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秦城监狱“兄弟单位”：鲜为人知的燕城监狱(图)

东方早报

燕城监狱——唯一一所司法部直属管辖的监狱，虽与秦城监狱同级，却鲜为人知。关押的多为厅官、外籍犯。其中，外籍犯监区干警全部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水平达四级以上。
  


燕城监狱正门


在横穿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G102国道上，一个显眼的指示牌清晰地指明了燕城监狱的所在。这个在诸多场合常常与秦城监狱并称的“中央级”监狱，绝少出现在公共视野。

据了解，作为唯一一所司法部直属管辖的监狱，燕城监狱关押的罪犯主要是具有研究价值的普通罪犯、职务犯罪的罪犯和外籍犯人。在此前足坛“反赌扫黑”风暴中落马的足球领导杨一民、谢亚龙和南勇以及“金哨”陆俊，都在此服刑。

唯一的司法部直属监狱

2002年10月28日，燕城监狱在河北省三河市正式成立。对于司法界而言，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当时的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张金桑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这标志着我国建立中央地方两级监狱管理体制。

据新华网报道，该监狱收押的罪犯主要是具有研究价值的普通罪犯、职务犯罪的罪犯和外籍犯人。跟其他的监狱不同，燕城监狱的所有罪犯都是从各地监狱调送而来。

据司法部官网，司法部燕城监狱是由司法部直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正局级行政单位。这在司法系统所属的所有监狱中，级别最高。与之同级别的是，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的秦城监狱，直属于公安部。

根据燕城监狱的介绍材料，司法部要求燕城监狱除履行监狱关押改造罪犯的基本职能外，还要承担四项特定功能，即“依法行刑的示范、国际司法交流的重要窗口、监狱工作改革创新的实验田、司法部培养年轻干部的基地”，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这个占地面积高达44万平方米的监狱设计关押规模1600人，在建设之初，国家领导就提出了“三个一流”的建设要求：即“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干警队伍”。

一位曾去燕城监狱参观过的人撰文描述了他的见闻：普通罪犯的牢房是四人间，有电视、独立卫生间，此外，还有公用的洗澡间、储物间、阅览室、机房，还有小超市。职务犯在另外一个监区，那个监区里的牢房是两人间。

据《晶报》报道，燕城监狱分为两个部分，普通刑事犯和外籍犯关押在一片区域，职务犯关押在另一片区域。

燕城监狱的伙房非常干净，座位类似于大学食堂常用的饭桌，还设有少数民族的就餐区域，午饭和晚餐是两菜一汤。伙房外面是体育锻炼区域，设有篮球场地和健身器材。罪犯的劳动主要是制衣，许多罪犯在制衣车间按照工作流程劳动，制衣车间规模不大。

燕城监狱常常接待各个单位的参观，很多情况下，还会安排犯罪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进行“警示教育”。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4月23日，该部安全中心党委组织各党支部书记及纪检委员（干事）40余人来到司法部燕城监狱，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据科技部网站消息，5月16日下午，科技部下属的21世纪中心党支部组织中心党员和职工赴司法部燕城监狱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监狱安排了职务犯罪服刑人员——原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副区长刘希泉做了现身说法。

澎湃新闻未能获准进入监区参观，监狱工作人员称，参观需单位向司法部申请。据其介绍，该监狱接待国外司法代表团与国外驻华使馆人员较多。根据监狱的介绍材料，燕城监狱先后接待60多各外国司法代表团和3000余名国外各界人士参观访问，“赢得了良好评价，展示了中国司法文明的进步”。

看押外籍罪犯，英语需过四级

燕城监狱的宣传材料上，所有介绍皆是中英双语。据该监狱工作人员介绍，燕城监狱承担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国际司法交流的重要窗口”，2012年燕城监狱成立十周年时，司法部要求努力把燕城监狱建设成“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监狱，为全国监狱作出示范表率。”

在燕城监狱里，关押着为数不少的外籍罪犯。

王志亮主编的《狱政管理学》介绍，2003年1月，司法部监狱局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了第2次部分省（区、市）外国籍罪犯研讨会。该会议结束不久后的当年10月，燕城监狱外籍犯监区正式组建。

该监区干警全部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水平达四级以上。该监区修建了外籍犯专用监舍、外籍犯阅览室、活动室、公共卫生间、洗澡间、公用储藏室、亲情活动室等设施。外籍犯专用监舍，每间关押人数不超过4人，现有床铺、储物柜、学习用桌、彩电、暖气、电风扇等设备。

