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hattan Henge ～ 曼哈屯落日 ～ Manhattan Solstice】

　        

来源: 弓尒 于 2014-07-12 wencuecity

     近日，一份题为《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这样一份研究报告即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而言，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强得“耀眼”，可给有些人的感觉，现在却比改革开放前反而更不安全了。蓝皮书强调指出，中国意识形态面临着“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应采取各种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果然，近来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政法机关频频亮剑，抓捕了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制造出强烈的恐怖氛围。但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恐怖，有用，也有效，但很有限！
    
     历史，已有的人类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能包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却难以包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能包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难以包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这些，还不止历史有证明，今天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我们这种国家都仍在证明着。

我们不但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反对资本主义要改变我们的意识形态。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到底是西方要改变，还是我们自己在改变。真正弄清了这些，我们有些人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了。不然，会让外人觉得：你们真是在无理取闹。
    
    一
    
    近日，一份题为《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这样一份研究报告即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而言，我们这个国家虽然强得“耀眼”，可给有些人的感觉，现在却比改革开放前反而更不安全了。
    
    是有别国要入侵吗？不是。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入侵中国了。那么，是国内出现了“反政府武装”吗？更不是。自1949年起不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剿匪”后，国内从未出现过一支带枪的反政府武装——哪怕是小股队伍也没出现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待浏览了媒体对蓝皮书的解读后才舒了一口气：“蓝皮书指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总体稳定，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
    
    原来是天下本无事，有人自扰之。
    
    国际环境如何复杂，国内环境又如何复杂，这不是普通百姓能了解的。百姓所知情的只是，说来说去，原来是担心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出问题。也就是说，现在郑重其事地出版发行这样一份蓝皮书，强调国家安全问题，无非还是在纠缠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到底要姓资还是姓社。说句有人不爱听的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谁叫我们1978年要走所谓改革开放之路呢？当年把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十八个农民一捆一绑或一铐，送进大牢，不就万事大吉，不就没有后来这一切烦恼了吗？说不定我们至今还在华主席领导下哩。就算容忍了小岗村那十八个农民，谁叫我们后来又加入WTO呢？谁叫我们向西方承诺中国也实行完全市场经济呢？直到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我们不是还在强调要“壮士断腕”、要“深化改革”吗？深化改革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要更多地借鉴资本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学习，否则你深化改革个大头鬼呀！可这样做的结果，就没考虑会影响乃至改变国家意识形态吗？
    
    所以说，如果我们至今仍像北朝鲜那样，坚持独裁统治，坚定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搞几十年前人民公社那种“一大二公”，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哪里还会有现在这种烦恼？真是！
    
    其实，也用不着太烦恼，像我们这种国家，尽管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可大半个世纪来一向是国家意志至上，至今不变，若是真的还想让中国社会回到过去，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只要国君哪天心血来潮，发个什么文件或是作个讲话，然后再让新华社向全国各地方报纸发个“新华社通稿”，第二天一觉醒来，从人民日报到全国各地方报纸，全都刊发这份要中国还回到过去的文件或是讲话，我敢说，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未必不会再退回到1978年前，继续搞当年毛泽东那一套。
    
    这样说，有人可能不信，但本人完全相信。我们不仅还有这种土壤，而且那种封建专制意识在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大脑中还活跃得很呢。你再看看互联网上那些毛左们有时的嚣张劲，让你不能不意识到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回到毛时代。
    
    又有人可能要说：你这是说气话吧。不然，那怎么办？
    
    全世界都知道，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星球上就国家而言，主要就只存在两种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意识形态，一种叫做资本主义，一种叫做社会主义。没有特色资本主义，也没有特色社会主义。说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那只是中国某些人的一厢情愿或叫幌子。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经济方面走的就是资本主义，却非要在舆论上在政治上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强调要走社会主义，结果就走出了这种困境，一直困到担心起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来了。你说这算哪门子事儿！
    
