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历史
向忠发（1880-1931)，又名向仲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周恩来称“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6月24日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决，终年51岁。图为向忠发。
顾顺章（1903-1934），本名顾凤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情报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叛变；1934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图为顾顺章。
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贺治华（1903-？），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图中前排右二为贺治华。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图中右一为李士群。
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图为陈公博。
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任军统第三处处长。1938年冬，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陈立夫及戴笠则保证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战胜利后获保外就医待遇。据陈立夫回忆，丁游览玄武湖被记者认出，遂有《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见报。该报道被蒋介石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图为受审时的丁默邨。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图为周佛海。
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1942年，由于日军扫荡，邢仁甫对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娶女学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认为是副旅长黄骅等人在排挤他，6月30日，将黄骅等人打死，随后投降侵华日军，解放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正法。图为边区抗日武装培训党政干部的乐陵城文庙。
何畏（1900—1960），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曾在长征中对毛泽东连开十余枪，后于延安时期脱离革命，回到家乡，1960年病逝。图中后排右一为何畏。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为列宁惟一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解放后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在养老院冻饿而死之说系谣传）。图中前排右一为张国焘。
杨遇春（1909-1989），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红12军35师师长、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建泰黎独立师师长，系红军重要将领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变故（据龚楚回忆，杨遇春系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财产全被没收），他枪杀政委后叛投国民党，抗战中在庐山坚持抗战；1949年后去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警政署副署长，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图中日军正在攻打“顽敌”杨遇春保卫的庐山，远景是著名的牯岭镇。
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叶青自称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龚楚（1901-1995），曾用名龚鹤村，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在内的许多党的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吃不了苦”，以及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龚楚于1935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新中国成立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后携款回家乡投资并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文强（1907-2001），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后拒写悔过书，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文强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2001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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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历史
