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同志。
    

    据新华社北京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13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陈忠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陈忠经原籍江苏仪征，1915年12月出生于江苏扬州。193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战线上从事对外文化工作，为党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11月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1960年率领百人艺术团前往多个国家访问演出，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陈忠经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副处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员等职务。2004年离休。
    
    陈忠经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忠经被誉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之一，曾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使胡宗南屡战屡败。周恩来曾经表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中国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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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社党：“高干子弟”的最后抗争


　　主笔│李杨


　　宗社党——这群大清王朝的“高干子弟”，在大厦将倾之际，反对共和，反对清帝退位；在大势已去之后，图谋匡复清室，只能反映出他们对旧体制的愚忠和不识时务。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


　　当北京城正忙着扯下龙旗、改悬五色旗时，逃到青岛不久的皇族宗室小恭王溥伟，希望在这个德国的租借地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以争取时间恢复丢失的荣光。


　　溥伟，满族，爱新觉罗氏，恭亲王奕的嫡孙。奕去世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夜。根据西太后的旨意，以其孙溥伟承袭王爵，俗称“小恭王”。人们都知道北京有一座恭王府，知道他的主人洋务派头领奕，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小主人溥伟。


　　宣统退位后，时年32岁的溥伟“决心不住民国地”，避居德国租借地青岛。吴郁生在给叶昌炽的信中曾这样陈述他们这些清遗民选择青岛的理由，他说，从青岛“若乘汽车，则一日可返清宫”。（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一日可返清宫”，除说明两地不远、交通便利外，还显示出一旦政坛发生变化，可以抢占时机，入京掌控。单从溥伟选择青岛一地避乱来看，就能体察到他复辟大清的决心。


　　对于亡国之痛，还有一个人无法释怀，就是肃亲王善耆。


　　善耆是清末政坛上有名的开明派，他参与创办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企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


　　但作为皇族宗亲，善耆也是大清朝的坚决捍卫者。他和溥伟、禁卫军协统良弼、江宁将军铁良、陕甘总督升允等人，在大清朝的最后时刻组织“宗社党”，对抗袁世凯，反对与革命军议和，反对清帝退位。但他们殚精竭虑的一切努力，都无法力挽狂澜。


　　清帝逊位后，善耆以复辟大清为己任，发誓“不履民国寸土”，携家逃到旅顺。


　　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的那天，溥伟、善耆这些大清朝的“高干子弟”们，并没有随内阁成员一起步入阴森森的养心殿，为这个延绵268年的王朝送行，而是在外国租借地满怀志在匡复的决心，遥望京城这片乱世中最震撼人心的“废墟”。


　　■大厦将倾


　　事情还要从隆裕召开一连串的御前会议说起。


　　1912年1月17日开始的御前会议，是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进行的。


　　贝子溥伦首先提出清帝“自行逊位”而让袁世凯为总统的主张，并说：“事若果成，岂但中国之幸，抑亦皇室之福。”（尚秉和《辛壬春秋》）庆亲王奕劻也主张清帝退位，说，除了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外，别无其他安全办法。


　　奕劻和溥伦的看法当然没有被全部与会者接受，溥伟和载泽等人坚决反对，他们相信朝廷仍然拥有一些南方所不具备的优势，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走一步看一步，未尝就一定吃亏，如果现在宣布共和，无疑等于缴械投降，断送了大清几百年的江山，成为历史罪人。


　　隆裕伏在案上，抱着宣统皇帝边听边哭。双方驳诘甚久，无果而散。


　　两天后，也就是1月19日，袁世凯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为内阁代表，邀集载沣、奕劻等王公亲贵来内阁会议。会上，只有溥伟重谈“痛剿”老调，其余“群臣中无一人”敢于公开站在溥伟一边。外务大臣胡惟德和赵、梁等人则说：“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隆裕遂在19日这一天再次召集宗室贵戚进宫开御前会议。袁世凯内阁仍派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出席会议。会上，胡、赵、梁等正式提出了拟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之议，这下激起王宫亲贵的一致反对，就连首倡“自行逊位”的溥伦也改了口风，站到溥伟他们一边去了。胡、赵、梁等虽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但会议还是无果而散。


