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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名工农兵学员全是干部子弟/美国根本没有素质教育/哥大教授:如何解决马航危机?
發佈時間: 7/24/2014 11:31:33 AM 被閲覽數: 18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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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美国十大误解:美国

根本没有素质教育





WANTti 倍可亲

随着中国的开放,其实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全面得多。但是,中美毕竟相隔一个太平洋,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还有很多扭曲的地方的。下面就来数一下:

  中国人对美国最大的误解,是以为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全是有钱人:要么是“贪官”或者家属,要么是无良商人,赚足了中国老百姓的血汗就跑到美国去。其实,在1990年代以前,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全是因为在美国有亲属关系申请到美国的,有资格投资移民的中国人极少。即使是现在,每年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中,也有差不多一半是依靠亲属关系的移民,还有百分之二十多是职业移民,投资移民的不到一成,连通过“政治庇护”拿到绿卡的中国人都比拿钱投资到美国的中国人要多。美国的移民法规定,美国人的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都可以通过亲属关系申请移民,一分钱都不用投资的;另外,持有绿卡的人的配偶,子女,也可以通过亲属关系申请移民。因此,很多中国人传说中的“有钱就移民到美国去”,其实并不正确。在美国的华人中,占绝大部分是通过亲属关系移民过去的,或者在美国出生的。而且,“美国公民”不等于“美国绿卡”: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人,仍然是中国公民。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二个误解,是以为美国只有白人跟黑人。从19世纪开始,就有中国人到美国的记录,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因此,在美国,一个长着中国人脸孔的人,可能已经是在美国的第五,第六代了。华裔在美国仍然是少数族裔,可是却是一个飞快成长的族群。在美国,另外一个成长得很快的族群是拉丁美洲裔,已经占美国人口超过百分之二十了。所以,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并不只有白人跟黑人。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三个误解,就是某人说“美国如何”,就以为全美国都这样。其实,这是错的。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每一个州就好像一个小国家一样,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政府,只不过把外交权和宣战权交给联邦中央政府而已。因此,在一个州看到的东西,未必等于在美国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比如,有人认为美国人不炒房的原因是他们的房产税每年都顺着房价涨,而且房产税要百分之五。可是,在加州,房产税是不可以随着市场跟市场价挂钩来涨的,而且也不会百分之五那么多,最多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有的人去过旧金山湾区,以为全美国都像旧金山地区那样到处是亚裔面孔的人,结果一到中西部,才发现想见个亚洲面孔的人是多么困难。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四个误解,是以为美国人都讲英文。其实,美国从来都没有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官方语言,因此,英语并非美国的官方语言。不仅如此,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参与投票的选举,选票上也经常有三种语言:英语,汉语和西班牙语。你跑到旧金山的唐人街,通用的语言是广州话或者台山话,有些老华侨一辈子都不会讲英语,只会说台山话。到了米慎街,可能会说西班牙话就足够了。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五个误解,是以为美国有“素质教育”,孩子读书轻松,全跟玩似的,就轻而易举进入那些世界名牌大学了。其实,美国连“素质教育”这个词都没有,完全是中国人意淫给美国人的。进入世界名校的那些孩纸,假如不是靠拼爹进去的,没有一个不是经常通宵开夜车读书,没有一个不是从小就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各种艺术活动,天天下午要家长开车送去这里那里参加联赛,没有一个不是去这里当义工,那里当研究员,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要准备测验了(因为美国的大学不止看一次的考试成绩,要看学生四年的成绩的)。读书轻松的孩纸,其实长大以后全在搬砖。只不过美国的蓝领工人收入跟白领相差不会太远,搬砖油漆扫地的人,也能买得起奔驰宝马,也能过得不错就是了。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六个误解,是以为美国既然是头号帝国,肯定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所有东西都比中国要发达。其实,有好多东西美国比中国要落后的。比如,手机是美国人一直落后于中国的,假如不是苹果手机的出现,恐怕现在好多美国人都不知道原来手机除了打电话还能做那么多的事情。记得我第一次从香港带了支彩屏能照相的手机到美国,同事们都被吓呆了。还有,类似于中国公交通那样的东西,旧金山湾区比中国要晚出现差不多十年。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带到旧金山,告诉硅谷的科学家们,台北人可以用这个东西刷卡坐公交,买饮料,引起了旧金山湾区的市长们和硅谷的科学家们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发达的东西。到了现在,我在深圳可以用手机刷卡坐公交,可是在旧金山还是不行。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七个误解,是以为美国人天天吃汉堡,吃牛排。其实,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食物,而且都能保持自己喜欢的饮食传统。在中国移民聚居的地方,华人完全保留了自己的饮食习惯,甚至连中国的饮食集团也强势进入美国。比如,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就能吃到原汁原味的来自同一个饮食集团的“海底捞”,“小肥羊”,“毛家菜馆”,“沸腾鱼乡”,“厨房制造”,“85度C”等。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八个误解,是既然美国的工资比中国人高,物价又比中国便宜,美国人肯定人人都买很多奢侈品了。其实,正因为美国人的购买力是正常的,因此,不会像中国人那样需要靠一些叫“奢侈品”的东西来获得幸福感或者表示自己比别人厉害。美国人不需要拥有在自己阶层以外的物品来表达什么。所以,我们会看见美国人都比较实在,两万美元的车能用,绝对不会买四万美元的,即使买得起。我们反而会看到美国人为了自己真正的爱好而购物。比如爱好跑车的人会花十万美元买一台好跑车,不是为了显摆,而是真喜欢。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九个误解,是以为美国人全都对流行文化很了解。这个误解,是基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热播的电视节目比如《中国好声音》,或者《爸爸去哪儿》之类,火爆全国,几乎人人都知道。于是,觉得美国人也应该知道“美剧”,“美歌星”。谁知道,美国有好多人从来不看NBA,从来不看美剧,知道的明星还不如中国人知道得多,那些以为所有美国人都知道LadyGaga的,可以失望了。