    二
    
    说到意识形态这种纯形而上的东西，本人相信中国绝大多数百姓既不关心也不大懂。没有哪个炒股票炒期货的中国人现在还会操心自己的这种行为属于哪种意识形态。也没有哪个买彩票甚至中了头彩的彩民会想他或她的这种行为以及结果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仍不承认是在搞资本主义（尽管变了一些味儿或说与其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如叫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除了自欺欺人，没有人还肯相信。
    
    当然，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天天喊着要深化改革要壮士断腕，实际上，中国大陆民众现在能说什么能做什么，全在政府国家一句话、一个文件、一项政策。中国百姓从来没有西方国家民众的那般奢望。几千年来包括1949年至今一直是政府给百姓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百姓也就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除了被中共曾津津乐道的中国历史上有大大小小的上百次农民起义外，1949年后，中国百姓即使饿死也不会去反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意识形态，更谈不上会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不过，话虽这么说，也正如陈行之教授最近在《不要以为没有声音就是安静》这篇文章中所言：“人是这样一种东西，他可以如同牛马一般沉默，可以承受任何艰难困苦，他也可以忍受野蛮力量的驱赶、辱骂、欺凌，在极端情况下，他甚至还可以忍受殴打和屠杀，但是你做不到让他不去想一点儿什么，你无法做到把他变成完全丧失思想意志的物体，无论你是谁，你都做不到；无论你使用什么手段，你都做不到阻止他们把剧烈的精神运动转移到地心深处，在那里聚集、累积和运行。”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陈教授这段话，就是无论如何，你都无法让中国人大脑不思想，内心不活动。
    
    比如，像我这种国民就搞不懂，中国人要求扩大民主有什么错？现如今，是西方要输入民主，还是中国人渴望民主？如果中国人不渴望，谁输入也没用。西方包括美国，毕竟没有管着我们，更不负责我们的失业、我们的生活，不负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不负责我们的房价，不负责我们的拆迁，更没权力把我们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甚至弄到夹皮沟，也不会来给哪一个中国人判一个“寻衅滋事罪”，若是再一言蔽之，如果不是中国人自己喜欢民主希望民主，西方再怎么想输入，也是白搭。
    
    因此，现在把中国广大民众自己喜欢自己希望硬说成西方输入，对人家实在不公。再说，现在似乎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反对所谓西方输入民主是假，不想在中国真正扩大民主才是真。然而，有些人忘了，如果说在300年前，中国人还不可能知道民主为何物，可在1942年陈独秀在追悼蔡元培时就已下断言：民主与科学“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既是必然产物，你又如何抗拒得了？
    
    再说，一个国家，是意识形态重要，还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幸福快乐和尊严重要？是意识形态大如天，还是人民利益大如天？是人民应该迁就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国家意识形态应该由人民选择？换句话说，是人民选择意识形态还是意识形态选择人民？我们一定不要忘了，人民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并不是为了国家，而只是为他们自己。一如约500年前提出社会主义理念的老祖宗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所言：“人民选择国王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原因，而不是为了国王的原因”（第50页，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既是这样，为何要拿意识形态捆绑人民？如果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符合人民愿望，还需要“强调”吗？强调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要强迫吗？如果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符合这个国家人民愿望，你强调或强迫又有什么用？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现行的这种意识形态搞了大半个世纪，怎么竟反而害怕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入民主，搞和平演变？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西方意识形态搞对决？害怕西方意识形态什么？是不是水往低处流，而意识形态却是因为倾向更加文明我们“斗”不过？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为何就那么喜欢西方的意识形态，而自己国家一再强调和灌输的意识形态又为何是那么孱弱？是不合民意，或不得人心，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是人民不好还是我们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有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却来讲什么影响国家安全，岂不是南辕北辙，或叫本末倒置吗？
    
    比如说，在我看来，真的以为中国先前那种意识形态好，真的以为应该永远高举毛泽东旗帜，继承毛泽东遗志，继续坚持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那就干脆撤掉深圳特区，在中国取消一切类似资本主义市场的交易模式，让股票、证券、彩票、融资、融券、买空、卖空这些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东西在中国大陆绝迹——像上海自贸区这种明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更是应终止其建立，撤掉那个招牌。
    