　　1月20日，南京方面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退位之说日紧一日。两天后，也就是1月22日，隆裕又召集御前会议。与会的溥伟、善耆、载涛、载泽、毓朗等亲贵和一些蒙古王公一致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拒绝民主共和。隆裕左右为难，伏案痛哭。


　　隆裕问大家：“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家都说：“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隆裕接着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隆裕问奕劻，可否求外国人帮助。

　　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他们说，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要求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他们帮忙必须让摄政王退位。


　　溥伟立刻反驳道：“摄政王不是退了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溥伟接着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只要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隆裕摇头叹气道：“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真的没钱了。”


　　溥伟又出主意说，“从前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后拿出了自己的首饰珠宝赏军，结果士气大振，请太后也学一下这个办法。”


　　善耆也支持说，这是个好主意。


　　“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隆裕对亲贵们说，“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事实上，亲贵们也都知道，冯国璋虽然主战，但毕竟是袁世凯的人，不可能真正和他们一条心。


　　“优待条件不过是欺人之谈，”溥伟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溥伟一边叩头，一边说。


　　主战最力的溥伟于是请太后“赏兵”，说他“情愿杀贼报国”。


　　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


　　太后转过头问一直不说话的军咨府大臣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正是载涛这句含糊其辞的回答，让隆裕彻底放弃了抵抗的想法。（溥伟《让位御前会议日记》）


　　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在大厦将倾、大势已去之时，溥伟、善耆等年轻的满族亲贵在御前会议上仍极力主战，只能反映出他们对体制的愚忠和不识时务。


　　此时的隆裕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清醒与理智。她知道，这些王公亲贵说的全是不着边际的冒失话，因此最终没有采纳溥伟、善耆的意见。


　　■ 最后一搏


　　虽然溥伟、善耆、良弼等人主战的态度十分坚决，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迷信武力。他们早就看出，这次起义其实是中国未来政体之争。旧体制难以为继，若想保全君主，就要“以立宪弥革命”。为此，他们一直在京奔走串联，为立宪造势。


　　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人是死硬的顽固派。其实不然。他们都是先前立宪运动中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


　　良弼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往来，并深慕谭嗣同为人，对于改良维新十分赞同。


　　善耆更是立宪派的朋友。1909年12月，各省请愿团纷纷到京要求提早立宪，载沣拒绝接见，各衙门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这时，时任民政尚书的善耆却出人意料地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听取他们关于立宪的主张，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期间的工作安排，并含蓄地表达他赞同提早立宪的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立宪的时间表，善耆等人和摄政王载沣的态度是有分歧的。


　　“九年立宪”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不过从载沣的角度讲，立宪当然还是越晚越好，毕竟立宪后内阁对国会负责，皇权削弱。

　　但溥伟、善耆和良弼等人却希望立宪越早越好。这其中既有他们想通过立宪争夺权力的野心——比如善耆希望借助维新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也包含着他们希望通过立宪挽救大清朝危局的考量。


　　这些王公亲贵虽然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维护大清王朝、保住自己的世袭爵位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妥协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们坚决反对议和，除溥伟外，主战最坚决的当属良弼。


　　良弼出身满族宗室，不过血统疏远，其远祖是努尔哈赤之弟，该支系后因故族籍被革，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归宗，且仅是“红带子”，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黄带子”。良弼1877年出生于成都，此时家业早衰，更兼幼年丧父，经历艰辛。不过比之平民百姓，贵族毕竟能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1899年，良弼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3年学成归国，投身军界。


　　或许得益于早年的磨难，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他为人俭朴上进，“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谋”。（《清史稿·良弼传）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尤其在宗室中，堪称鹤立鸡群。