“卧底”指的是对敌方阵营进行秘密潜入、以进行暗中调查与搜集情报的工作，帮助己方打击对方的的特工。回溯中国共产党从创始、立足到发展壮大，曾经非常隐秘的第二条战线始终存在，并发挥着非同一般的作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超级特工并不为大众所知。近年来，在很多虚构类影视作品中，英雄们才随着各种传奇事迹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后三人被称为“龙潭三杰”。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1955年国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钱壮飞，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1915年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在医院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到上海，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处任职；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1928年春，胡底潜入上海影片公司任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演员，胡底俊逸潇洒，多才多艺，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他爱音乐，擅演戏，专演武侠为内容的片子，作为男主角出演了《盘丝洞》《昆仑大盗》等武侠电影，被誉为“东方范朋克”。他曾在国民党“中统”设在天津的特工组织“长城通讯社”任社长，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特科高级情报员。1930年在天津主持“长城通讯社”，与李克农、钱壮飞战斗在敌人要害部门。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熊向晖，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38年5月，胡宗南对熊向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胡宗南将熊向晖送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行前，胡宗南还送给熊向晖一块瑞士手表——这是熊向晖第一次有手表。有一次胡宗南微服私访，随身只带了两名随从，中途夜宿村塾。他发现熊向晖独自通宵警戒，大为感动，回西安后不久便很快将他破格提升为上尉，从此更信任有加。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宗南决定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经组织批准，熊向晖于1946年6月5日飞抵南京，办理留美手续，同时奉命等待周恩来派人接他前去秘密面谈。这天，周恩来派来的人接他到梅园新村，见面后，周恩来却神情严肃地对熊向晖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原来，6月7日，周恩来坐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回南京，不小心将一个小本子落在了飞机上。小本子上没有其他内容，只是记了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还写了一个熊字。虽然马歇尔派人把小本子送回来了，但周恩来肯定马歇尔将小本子上的内容拍了照，如果他把内容告诉蒋介石，熊向晖就很有可能暴露。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半个月，直到接到未婚妻谌筱华的来信，得知安全了，马歇尔并没有把此事告诉蒋介石。
熊向晖本来已经订好了船票，将在1947年3月前往美国，然而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让他推迟赴美行程，立刻前往南京。 就在熊向晖回到南京后不久，胡宗南交给他两份秘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回到自己房间后，细阅了攻略延安方案抄件，不觉大吃一惊：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的总兵力达15万余人，共17个旅，另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大有一口将我陕甘宁边区吞掉的气焰。熊向晖迅速抄下两份文件，核对一遍，揣在最贴身的内衣里。当天晚上，趁胡外出，熊向晖倒锁房门，将抄件内容全部记在脑中，背下来后，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抽掉。第二天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从南京飞回西安的晚上，熊向晖化装来到秘密线上的联系人王石坚家，将所获的重要情报一一告诉了王石坚，王石坚当即报告给延安。 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力量相差悬殊，但共产党总能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7年5月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此后，熊向晖再没见到胡宗南。 建国后，熊向晖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并经常在重大活动中，以周恩来助手的身份出现。文革中，造反派对外交部冲击得很厉害，还要查个人历史。毛主席特地指示周总理，让他跟造反派说清楚：熊向晖、申健、陈忠经这“后三杰”是为保卫延安立了功的。在整个“文革”中，毛泽东出面为某个人说话，这种事情并不多见。
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39年入党。生前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1935年，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为党搜集情报。同年秋，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和接头人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并从未暴露。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例外。沈安娜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休息时上厕所之际，再偷偷记录下来。因为其能力出众，卧底时从未暴露，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1946年在重庆获周恩来嘉奖，1949年获中共中央集体通令嘉奖，1989年获国家安全部为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2010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1904年出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 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重要职务。