    冤有头，债有主。要说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上面所举出的这些才是名副其实地“罪魁祸首”或叫“帮凶”。而我们现在将西方输入民主以及西方国家所谓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和宗教渗透看作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三
    
    我知道，在有人看来，意识形态安全就等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不安全，国家也就不安全。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我们也就看到了国家采取一些莫名其妙的“举措”，把国民对稍微沾上意识形态的批评定为“寻衅滋事罪”。如此这般，除了给一些有思想有见识且愿意为中国社会进步做点努力的国民带来恐惧感，很难说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什么实际意义。
    
    之所以要这样说，凡是有点思想的中国人，估计没有几个人感觉不到，哪怕与上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头几年相比，我们社会的民主自由非但不是进步了，反而倒退了。中国大陆上党办官办之外的网站大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很多互联网失去了应有的生气。正如有人在文章中所言：“很明显，当一群人把这个国家领导得‘乌七八糟’、危机四伏时，他们就会变得神经过敏，风声鹤唳，将看到和听到的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所有信息都视为‘敌对势力’的阴谋”。又说，“善意的提醒被当作‘敌对’，理性的分析被当作‘反动’，正常的对话被当作‘捣乱’，人们还能怎么样？”（均引自辛允星《莫名其妙的警告》）
    
    有人为何总是要给中国人带来恐惧感，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说当下还不能破解的话题。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完全可以向广大网民发个调查问卷。
    
    什么叫国家安全？按自己本文前面的理解，第一条，就是没有外敌拿着枪炮入侵这个国家，同时也没有什么人在虎视眈眈地准备入侵。第二条，国内没有反政府武装，且连影子都没有。可以说，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了这两条，也就具备了起码的国家安全。至于说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包括政治民主需求，都是国家政府分内之事，与国家安全根本不搭界。不然，本人就想问一句，1949年至1976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更是穷困潦倒，可谁敢说那时的中国国家不安全呢？所以说，在没有外敌拿着枪炮入侵、国内更没有所谓反政府武装的情况下，仍把国家安全说得如此邪乎，如果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就是别有用心。
    
    那么，对照上面所言，为什么有人要如此强调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呢？稍作分析，原来问题就出在有些人的逻辑思维和观念上。逻辑思维和观念不同，看有些问题也就不同，甚至还会截然相反。也就是说，在有人看来，这个国家的国民一要求扩大民主，要求建立公民社会，要求落实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一批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不安全了；也就是说，有人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这个世界上那些已经实行了政治民主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同之后，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全了；也就是说，有人认定，西方，包括美国在内希望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国民能多一点民主自由，批评我们在人权方面做得还不够，也就等于他们在干涉和威胁我们这个国家，紧接着就要向中国“输入民主”，而一定义为“输入民主”，就会严重影响中国国民的思维，于是我们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安全了。
    
    如此这般，我们这个国家的安全在没有外敌入侵（包括没有发现有外敌准备入侵）以及没有国内反政府武装的前提下，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难道我们不是建立在人民充分拥护的基础之上吗，我不相信。如果是建立在人民充分拥护的基础之上，那么国家自然就应该努力维护人民的这份拥护。自己有理由相信，一个完全失去人民拥护或感到已经失去人民拥护的国家（很显然，本人整篇文章中所说的国家其实都是政府的代称），即使没有外敌入侵，国内也没有反政府武装，这个国家也还是会有不安全感。
    
    那么，中国现在到底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呢？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而且是真实的感受，不用别人来下判断。自己思考的是：我们的人民为什么就那么渴望民主？若是再按政府所言，为什么渴望到甚至希望别人“输入”？
    
