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近代史”，我国的教科书一般是这样写的：“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说起近代史，人们马上会想起的是“鸦片战争”和之后带来的屈辱与挨打，大家也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割点，是具有断代性的事件。

但对此，北京大学的陈浩武研究员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在日前北京举行的一场讲座中，他引用了一位学者对此的观点并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赞同态度，认为“造成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并非是鸦片战争，而是之前就发生的延续140年之久的基督教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的争议。狭义而言，是指康熙与传教士就儒教崇拜引发的争论，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当时认为中国儒教的帝皇及祖先崇拜违反天主教义，结果引发清朝廷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直到1839年，罗马教廷才撤消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陈浩武教授介绍说，基督宗教从隋唐就已经曾经有传入中国的历史，就是聂斯托利派，当时称为景教，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消亡下去。后在明清时期，由于西方新教改革而导致的天主教耶稣会的兴起，耶稣会自称为“上帝的近卫军”，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开始到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教，于是把福音再次带入中国，传教士代表包括利玛窦和南怀仁等。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走了“尊儒”的传教路线，并且自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
    
    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当时明朝很重要的一个士大夫徐光启受洗成为基督徒。两人之后还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对中国后来的数学影响深远。不仅如此，利玛窦等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致力于把西方的文明传入中国，也把中国的文明传到西方。形成东西方文明沟通的桥梁。陈教授举出一个细节的例子说明利玛窦这些传教士在文化交流上做的深远影响，比如当时有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传到了法国，著名的作家伏尔泰还把它翻译写成了一本小说，取名《中国孤儿》，之后在巴黎很多著名的剧院都上演戏剧。陈教授分享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个大幅油画，画的是法国贵妇们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一边喝着中国红茶一边读着《中国孤儿》，可见当时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喜好程度。
    
    可以说，利玛窦的尊儒敬孔的传教方式也使得天主教与当时的朝廷有良好的关系。特别在清朝的时候，传教士汤若望与康熙的私交就很好。有记录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82年，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
    
    但在利玛窦、汤若望等这些施行尊儒方式的传教士陆续去世之后，礼仪之争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
    
    之前，利玛窦发现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后来他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或拉丁文的Deus)，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死后，虽然耶稣会内部对他这一规矩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影响不大。但后来多明多会这一传教士的介入以及与耶稣会的竞争，使得礼仪之争升级。
    
    多明我教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2日或3日，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可以说，早期的礼仪之争仍是基督教徒的学术问题，并未演化成国家之间的政治议题，但随着各在华天主教会的竞争加剧，教会各自寻求罗马教廷的支持，争论才演化成政治事件。
    
    最后，罗马教廷判定清明节扫墓等对祖先的祭祀文化是拜偶像。由此，完全推翻了之前利玛窦的尊儒理念。之后，雍正帝载此下令禁教。
    
    “礼仪之争从最开始到结束一共持续了140年。这140年是怎样的140年呢?”陈教授说，“这140年是近代工业革命起步和很多重大发明出现的时候，是西方世界进入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时期。而这140年，恰恰是中国人把西方传教士赶出去、闭关锁国，使我们中华文明痛失了一个和世界文明交融的机会。”
    
    “直到1780年的时候，罗马教廷才说自己是错误的。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交汇的一个点错过了。“
    
    “基督教文明对于现代化、对于世界文明影响深远。如果没有礼仪之争的话，中国文明或许可以和基督教文明、世界文明可以很好的交汇，中国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和融入世界文明。“陈教授说，“可以说，如果没有礼仪之争的话，也许不会有中国后来的清政府的野蛮、落后与愚昧、不会有之后的落后挨打等一系列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和西方文明保持交流的话，中国人是很会学习的民族，我相信会很好的汲取世界文明，更新自己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礼仪之争带来的结果是悲剧性的。”
    
    “之后，虽然1807年基督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再次来到中国，但100多年已经过去了，这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很落后的、动荡的和愚昧的帝国了。“
    
    近年来，已经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礼仪之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有署名为“郭王”的作者在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互动：“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影响》的文章开头如此写到：“由于公元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导致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史学界一般将之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际上，鸦片战争其实是’果‘非’因‘，它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如果我们人为地割裂这个历史因果关系，就会无从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而只能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并得出’近代中国因科技落后而挨打‘的错误认识。笔者认为，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公元1681~1690年，清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九年)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因为在这十年期间发生了两件具有近代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为中俄’雅克萨之战‘(1685年)及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一为清王朝与罗马教廷之间因儒家传统(敬天祭祖尊孔)与基督教教义冲突而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
    