　　武昌起义后，满清高官个个彷徨无计，惟有良弼主动请缨，南下平叛。大概是由于他一贯傲上，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并不喜欢他，宁肯派了庸碌之辈荫昌出征。


　　带兵不成，良弼拼命反对重用北洋将领，认为派去武汉平叛的将领，都是袁世凯的老部下，日后很可能尾大不掉，出大乱子。但是，载沣、奕劻没有听进良弼的意见。于是，良弼“虽参军务，无可与谋，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清史稿·良弼传》）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前线的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也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来电“痛陈厉害”，劝清室退位。时局紧迫，“各名亲贵王公等异常愤怒，在有形无形中，而有一种结合，一时所指为宗社党者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他们对内煽动主要由满族官兵组成的禁卫军，对外勾连陕甘总督长庚和署理陕西巡抚升允，反对革命，抗拒“逼宫”的袁世凯。


　　1月18日，他们纠集几十人大闹庆王府，围攻庆亲王奕劻，以示愤慨，良弼表现得最为激烈。（高拜石《新编古春凤楼琐记》）


　　到1月19日，良弼、铁良、溥伟、善耆等亲贵正式打出“君主立宪维持会”的旗号，成立宗社党。


　　当时，为了扩大扶清的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感念”清朝旧恩的北洋系将领，四处纠结满族军人，不停地召集会议，发表议论。他常以在北京发动军队暴动为恐吓手段，威胁清廷主张共和的一派以及袁世凯一帮人。


　　当袁世凯以内阁全体辞职要挟清廷接受退位条件时，宗社党主张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时内阁，由在亲贵中“素以知兵名”的良弼任总司令，准备孤注一掷与革命军决战。


　　彼时，良弼的禁卫军协统一职虽已被冯国璋接替，但在禁卫军中仍广有人脉，铁良更是久历行武，在军中的影响颇大，因此宗社党声势不小。他们的出现，像一针吗啡，让垂死的大清又焕发回光返照的精神头儿。


　　■ 如鸟兽散


　　事实上，良弼、铁良等人和袁世凯的斗法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


　　1906年，清朝设贵胄学堂，专门培养八旗子弟，以俾将来控制军权。这时许多留日士官生陆续回国，被派往北洋新军担任下级军官。良弼就企图借助士官生的力量排挤北洋军阀。当时，良弼曾周旋于亲贵之间，时常游说亲贵说，“我们训练军队必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指袁世凯——笔者注）。”（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

　　是年秋，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首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铁良就削减地方督抚权力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了激烈争论。良弼的态度更为激进，主张将袁世凯杀掉，只因忌惮北洋军官不便弹压而作罢。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驾崩，溥仪即位，载沣当国，袁被开缺回籍。善耆对袁仍很警惕，秘密派人监视袁的动向。载涛在《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提到：“袁住在彰德渔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曾秘密侦探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


　　1912年1月下旬，宗社党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同时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函》，说袁世凯得饷已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邹鲁《辛亥革命史稿》第六册《彭家珍传》）他们还打算以更激烈手段对付袁世凯，派人给袁送去了一份信，信中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于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于尽。”（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


　　在袁世凯和宗社党人的斗争中，后者尽管激烈且动静很大，但毕竟不是老奸巨滑的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为防止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同时内调心腹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时间到了南北议和的最关键时刻，特别是当看到报上披露袁世凯将以满清退位换取自己的民国最高职务时，宗社党恨袁到了极点，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袁世凯也让这些亲贵死硬派搞得陷入深深的困境。


　　这时，年仅24岁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的一枚炸弹，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1912年1月26日，旧历年的腊月初八。新春将近，风雨飘摇的帝都也年味渐起。这一日，清廷照例给百官赏赐腊八粥。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署衙里，一干宗室勋亲也相聚受赏。食客当然意不在粥，他们只是以此为名，会商时局。