    这说明，一是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至少更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二是中国人感觉自己享受的民主确实不够。这两条哪怕有一条不成立，也就不存在现在政府发布的所谓蓝皮书中所指责的西方要对中国“输入民主”一说。如果中国人不缺民主，或民主不是个好东西，就是有人想“输入民主”，中国人也不会接受啊。不论是毫无意义或说中国人已经感到自己足够的东西，还要别人的干吗？所以说，即使承认西方就是想对中国输入民主，至少也还是因为中国人在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又觉得我们的社会民主不够的缘故。关键还在内因。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
    
    可这样一说，问题又来了。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利益理当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那么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东西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个国家也应该渴望的吗？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所渴望的与这个国家的安全非但不一致，而且还总是相拧甚至相悖，那么，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应该反思，还是领导这个国家的人应该反思？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错了，还是这个国家的安全建立的基础弄错了？
    
    哪有人民会希望自己的国家不安全的道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更是没有哪一个人敢于这样说。既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居然置国家安全于不顾去追求他们想要追求的东西，那么，我敢说这个国家的安全与否，与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关系肯定出了问题。不能正视这个问题，而只是一味强调国家安全，带给人民的除了恐惧感又还能有什么呢？
    
    说到恐惧感，本人不能不再啰嗦两句。当自己在国内一家网站上看到这份蓝皮书的报道，说你不信，如同半个世纪前在观看影片《烈火中永生》时江姐在山城城门上看到挂着的木笼子里血淋淋的人头一般（其中就有她的丈夫老彭）！如果“国家安全”是以给国民带来恐惧感为代价，我们要这样的“国家安全”干什么？人类到底是先有个人、家庭，还是先有国家？个人都不安全了，国家安全有什么用！
    
    可谁都知道，制造这种白色恐怖的政权不几年后就被推翻了！而人类史也告诉我们，恐怖，有用，也有效，但很有限！
    
    2014年5月14-15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27/2014

党刊反击《炎黄春秋》: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



2014年7月14日     
    作者：田心铭　　来源：红旗文稿　

历史虚无主义是在我国影响较大的错误思潮之一，其主要表现是否定历史，尤其是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近来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有人接过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号，把马克思主义指责为“历史虚无主义”，显示出一种想要把水搅浑，把围绕历史虚无主义的争论变成一场混战的意图。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名义“虚无”马克思主义，进而以更加彻底的形式否定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警惕。
    
    　　一、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帽子的？
    
    　　邓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曾对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他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他还说过：“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点，现在却被人扣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
    
    　　有论者这样描述他所称的“马克思历史图式”：如人们所知，马克思有一个历史五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他同时还有一个三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阶段说与五阶段说是一致的。应该说，这样的表述虽然不太准确，也还大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前述邓小平的概括也不矛盾。但是，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和对立。邓小平在做出上述概括时坚定地表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而上述观点却认为：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样的历史图示……是用两头否定中间，并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这里所谓“用两头否定中间”和“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就是该观点所称的“历史虚无主义”。该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示与基督教历史图示的确十分相似。他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也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文明高峰，但他最终还是以一个设想中的未来生活阶段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在他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要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
    
    　　这样看来，该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三条：第一，历史是要终结的，一切历史观都是历史终结论的，区别只在于主张历史终结在未来还是现在;第二，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历史终结在现在”，“启蒙历史图示去掉未来阶段，就等于是树立了一个现实标准的原则，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这种“启蒙历史终结论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第三，马克思的历史观把设想中未来的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终结点，否定了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历史，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
    
    　　不难看到，这一套说法的理论前提是历史终结论，并以此为理论支撑点，评论马克思的历史观，演绎出两条结论，一是说它“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二是说它否定了资本主义和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然后以此为根据，给它扣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在该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将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更高的历史阶段，实现共产主义，就否定了以往的全部历史并且把历史“终结”在设想的“未来阶段”，因而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包括其新变种的思想武器。
    
