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我与张国焘先生交往较多。中共官方党史中，丑化张国焘，每多违反事实真相。本文所写的多是张国焘对我谈的第一手资料。
张国焘是中共主要创党人之一
张国焘是中共正式成立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组党前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系者，中共一大的主席和一大选出的组织负责人，中共工运史上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中共早期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极少数见过列宁的人。
张国焘曾经是中共最大的实力派，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袖。１９３４年，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在江西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饥寒交迫，士气低落，逃命到四川时，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补充弹药、粮食、兵源。等到中央红军元气渐复，来了个“金蝉脱壳”。为了摆脱红四方面军，叶剑英谎称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加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徐向前生前曾表示，他根本未见到这份电报。张国焘本人则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我怎么可能做这样愚蠢的事，给别人制造口实，打击自己”）。后来，中央红军奔逃中到达陕北，找到了落脚地，又制造了陕北冤案，将陕北土共主要领导者一网打尽。陕北土共在中央红军各个击破之下瓦解。等到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这时主客互易，周恩来巧妙地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分开，毛泽东盗用张国焘的名义，把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编为西路军，借刀杀人，以回教的马家军消灭了西路军，从此张国焘在陕北，在中共中央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到陕北以后，表面上还有几个副职如中央军委副主席，陕甘宁特区（后称边区）副主席等，真正主要的工作是忙于反复写检讨和参加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斗争会节节升高，但无人能否认，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红军早期最主要的创造者。
我于１９３７年到达陕北延安。不久就在新成立的陕北公学听到过一堂张国焘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和以后在香港的交往中，始终觉得，他像一位大学教授，宽面厚耳，举止斯文，眉宇间常露出深思，书卷气很重。初见时，很难想到这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
我与张国焘在延安时，没有直接谈过什么话。后来香港再见，长期交往，他对我研究中共党史帮助和指导很多，其中谈到他从延安出走的经过，紧张有趣，有一部分中共官方也报导过，但张国焘对笔者所谈的具体生动得多。
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趁机脱党。黄帝陵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历来当权政府，每逢清明节，必派大员致祭。张国焘到中部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同时祭陵。祭陵时，两个人站在一起，张国焘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座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
延安方面，获悉张国焘去了西安，立刻电告西安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林伯渠，要林“严加保护”，林对张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由于张态度坚决，终于摆脱了林的阻挠。
４月１１日，张国焘到了汉口，李克农率一批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了，李克农派人追踪他，把他的行李从旅馆偷偷搬走，然后又再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了。李克农、童小鹏等和张国焘之间的三“请”三逃，过程曲折，惊险万分。其中，有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的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当时周恩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身为国民党的高官，也有国民党的特务秘密“保护”，惊问何事。周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指张国焘）去看病”。周恩来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扬长而去。由于国民党的特务已把所见的经过报告上去，所以张国焘被周“请”到八路军办事处时，很受礼待。但是实际上软中夹硬，准备挟持回延安。
张国焘与周恩来
当时中共在武汉最高的机构是长江局。长江局书记王明对张国焘说：“你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你应该是知道的”。秦邦宪附和王明的话说：“你的行动应该通过组织，报告中央；你是边区代理主席，擅离岗位，自由行动，错误严重！”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暂时不要谈这些吧！国焘同志一路辛苦，我们办一桌酒席、为国焘同志接风；然后，让国焘好好休息。”饭后，周恩来又笑对张国焘说：“国焘，你大概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茶了，这是西湖最好的龙井。”
