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本1909 年出生于上海市郊浦东，父亲务农兼教私塾。1934 到 1942 年间，他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察，拍摄万余张照片，写了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游记以及日记，吸引观众二十万余人次。图为得荣藏族姑娘，四川得荣，1939 年。
1949 年，庄学本的创作风格开始了明显的转变：他依然重点拍摄肖像照，还会利用在《民族画报》外出采访的机会，到各地开展考察，但“他不再是完全个人的拍摄，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开始做选题，他的照片变得很阳光，高歌猛进，意气风发”。图为搓麻线的羌女，四川理县，1934年
1965 年 4 月 8 日，时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庄学本和他的妻子被以“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的处分，被迫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浦东的老家，终止摄影生涯。图为藏族妇女，甘肃夏河，1936 年。
文革期间，庄学本将家中私有财产包括几千张照片悉数上交，其办摄影展的愿望一直未遂。图为四川理番，1934 年。
他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的上万幅西部少数民族的影视作品、人文资料在文革中中已损失过半，部分现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处。图为羌族妇女，四川理县，1934 年。
即使到了 1984 年，庄学本在上海浦东家中去世时，这位摄影师的悼词上，“著名摄影家”的字句也依然被要求删改。图为羌族少女，四川理县，1934 年。
直到 20 世纪末，这位被公众、也被摄影史淡忘的摄影师，却开始被附加上了“摄影大师”、“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的头衔。李媚、萧亮中、顾铮、李公明、邓启耀、杨小彦、冯原等活跃于知识界的学者，纷纷撰文纪念庄学本。图为藏族母子俩，青海玉树，1937 年。
摄影理论家李媚说，“庄学本完全有足够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由此，其作品开始广为人知，他在摄影史上的地位才得以重新确立。
庄学本在他的《羌戎考察记》里写到：“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而‘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他的摄影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白地”（地图没有之地），他的目光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
拍摄性质决定工作方法，他没有像现在一些以社会考察方式工作的摄影师一样，走过一条从艺术创作到社会工作者的之路。摄影于他，自然、直接、朴素，就是一种记录。
当他拍摄一个人的肖像时，他会同时拍摄正面，侧面，背面。显然，他是对一个民族从人种到服饰的记录。难得的是他的目光不仅有平民，还有统治阶级和贵族；不仅涉及当地的生活形态婚丧嫁娶，还涉及税收制度与教育。
他在《十年西行记》中这样写道：与这些边地民族“相处即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依然，反觉其精神高洁。有自诋同胞为野番正者，为大缪”。
正因为如此，他的图片与西方考察者的图片体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根本差异。
在西方摄影者的眼中，这些边民几乎千篇一律的目光呆滞，表情木纳，衣服破烂不堪，实属“野番”。庄学本的照片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看到了人的丰富，看到了一种优雅、美丽与尊严，无论贫与富。
应该说，他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摄影评论家李媚如是说，“庄学本的图片是其中最有艺术和人类学双重价值的；当我有幸看到庄学本的数千张照片时，最震撼我的是他拍摄的肖像。搜寻记忆，似乎还没有那一位中国当代摄影家的肖像作品像他的这些作品一样对我具有那么深刻的震动。”图为黄河皮船，青海，1936 年。
“我想即使就凭这些肖像作品，庄学本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那一张张面孔具有巨大的疑聚力，只要疑视就会被感动，哪怕目光只是匆匆而过，你都无法不驻足停留。”图为绝壁险道，四川得荣，1939 年。
“我们被触动的是内心的柔软之处而不仅仅是眼球。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图为康定老城雪景，四川康定，1937 年。
“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而独自存在的？”图为喇嘛寺住持，108 道门的大佛塔，1934 年。
“肖像是摄影中最具有检验力也是最有难度的摄影方式，那些面孔总能让人窥破一个摄影者与被摄影者的关系、摄影者的心理与姿态。”图为老街，四川理塘，1939 年。
“对于庄学本在艺术上的造诣我想与天赋有关。而令我感兴趣另一面则是他的工作方式。庄学本似乎在掌握了照相技术之后，便一直坚持社会考察的摄影方式。”图为理县喇嘛寺，1934 年。
“庄学本的摄影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白地”（地图没有之地），他的目光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图为青海玉树，1937 年。
“拍摄性质决定工作方式，庄学本没有像我们现在一些以社会考察方式工作的摄影师那样走过一条从艺术创作到社会工作者的之路。摄影于他，自然、直接、朴素地就是一种纪录。”图为抬神出庙挡冰雹，青海，19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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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拍摄一个人的肖像时，他会同时拍摄正面、侧面、背面，显然，他是对一个民族从人种到服饰的纪录。难得的是他的考察对象不仅有平民，还有统治阶层和贵族，他的目光不仅涉及当地人们的生活形态婚丧嫁取，还涉及税收制度与教育。图为天葬时喇嘛诵经超度，青海玉树，1937年。
他不是猎奇者，而是一个态度严谨，工作深入的考察者。他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侵入者，他努力地溶入当地人的生活，在情感上走近他们，从精神层面认识他们。图为穴居的蒙人，青海海晏，1936 年。
庄学本在他的《十年西行记》里这样写到：与这些边地民族“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为大谬”。正因为如此，他的图片与西方考察者所拍的图片才体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根本差异。图为一对土族老人，青海上水磨沟，1936 年。
庄学本（1909-1984），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纪实摄影大师。他的照片展示了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