    　　1、关于历史终结论
    
    　　在上述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中，“历史终结论”是作为理论前提出现的，是一个未经论证就拿来运用的假设。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各种传统的历史观基本都是历史终结论的。然而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历史观都不过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它不是历史本身，也不是历史的决定者，不能规定历史的方向和道路。历史走着自己的路，而不管这种或那种历史观如何宣布它的“终结”。全部历史向我们显示的是：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社会就没有停止过在迂回曲折、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或快或慢地前进的脚步。
    
    　　从世界观或宇宙观的层面看，历史终结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它否认了一切事物都必然会灭亡，必然会转化为其他事物。而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426页)毛泽东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24页)在基本的理论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同主张历史终结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新变种是完全对立的。
    
    　　2、关于“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
    
    　　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彻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领域，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反映它。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发展过程，绝不会“终结”于某个“未来阶段”。恩格斯以透彻鲜明的文字表达了历史没有终结点的观点，他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他对历史进程中一切阶段的暂时性做了深入阐述：“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这里讲得够清楚了：历史“永远”不会达到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而“最终结束”，一切社会都处在产生、发展和衰落、灭亡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坚持这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毛泽东关于历史的发展“永远不会完结”的论述是非常著名的，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他还特别讲到了将来的发展：“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他强调：“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然而，共产党不是把共产主义当作“最终目标”吗?是的，我们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从来没有把党的最终目标的实现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而是看作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的开始。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就兴致勃勃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宣布党也将有一天要衰亡。他说，我们努力奋斗，正是为了“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毛泽东还说过：“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可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终结论与唯物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完全不相容的。所谓“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凭空捏造出来强加于人的。
    
    　　编造“历史终结论”，既是为了抹黑马克思主义，又是为了美化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该观点看来，只要强制性地规定“所有的历史观都是历史终结论的”，那么，一切历史观要么把历史终结在现在，要么把它终结在未来，别无选择; 既然马克思的历史观认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会被超越，那它就是“把历史终结在未来”，就否定了过去和现在，所以它是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启蒙历史图示”)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的，这就是“去掉未来阶段”，把历史“终结”在“现代(现在)”，“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所以只有它才是值得推崇的“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总之，按照该观点规定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规则，要想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唯一的出路就是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并为它服务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永恒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的集中表现。新变种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此并不讳言。这种观点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引以为据，把苏联的解体说成是“历史终结”的标志和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证明：总之，在长期的竞争对比中，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来，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而进入一个叫“后历史”的时代。可见，所谓“把历史终结在现在”，就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宣布为“人类最后的制度”而将其凝固化、神圣化，从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资本主义永恒论在历史观层面的表达形式;资本主义永恒论则是包裹在历史终结论中的现实政治结论。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虚无主义新变种的实质。
    
    　　3、关于“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
    
    　　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攻击为“历史虚无主义”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是什么“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当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首次发表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时，他就在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要点作了经典性的表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又在序言中声明：“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马克思根本抛弃了从空想出发用“人的本性”去评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心史观。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59页)他“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同上书，第161页)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用“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事实为根据，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时，他的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全面地科学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他把资产阶级本身看作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看作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对旧有的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炸毁了束缚生产力的旧的桎梏。“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6页)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和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即无产者。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这种用发展的眼光全面地评价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科学态度，同历史虚无主义究竟有何相干呢?
    
    　　对于历史上的其他剥削制度，马克思主义同样给予科学的历史评价。马克思把人类从原始野蛮状态进入文明时代以及从古代的奴隶制到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都看作是历史的进步。他把文明时代的历史看成是在对抗中进步的历史，揭示了文明发展的规律：“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他在揭露和谴责文明进步过程中的矛盾、对抗和罪恶的同时，肯定并且赞扬文明在对抗中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在《反杜林论》中，针对杜林用泛泛的空话痛骂奴隶制的非历史的观点，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恩格斯还批评了那种看不到中世纪的进步的非历史的观点，他说：“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纪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如果有人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些明确的论述于不顾，硬要说马克思主义否定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对于这样的态度，人们就很难按照正常的学术研究所遵循的思维逻辑来理解了。
    