张国焘呷了一口，也笑说：“果然是好茶，好茶。”周恩来见气氛缓和，于是就进一步向张国焘说：“老朋友，老同志，随便谈谈吧，这些年，你对党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你对党的贡献太大了，因此党对你也特别关心。国焘，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你这次到武汉来，到底是准备做一些什么呀？”
张国焘见周恩来如此这般友善，心也软了一半，就随口说：“看看老朋友，做做统战工作嘛。”
周恩来笑说：“我本来以为你只是散散心而已，原来你随时都想到党的工作，做党的统战工作，真是太好了。”周恩来接着又问：“你打算见些什么人呢？”
张国焘坦率地说：“我想见蒋介石，蒋委员长，我既然是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到了武汉，是应该向他报告边区工作的。”
周恩来脸色一沉，向李克农招呼了一声：“你把张副主席好好侍候，好好侍候，我有点事要办。”说完，周恩来就匆匆走了，李克农会意，与张国焘寸步不离，连张国焘上厕所，也守在外边。
４月１６日，周恩来对张国焘说：“长江局已向中央请示过，中央同意你见蒋介石，我也与蒋介石的侍从室联系好了，我现在就陪你一起去见蒋介石。”
“你陪我？”
“是的，我一定要陪你，这是中央指示的。”
于是，张国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去武昌见蒋介石，在汉口至武昌的轮渡上，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老毛的确胡来，但是，只有留在党内才能制止他，如果大家都走了，老毛不是更加胡来吗？”
我问张国焘：“你当时对周恩来的这段话，怎样看呢？”
张国焘答我：“我被周恩来骗过很多次了，他总是明一套暗一套的，怎敢相信他。”
到了武昌，周恩来吩咐李克农说：“在进入蒋介石官邸以前，你们必须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避免蒋的警卫人员产生怀疑。”李克农当然遵命。张国焘、周恩来见到蒋介石，彼此只说了几句客套话，蒋说改天再详细谈。他们前后大约２０分钟就出来了，在远处等候的李克农绝没有想到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张国焘这么快就草草结束。当他们从蒋氏官邸走出时，周恩来突然见到一位熟人，正想闪避，对方叫了一声：“恩来，你看望委座来了？”周恩来连忙向对方行了一个军礼，答了一个 “是”字。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委任的中将。张国焘一看周恭敬的神态，断定对方一定是国民党中比周恩来官阶高的官儿。正当周走向对方寒暄时，张心想，天赐良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拔腿就跑，周恩来也顾不得他和国民党高官的礼貌，随后就追，两个中共大人物在武昌大街小巷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绕了几个圈，张国焘终于又逃了。
李克农是特务高手，他手持蒋介石委任的上校证件，率领一班身着国民党军人制服的中共党员，在武昌市内作地毯式的搜索，声称“捉拿逃犯”，终于在一个旅馆内又把张国焘找到了。
李克农向张国焘鞠了一躬，抱歉地说：“张副主席，你受惊了，这里不方便，随我上办事处吧？”张国焘坚持不去办事处，他对李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
４月１７日，周恩来到旅馆见张国焘，面色凝重，向张国焘提出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
第一、回延安；第二、向中央请假；第三、声明脱党，再由中央宣布开除。张表示接受第三个办法。
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
张国焘脱离中共的原因
后日张国焘对我说，他下定决心，脱离共产党，主要由于中共内部的斗争和整肃往往与共产国际、苏共内部的斗争有连带关系。他承认自己属于苏共的布哈林派。
张国焘又说，周恩来过去也属于布哈林派。在那个时代，他和周恩来、瞿秋白等都被称为旧留俄派。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是由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指导的。１９２９年布哈林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其后中共的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共的权力斗争经过一再反复，基本上都是在斯大林路线下发展的。
我问到周恩来这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张答：“周恩来本来是德共党员，后来到苏联又成为苏共党员，１９２４年回国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才成为中央委员的，所以周恩来早期与中共的关系浅，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较深。”周恩来一向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在苏联，在中共内部斗争中，错误的政治路线往往出于莫斯科的指示，一旦失败，周恩来总是勇于承担错误的责任。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内普遍不满，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这是国际的决定，中国党必须服从，否则纪律制裁。”“国际指示的正确，绝对不容怀疑。”
共产国际由于苏共权力斗争，领导多变，周恩来也跟得快，这是他的天才。
我问张国焘：“六大后你受到共产国际的处分，中共的一部分党史说，你在四中后为了争取回国，向共产国际认错，向王明派投降了。”