据《晶报》报道，外籍罪犯大多通过英语和警察交流，小语种则由监狱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系，由副教授以上教师提供翻译。

曾经因诈骗罪在燕城监狱服刑8年的澳大利亚籍罪犯王里根曾撰文讲述过自己在燕城监狱服刑的见闻。他于2003年12月18日由广东东莞监狱转监来到司法部燕城监狱服刑。

他说，曾经住在他隔壁监舍的多米尼加国籍服刑人员林某得到消息，其93岁高龄的老父患直肠癌晚期，生命垂危，想在有生之年见上儿子一面，服刑人员们都觉得此事不太容易做到。然而，当监区警官获悉这个申请后，主动上报审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监区副监区长李晓楠与两名警官一起带领林某驱车百余公里探望病中的老人。

关押的职务犯多为厅官

与秦城监狱类似，燕城监狱也关押了一批职务犯，如前足协副主席杨一民、谢亚龙、南勇以及原央视导演赵安。

据《晶报》报道，职务犯的监舍是两人一间，电视机摆在床铺的前面桌子。卫生间和淋浴间就设在监舍内部。但在卫生间和房间中间的墙上，设置了一个透明玻璃，利于内部的相互监督。平时下午，职务罪犯可以有一段时间在监舍外锻炼。

前央视著名导演赵安因受贿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赵安最初在北京大兴的天和监狱服刑，后来转到燕城监狱服刑。据《中国周刊》报道，在监狱，赵安是受欢迎的人，他负责的每次晚会都能得奖。据说，赵安非常能因地制宜，组织犯人用牙缸、饭碗敲出音符，就能串出一个好节目。

据新华社报道，在此前的足坛“反赌扫黑”风暴中，获刑的杨一民与谢亚龙、南勇、李冬生、吕锋等落网的足协官员一起，被转到燕城监狱服刑。

根据公开信息，2014年6月5日，刑罚执行机关以陆俊获得5次表扬、1次单项表扬为由，建议将其刑期减去1年。

7月2日下午，北京市二中院在司法部燕城监狱对前足球裁判陆俊减刑案公开开庭，并当庭作出对陆俊减去一年有期徒刑的裁定。这意味着，原判五年半的陆俊将提前一年走出高墙，于今年9月2日刑满释放。

一位曾在燕城监狱工作过的中层干部透露，燕城监狱关押的多为厅级干部，厅级以上，就要被关到秦城监狱。

众多公开报道显示，这座始建于2000年8月的中央级监狱，一期工程已于2009年全部竣工投入使用。

2003年以来，不断有消息称，待燕城监狱全面投入使用后，闻名世界的秦城监狱将退出历史舞台，变更为看守所。不过，这一消息并未得到来自官方的确认。

党史博览

1976年9月底，华国锋借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为名，在后面小会议室密谈。通过商议，他们不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还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提出了第二套预案：利用开会将“四人帮”逐出中央，但最终并没有采取。本文摘自《党史博览》，作者肖思科。

华叶联手准备两套预案

1976年10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

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9月底，吴德记得是29日或30日。

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确定抓捕方案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5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200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

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争取军队支持是关键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10月5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里，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反对“四人帮”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与叶剑英取得联系。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

茅于轼回忆三年大饥荒(图)

多维

20世纪50年代末 60年代初，由于毛泽东推行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中国出现全国性大饥荒。《墓碑》作者杨继绳估算，整个大饥荒期间，全国饿死3,600万人，少生4,000万人。作为亲历者，中国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茅于轼则为我们记录了一些大饥荒细节。他在回忆录《八十回望》中写道，“1960年，三年灾荒的第二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我被下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灾荒时期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十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编者注：茅于轼当年31岁，正值壮年）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饿死了，只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孩子冬天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虽然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才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我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



茅于轼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出了三个右派，这跟茅家历来的自由思想有关。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辛亥革命的起义。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并且鼓励我写好字。我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我直到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这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应该说，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居家贫困，但是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都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通大学，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他回到南京老家后，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这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依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就做不成生意。父亲开修车铺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他的工作作风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故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这是他一辈子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看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中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后继续作南京大学教授。大舅舅陈霆锐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的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却十分融洽。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

一辈子的“吃”

在过去的80年里，生活好的日子并不多。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五百块钱工资，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做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受轻伤的伤兵，伤好一点儿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也会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因为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不知道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由此可见，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经常吃不饱。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如果吃得慢，别人就会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走过校门口时经常看见小摊上挂着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直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上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个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个菜，一个炒肉丝，一个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对于这件事，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伴随着我。附带说一句，抗战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饿死很多人，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的，也只不过几万，顶多十几万，绝不会有几百万、上千万。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才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那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售，有奶油、冰淇淋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开始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配额给养，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磅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里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的，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总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为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