    　　持上述历史虚无主义新变种论者的一些说法为我们理解这种态度提供了启示。如，“历史虚无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政治性行为”，“几乎所有把历史加以虚无化的行为都带有特殊的政治目的”。“人们不可能提供对历史的学术的、科学的仔细探讨来获得一致的、准确的认识，因为争论的性质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应该承认，这些说法的确反映了历史虚无主义同现实政治的紧密关联，说出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政治性行为”的性质及其“政治目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永无止境的不断上升的过程，对以往一切发展阶段的历史地位都给予全面的评价，这本来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知晓的常识，并不需要特别的“仔细探讨”。因此，我们只有注意到其行为的政治性质和“特殊的政治目的”，才能理解某些论者为何完全不顾事实而做出诸如马克思的历史观“把历史终结在未来”，“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这类武断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历史虚无主义”而彻底地“虚无”它，对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无疑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方法，是一条最便捷的路径。可见，接过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号，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以此来“虚无”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新变种。
    
    　　(作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中 国老资格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在深圳谢世，那天是九月三日，也正好是他寿龄九十三岁。千家驹是中国二十世纪激进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十六岁就加入共产党， 二十六岁已在经济学界享有名声，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直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来和他比年龄时，才四十岁。他虽早年脱党，但一直是中共的追随者， 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党的同路人”，“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自居”。他抗战后居港三年的一半生活费（五百元）由中共地下党负责，四 九年后享有高干八级待遇。文革后中共还准备提升他为政协副主席，他谢却了这享有国家领导人荣誉的职位。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学者，却成为中共的真正的叛逆和无情的批判者，晚年撰述的个人年谱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年谱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
    
    千 家驹先生一九八九年赴美三年后，九三年返港，在深圳、香港定居。那时我有寄《开放杂志》向他请教，有段时间，他还成为我们的订户，九五年他宣布封笔，不再 为报刊写文章。大约是九九年间，我收到千家驹先生寄来的一册《千家驹自撰年谱》，深蓝色封面，十六开精装本，并附一信，交代作者生前不拟发表。当时，即抽 空展读，未及细阅，已发现其中有非常大胆坦白之言论，并附数十帧精美彩图，便珍藏之。
    
    千教授在年谱自序中表示，有朋友拟为他作传，但见今之 名人传记“类多溢美捧场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谱，实事求是”，记述生平与所见所闻，“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 数友好，留为纪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现在，千教授已乘鹤归去，介绍他这本内容浩瀚的年谱于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谎语，不作违心之论”的正直学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绝不在那些四海张扬的名流畅销书之下。
    
    年 谱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有逐年详录，但着墨最多的还是他与中共的关系，包括中共篡政前他参与的左派学生运动与民主党派活动。一九三九年周恩 来在桂林曾单独约见胡愈之与他，周对他说：“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些，作长期打算。”因为当时他在广西非常活跃，在人们眼中“我好像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千家驹不隐晦中共对他的信任与他的左派立场，一九四五年他与前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在广西共过事，一道加入民盟。后来欧阳又加入中共，千家驹致信祝贺，欧阳回 说，他的思想转变受千家驹启发不少。
    
    指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一九四九年中共当权后，千家驹的第一个职 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等顾问”，同时兼清华、交大教授。刘少奇所谓“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他当时在场，会后，还和市长黄敬等陪刘少奇吃饭聊天。 他承认，他那时思想比刘少奇还要“左”。他说刘那次天津之行，功劳很大，稳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则，不少人会逃往上海、香港。八月间，他又陪陈云去上海， “上海所有党政领导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们，因此，对潘汉年、杨帆“特务”案，他是不信的，他看过中共内部机密文件，该案是因为公安部长罗 瑞卿给毛的报告而定的，他知道潘对中共贡献极大，罗瑞卿所说，显系诬陷。
    
    中共篡政后，周恩来任命千家驹做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 管理局）副局长，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任局长（挂名），当家还是千家驹，负责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这个职位一直做到文革前夕。年谱中谈到建国初期对外资企业的 处理问题，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话。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毛泽东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 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 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国一分钱，令西方各国哭笑不得。
    