张答：“我在共产国际的检讨是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六届四中王明派的上台是１９３１年１月，完全是两回事。当时每一次中共受了挫折，虽然出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事后都是由中共领导人出面代人受过，承认是自己的错误。我举一个例子，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分裂后，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后号召组织暴动，对抗国民党；南昌暴动前夕，我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阻止暴动，保存革命力量。结果南昌暴动失败，我和瞿秋白都在莫斯科认了错，我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秋白的罪名是左倾盲动主义。实际上我和秋白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和秋白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公开地对质和认错。私下秋白却对我幽默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人家说我错我就认错好了。’”
张国焘说，“１９３１年１月回国，说我受王明派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蔡和森的影响。”
１９３０年秋，立三路线失败，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找到蔡和森要他回国帮助处理立三路线的错误。
蔡和森一向恨透了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提到国际代表和苏共领导，他总是说“这个毛子”“那个毛子”。蔡和森反问柏金斯基：“为什么要我去呢？”
柏金斯基说：“李立三这个人很难缠，你有一种技巧，能说服对方，而又不惹怒他，所以你是最适宜的。”
蔡和森说：“如果说我有这个长处，那么，我认为张国焘比我更合适。”蔡和森随后去见张国焘，对张说：“我学了《三国演义》中徐庶推荐诸葛亮的故事，把你老兄举上了。”
张国焘说：“我不行啊，我正受国际的处分呢？”
蔡和森说：“我和你一样，不也一样受国际处分？现在机会主义当道，没有什么是非。国际认为你有利用价值，你就是正确的。我劝你写个检讨，向国际认了错，虽然对你个人来说，委屈了一点，可是只有如此，你还能对中国革命继续发挥一点作用。”
张国焘同意了蔡和森的意见，经过表态和共产国际的政治考虑，在这期间，李立三已经垮台，到了莫斯科。１９３１年１月张国焘到达上海，六届四中已经召开，王明上台了。
张国焘谈长征途中
张国焘说：“当年共产国际的威信很高，毛泽东也屡次表示，他绝对服从国际的决议。毛在江西苏区受到处分时，还说过要向共产国际告状呢！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回国调解一、四两个方面军的纠纷时，毛对张浩说：‘你是国际来的，中国党听你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从莫斯科飞抵延安时，毛泽东主持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也在场，毛泽东把王明抱了又抱，亲了又亲，我见了真不是滋味。后来他们结成了毛王反张国焘联盟，周恩来一直是站在王明一边的，他们度了一个短暂的蜜月，然后就完了。”
有一次我问张：“你在领导方式上，和毛泽东有什么不同？”
张国焘起初轻松地回答：“我们领导的方式确实不同，红军行动时，我总是骑着马，老毛总是坐轿子，有时躺在担架上。我骑马，随时要应付实际的战斗，老毛呢，他在轿子或担架上，可以安静地思索更多的问题。”张国焘突然严肃地说：“老毛的领导方式可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代价。”
我问：“你有什么不同呢？”
张国焘脸上闪出一片光辉，似乎在回忆他的过去，他说：“我们红四方面军过去打胜仗，主要依靠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不扰民，鄂、豫、皖、川、陕的苏区人民拥护我们。”
他一面说着，还提起笔在纸上写着数字。同时解释说，“我们那时组织一个战斗，多少军队，多少时间，多少后勤，多少粮食，都经过讨论的。”
张国焘还补充了一个笑话，他说“我和老毛还有一个不同。我们四方面军一向反对吃狗*肉，他们一方面军在老毛带头下吃狗*肉，我和老毛还有过一场狗*肉路线斗争。”
据张夫人杨子烈女士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
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我问张国焘：“有一个传说，你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要求回党，有这回事吗？”
张国焘答：“没有这回事。不过，１９５６年张向华（发奎）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一位你的老朋友想见见你。”张国焘对我始终没有提及这个“老朋友”的名字，他继续说：“这位老朋友带来口讯，表示毛对我的关怀，问我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张国焘说：“我的二儿子楚江想考广州中大医学院，但又担心我的问题，这位 ‘老朋友’说：‘没问题，没问题’。因此后来楚江就去广州读书了”。
有一次张发奎和我谈到，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时，叶剑英怎样地利用过他，他又怎样把共产党压制下去，张发奎又说：“不过我和叶剑英至今还是朋友，他秘密来过一次香港，就住在我家。”张发奎所说的叶剑英秘密访港，时间和他与张国焘的“老朋友”相晤大致吻合。
张国焘想与陈独秀组新党
我曾问过张国焘：“听说你计划过和陈独秀先生合作另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有这回事吗？”
张答，“我和独秀先生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要另外组织共产党，一定要独秀先生领导。但是独秀先生一再坚决表示，绝对不能与蒋介石合作。因为独秀先生认为蒋与他有‘杀子之仇’”。另外，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彭述之（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也力阻陈独秀张国焘再度合作，周恩来则屡次派王若飞访陈，向陈解释过去他们辱骂陈独秀“托匪汉*奸”是一种误会。又要求陈保证三不：“一不要发表政治文章，二不要公开演讲，三不要与张国焘搞在一起”。周又提出陈可到延安去看看老朋友，在延安长期休养也可以。如果陈不愿去延安，在四川的生活、医药费用，一律由中共负责，陈全部加以拒绝。但是，陈独秀与张国焘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组党的计划也胎死腹中，周恩来确实收到了破坏陈张合作的效果。
