芹






中国专制暴政的根源何在?



 中国最近2000多年的历史,几乎没有出现过圣贤和精英们向往的仁政或者民主政治,基本都是专制暴政。

        为什么会如此?很多国民,将其归咎于统治阶级的残暴。这样的判断似乎不无道理,特别是在蒙古和满族占我中原期间。
        但是如何看待汉族自己统治中原,依然都是专制和暴政呢?

        另外一个问题是,除了统治阶级,作为被统治的阶级,也就是说的百姓,是否有自己的责任呢?这个问题,很少有国人会想到。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有什么问题?

        从孔孟老庄这些先贤们的著作看,中国历史上是出现过仁政的,至少是对奴隶主阶级的仁政的,那就是尧舜禹汤几位先王,甚至到了周朝,五十里而王天下,也可以算作仁政。
       但是,春秋战国,诸侯争霸,道统一乱,再统一中国的不是一个孔孟希望的施行仁政的地方国家,而恰是施行专制和暴政的秦国,为什么会这样?
       我理解,对付东周末年列国的暴乱,上帝必须用一个更暴的力量来对付他们,这就是秦国。所以,历史上第一个专制暴政,就是为了管控周朝末年的暴民(高级暴民)。因此,可以说(高级)暴民导致了暴政。

        秦始皇以后的历史,大家到看到了,暴政不改,又导致暴民产生,陈胜吴广(这回是真正的民)起义,天下大乱。
        刘邦战败项羽,华夏一统。这次刘邦记取了秦王朝的教训,虽然沿用秦制,但是封同姓诸侯为王,治理各地,崇尚道家无为而治,颇为怀柔。但到景帝时,吴王串通各(高级)暴民,形成七王叛乱,中央政府被迫平判,不得不再加强专制。也就是说,因为有(高级)暴民,才又导致暴政。
        后面2000多年历史,除了外族统治的两朝,汉族自己也是在暴政-暴民的恶性循环里出不来。
        
        其实,以圣经的标准来看,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就几乎极少有良民。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后来有数的几个笃信基督或者佛祖的国民,剩下的都是自以为义,实际都是内心残暴的暴民。无权时,也是骂骂咧咧,胡作非为,有权时就残酷对待下属。这样的情况,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其实就是在信基督教(注意不一定是信基督)的人群里,依然有不少这样的暴民存在着。

        也就是说,在一个大多数是暴民的国家里,不要指望有什么仁政或者民主了。民国之后,很少世袭了,大多数官员,都是来自民间。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暴?还不是那民间本来就暴。

        在中国能找到几个合乎圣经教训的父母?父母对孩子从小就施以暴政,如何能培养出良民?所以,中国的暴民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因为父母本来就是暴民。这些人做民,都不能不暴,如何做官了就不暴了?可能吗?

       所以,中国要想消灭暴政,实现仁政和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就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良民。而这些良民,只能通过笃信基督来教化而成,除此之外,好像也看不到还有其他的出路。




零雨其蒙  倍可亲






揭秘消失的13天 习密晤逾百“红后

代”(图)

 

京港台:2014-7-12 05:25| 来源:明报 |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政、从军或经商,但至今仍继承其父辈、祖辈的政治遗产,当然也包括严格的论资排辈、甚至是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这便是所谓的「红后」(红色后代),主要是指中共1949年建政时的军中少将级或以上、地方省部级或以上官员的后代。但无论是如今已家道中落的昔日「红色贵族」,还是藉改革开放而坐拥亿万「红色权贵」,都未放弃透过千丝万缕关系影响高层。
  虽说时移世易,「红后」影响力仍不容忽视,据称,就连同为「红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仍是「储君」时,就曾在被外界称为「神秘隐身」的那13天内,与近百名「红后」一一会面。
    取消与外宾会面惹猜测
  2012年9月,正值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的敏感关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自9月1日以中央党校校长身分出席秋季开学礼后,便一度从公众视野中神秘「失踪」,原定其间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丹麦首相施密特的会面悉数取消,直至9月15日才又在北京出席中国农业大学科普日活动中重新露面。
  十八大前这一不寻常的现象一度引发外界种种猜测﹕一时间他游水时滑倒、踢足球时跌伤,甚至遭暗杀、心肌梗塞、中风及向中央请辞、拒绝接任总书记职位等各种传言不胫而走,更有媒体耸人听闻地披露,习在一场「红二代」聚会中,劝架时遭飞来的椅子击中背部,为疗伤而暂时消失于公众视野中,云云。
  路透社曾于2012年9月7日报道称,习近平曾与胡耀邦长子、内地政改的积极倡导者胡德平私下会面,据悉就是那一轮会面中的其中一场。报道引述消息转述习称,公众已对领导层的空谈感到厌烦,所以他不会做不切实际的承诺,而必须是改革,同时也否认自己是薄熙来的同盟,称会严格依法办理薄案。
    无分左右 按家庭分批
  而近日,多名知情的京城「红后」对本报透露,在被外界看来这充满戏剧性的13天「神隐」中,习近平确在北京与「红后」代表以及山东、华北等地的重要「红后」头面人物会面,据称,除胡耀邦子女外,还包括叶剑英元帅后人、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等等,估计会面人数逾百人,但所代表的「红后」家族成员超过1000人。
  如此大范围会面尚属首次,据透露,全国「红后」大约有4万人,分为北京和地方,地方「红后」因聚会少、级别低不算主流,而在北京的核心圈子也不过2000余人,其中主张恢复中共正统的「左派」佔85%,认同民主宪政的「右派」佔15%,但后者被认为控制了境外媒体的话语权。而习近平的那一波会面「就是不分左派右派,其中有的是单独会见,有的则是两、三家一起见面」,内容主要就是向各家族说明自己的执政方向以及理念。
    交流理念 获八成支持
  据称,习近平也让各方「红后」代表对其政见表态,「如果是支持的、同路的就大家一起干,如果道不同的就也要求同存异」。而据悉其中八成以上的「红后」代表均对习的思路表示支持,而以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后代为代表的10余人虽不反对,但也未表态全力支持,另有已故内务部长曾山后人等少数代表则提出过不同意见。
  而在中共元勋后代的左、右两派人马中,无论是早已无政治筹码的没落贵族,还是已退出政坛的老干部,日常生活中也与普通人无异,一些「红三代」更已摆脱了自身身分的敏感自觉,特别是在地方,「因为对家庭历史也不感兴趣,他们基本上都知道要靠自己」。
    铁腕反腐助两派达共识
  在「红后」看来,他们并未在改革开放中分享到多大利益,但如今「圈中人」习近平在政军两界的强力反贪腐,却似乎令左、右两派「红后」找到共识,不过当然还是要「亲疏远近、内外有别」,「(对贪官中的)自己人还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交回款项内部解决就可以了」。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虽然大力反贪腐,范围涉及政治上的不同派系以及军队高层,但迄今没有「红后」出过事。



