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央视和中国银行之间内讧背后的现实是，中国资金外流的渠道或许很快会被切断，中国富人带钱外流的机会可能不多了。图为今年4月北京一个针对中国富豪的国际房地产展销会。

   中国富人的机会可能不多了

   中共央视近日罕见的抨击中国银行洗钱，中共在对腐败的中共巨富官员打击惩治的同时， 似乎马上要开始对合法的民间富人阶层磨刀霍霍，成为资金严控的开始。央视和中银之间关于洗钱和黑钱的互掐，令许多观察家困惑不解。其实，内讧背后的现实是，中国资金外流的渠道或许很快被切断，中国的有钱人，即使是合理合法的发家致富的富人们，其携财富外逃、移民、转移财富的窗口，可能即将关闭，他们全身而退、离开危机四伏的中国的机会，可能已经不多了。

   今年夏天在纽约度过，个把月间接二连三的，碰到四、五家来自中国的富裕家族，其中三家已经办理完了投资移民美国的手续，两家正在办理之中。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在中共体制的夹缝中，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白手起家、发财致富的。他们不是官二代，可以说是富一代，正带着富二代的孩子们举家移居美国。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表示，2013年美国一共下发了8564份EB-5签证，其中7032份签证下发给申请美国绿卡的中国人，这几家中国富豪就是每年7000名带着钱离开中国的人们之一，而这些人宁可把资金投入到回报非常低的EB-5项目，也不愿意把钱留在中国。

   跟这些人聊天的时候问他们，中国政府不是限制个人汇款到国外，每年只有5万美元的限额吗？他们参与的EB-5投资项目，就需要转移资金50万美元，并且他们还要现金购买50-150万美元的房子，要支付未来几年的生活费用，还有孩子上私立中学、大学的费用等，区区每人每年5万的额度，根本是不够用的。对此， 这些富豪们多半耸耸肩、好像并不在意，他们似乎有自己应对的方法。

   根据胡润公司的研究，中国在银行存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当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移民或在计划移民。美国国家房地产协会说，中国人购买房地产的数量去年上升到220亿美元。这些资金的流动，就是相当可观的了。虽然中国银行不是移民们转移资金的唯一工具，但这个工具受到中共最大的喉舌——央行的挑战和非难，就不是什么很难以理解的事。但这个内讧的背后，还有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背景原因。

   中共央视把中国银行协助其客户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做法称为“洗钱”。显然，作为喉舌的央视，并不懂经济和金融，他们可能并不清楚 “资本管制—洗钱”、“普通移民—贪官外逃”的本质和区别。如果洗钱这么容易就做到了，那对需要洗钱的贪官、毒贩、走私商来说，就太方便了。首先，中共央视似乎在假定，这些钱在离开中国之前，就是非法的，所以才有“洗钱”这一说。但如果这些钱真的是非法的话，中共当局需要立即追查中国所有存款和财富超过1000万的人们的财富来源，而不是等到这些钱快要离开中国了，才突然认为这些钱是有问题的！央视之流的中共喉舌的随意性、造谣性和随口胡说，由此可见一斑。

   再者，中国银行分支行的“优汇通”业务，即使充当了“地下钱庄”，洗了一些“黑钱”，其实也只是给中共红朝的特权阶层开了绿灯，让中国的官几代率先有机会逃离中国——这个他们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正在下沉的大船。没有通过红朝的既得利益体系获利、自己白手起家的“干净富人”们，就如这两个月在纽约认识的这些新富，他们只是借用了这个东风，离开了这个经商环境日益恶化的故土。

   公开中国公民的美国帐户

   中国银行和中共央视的互掐，更是中国经济发生停滞、国有银行和影子银行双双陷入流动性危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逐步呈现的时刻。这是大难来时各自飞、责任到头互相推的自然反应。通过中国银行“正常”流出的资金，加上每年1万到1万5千亿美元的“非法外流的资金”，中国各地出现资金枯竭、资金链断裂，和大规模银行和企业破产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强。

   今年6月，美国财政部与中国政府草签了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公民金融帐户的信息，而美国也会将中国公民的美国帐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这个中美海外公民帐户互换协议，对美国的普通公民意义不大，但对许多海外华人、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赚了钱、到中国投资房地产或其他项目的美籍华人，却是很大的打击；同时，它对中国居民、尤其是中共贪官，对在美国隐匿财富的这些中国籍人士，也是一个晴天霹雳。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其实是针对“中国人”或“华人”来的，不管这些华人是在中国或者在美国！中国人以精明和善于投机取巧而出名，许多人也身在自由社会，却逃税以资金支持中共政权，而这个在民主国家（美国）和专制国家（中国）之间达成的有趣的协议，其实是在警告华人，莫算计，切莫太精于算计。