张国焘说，国民党方面，蒋先生总是被一些人包围，容不得外人插足。我和蒋先生谈过几次话后，有人就对蒋先生说：“国民党应付一个共产党够头痛的了，如果张国焘再领导一个共产党，我们国民党的麻烦岂不是更多了！”还有人说：“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出于个人野心。”
国民党在１９３８年６月通过决议，恢复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这些中共党人都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张在重组中共的计划失败以后，担任过一些挂虚名的“设计委员”之类的职务，有时作些时事分析的政治报告，当时国民党似乎很重视他的分析，编印成书，分发给训练班的学员作为 “学习文件”。１９４５年，张国焘在国民党六大中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张国焘不惯于国民党官场习俗，两个月后便去了上海。
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当时标榜独立超然。由于时局急变，便停刊去了台湾，不久又到香港。
张国焘早年在北京大学是读经济的，他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和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有过研究，因此他对于自己的经济学知识颇为自负。
国民党政权经济危急时，蒋介石也曾经要张写出他对挽救经济的意见。我和国焘在香港谈话时，他还有一个习惯，在分析问题时，用一支笔在纸上画数目字……
正因为张先生对于他的经济知识太过自负了，到了这个商业社会的香港，很快便卷进了炒黄金的买卖，最初赢了几次，最后输了。
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
我问：“毛泽东如何？”
张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问：“林彪如何？”
张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
我问：“江青如何？”
张答：“明星嘛，这会做了主角，总算不错了。”
我问：“康生如何？”
张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我问：“周恩来如何？”
张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张氏给我的答复，后来事实证明，观察深入，一语中的，他的确不愧为中共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不过，一个政治人物往往看别人易，看自己难。
文革期间，张国焘出版《我的回忆》，杨子烈出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１９６８年，张国焘夫妇移民加拿大。１９７４年我旅行加拿大，曾去看望过他们。国焘先生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逝世。
中共的资料中说，张国焘晚境凄凉，冻死异邦，在我的印象中，加拿大政府把张国焘的生活医疗全包了，仅是没有特权而已。毛泽东逝世时８３岁，张国焘逝世时８２岁，毛比张仅仅多活了１年而已。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时期，假如张国焘还在中国大陆，绝对活不到８２岁的。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的功过如何，有待中共秘密档案的开放。张国焘与我亦师亦友，我觉得我有责任说出历史的真相，虽属片面，但自信忠实。张国焘为人自然有他的缺点，否则他怎么到最后一败涂地？假如由于他的失败而否定他在中共的历史地位，这是很不公道的。
原载《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张氏长寿密诀——没心肝，不有脸！
王健民： 张国焘访问记 (够简要)
（一）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一次共产国际大会中国方面有无人参加？谁人？
答：无人参加。
（二）一九二○年，列宁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会议，约在何月？有无中国人参加？
答：无人参加。
（三）一九二一年列宁召开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之後，中国参加者三四十人，此会是否与巴库会议性质相同？
答：性质相同，当时参加者，国民党为张秋白，无政府党为黄文山，共产党为张国焘。
（四）日人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共产党史」谓李大钊於一九一八年成立「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先生曾否参加？请告知其经过情形。
答：未成立，日人有误。
（五）在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大会前，有谓先生曾去俄国，情况如何？
答：未去过。
（六）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谒中山先生於桂林，张太雷同行，张与俄人关系如何？
答：张太雷曾参加国际共党，亦为共青团员，俄文甚好，当时任翻译。
七）陈独秀曾否正式加入国民党？
答：曾加入。
（八）刘少奇曾否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受训，然後入东大？
答：是。
（九）中共第一次大会济南代表邓恩铭、王尽美是怎样的两个人？下落如何？
答：邓、王是山东学生联合会代表，原受丁维汾、王乐平领导，因反对五三（卅？——著者）惨案，加入中共开会即被杀，究竟国民党所杀抑日本人所杀，无从稽考。
（十）第一次大会在南湖继续开会，开了几天？
答：一天。
十一）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张特立」是否先生？高君宇是谁？
答：是。高君宇是高尚德。
（十二）一九二二年中共二次大会国际指导人是谁？（答：无）。「告同志书」中所称少年国际代表「大林」，他处未见，是怎样的人？
答：托派。
十三）在一九二七年武汉分共前後，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所称「驼背毛子」是谁？
先生致中共中央函，谓同年七月下旬到武汉的国际代表加伦（是否即加伦将军），少共代表为范克，参加南昌暴动的国际代表为纪政，是些什麽人？驼背毛子和道些些人，是否有的即罗米纳兹和纽曼？
答：不记得，但加伦非加伦上将则可肯定。
指导两湖秋收的马同志（外国人）是谁？