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谢和赓，1933年在秘密加入中共，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谢和赓旋奉命打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任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后投奔白崇禧，成为其机要秘书。1942年，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留学，替中共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1954年底，在麦卡锡主义风潮中被美国移民军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国。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1957年被打为右派，流放黑龙江，次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营救下回到北京。1967年再次被捕，后被营救出狱，在外交部工作直至离休。其夫人是演员、作家王莹。
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192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4人，被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分别被判刑。
吴石墓碑，碑文如下：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从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 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 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 大义凛然。一九七五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而情报事业功绩却只字未提。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像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蔡孝乾的这次叛变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被摧毁，使1800多人被捕入狱，吴石、朱谌之等多人惨遭杀害。图为1950年7月17日，刘晋钰与严惠先被宣判死刑后低首写遗嘱。
图为1952年，台湾苗栗山区叛变的前中共地下党人宣誓效忠国民党政府。
1954年4月25日，25岁河北人王孝敏（前排左二），因涉嫌参加共产党于1952年被关押在台湾绿岛监狱。
图为1950年7月17日，台湾国民党宪兵队临行前的中国地下党员刘晋钰（左）与严慧先喂酒。
1950年6月10日，台湾“特别军事法庭”栏杆前的中共地下党员，从右至左原公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课长聂曦、远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低头写遗嘱者）、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栏杆处站立着旗袍者为朱枫（即朱谌之）。
朱谌之，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五卅运动后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冬，朱谌之被派往中国台湾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出色地完成任务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在台保密局的报告提及朱谌之时，这样写道：“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身中6枪而亡，牺牲时年仅46岁。和她一起被害的还有国民党3位将领，其中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当时被港台媒体冠以“吴石、朱谌之间谍案”和“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
2010年4月，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工作的雷元荣钻进阴暗的骨灰塔，取出尘封的骨灰罐，在骨灰塔中幽闭了60年的烈士遗骨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同年12月9日12点45分，从台湾抵达北京的殡葬公司刘董事长，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缓缓走进机场贵宾厅一个房间，他说：“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在场只有家人和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站起来，悄无声息。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微弱声音说“外婆，回家了”。她双手扶住旅行袋，而丈夫李扬扶住她。一会儿两人才慢慢打开，取出一个淡黄色的小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子上面写着“朱谌之”三个字。
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提供的名册显示，戒严时期75名疑似政治受难者的骨灰，只有朱谌之一人已回乡，而大部分仍然幽闭在骨灰塔中。
2014/4/22博讯
来源：书摘 作者：康庭梓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四十二年了，而当时留下来的五位机组人员的命运又将如何？本文披露了他们的多舛命运（作者为五位机组人员之一）。
机组人员六神无主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专机强行起飞近一个小时后，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撤离了现场，空旷的山海关机场又出现了少有的宁静，在沉重的夜色中静得有些可怕，与这种客观环境极不相称的是机组剩下五个人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下来。