   中共的钱囊（中国银行）和喉舌（中共央视）互掐之后，中国封闭的金融系统的丑陋和千疮百孔，更加突出的被展现在世人面前。今后，中共当局该怎么办呢？放松金融管制，放宽对人民币和外币的汇兑限制？如果这样做，人民币超发和通货膨胀恶化的后果会立即呈现，中国的外汇储备会迅速消失。出于一己之私的考虑，显然中共是不会这样做的。那么，中共预期能做的，也是注定会做的，就是央视的舆论放风所预示的，就是进一步收紧，甚至慢慢关闭汇兑的大门，以挽救奄奄一息的中国经济。如果那样，中国的富人们就要小心了，阁下的机会，可能已经不多了。

   如果说，中共对财富流动的箝制只是吓倒了有钱的人们，中共最近大规模的将中层以上官员的护照全部收回，就让官员阶层的大批人士也人心惶惶了。中国人讲，心术不正的人，会在临死的时候抓几个垫背的、为自己陪葬，红朝的心态和目前的举措，似乎正是在这样去做。◇

   本文转自386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2014/07/17)想提前看到新纪元更多精彩文章吗？请访问新纪元周刊网站：http://mag.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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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1 发表）

    
    来源：百度百家 口述：周秉德等 整理：周海滨
    
    摘要：邓颖超说，“我也曾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
    
    

    *这是百家周海滨——《国家之子：我如何访问红二代》系列的第五篇分享文章。
    
    1952年秋天，周恩来、邓颖超到上海检查工作期间，会见了在华东幼儿园当保育员的表姐龚志茹。龚志茹不无惋惜地说：“美中不足的是， 你们没有一个孩子……”
    
    “无墓无碑无子女”，这是周恩来身后的公开秘密，其中尤以无子女成为周恩来家族的最大遗憾。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子女，周恩来夫妇对此事的态度如何，外界知之甚少。
    
    被革命热情所扼杀的孩子 周恩来对此曾发怒
    
    

    在北京南礼士路的一间茶楼里，周恩来侄女周秉德颇为惋惜的介绍了这一往事。
    
    周秉德告诉周海滨说，周总理本人对这件事也感到非常遗憾。“伯伯（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结婚后就率军东征，期间邓颖超怀孕了，当时是1925年才21岁。邓颖超觉得还很年轻，要以工作为主，革命为主，所以就把孩子打掉了。伯伯东征回来后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1925年8月，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邓颖超遭到北洋政府通缉，中共党组织安排她前往广州，同时照顾她跟周恩来的婚事。
    
    27岁的周恩来与21岁的邓颖超于1925年8月8日结婚。1925年10月，周恩来正带领黄埔军校学员跟随蒋介石在汕头东征。此时，新婚不久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因为邓颖超的母亲是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使她也了解些药物效用，于是便选择了药物流产。这就是周恩来第一个未曾谋面的孩子，被革命的热情所扼杀的孩子。
    
    邓颖超秘书赵炜介绍说：“总理那时候东征没在广东，她讲我给何香凝当秘书，我刚到广东还得搞妇女工作，我哪有时间生孩子管这个，她那时候我年轻啊，傻呀，说不好听就是蛮干，跑到地摊买打胎药，这时候她妈妈也在梅县，她妈妈懂中医，结果吃了那个药把人折腾死去活来的。”
    
    从公开履历可以看出，邓颖超当时的顾虑不无道理，这段时间的周恩来异常忙碌：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
    
    东征回来后，周恩来大发脾气。周秉德透露，“七妈真没见过伯伯发这么大脾气，他说你怎么可以自己作主把孩子打掉，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再说你也不能把生孩子跟革命工作相对立，我们生孩子就是为了接革命的班，你为什么私自打掉呢？”
    
    事已至此，周恩来夫妇只好寄希望于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当时只有21岁的邓颖超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生育的机会，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几乎是死里逃生。
    
    邓颖超说，“我也曾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
    
    

    1926年下半年，邓颖超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她选择了让母亲留在身边照顾，满足周恩来当父亲的愿望。“七妈觉得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孩子，所以吃得特别注意，吃得特别好。”
    