    千家驹写到这里，想起毛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头头的一次谈话，毛谈到外国承认的问题时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千说当时以为是笑话，原来是真的，千家驹见证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为反右批判章乃器而深感内疚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对千家驹与中共关系的一次大冲击。他说，反右“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牵涉人数最多被害最惨的一次”，右派绝大多数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精英，反右之后知识份子鸦雀无声，说蚂蚁比象大，也没人敢说不字了。
    
    年谱详述了反右中的“章罗联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毛也一清二楚，为了打击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泽东做事向来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内的左派疯狂批章罗，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吴晗。
    
    千家驹写道“吴晗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千 家驹对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也作了坦白的检讨，尤其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的表现。年谱中交待了他与章乃器多年的关系，他认为曾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 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不过，反右对他的政治批判却错了，如章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 产阶级学习……等观点都很有见地，而且，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毛说他是“花岗岩脑袋”。千家驹说，这种知识份子的硬骨头是值得景仰的，并对自 己的批章行为感到“内疚之至”。
    
    千家驹因与华罗庚、钱伟长等五人联名发表对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也被划为大毒草，结果，因他是左派，与华罗 庚、童第周三人被保过关，钱与曾昭伦划为右派。一九八○年，曾、钱、章乃器都获得平反，但仍有五名右派迄今未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 斌。千家驹透露，华罗庚亲自告诉他，他从美国回来，被中共追查原因，几次检查通不过，最后抄了别人的一份检查，把自己臭骂一通，才过了关。
    
    到 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知识份子都不敢说话了，敢说的只有党内有地位的人，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的斗争，彭德怀为民请命，被打下去，千家驹寄以深切的同 情。年谱中透露，中共内部对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饿死人数，有过三次统计：六三年四月统计为一千二百万人，六四年统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万人，六五年 第三次统计为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人。这是从未见过的保密资料，笔者由此想到，邓小平对外国人说“文革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完全是骗人的大 话，每次运动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中共各级党委保险柜里，从来都有绝密档案。
    
    看透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本质
    
    毛 泽东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驹对共产党从质疑、不满走向彻底的幻灭。首先他从一个博古通今知识份子的立场，洞悉文革的荒谬性。他说，文革“把中国 自有书契以来的一切文化，视为‘封建主义文化’，把西方国家的文化名为‘资产阶级文化’，把苏联的文化名为‘修正主义文化’，统统要一扫而光……至于历史 人物，在中国古今上下四千多年历史中，只有秦始皇还勉强算得上一个历史人物，因为他曾经焚书坑儒”。
    
    千家驹对毛泽东自称比秦始皇超过一百倍的狂言尤为反感。他写道：
    
    一 个统治者自认为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并且以此自豪，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怎样的昏君、暴君，但如果有臣下说他是“桀纣之君”他一定会发 怒的，从来没有一个昏君敢说“纣算得了什么，我比桀纣还要残暴到一百倍、一万倍，你们把我看成‘桀纣之君桀’免低估我了”，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没有这样的 记载。
    
    而毛泽东，一个仅有中学文化水准的农村小知识份子（指其科学水准与世界知识水准，非古典文学水准）一旦在揭竿而起的农民革命中取得了 政权，当上了无“皇帝”之名而有始皇帝之实的“毛皇帝”之后，竟狂妄到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还要革“文化”的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毛泽东王国”，在这个 王国中，除贫下中农外，无知识份子生存之余地，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千家驹对毛为何要打倒刘少奇的看法同我们很相近，即毛受赫鲁晓夫反斯 大林的影响，怕刘成赫鲁晓夫第二将来反他。而毛是有帝王心态的人。千说，只有周恩来看透了毛这种性格，自知与毛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而非同志关系，呈毛的文件 中，有颂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报。刘少奇则不同，千家驹写道：
    