面对停放过256号专机的停机坪与三位机械师睡过的房间，回想起刚刚发生在眼前的那怵目惊心的场面，真好比五雷轰顶，机组五个人的脑子就像要炸开一样，不知如何是好。从调度室主任那里，从山海关场站那里，该问的都问到了。8341部队警卫团的领导丢下的话就那么多，当时，能够得到的信息太少了，其余任何方面的情况都无法继续了解。突然间，机组人员就像陷入了无底深渊，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立。
此外，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向我们袭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国家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上出了问题，肯定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个普通专机任务的派遣，都要经过空军最高领导机关，然后逐级往下，层层落实。在专机部队，除了对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个业务部门分头把关外，机组的搭配情况也要经过主管领导的批准，保卫部门甚至航空医生都要以某种形式表示对任务机组的负责。普通专机任务尚且如此，重要专机的涉及面就会更大、更广。因此，这个问题的发生，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很难设想。具体会影响到哪些单位、个人，也无法预料。但不管事情有多么严重，首要的一步就是先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眼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机组五人相对无言、一筹莫展。紧张的心情赶走了困乏与睡意，昨晚虽然只睡了一个小时，但意外事故的发生把机组的每一个人都推到了极度兴奋的顶端，心里悬着一块大石头，怎么能安然入睡呢？机组五人虽然年龄各异，经历不同，但不得不承认，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使自己陷入六神无主、无限被动的境地。
汇报情况当务之急
作为军人，在如此典型的军事行为中发生了意外，很自然地联想到要向自己的领导汇报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得到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奇怪的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除了256号专机起飞不久，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回答过空军参谋长的电话询问之外，就再也没人主动过问机组的任何事情，机组人员急于找上级组织汇报情况的心情一下子被冷落了，以往执行专机任务在外时那种处处得到各方面呵护的景象一点儿都没有了。在一时找不到组织、找不到领导、短时间失去依靠、感到非常孤独的时候，机组五人，包括还是战士身份的空中服务员小魏在内的五名党员，没有忘记一名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具备的组织原则。
执行专机任务是一位军人、党员在自己战斗岗位上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也同样应该实事求是地、及时地向组织汇报所发生的一切。平时，包括飞行训练在内的每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都要对当天的飞行活动情况进行总结、讲评，对飞行中出现的任何不正常现象，都要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向当地空军领导及北京的大本营进行汇报，以求得领导的意见与支持。12日晚22点多钟，机长潘景寅不是也在召开机组会，讲评当天仅半个多小时飞行的情况及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吗？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能够听我们汇报的上级或上级的领导。
13日上午，机组五个人在一起，除继续回忆突发事变的每一个细节之外，集中的话题就是推举机组副驾驶员、团副参谋长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汇报情况，获取指示。
副驾驶员陈联炳，是1947年在安徽老家，由一个十几岁的放牛娃当上解放军的。同机长潘景寅一样是我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航校毕业进入专机部队，成了一名出色的专机飞行员。他是除潘景寅之外的第二号“种子”，除了同潘景寅一起执行重要专机任务外，还担任着三叉戟飞行中队新飞行员的训练工作。陈联炳一心扑在飞行工作中，当他的儿子降生的时候，他正执行专机任务在外地，没有因此影响飞行任务的完成。陈联炳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同志们送他外号“陈二虎”。
眼下，师里的副政委、机长潘景寅同三位机械师飞走了，机组剩下的五个人中，只有他的行政职务最高，资历最长，面对事变，他肩上的担子比别人更重，他的情绪变得比平时更急躁。陈联炳一改平时那爽直豁达的脾气，很认真地问党小组长老李：“你看咱们该怎么办才好？”平时，在这位老兵面前，似乎没有什么能使他感到为难的事情，一天乐呵呵地飞来飞去，这一次他可真的没了主意。
大队领航副主任、机组领航员老李，是1951年入伍的老领航员。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航校毕业，分配到空军专机师工作，曾多次执行中央领导人的专机任务，也曾随专机飞行到达过十多个国家。其中还以专家身份在越南工作九个多月，不仅多次为胡志明主席专机领航，而且，越南空军的首批领航员也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他性格幽默，有超人的记忆力，全国多数机场的有关资料都能背下来，有些导航台的频率就像背常用的电话号码那样张口即出。也许是过人的聪明与太多的知识取代了头上的黑发，刚三十多岁就过早地秃顶了。他高兴时，经常哼唱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人们送他外号“拉兹”。眼下，老李面对突发事件，我们没有听到那熟悉的《拉兹之歌》，他眉头紧锁，情绪有些低沉。听到副参谋长陈联炳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上级这样发愁、为难，平时善于诙谐、谈笑的他，此时此刻说什么也幽默不起来了。张了张嘴，眨巴几下眼睛，没能说出一个字来。