答：不知。
（十四）一九二七年中共五次大会之後，决定独秀、先生与李维汉三人组织常委，政治局决定邓中夏为秘书长，蔡和森归国代了些时，再由先生以常委兼代秘书长，鲍罗庭离华前，鲍提议：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秋白、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先生、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以上见机会主史），是先生地位甚高，何以尔後党权落於秋白之手？是否因先生参加南昌暴动遂予秋白以机会？
答：蔡和森著「机会主义史」未见过，照来信所说，此书真实性颇为可疑，因当时并无常委、秘书长一类名义，若是蔡和森所著，自不应将名义写错。至於南昌暴动失败责任，确为彼等攻击我的藉口，因我主张地主田地在二百亩以下者不分，又要拉拢张发奎军组联合阵线。
（十五）关於「八七会议」：
a、开会於何处？九江？汉口？据李昂「红色舞台」谓开会於汉口日租界一弄堂楼上，瞿秋白利用机会擅行召集，到中委仅三人，即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及中央工作人员十人，天奇热，秋白宣读「告党员书」历八十分钟完毕，并无辩论。另写一信致独秀，谓旧中央已推翻。此项纪载的可靠性如何？李昂是何人？
b、据史诺「毛泽东传」毛曾参加八七会议，确否？
c、就先生所知，八七会议出席者及指导者何人？开会情况如何？
答：不详。
十六）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苏区肃清许继慎派，载有曾扩情致许函，情况如何？
答：不记得。
（十七）红四方面军向陕川行军时，波多野谓有俄机空投接济，确否？
答：无此事。
十八）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秦邦宪总书记垮台，以张闻天继任，张是书记抑总书记？如为书记，党的组织与权力是否有变动？毛所扮角色为何？
答：张闻天继任仍称总书记。毛泽东当时是「政府主席」，周恩来则是军委会主席，到延安後不久，毛泽东首先自周手中夺得军权，至七大毛始当选党主席，正式取得党权。
（十九）先生与朱毛在懋功会师是预行约定抑先生自动接应？有谓先生曾拨两团兵力与朱毛，有无其事？
答：是自动接应。似拨与三团兵。
二十）八一宣言，有谓陈绍禹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迳行发出，并非先生与朱毛在毛尔盖发出，确否？
答：确。
先生告美国罗尔兹，谓国际七大会议系由林毓英送达毛尔盖，是否连同八一宣言送来？林毓英为谁？
答：是林毓英带来。此人是黄冈人，尚有一兄弟（兄或弟）名林毓兰，其侄即林彪，当时称之为「黄冈三林」。
（著者按：林毓兰应为林育南，则林毓英似应为林育英，毓英二字乃英文译音。）
二十一）毛方纪载：七月二十四日与八月五日两次毛尔盖会议均为「反张国焘路线」，情况为何？
又谓：先生率兵南下，另组中央，是否成立西南中央局？若然，似不能称为另组中央？
答：另组中央事则无，但部队既单独行动，总要有一最高领导机构，当与朱德、陈昌浩三人代行中央职权（三人均中委）。
先生似曾与毛自毛尔盖北上，经松潘、包座过草地，历时凡六天，始率部南下，与毛分道扬镳，在白龙江先生与毛争夺官兵，相持不下，毛曾痛哭流涕，有无其事？
答：痛哭事则无。
先生与毛分裂情形可否见告？
答：当时两部不在一起，一旦分裂即各走各路，亦无任何冲突。
（廿二）先生南下後与国军作战，朱德与先生在一处，何以朱无甚表现？尔後（翌年一九三六）先生又北上陕北是否朱的意见？
答：是朱的意见。
廿三）陈昌浩败於河西，走新疆，此後下文如何？此人下落如何？
答：目前似任中共翻译局局长。
（廿四）先生、朱德、贺龙等到达陕北时所余兵力若干？
答：两万多人。
（廿五）在延安，先生曾告罗尔兹，有先生的两重要斡部被毛整肃，是谁？
答：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
（廿六）先生谓，洛川会议，先生与毛冲突，先生提「让我们胜利」，毛提「让他们失败」，英文译文如此，原文如何？
答：当时毛同秦邦宪提使日本失败，蒋也失败，我提（周恩来同）日本人失败，中国人都胜利，因此发生冲突，休会三日未能解决，最後只强调独立自主。
（廿七）西安事变，毛本欲危害蒋先生生命（解至陕北公审），何以态度忽然转变为营救？是否莫斯科有命令？详情可否见告？
答：史大林打来电报制止。
（廿八）共军第五军军长董彦堂（原孙仲连旧部在江西宁都附共）下落如何？
答：在河西走廊倪家营子阵亡。
（廿九）蔡和森下落如何？
答：病死，蔡本有气喘病。
{老张不说实话，蔡明明是被国民党判处死刑，在河边被乱棍打死，然后分尸示众的。不久后其夫人向警宇也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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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曾在港为美分析中国时局，预言邓小平复出 青年参考
青年参考黄东/ 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资讯。近日，笔者辗转从外国公开渠道获得其详细内容，其中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当时就预言邓小平终将复出……
“张国焘”这个名字，有人可能很熟悉，有人可能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更有著令人唏嘘的凄凉晚景。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跑到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又说了些什么？一切都要从1938年张国焘背叛中共说起……
1.背叛中共后不得志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的革命生涯可谓可圈可点。但是，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何曾有过这番遭遇，心里拒不承认错误的他决意叛党。
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国民党，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设计委员会等处，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全国解放前夕，张国焘随著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在台湾，他的处境更加恶劣，不仅没人重视他，就连自己看好的住宅也被强占，在这种情况下，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在1949年冬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2.美国人找上门来