  中国人对美国的第十个误解,是美国人都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化,不走后门,因为“只有中国的贪官和老婆孩子逃跑去美国,没有美国贪官把老婆孩子送到中国的”。首先,“美国的贪官不把老婆孩子送到中国”根本就不成立,因为中国基本不接受外国移民。就等于说“为什么你不从一堵墙走进院子里”一样无稽。其次,在美国找工作要靠后门,要靠熟人推荐,要拼爹,拼干爹,根本就是常识。中国在商业活动中很多的走后门和行贿的作法,其实是学美国的,只不过美国的制度管得比较严,不容易做而已。美国姓“公”的机构,不时也会出现很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没有制度的制约,不会有天生的廉洁奉公的官员。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如何解决

马航危机?


京港台:2014-7-23 22:39| 来源:江夏 |


      英国《伦敦标准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日前发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德州大学“国际安全与法律中心”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安全及法律特设小组成员波比特(Philip Bobbitt)的文章说,马航MH17班机的惨剧告诉大家,进入21世纪的世界不能走20世纪的老路,任由强权国家推翻国际体系,把各国赖以维持和平的国际行为规则抛到脑后。

      经历了上世纪的痛苦之后,当今世界的行为守则是什么?第一,不可通过侵略和征服实现领土扩张;第二,通过监察选举,调查暴行,起诉战争罪行,为国际秩序的种种疏漏提供补救机制;第三,保障国家内部自治地区的自治权利。所有这些规则由“巴黎和约”批准,并在“莫斯科宣言”、“哥本哈根宣言”、“新欧洲巴黎宪章”等国际协议中得到确认。这些规则终结了长期战乱的20世纪。俄国是这些文件的签署方,对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和法制作出了承诺。根据“巴黎和约”协议的条款之一,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应受到保障。

   有人会说,北约成员国反对俄国援助那些人民受到压迫的分离主义共和国,可是他们的情况和北约支持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分离国家有什么两样?北约不是通过空中打击,迫使塞尔维亚放弃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吗?你可能相信去年以来的俄国宣传,认为乌克兰东部亲俄民众受到基辅当局蹂躏,如同塞尔维亚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受到贝尔格莱德当局镇压。但两者情况是不同的。莫斯科编排出这些故事的真正原因,是混淆阻止杀戮的干涉和开启杀戮的干涉的区别。

   有人可能把马航班机被击落,与1988年伊朗民航班机在波斯湾上空被美国军舰击落作类比。但当时美国军舰文森号在合法水域,为受到两伊战争威胁的国际油轮进出波斯湾护航。该舰受到伊朗舰只攻击,正忙于回击,于是发射导弹击落了伊朗民航飞机。这是一庄悲剧,但和俄国动用重型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入侵乌克兰,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基础上的可比性。1988年美舰根据遭到即时攻击时的自卫原则发射导弹,是完全合法的行动。但俄国并没有遭到乌克兰的即时攻击。即使亲俄武装几周前击落过乌克兰军方的非武装运输机,也毫无法律根据认为击落非武装的马航班机是正确的。

   当前的危机并非1914年摧毁国际秩序的重演。在今天的全球意识形态中,弱肉强食的旧秩序已无容身之地。而稳定正成为新国际秩序的试金石。俄国和中国正密切观察西方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国际社会必须综合治理全球及网络恐怖主义、种族及宗教清洗、气候变化、大杀伤力武器扩散等问题。没有俄国和中国的参与,上述问题都不可能成功解决。我们唯有信守国际协议规则的框架,才能确保今天大国之间的和平。




72年北大校长:100名工农兵学

员全是干部子弟


京港台:2014-7-22 12:47| 来源:凤凰博报 |

  核心提示:秦力生说道,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1972年北大工农兵学员 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博报,作者:杜钧福,原题为:《记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1972 年7月14日晚,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等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及“保钓”运动代表。时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科学界开始学术交流,以美籍华人学者为先锋。周恩来主要向他们介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并向他们宣布了林彪事件——当然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此事。

  在接见这个代表团之前,周恩来还和一些参与接见的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了一些话,涉及高等学校招生事宜。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当时的传达笔记:

  周恩来(对周培源):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对物理所、数学所的人)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对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秦力生: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其中秦力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

  对于这一干部子弟“走后门”上大学的情况,秦力生必须向周恩来汇报,他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权威,这件事也解决不了。周恩来虽然讲的话很愤激,但显得底气不足,批评了一顿,事情也没坚持办下去而推给了“以后”。

  当时听传达,看到一国总理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他说的话跟老百姓发牢骚差不多,我们极其失望,因为看样子这批走后门的学员不可能退回。

  我们的预料不错。1976年, 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研究所里了。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对, 这批人里也有不是走后门的,当然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科研骨干。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中科院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中科院,特别是在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海”了。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时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文革中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反修防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中科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计算他们之后的日子。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被看作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前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这些思想变化为四五运动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员仍然模糊不清。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须事事服从毛泽东的指令,甚至屈从江青的淫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在我所说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 之类。“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他们。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在文革前期,这些干部的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此时必须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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