团通信副主任、机组通信员老陈，浙江人，是一位年龄和副驾驶员差不多的老通信员，他性格沉稳，技术精湛，在伊尔—18等机种上执行过许多次国内外专机任务。尤其出国飞行时，空中需要英语对话，当时，能担当此任的空勤通信员寥寥无几，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克服空中语言障碍，多次出色完成国外的专机任务。1965年执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阿尔及尔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据说这个消息开始是由美国飞机上传出来的，由于老陈等人的精心工作与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比较早地获知这一重要信息，使一同前往的两个机组临危不乱、主动应对，及时返航回国，受到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记集体二等功的奖励。老陈善于动脑，酷爱学习，下象棋时，他不看棋盘，通过遥控，就可以战胜许多对手。面对突发事件的现实，他的话不多，经常陷入沉思。
机组空中服务员小魏虽然是位年仅20岁的女孩子，但她同我们在一起时表现出一位姑娘少有的成熟。13日上午，当我们比较冷静地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小魏虽然很少发言，但她的情绪同我们一样沉着、冷静，从凌晨开始，在那夹杂着枪声的混乱场面里，她没有因为恐惧、慌乱而掉过一滴眼泪，她不但没有成为机组的拖累，相反，她的坚强为我们机组其他人员的低沉情绪增加了一点生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机组人员逐渐摆脱凌晨那激烈、混杂、简直像做噩梦一样的场景，慢慢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开始对256号专机任务飞行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原来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得不加以认真地分析了。例如明明使用的是256号专机，为什么要使用252飞机的代号呢？机长潘景寅只是一味地多加油，为什么就是不讲到什么地方去的航线呢？当然，这些都可以理解为“重要专机任务保密”的需要。可是，“重要任务”与凌晨发生的事件相比，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格格不入的……机组人员在一起越分析越认为问题很多，而且很严重。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一时又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大家研究决定，还是直接向中央汇报为好。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通过什么渠道、找中央哪位首长呢？机组人员又一次陷入茫然之中。就这样机组处在设法解决“向上级汇报情况”的焦虑与无奈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13日上午，就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机组五人仍在全心全意地想着专机，想着汇报，想着许许多多需要马上做的工作。唯独没有想到的是，海军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惊呆了。
没有领导愿听汇报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对自己来说尽管是离奇的、突然的，但总可以凭自己的分析判断，从不同的方面找出它的因果与逻辑关系，这些很可能是不准的，但总不会离题万里、不着边际。平时，人们比喻突然发生的事情，总是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可“梦”总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相比之下，13日凌晨发生的事情对机组人员而言，不但无法从现实中找到任何痕迹，就是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所以，从13日凌晨开始，发生在机组身上接二连三的事情，都是机组五人所始料不及的。
不准到食堂就餐的消息一下子将机组人员的思路堵得死死的，机组五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就不约而同地走出招待所的房间。此时，映入机组人员眼帘的另一个场面同样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军人招待所平房的前面是一片种有树木的开阔地，在这片树木的外面，隐约看到身着海军服装的战士在游动，一切都明白了！13日凌晨，海军场站的领导还同我们在一起，谈论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悄悄地离去了。原来，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表面看来我们同海军场站的同志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由于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阴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笼罩过来，这个阴影使我们顿时不知所措，甚至迷失方向。从那个时候起，我做过一切努力，想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在招待所门口，机组五人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什么，本来已经很沉重的心，又重重地压上了一块石头。
此刻，我同其他人再也没有任何心思去想“向领导汇报”的事情了，思想上的这个急转弯来得虽然突然，但显得那样自然。原来，根本没有什么“领导”愿意听机组的汇报。在我们一心一意推举团副参谋长做机组的负责人，想办法寻找上级领导的时候，北京的大本营、空军司令部甚至包括海军司令部在内，已经没有哪位领导准备接受我们的汇报了，有的就是眼前看到的招待所四周的流动岗哨与明显感觉到带有恐怖气氛的环境。我们共同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自由。这种被人监视、看管的现实与刚才机组一心想着工作的心情相比，落差太大了，我们无论如何从感情上也难以接受，顿时产生一种受屈辱的感觉。因为，按理而论，虽然还不知林彪专机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能把我们看管起来！
押解返京接受审查