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巧克力。自从1940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重庆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下飞机后头一件事就是买一块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不过年老了，不宜多吃糖。

1949年，全国解放后生活又开始好转，那时我到了齐齐哈尔。但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经常吃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上馆子，因为没有生活负担，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我爱人赵燕玲从苏州来到齐齐哈尔，她从小没吃过苦，对高粱玉米难于下咽。除了继续上馆子，还叫家里从苏州、北京寄食物，肉松、板鸭、糕点、糖果，甜的、咸的，从来不断。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不过解放初期工资每年都涨，生活并不困难。次年我们两人先后调来北京工作，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涨到133.5/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头一本书《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拿到1600块钱稿费，合十几个月的工资，那时候是我们收入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当了右派，我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挨饿

1960年，三年灾荒的第二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我被下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灾荒时期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十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饿死了，只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孩子冬天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虽然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才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我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记得只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因为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子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因为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却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化到了野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饥饿使我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我从藤县回到北京时，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压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必死无疑。

多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在吃的方面已经不成问题，山珍海味经常品尝，鱼翅海参也不稀奇。但是人老了，胃口大不如以前。过去认为最好吃的食品，现在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这也许是味觉退化的缘故。

爱人赵燕玲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但不是书香门第，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她对我的事业的帮助主要是分担了我的家务事，而不在直接的事业上。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被抓去坐牢，她会怎么办。她不可能发出和我同样的声音，呼吁外界的支持，但是她会很务实地设法营救。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因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当局的是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最娇的娇小姐。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宠爱于一身。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与她见面。那时我在东北开火车。后来因为我生病，请假回南方，才头一次见到她。

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她没有念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人们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1954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她的来到引起了当地的轰动。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想动手动脚(后来此人因为男女关系受批而自杀)。医院之外的人明里暗里打她主意的人不计其数。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每当我出差，这些人就蠢蠢欲动，献殷勤，请看电影、吃饭、打麻将。到了北京以后她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在我下放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隔壁的某局长晚上敲她的窗玻璃；欧美同学会舞会上认识的人盯住她不放；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1964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看见了她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养蜂夹道的游泳馆游泳。当时冬天游泳是高干的特权，邀请去游泳是显示特权的姿态。第二天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去了，这位副部长看见她没去，就满脸的不高兴。更奇怪的事还有，就不多说了。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是我们全家的感情中心，不论茅家、陈家的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代表我们联系各方面的亲戚。她为大家出主意，不论找对象、结婚、谋职、搬家、小孩儿看病，都来找她商量。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我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亲戚回国相聚，燕玲给他们的印象最深。她在国外声名鹊起，成了茅家的招牌人物。

她不但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结婚前她就为全家人织毛衣，后来为我们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从百货大楼买零头料，做成大人小孩的漂亮衣服。她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当年她刚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上班时，同事们都认为来了一位上海娇小姐，干不了事，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位能手。她是助产士，接生过一千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她干活麻利，干净利落。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因为下班早、不拖拉。一年多后，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奖励。“文革”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极大地提高，从此以后我一直享受她做的美味佳肴。自从“文革”以后就是她给我理发，从来没上过理发馆，只除了在国外的两年她不在身边，不得不上理发馆。我三十多年没有上理发馆的经验，听说现在的理发还给按摩，十分舒服，但是我至今没去尝试。

衰老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老相是1970年我40岁前后，在大同厂看电影，忽然感觉眼睛模糊，其实就是开始老花了。到7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体力当然不像年轻人，但是还能够坚持早上跑步，要跑两三千米。但后来跑步就取消了，因为膝盖疼。前后加起来跑步跑了三十来年。我打太极拳有近五十年的历史。游泳是我喜欢的运动。

由于我爱好运动，到老也还算健壮。可是我太太从来不运动，年轻时多病，老了反倒健康起来了。可见健康和运动没多大关系。

我到75岁时，在一般生活上没有感觉到和青年人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听力减退，配了助听器，可是用处很有限。所幸视力还好。

在75岁以后，我慢慢感到衰老，走路越来越不稳。特别是开始有一种感觉，好像能够看到生命的尽头，做事老想着事业的结束，而不是开发一个新的事业，退的思想越来越多。现在还能够走动，可以随团出境旅游，但是再过两三年恐怕这一切都得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