中美的冲突到底在哪里?



2014-07-11 03:22:03  [多][维]博客  邓峰


    2014年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国意图主导亚太事务的“去美国化”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产生碰撞,再次令中美之争的话题升温。事实上,中美之争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外交,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与一个习惯充当世界领袖的老牌大国之间的矛盾。

    自1949以来,中美之间一直处于对抗之中。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始终将美国视为帝国主义头号敌人,直到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才逐渐缓和。1979年中美建交,彼此承认对方的利益,但是仍然会或明或暗地进行各种博弈。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大有一种成为大国关系中最重要一环的趋势。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巨大成果,中国早已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落后封闭愚昧的东方国家上升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得到根本性转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虽然具体年份可能存在争议,但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迟早的事情。

    古往今来,但凡大国崛起,必定要扩大本国的战略空间,通过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来维护和增加本国在全球范围的利益。中国同样如此,随着中国制造在全世界流行,随着中国人更频繁地在国外生活旅游,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捍卫国人的生命安全和保障正常的经贸往来。为此,中国政府唯有推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不仅要韬光养晦,更要有所作为,为中国人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美国是一个老牌大国,长期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更是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以“世界警察”的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一举一动之间,直接影响着国际局势。受惠于超级大国的影响力,美国人在全世界得到各种实惠,不仅可以买到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感受到超级大国的荣耀和光环。

    不得不承认,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旧在诸多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但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不免呈现相对衰落的趋势。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亚太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甚至有人认为亚洲其实是美国人的亚洲。不过,这已经成为过去。虽然今天美国依旧在亚太事务上担当重要角色,但是不至于一家独大,至少中国已经呈现将在不久的将来主导亚太事务的趋势。面对大国地位的削弱,美国人难免产生焦虑之感,担心中国会取而代之,从而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才不得不提出“亚太再平衡”。

    中国崛起的矛盾和美国相对衰落的矛盾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不管如何劝导,也不论如何口头沟通,这个矛盾已经决定两国的博弈将变得不可避免。事实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主张,正是两国的战略博弈。至于两国近些年的矛盾与纠纷,基本上都是两国矛盾的外在的具体体现。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就不得不保持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就不可能坐看中国崛起而不加遏制。而中国正在崛起,同样不得不大范围提升本国的战略空间,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一边正在快速崛起,扩大自身影响力,一边作为既有力量,不得不捍卫既得利益,矛盾由此暴露无遗。

    国际关系学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崛起的大国总是会与既有的大国发生冲突。古希腊有两个著名的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是一个面向海洋、商业发达的外向型国家,后者则是一个面向陆地的保守国家。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由于受到某个小国的牵连,雅典、斯巴达先后卷入其中,爆发战争,并最终导致雅典被彻底击垮,而斯巴达同样走向衰落。为什么斯巴达要对雅典开战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近代同样不乏类似例子。比如,一战的爆发某种程度上正是新兴大国德国与既有大国英国的利益之争。再如,日本发动二战,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明治维新以来所积累的国力来谋取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进而与西方国家在亚洲势力产生冲突。

    毫无疑问,中美之争非常类似于当年雅典与斯巴达、德国与英国的矛盾。可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希望看到中美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乃至战争,因为这样不仅会严重损害彼此的利益,而且还会给全世界带来危机。只是矛盾已经形成,中美之争不可避免。如何减少两国的冲突,如何让两国由对抗转为合作共赢,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考验着两国政府的智慧,更考验着两国人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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