　　议毕，天色已晚，与会者各自散去。良弼乘马车，向西赶奔西四大红罗厂胡同，若干侍卫随同。行了一程，府邸已在眼前，马车正待停住，只见府门口一人快步迎了上来。此人一身戎装，递上名帖，上书“奉天讲堂监督崇恭”，这“崇恭”说有事要见马车中的良大人。


　　听到“崇恭”的名字，良弼急忙下车，端详来者，却不似印象中的崇恭，他转身欲走，已然迟了，假称“崇恭”的刺客彭家珍掏出炸弹，猛力掷来。


　　刺客志在必得，炸弹药量填得格外足，轰然一声，浓烟过后，良弼左脚已断，遍体焦黑，昏然仆地，刺客则头碎脑裂死了。


　　后来良弼在医院中呻吟两日，最终不治。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危局，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高拜石《新编古春凤楼琐记》）


　　话说完，便双目一翻死了。


　　良弼之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袁世凯。所以有人认为，刺杀行动是革命党和袁大公子袁克定一起策划的。良弼被刺，到底是完全出自革命党，还是有袁世凯插手，至今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据说，良弼之伤，即使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尚不至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良弼治病的中医，进一药酒，服后就不行了。（《辛亥革命回忆录》之六中韩锋《武昌起义后在京党人的活动》）甚至有另一种说法，直到二次革命之后，刺客彭家珍的父亲一直都由袁世凯供养着，每月从袁世凯那领取大洋一千元。


　　良弼的临终遗言虽透出他一贯的自负，却不失为灼见，果然他的死轰动京城，吵嚷一时的宗社党人人自危，如鸟兽散。


　　两天后，也就是1月30日午后，有人急匆匆来给溥伟报信，说，“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溥伟《让位御前会议日记》）彼时，溥伟、善耆等人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逃离北京。

　　■ 复辟活动


　　1912年2月2日，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的善耆带领全家愤然离京北上。4天后，在其挚友、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安排下，抵达旅顺的日本租借地。此后，善耆担当起复辟大清的急先锋。


　　彼时，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权不满，利用宗社党积极培植反袁势力。从1912年6月开始，善耆全力组织“勤王军”，配合日本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9月20日，善耆准备起事，他将购买的大批军火伪装成农具运往内蒙古。途中，军火被奉系军阀头目之一的吴俊升截获，47辆大车全部被收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胎死腹中。


　　与此同时，溥伟在青岛卖掉自己珍藏的书画古董珍品，同时积极联络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等，图谋复辟，一度被遗老们视为希望所在。当时，前清署两江总督张勋驻兵兖州，表面赞成共和，实则眷恋清朝，让山东宗社党人颇受鼓舞。


　　1913年3月20日，济南城内出现大批告示，称，现在革命党人虽举大奸臣袁世凯为大总统，创立共和政府，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曾见过的政体，还说袁世凯已有称帝野心，呼吁诛戮叛贼袁世凯，讨伐抱革命思想的朝野官民，复兴大清。


　　告示出现后，驻山东陆军下达紧急命令，宣布戒严。4月11日，《民立报》自北京特电，谓日前山东济南城出现一伪示，末署张勋、溥伟之名，并盖恭亲王印。昨袁总统询问溥伦，谓确系恭王真印。（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由此可见，济南的戒严，确与溥伟等宗社党人活动有关。


　　除接受德国方面的庇护外，溥伟还积极寻求日本支持。5月31日，溥伟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宗方小太郎访问，有如下一段对话。


　　宗方说：“王拟于何时举事？”


　　溥伟答：“愈速愈妙！”


　　宗方又说：“目前袁（世凯）之势力不可轻视。若轻易发难举事，将会立刻遭到镇压，以致一败不能复起。请隐忍数年，在此培植势力，待袁失势之时机。”


　　溥伟说：“时机不会自来……”


　　宗方说：“袁并非称帝之人，只是欲以大总统之名，行皇帝之实权。”