    ——原载: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旅美学者余英时曾经就中国大陆卓越史学家陈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推敲陈寅恪所写的诗文去寻找他受苦受难的真相，始终没有一个详尽的答案。最近，中国大陆发表了一篇「冤案实录」的文章，详述陈寅恪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间所受到的折磨，许多事实证明，陈寅恪夫妇是被文革的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这样一个奇才，竟在毛泽东所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中遭到横祸，夫妇两人先后在惊吓﹑惶惑﹑批斗﹑战栗中死去。陈寅恪之死，证明了专制政权之残暴﹑和中共红卫兵与造反派之可怕。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灾难。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极权君临中国大地之初就开始了。在极权所订的标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里先说说陈寅恪的背景：陈寅恪一八九O年出生，是江西万宁人(今江西修水)，游学欧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和佛学经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历经文革浩劫﹑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后四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祇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七月五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当局便在四个月后(十一月九日)向大陆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早已目盲腿断的陈寅恪，被骂「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心高气傲的陈寅恪受不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丑化攻击，乃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向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医生写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我现在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一)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释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仍由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二)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仍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酌量收费。此致敬礼﹗陈寅恪敬启(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于当局的造反派指陈寅恪「污辱女护士」，他的妻子唐篔写了一个书面声明给广东省委驻中山大学文革工作队，说明陈寅恪「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因此医嘱要护士为陈寅恪「冲洗阴囊﹑上药﹑照光」，并非污辱护士，而冲洗阴囊时她从旁助理。
    
    工作队与造反派岂会接受陈寅恪夫妇的解释﹖他们继续以大字报丑化攻击，尤其是一向主张保护陈寅恪的中共高干陶铸被打倒后，陈寅恪的遭遇更坏，大字报覆盖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大楼，甚至贴到他住房的床头前面，处境十分恐怖。接着，红卫兵冲入屋内，见陈寅恪目盲腿断，没有打他，拳脚全部落在他妻子唐篔的身上，把陈寅恪吓得屁滚尿流，场面十分悲惨，这种死亡威胁的责骂﹑批斗，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接着就是抄家，以抢劫的方式掠夺了他家中的财富，撕毁或焚烧他的书籍与手稿。
    
    幸亏第一批到陈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众」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知道若干手稿﹑文件﹑书报是学术瑰宝，因此抄出来之后贴上封条查封，没有遭「灰飞烟灭」的厄运。
    
    陈寅恪损失最大的是破四旧的「革命群众」上门抄家批斗，他们不但抢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饰，还把他先祖遗留下来的文物字画没收，从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党和人民」占为己有。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篔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但「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指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这是当局上下对待敌人的手法，但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则是最严重的中伤与侮辱。
    
    从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的无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现在把他一篇检讨公开如下：(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祇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祇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待。
    
    等待死亡降临的陈寅恪，面对漫漫无尽的批斗﹑抄家﹑羞辱，内心痛苦可以想见。在他生命最后一年，中山大学的「革命群众」这样批判陈寅恪：「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给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么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石脑袋见上帝吧、、、、、、」。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祇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没有人会同情陈寅恪，因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祇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结束，中山大学热爱毛的革委会则说，陈寅恪到死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而为他吃尽苦头的妻子唐篔则在陈寅恪死后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时死去。虽然中山大学方面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脑出血，实际则是唐篔在从容安排好一切后方随陈寅恪而去，也就是为殉夫而自行了断，祇是不愿让革命群众为她带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才下结论说：「陈寅恪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国务院规定一次补发其遗属抚恤金伍佰二十元」，体现了毛与党对他的「恩情」﹗
    
    陈寅恪死后，消息一直被掩盖，也许当局认为「微不足道」，也许有些官员把它订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从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才发表了一篇「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陈寅恪死讯。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长文，历述中共把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经过。两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台湾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内有「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并无责怪政权之句。接着海外传媒在一年中发表了许多名人追悼陈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赵元任﹑杨步伟﹑毛子水﹑罗香林﹑劳干﹑方豪﹑牟润荪等。
    
    俞大维与陈寅恪有姻亲关系，陈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的胞妹是俞大维夫人，而俞﹑陈两人均先后赴美国﹑德国同窗留学。
    