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又去炒黄金，想大捞一笔，结果又蚀了本。“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臀盘骨，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愁苦难堪。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困顿之极，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著极大的价值。
在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在他们看来，张国焘不仅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而且与红色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有著长期的交往，对他们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运作十分熟悉，因此张提供的资讯，对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重要价值。于是，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也找上他，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
3.称“文革”难以为继
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何况这种关注还可以带来报酬。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著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4.大胆预测邓小平复出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林对毛有著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援和治国的专家知识。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将会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5.减轻美国对华敌意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对所谓“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无需多虑。“文革”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在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就严厉谴责，但其目的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名声大坏，不具有太强的进攻性。
张国焘认为：“在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同时，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现在毛泽东之所以很关注西德(联邦德国)，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时又有著中国需要的资源，它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货物。与西德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张国焘的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的这些分析显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张国焘对中国外交的判断，无疑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至于其他方面，笔者就不敢轻下断语了。
6.在加拿大医院被冻死
1967年，“文革”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抵达了其人生的最后一站—加拿大。
刚开始，张国焘夫妇住进了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在那里，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虽不能过上多好的日子，但也足够维持这对老夫妻的生活。1976年，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由此转进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该医院的环境很差，不仅医生和护士很少，狭窄逼仄的病房也让张国焘气短。更令张国焘难以忍受的是，每到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刺骨，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酷冷，张国焘挺著中风的身躯在寒夜中瑟瑟发抖，只能靠自己带来的几块毛毯御寒。
1980年1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了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蔡孟坚是张国焘的同乡，张国焘死后，杨子烈与他通了电话，讲了丈夫死前的情况：“(1979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 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
张国焘的一生就此走向完结。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作者黄东，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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