　　溥伟答：“否。袁世凯是名实俱取，不达目的，是不会罢手的……”（章伯峰主编《北洋军阀》）


　　第二天，溥伟又托人会见宗方，说，在北京附近有价值200万两的土地，希望以此为抵押，通过宗方向日本借银，用以在济南、汉口、广东、南京等地设立机关。据称，溥伟相信三年必可恢复社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占领青岛。在日本支持下，溥伟在青岛重建解散的宗社党，在辽东一带招纳土匪，和善耆一起组织“勤王军”。


　　1915年，袁世凯称帝，身在旅顺的善耆认为复辟的时机成熟了，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活动。他计划，由辽宁千山的部队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为了计划成功，善耆动用了全部家财，把自己所有的农田、森林、金矿、牧场、煤矿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财阀借款100万日元，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量土匪，进行军事训练，磨刀霍霍，踌躇满志。


　　1916年2月，溥伟在青岛受到升允自东京送来的密函，信中叙述升允在日本联络上层力量支持复辟活动。见此信，溥伟和善耆加快了复辟步伐，并预谋6月中旬在辽南一带举事。不料，6月6日，袁世凯暴毙，日本政府随之改变了对华政策，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辽南举事落空。


　　此次失败，不仅让善耆的精神备受打击，也导致其倾家荡产，失去了东山再起的财力。


　　此后，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他把38个子女陆续都送去国外，除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其女金璧辉过继给川岛浪速后，就是著名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


　　1922年2月，善耆病死，溥伟复辟清室也成为泡影。


　　1922年秋，溥伟从青岛移居大连，住在黑石礁筑室“星浦山庄”（今为大连星海宾馆），闲居中广交大连文人，赋诗作画，以打发惆怅无聊的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诱迫溥仪到东北筹建满洲国，将溥伟从大连接到沈阳，让其当“四民维持会”会长，扬言要以溥伟为首建立“明光帝国”。溥仪得知这一消息，急忙来到旅顺，顺从地当了日本的傀儡皇帝。从此，溥仪对溥伟心存戒备，生怕溥伟夺了他的“帝位”，始终没给溥伟一个职位，就连零花钱也不肯给。


　　1936年1月，上蹿下跳二三十年、56岁的溥伟在贫病交加中，死在“新京”（今长春）一家旅社里，终未实现匡复梦想。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网上有一个叫周小平的，发了一篇文章，文章名字叫《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细看全文，逻辑混乱，事实不清，常识不清，历史不清，概念不清，本不值得一驳。可他的文章在网上和微信热传，并上了中国的官网，抚顺团委还号召团员传阅，看来不重视不行，不批驳不行。否则，就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人们的价值搞混，让人是非不清，黑白难辨。所以得对这九大怪招进行一一批评、反击、反驳。
    
    第一，专制下的偶像只能是听话的奴才。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一招：灭偶像。毁灭中国道德标竿，改树美国偶像。」作者把《蜘蛛侠》、《超人》与中国的雷锋、赖宁相提并论，认为「美国一方面通过各种影视剧作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自己的道德偶像，另一方面又加紧通过网络系统性地摧毁中国人自己的道德偶像。」
    
    周小平犯了三大错误，一是比较逻辑错误。比较的基本逻辑是事实比事实，神话比神话，理想比理想，偶像比偶像，同类效果比同类效果。比较不能错位，错位即逻辑混乱。周小平把非人与人进行比较导致比较错位，蜘蛛侠、超人是非人，雷锋、赖宁是人，人不能与非人相对较。
    
    二是比较事实错误，雷锋只是一个毛泽东时代专制的工具，专制的工具是不能作道德标竿的，只能作奴才的标竿，把奴才的标竿与美国偶像相比较，就是奴才与主人的比较，是自我矮化的错位比较。
    