    这年冬天，周恩来前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在上海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第二次怀孕的预产期是恰恰是1927年3月。两人却分居两地。周恩来去上海，3个多月已经杳无音信了；为了养胎，邓颖超一直留在广州。
    
    1927年4月，她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经医生检查, 胎儿发育正常, 只是体重超过正常婴儿的标准。
    
    周秉德说：“那时候就三天三夜生产不下来，生产不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技术又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什么现在的剖腹产啊等等，孩子太大了出不来啊，那么没办法了，医生就用产钳，当时就用那个钢的钳子，产钳去帮助这个孩子出来，但是用力太大了，孩子夭折了，就没有成活，可是称了一称分量10磅，10磅就是9斤多呀，现在9斤多的孩子都算是大的了，那时候确实是难以生产，所以她就为了保护这个孩子给孩子营养好，结果反而没有成活。”
    
    因为难产，邓颖超请求医生用产钳助产，终于孩子还是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但是因为体胖身重和产钳用力过重，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邓颖超后来说，“我也曾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的母亲，但是没这福气。”（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
    
    “坐月子”辗转流亡子宫损坏
    
    周秉德说：邓颖超还在修养的时候，后来因为躲避大屠杀，从广州转移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坐船辗转到了上海，在这个过程中，邓颖超呕吐不止，非常辛苦。
    
    周秉德指的“大屠杀”系1927年“四·一二”事件，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捉拿周恩来。
    
    “跟七妈在广东省妇联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子。那天突然打扮得贵夫人一样到她的诊室去说：你要赶紧转移，现在国民党抓共产党人，组织上要你赶紧转移到上海。”随后邓颖超母亲从传达室收到电报，同样要求她们迅速转移到上海。因为情况紧急，只能去找给她接产的医生商量。这位医生便将邓氏母女锁到后院小仓库中。“刚转移不久，国民党就到了，来查邓颖超。院长说我们这是有一个姓邓的产妇，孩子没有成活，她已经出院走了。他们搜了半天，无奈地撤走了。那时候，医院每星期有一艘小火轮船从广州到香港去采购药品，医生让邓颖超装扮成护士，到那去采购，她母亲作为工友，母女俩取道香港，然后坐船去上海。这么几天的颠簸，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一个产妇应该是去坐月子的，根本就没有坐成，又紧张又劳累地到了上海。”
    
    在上海，邓颖超母亲登报找伍豪，“因为他笔名叫伍豪嘛，国民党不知道伍豪是谁，只说人我给你带来了，我们住在什么旅社。伯伯隐蔽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每天看报纸。他的心里除了每天的局势，还在等待邓颖超。他一看旅社的名字吓一跳，因为头一天有外地人到上海来找中央，就住在这个旅社被国民党抓走了。情急之下，他派人将母女接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诊所。医生检查后说，邓颖超生产以后也没有休息，子宫根本没有恢复，以后你就没有生育的可能了。”
    
    显然，经过这一路的颠簸和心理的煎熬外加上因难产而导致大出血未能得到治疗，一到上海便查出由于过度疲劳，她产后的子宫未能收缩恢复，今后不能再怀孕了。就这样，周恩来的第二个亲骨肉也与他无缘相见。
    
    曾化名“李明”找林巧稚治疗
    
    没有孩子，这是周恩来、邓颖超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邓颖超曾对秘书赵炜透露自己曾化名去找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治病。
    
    赵炜回忆说：“刚进城不久1950年还是1949年吧，她到协和医院去查妇科，她化名，她平常拿药什么都写化名李明，不写邓颖超，到协和医院找林巧稚看病，林巧稚不知道她是谁，就说她的输卵管已经堵塞了，那时候她四十多岁嘛，她1904年生的，说你需要治，我可以帮你疏通，邓大姐说我都四五十了，不用治，几十年了，算了吧。”
    
    “后来林巧稚有一次还跟我叨叨呢，她说赵秘书那时候我要知道是她呢我非得说服她给她治，叫她生个孩子，可是当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动员她，她不接受，邓大姐也说没必要不可能的，因为几十年了嘛，说没必要二十多年了，哪那么容易通的，没必要所以她不后悔，从来没有说无儿无女伤心啊，她没有，所以她和总理同样对一些孩子都很喜欢，所以他们两个说，全中国的青年都是我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