9月14日，即发生事变的第二天下午，机组五人在海军同志的“陪同”下，从山海关坐火车离开，海、空军之比为2∶1。开始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在山海关火车站临上火车时，才从车厢上的标志看出是向北京方向去的。上火车之后我发现乘坐的还是软席卧铺，没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软席卧铺列车，还附加了这些特有的条件。从空中而来，贴地面回去，残酷的现实给专机飞行员们开了一个如此大的玩笑。
火车经过一个下午的运行，到北京车站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机组每人及“陪同”的海军乘坐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很快就左转弯向西，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急驰而去。
北京的夜晚仍然是那样美丽而又静谧，十里长街流光溢彩，车来人往、安静有序，国庆节前的天安门广场也有很多人在为搞庆祝活动而忙碌着。然而，此时此刻，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为处理林彪事件而紧张地工作着。我抬头看一眼右前方巍峨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到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林彪总是手拿小红书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情境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今年的国庆节林彪还能出现吗？今年的国庆节庆典活动还能像往年那样在这里大规模地举行吗？不可能了！当时虽然还不知道256号专机的去向，但就机组五人受到的“待遇”看也是不可能了。
从1971年9月14日晚上开始，机组剩下的五个人从“专机任务”走上了与飞行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专机任务”四个字也要打上引号，因为，从那时起，没有人再认为那是专机任务，而认为是林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行为。机组人员作为从林彪叛逃现场押解回京的嫌疑人，理所当然要接受组织的审查。只是机组人员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从“座上客”突然跌到“阶下囚”的位置，这种意外的转变，使每个人从心理上一下子难以承受。
海军保卫部为了将山海关现场的人“保护”好，首先把我们从北京火车站直接送到翠微路海军大院西侧的一幢平房里，每人一间房子，单独关了起来。紧接着将每人身上的贵重物品，例如手表、人民币等，强行收起来统一保管，连裤腰带也被视为危险品强行没收，这种人格侵犯行为使我们机组人员很难接受。以上这些“待遇”与一起从山海关回来的所享受到的是一样的，这一点让机组人员更想不通了。程洪珍是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关的，身上还带有武器，我们机组是奉命执行专机任务的，现在，把我们同程洪珍放在一起，一锅烩，算怎么一回事儿？其实，我们机组人员身上都没有带钱，平时身上有些零钱，也都是放在军衣上面的口袋里，夏季工作服只是在任务值班或飞行中穿在身上，机场营房内部也没有什么可买，带钱是多余的。再说，这次属于紧急任务，更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多带钱。像两位老陈，除了手表之外，两手空空，每天早上起来，既不能洗脸，也没法刷牙。性格急躁的团副参谋长实在无法忍受交手表、解裤腰带的行为，拿着手表说：“如果要收，就把它砸到地上。”其实海军的同志是怕我们逃跑或者拿裤腰带自寻短见。如果海军同志能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为了将山海关现场的所有人员保护好，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机组也是能够接受的。哪里知道，当时海军的领导也因林彪突然乘机叛逃一时乱了阵脚，哪还能将工作做得那样细致呢？反正你们都是没有逃跑剩下的，一律如此，无形之中我们与海军保卫部门的具体管理人员产生了对立情绪。
9月19日，海军的人用一辆大轿车把山海关现场的机组人员、调度室主任、程洪珍及两个女兵共9人，仍然采用2∶1的比例，押送到位于西山脚下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所，从此开始了在中央专案组接受审查的生活。
漫长审查生活开始
为“九一三”事件而成立的中央专案组，临时设在西山脚下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的一幢大楼里。当海军保卫部的人员押送我们的汽车到达那里的时候，本来已经是肃穆庄严的军营之中，由于山海关现场重要嫌疑人员的到来，使这里的气氛更显得严肃，甚至让人感到有些恐怖。虽然这里也是招待所，但是，进入招待所的情景与平时执行任务在外住招待所相比，无论哪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周围岗哨林立，所内陆军密集。当我们被押解进入招待所房间的路上，来自两侧警卫人员那怪异的表情与刺人的目光，就足以使我意识到下一步处境的可怕。不过，当他们发现还有几个年轻俊俏的女兵也混在其中的时候，那种如临大敌紧绷在心里的弦似乎有些放松了，重要嫌疑犯中怎么还有柔弱女子呢？而且还都是穿着军人的服装。
刚到中央专案组的几天里，机组每人一间房子。
一天深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及公安部部长李震把机组人员叫去，听我们汇报了山海关现场的情况。当我们汇报到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塔楼听到林彪警卫团的领导通过电话向北京报告说：“首长让老虎和叶群搞走”时，纪登奎挪动一下身子，把原来放在地毯上的双脚抬起来平放在沙发上，低着头，深度近视眼镜已经下移到鼻梁上，工作到深夜已显疲劳的眼神从眼镜镜片的上方注视着机组人员，义愤填膺地说道：“儿子、老婆能绑架老子吗？林彪要抢班夺权，等不及了，另立中央不成，乘飞机叛逃，在蒙古国摔死了！”
纪登奎的一席话揭开了机组心中长达10天之久的谜团，机组五人一直悬挂在半空中的心，这时总算落地了。之后，首长们还留机组人员吃夜宵。据说，中央领导总是工作到深夜，在向我们了解了有关“九一三”的情况后，连夜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在那段日子里中央领导是非常忙碌的。
纪登奎找我们谈话之后，机组人员的待遇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招待所的一层搬到了三层，原来一个人一间改为两个人一间。我和副驾驶陈联炳同住一间，通信员老陈同领航员老李住在一起，服务员小魏单住，没有让她同别的女兵住在一起。所谓搬家，对机组来说是最简单不过了。我们五个人中，只有三个人手里有个小包，另两个人两手空空，真是“灶王爷贴在腿肚上——人走家搬”。