    三是比较历史错误，周小平认为《笑喷了，数学帝分析雷锋同志拣粪》、《拆穿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谎言》、《新华网自爆雷锋照片大多为补拍》、《「完美军人」欧阳海是怎样塑造出来的?》、《「英雄少年」赖宁的真正死因》、《「当代保尔」张海迪走下神坛始末》、《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悲剧》、《「铁人」王进喜是怎样炼成的?》《经不起推敲的邱少云》《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英雄战士」刘学保的骗局》《草原小姐妹遇险和被救的真相》等历史性的博文「带有明显抹黑、造谣和侮辱性的」，可周小平又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些博文是错的，很显然避重就轻，回避真相。只要读过奥维尔的《1984》，只要稍微有点历史知识，都能判断出极权主义的道德偶像大都是假的，大都是人为塑造而成，与事实真相具有很长的距离。　
    
    第二，专制之下的信仰都是奴才信仰。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二招：毁信仰。针对中华文明世庶信仰下手，毁灭祖先崇拜，改造为洋人崇拜，基督崇拜。」周小平难道没有看到，中国人的信仰是被马列主义所取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是被共产主义的信仰取代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通过毛泽东的专制来实现的。退一步说，马列主义不都是西方的吗？毛泽东通过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砸烂了封资修，通过搞批林批孔来批传统文化，进而达到了破坏传统文化信仰、实现个人崇拜的目的。毛泽东做的事为什么怪罪到美国西方的文化冷战的头上去了呢？
    
    第三，专制之下的国民没有尊严。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三招：反人类。大搞种性歧视，打击当代以及下一代中国人的自信心，维持中国人的自卑感。」周小平说：「由于中国没有《反种族歧视法》，所以美国就侮辱和贬低整个中华民族入手，拼命丑化中国人。他们编造或夸张炮制出《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不阅读的中国人》、《中国人有10大不可思议》、《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等等虚假文章或以点概面的夸张新闻全面的丑化和诋毁中国人，全面美化外国的人。」周小平所列的文章标题与内容难道不是事实？这些文字不都是中国人写的吗？中国人写的为什么以莫须有的罪名安在美国头上去呢？中国人写中国人的丑陋的目的难道就是种性歧视？难道周小平不知道，正是自己的不足才是进步的开始？在专制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工具，每一个人都没有思想的尊严，每一个人都有内生的不自信和自卑感，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下，何来的自信心呢？
    
    第四，专制之下才有愚民政策。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四招：反智。传播伪科学，力推环保恐怖主义，打断中国工业化和科技进程。」周小平说：「近年来从《高铁乘务员因辐射流产》的谣言到《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的骗局，再到《中国雾霾的元凶是煤炭里的放射性物质》、《PX项目被环保人士称之为断子绝孙工程》、《断子绝孙核电站》等等虚假谣言和文章在微博微信以及各大论坛的疯狂传播，更是培养了大量的反智人群」。
    
    美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是自由国家，自由国家鼓励创新，只有自由创新才能进入繁荣的国度，何来反智？只有专制国家才是反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不都是反智的破烂货吗？
    
    民主与科学，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讲科学能与反智划等号？环保本来就是文明进步，何谈环保恐怖主义呢？退一步说，那些环保项目之所以导致群体性事件，不就是搞这些项目时没有向民众讲清事情的利害吗？不就是想搞环保愚民主义吗？如果把项目的真相告诉民众，如果把相关的危害说清楚，谁还会排斥这些项目呢？周小平所例举的这些文章，是培养了益智人群，培养了公民的环保意识，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培养出反智人群的结论的。　
    
    第五，只有腐败政府才能自取灭亡。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五招：唱衰中国。」周小平可能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忘记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无论多么合适的温度，都不可能让石头孵出蛋来。看世界历史，有哪一个国家是唱衰的？倒是越来越多的专制政府、腐败政府逐渐让位于民主政府。把国家等同于政府是极其错误的，唱衰政府，那也是因为政府不得民心，是片面追求经济GDP，片面追求政绩GDP，片面追求官员总收入GDP的结果。
    