    刘当时坐第二把交椅自视甚高，党外人士亦很少接触，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 居。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拜读过的，要党员做党的工具，党的螺丝钉，不要有独立的思考，哪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周常找机会和我们谈话，刘则除 了我在天津黄敬市长请客时与他交谈过一次外，回到北京后，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从未有私人交往过，他也看不起党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怀也不了解“老毛”（彭 在背后从不称“毛主席”而叫“老毛”。）彭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看不惯毛取得政权后，耽于女色，脱口而说不应该“三宫六院”，故毛恨之刺骨，在庐山会议 上，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新辞，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神的地位，其结果是他自己被这个神所整死，这难道不是报应 吗？
    
    谴责红卫兵杀人为乐，杀人比赛
    
    年谱中，千家驹对文革中被卷入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案，述之甚详。他 说，该案完全是“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来是毛看了湘剧《生死牌》后，号召向海瑞学习，直言敢谏“五不怕”，而由胡乔木动员吴写出的剧 本，毛完全知道吴的写作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为的只是以此为文革打破缺口，进而三家村，彭罗陆杨，直到刘少奇。而株连千家驹，是因为他与吴是莫逆之交，有五 同之谊（同乡、同学、同年、同盟、同为胡适高足），被揪出来则是“文革暴发户戚本禹的功劳。”
    
    胡适一九四九年匆匆离开北平时，有许多书信日记未带走，封存近代史研究所中，戚布置打倒该所负责人后，查抄了档案，找出吴给胡适的几封信，就作为勾结“美帝走狗”的罪证公布出来，其中一封是吴介绍千去见胡适的，故千家驹便成了“黑帮份子”、“蒋匪帮走狗胡适的徒子徒孙”。
    
    对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千家驹愤怒地写道：
    
    不 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 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 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 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 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 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如此无法无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 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吧。
    
    被抄家、批斗、愤而自杀的经过
    
    千 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被千称为“混账王八蛋共产党员”的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 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 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晗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
    
    我 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 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拥 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
    
    我实在想 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 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 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
    
    “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 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 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份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 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 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批斗会上，千 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 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 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元旦结婚，证婚人是 胡适，介绍人是范文澜。当时胡适在婚礼上致词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学生捣乱的头儿，思想一向是很前进的，但今天的婚礼古色古香，新娘子姓 杨，我看千家驹从今天起变成杨家驹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 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年他在干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七六年毛泽东死 亡，终于熬过了文革的生死关。年谱写了一大段对毛的评价。千家驹听吴晗说过朱元璋画像的故事，朱当皇帝后请画师画像，前二名画后，朱不满意而诛之，第三名 揣摸上意，把朱画成一脸黑痣，下巴奇长的丑怪样，而受重赏。千认为毛也是这样变态的皇帝，令人感到天威莫测，喜怒无常。“毛以诗人浪漫气质掩盖了他的流氓 地痞本性”。
    
    六四惨案后皈依佛门“看破红尘”
    
    千家驹写道：
    
    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份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文 革后，千家驹复出，十多年间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走遍了大部份省市，也出国访问，备受尊敬。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惨案发生 时，千家驹在深圳，翌日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卑劣无以过之，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克制，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终于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一 名自幼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为何在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他回顾中共建国以来历程，批评中 共还把文革的宣导、组织者毛泽东当为偶像膜拜。他指出，苏联东欧的彻底崩溃，“百分之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路不通。”二十世纪整个历史都证明，生 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千家驹坦承，“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 皈依佛门。”
    
    千家驹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有非常强烈使命感的传统读书人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就“误入歧途”卷入红潮，不能自拔凡数十年之久， 在今日大陆统治阶级的权势和富贵中，有他一份贡献在内，然而，经过毛泽东暴政的炼狱洗礼，他终于大彻大悟，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信仰的蜕变，并以“自撰年谱” 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的大智大勇超过了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左派的民族主义的知识份子，也令人相信，中国士人的正义之气并未断绝，往者已矣，来 者可追，中国还有希望。
    
    来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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