……
1972年春节前，当机组人员同接我们的空军人员一起乘车从中央专案组来到对我们机组来说原本是非常熟悉的环境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一切都变得那样陌生，陌生得出人意料之外。
专机师的专案组作为空军专案组的一个组成部分，设立在空军最高学府——空军学院（现在为空军指挥学院）里面。这里离西郊机场很近，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机组通信员老陈的家就住在学院里面，他的妻子是学院医务室的一名军医。我结婚后也曾在这里住过。
空军专案组的人员都是从专机师各单位抽调来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组成，也有个别空勤、地勤人员加入。这个专案组除了负责设在空军学院的专案审查外，还负责设在机场内部的专案审查。我们专机组人员从中央专案组回来，被认为是降了一级，所以，放在空军专案组继续审查。
当我们专机组五人遇到空军专机师专案组这些熟悉的人员时，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场面发生了。机组的人按人之常情想主动上前同他们打招呼时，得到的回报却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不予理睬。个别关系不错并曾在一起执行过多年专机任务的人，干脆把头转到别处，装作没有看见，避免双方的视线碰在一起时出现想说话又不能说话的尴尬局面。
“九一三”事件之后，被审查的人员中，除与“九一三”之夜两架飞机（256号专机与3685号直升机）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者外，大都是从师、团到有关大队的主管领导。为了使部队的专机飞行工作能正常运行，从陆军或别的空军部队调进一批领导干部和飞行人员充实了专机师的上上下下及各个部门，这种行为被叫做“掺沙子”。同时，对与两架飞机有关的案件进行立案审查，并发动群众对与案件有联系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批判，实际上在机组回来之前这种揭发批判的运动已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专案组就设在空军学院生活区的家属楼里。机组五个人又回到了一个人住一间房的状态，不同的是房间门口没有24小时的值班人员，只有在晚上才有人“陪住”。每天除了吃饭、放风之外，就是交代问题，交代与256号专机有关的问题，交代与机长潘景寅的关系问题，交代思想认识与行为上的错误问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另一阶段的被审查生活。
2014年7月19日
1954年日內瓦會議
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署，其目的是為停止在越南和整個印度支那的戰爭。 可是，那個目標並不能實現；相反，戰爭在那幾年之久內繼續展現，使越南在各方面上的發展皆受阻。
中國對法國和南越讓步？
自由亞洲電台越語組記者家明（ Gia Minh ）訪問了現居於美國加州的歷史學者范高陽（ Phạm Cao Dương ）先生，談及對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幾點注意和應所吸取的歷史教訓。首先，他告訴我們：
范高陽 ： 首先，1954年日內瓦會議並非是在奠邊府事件後才召集的會議，而在這之前已舉行了會議（ 從4月26日 ）。會議初始的目的不是商討越南問題，而是討論韓戰。 5月8日才開始討論越南問題的，也不是以談及它為主要。可是，因越南的形勢改變了： 奠邊府戰役停止，由此人們才在那日開會討論。
第二， 國內的書籍常歌頌因為越盟的勝利。 那並非完全的對，因為若我們觀察在會議之前所發生的事，就發現當時胡志明和武元甲前往柳州與周恩來會晤，人們可看到越盟是極為忿忿不平。後來武元甲先生曾說當他（ 在會上 ）申述時所展示的地圖幾乎是“ 一片紅 ”；但輪到周恩來講述時，據武元甲本人所述，“ 胡伯伯和我感到極之驚訝 ”，因為周恩來對法國和南越作了讓步。
胡志明和武元甲兩人不滿的原因是他們相信將獲取更多的利益而周恩來和（ 時任蘇俄外長 ）莫洛托夫（ Molotov ）強迫越盟必須接受其主張。 首先是關於越盟部隊在柬埔寨和寮國的問題。 那時越盟的主張是希望扶助柬埔寨和寮國的共產組織（ 高棉Issarak和巴特寮 ）。 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一直否認其部隊曾出現在那兩個國家， 但最終周恩來和莫洛托夫強迫越盟須部分的接受那點，後來又全都接受下。 接受的意思是指已撤離但還有一部分留下在柬、寮的越盟部隊人員。 由此，法國和柬、寮方不同意，故此最終接受“ 若還有的將撤退 ” 這樣的字句。
此外，關於分割領土的問題。 但談及分割時，法國人提議的是以19度緯線為界限，越盟則想以13或至少是16緯線為界；但最終也是周恩來和莫洛托夫兩人和法國人孟德-費朗斯 ( Mandès France ) 達成妥協：17度緯線。
至於為國家統一選舉時間的問題， 首先范文同想在六個月後舉行，但後來改為一年或兩年。 最後所達成的決定為1956年，即兩年後進行選舉。
值得注意的是，那時的中共剛當上中華大陸的新主和在國際上並無任何的地位，故此他們想扮演某種角色，而日內瓦會議剛好是使北京扮演其角色的時機。
記者: 如您所說統一的選舉在1956年舉行，後來越南民主共和國也對南方建議舉辦，但遭到西貢的拒絕。 是什麼原因的呢？
范高陽 ： 實際上，南越即是指保大皇的越南國（ Quốc gia Việt Nam ）和後來吳廷琰的越南共和國並不承認會議的《 最後公佈 》。 我們必須記得，日內瓦協議包括兩部分：第一是停戰和第二是政治。 停戰的部分獲正式簽署，有多個協議版本； 而政治方面則沒有正式的協議版本，只有各方口頭接受一份《 最後公佈 》而已。
那時的越南國和後來的越南共和國則不接受《 最後公佈 》。 美國也不承認它。 故此，若不承認它，那麼選舉之事對他們在法律上並非有任何的責任。
再之， 若舉辦選舉，也需要有最根本的條件是公平。 那時不可談及公平，那麼南越拒絕了也有其理由。
歷史教訓
記者: 60年後，您認為應吸取了什麼歷史教訓呢？
范高陽 ： 在國際外交活動中，各國常以其本國的利益視為至上，包括對同盟國或是不太重要的國家也一樣。 若中國為了其私自的利益而犧牲盟友越南民主共和國，那亦是自然之事。 但問題是河內並不認識如此！
其次，若觀察當時的世界和繼之的幾年裡， 並非只有越南被分割為二，還有其他不少國家被分割，但沒有任何的國家使用武力攻占對方。而越南則發生了那樣的事。
然而，後果是河內並不有充足的實力，自行南下攻戰，故此須依賴中國的勢力； 河內和連南越也並非認識到可以玩打中國牌。因為那時的中國不想看到美國干涉南越和出現在南越，他們想利用法國人來阻止不讓美國干涉進入越南。
記者 : 多謝歷史學者范高陽先生。
嶺南遺民譯
2014年7月24日
資料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2014/07/24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