    哪一个腐败政府能长期存在下去呢？
    
    第六，搞历史虚无主义只能被历史虚无。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六招：先亡其史。全面诋毁中国历史，全面美化美国历史。」周小平很显然对历史知识、历史研究方法极其无知，他对谁在搞历史虚无主义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究竟是谁在「亡其史」，很显然不是美国，美国也没有这个本事亡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三反五反的历史，大跃进的历史，文革大革命的历史，这些反人类的历史，还用诋毁？那根本就是一个事实存在。那些美化毛泽东的历史，一个一个都现了原形，历史将慢慢还原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如果周小平懂外语，可以看美国历史的书，美国什么时候美化他们的历史了？
    
    第七，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七招：瓦解公信力。」周小平说：「几乎每一个热点事件的背后都有一大批利用这些灾难或者重大事件造谣的专业团队，他们通过文章、视频、漫画等形式大肆传播谣言，煽动网民情绪，破坏国家和政府以及执法机关公信力，树立人民与公权力机关的对立情绪和不满情绪。」 认为网上有专业造谣团队是真正的造谣。周小平把网民的批评视为造谣，视为瓦解公信力的手段，很显然是没有正确对待批评的建设性力量。没有批评，社会就无法进步。没有批评，就没有廉洁政治。没有批评，就没有公信力。公信力，是批评出来的，而不是吹鼓手吹出来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不是造谣造出来的，而是腐败造成的，权力滥用造成的，是政府自己毁了公信力。退一步说，谣言四起，是长期以来没有民主政治的惩罚。如果搞民主政治，法治跟进，所有信息公开，哪里会来那么多谣言呢？
    
    第八，无自由即无幸福。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八招：打击幸福感。把中国人所关心的所有话题和领域用海量谣言全面抹黑。」自由才能带来幸福，无自由带来的是伪幸福，无自由带来的是快感，把快感当成幸福感是荒唐的。国人只有快感而无幸福感，因为国人说话不自由，行动不自由，吃饭没有安全感，吃的东西不是转基因食品就是被污染食品、有毒食品。如果人人都有幸福感，那么幸福感最强的一定是富人，可富人都在用脚投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富人在移民或准备，很显然他们成了最没有安全感的人，也成了最没有幸福感的群体。富人没有幸福感，那么穷人又从哪里来的幸福感呢？
    
    第九，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必然产生「政治鸦片」。周小平说：「文化冷战第九招：散播政治鸦片。」周小平说：「美国长期有组织的通过互联网制造方方面面的谣言，其目的就是形成文化包围圈，架空中国的政治自信和道路自信，并最终通过推出造虚假政治谎言来神话美国体制、丑化中国体制，以达到引发暴乱和和平演变的目的。」如果「政治鸦片」一词成立，那么真正的「政治鸦片」一定是以爱民、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出现。如果说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包围，中国为什么不对美国进行反文化包围呢？中国可是在美国开设了若干个孔子学院的，但反包围成功了吗？美国的体制是宪政民主体制，中国的体制是新权威体制，新权威体制与民主，那一个不坏一些？这恐怕稍微有一点民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吧？
    
    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有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人权在里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将会成为重塑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难道周小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而不见？
    
    周小平说：「网络是信息时代的终极舆论武器，中国存在武器代差，网络鸦片战争已然爆发。」这就与文化冷战概念相矛盾了，冷战是对抗。战争都爆发了，还能叫冷战？文不对题，文不扣题，真是怪胎奇文！
    
    文化冷战，无论多少意淫的招数都不是招数，文化冷战这一概念也难以成立，如果说成立，恰恰是中国在搞文化冷战，而不是美国在搞文化冷战。把谷歌赶出中国，搞闭关锁网，难道不是文化冷战？搞文化冷战的结果不是让中国文化自取灭亡？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普世化，这是任何人都难以阻挡的。文化冷战不得，热战不行，以主动的姿态迎接普世的文明，才是让中国文化发展繁荣起来的决定性招数，才是中国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才会让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