    也许海外纪念陈的文章有批评极权之处，因此官方对此有所反应，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广东出版的「学术研究」刊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前言中这样写：「解放后党和人民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钻研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就是给这些反华﹑反人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此文发表在官方「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文革浩劫结束的年代，但从此文用句来看，四人帮余孽仍在，而文革浩劫还没有结束﹗看来，中国大地的文人，仍有人要步陈寅恪的后尘，命丧祖国﹗
    
    —— 原载: 《黄花岗》第11期 

    
    
    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1976年以前，中国总共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大小不一的经济援助。（详看腾讯《今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援助支出总额究竟多少？至今仍是个谜。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毛领袖当国二十七年间，中国的援助外交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为避免面面俱到耗费看官更多时间，下面，透过三个部分，感受一下三十多年前的“大国援助外交”何等的憷目惊心，何等的荒诞绝伦。我们来看花费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
    

一、 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国家后来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永远心头之痛。文章写到这里时，再次发生朝鲜巡逻艇在中国海域挟持中国渔船索要60万的新闻。那么，就先谈被网民称之“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的朝鲜吧。
    
    1950年6月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在战争开支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无法承受如此巨额开支的情况下，只好举债支付战争费用——举国上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愿捐款，捐飞机大炮”的“爱国义捐”运动。诚然，在绝大多数国民都喝粥的情况下，仅靠“义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只好向“苏联老大哥”举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苏联贷款之事，一直让很多中国人忿忿然、耿耿于怀——抗美援朝之初，咬着大烟斗的斯大林大叔当着中国同志之面大手一挥：“这一仗我打定了！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结果呢？这个承诺，就像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决定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人民”宣言一样，理所当然打了水飘：56.76卢布本金按期偿还，利息也是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与“苏联老大哥”锱铢必较的“无私援助”相比，中国小弟实在太喜欢发扬“国际主义风格”了——三年朝战期间，中国除了举债支付庞大的战争支付外，还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亿（旧币）的战争急需品和生活必需物资。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兄弟又弄了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慷慨无比的中国大哥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无偿赠送朝鲜兄弟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
    
    然而，这只是无底洞的、噩梦式“援助外交”的开始：1959年至1962年，在无数百姓敲着“凤阳花鼓”去讨乞、唱着“走西口”出去讨荒的最困难时段，中国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
    
    让你更崩溃的还在后面：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又拍板给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和一大批物资。此时的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更是朝鲜人民的“好总理”——他忘记了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举国大饥荒之中，十分周全地向朝鲜同志建议：“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
    
    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好一个“等后代还也可以！”
    
    然而，中国的慷慨援助却永远难满足朝鲜同志的革命胃口：1962年，朝鲜要求中国帮助建纺织厂。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0年，签订中国给予朝鲜无偿军事援助6亿元的协议，并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再予以石油140万吨；为了更方便向朝鲜供应石油，1972年，开始为朝鲜修建输油能力400万吨的输油管道。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1950年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究竟给了朝鲜多少援助？只有天晓得。
    

二、 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毛时代
    
    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当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老大在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兄弟国家”。
    
    1950年5月15日，中国向越南支援2000吨大米。1950年至1954年，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
    
    1955年7月胡志明访华，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并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交通，派遣专家、顾问，接收近千越南实习生等。同年，在本国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再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另外，还给越南5吨葡萄干、1130箱酒，以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一批物资。
    
    而在自身农业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还为越南提供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一句话：越方是无所不要，中国是无所不给。象疼爱独生子一样对越南兄弟呵护关怀备致！
    
    再看一则惊心动魄的一列数据：1962 年夏，仍处于三年大饥荒中的中国，又决定给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二百万吨汽油。帮越南铺设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并供应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
    
    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还特地给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须知，1976年之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8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更要特别提出的是：给越南的所有援助都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中国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国军队发现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则是“中粮”！“血染的风彩”，是敌人用中国赠送的枪炮染红的！
    

三、 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了巴尔干半岛巨狼
    
    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注意了：那时阿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平均给每位国民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广东东莞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毛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跟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缘于中、苏两党打嘴仗、其它“兄弟党”绝对一边倒向苏共的情况下，不惜与苏联闹翻支持中共（仅是舆论上支持而已）。
    
    从此，阿方一直以中国反击“苏修”的大功臣自居。从中国得来的东西，从来没有还的概念——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好一个“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我的中国) 博讯2014年7月27日 转载

　

来源: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于 2014-07-19 wencue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