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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吗/自由不是一個禮物/耀邦一句话毁了朱厚泽
發佈時間: 8/3/2014 8:44:15 PM 被閲覽數: 1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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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第3期

(超高清版)

 
   
来源: 2014-08-02 wencuecity
 


置顶: 千年之恋 -kylelong-



中国真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吗?


作者:看得开  于 2014-8-2 wencuecity


四大文明古国是指: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四大文明古国”这一说法,最早是由梁启超先生提出(互动百科)。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使用此定义。这可笑的定义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个笑话。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就算是中国人认为迈锡尼文明才是「正宗」的希腊文明始,也比商代的早,距今3600年左右,现在的科学、技术、哲学、医学、法律等,古希腊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今的民主政治是萌芽于古希腊(雅典)的,研究民主政治,古希腊的部分更是不可缺少。重要的是,现在的希腊依然是希腊族和说希腊语,许多西方国家的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都是脱胎自希腊和继承希腊的罗马,而这些文字的绝大部分字词也是由希腊或拉丁的字根组合而成的。例如英文民主(Democracy)一词就是源出自希腊语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因此不是不少中国人所说「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只不过希腊文明融合了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成份,使西方文明在现代继续发光发热。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

现在,很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非不知道中国文明同世界先进文明的本质差距,而是他们信奉传统的“儿不嫌母丑”的爱国观。只要一有人说中国哪有问题,他们就会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要逻辑,拼命地为中国辩护,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极度的自卑心理。坦率地承认我们历史上并不算“阔过”,坦率地承认我们现在仍然离人类先进文明有很大距离才是真正的“儿不嫌母丑”。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但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以耻为荣,则中国将永远也走不出愚昧落后的黑暗!



自由不是一個禮物,而是一個任務

   http://hk.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727/bkncn-20140727001610028-0727_05411_001.html
   
   剛來香港時,別人問我香港好不好,我脫口而出:當然好了,因為這裏沒有地溝油,沒有防火牆,沒有國保。來這兒快兩年了,一邊做研究、一邊做人權,腳踏兩隻船。香港在做中國研究方面的優勢自不必說:兩文三語,資料豐富,學術自由,人才濟濟,教學相長。
   
   但對於人權工作的優勢就更突出。一、沒有安全問題,不會被喝茶、被取消會議、被軟禁、被失蹤、被勞教、被尋釁滋事、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二、沒有時差。人權工作有時需要最快的反應,幾個小時的延誤就可能大大影響營救效果。我在美國開會時,中國抓人了,那邊是睡覺時間;等起床了,中國又該睡覺了。三、空間距離近。就隔一條深圳河,從廣東省內說來就來了,從其它地方來也不算遠。來香港比去歐美省時間、省錢多了。回中國搞調查、搞活動,道理一樣。四、基本沒有語言障礙。五、言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搞組織、搞會議、轉資金、出版書、舉標語、發傳單,和中國大陸比起來,簡直就算沒啥限制。六、國際化。這裏有大量的國際性、地區性、地方性的人權組織,有各國領館,有色彩紛呈的媒體,有數不清的國際會議。七、關心中國人權民主的泛民派和偉大的香港市民。從25年來紀念六四的燭光紀念晚會,從港人對李旺陽、趙連海、劉曉波、高智晟、艾未未等人的呼籲,就可以感受到香港的力量。

自由不是一個禮物,

而是一個任務


   
   但這最後一點,其實是香港人的焦慮。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香港有民主、有自由,不必擔心會有什麼大的人權問題。其實不然,香港的民主,除了存在「功能組別」、「分組點票」這類變態的東西之外,還被北京當局明裏暗裏地操控和干涉。香港的自由,已經被蠶食、污染、摻沙子,媒體被中共資本滲透開始變色,明報劉進圖被刀砍、新聞工作者多次被暴力襲擊卻幾乎沒抓到兇手,王丹、吾爾開希、楊建利等大量民主人士無法來港,一些人權鬥士被當作麻煩製造者取消回鄉證,楊匡、姚文田等人被判刑,中共操控的「愛」字頭流氓團體污染香港自由,幾家出版社受到威脅不敢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專制淫威之下,一些記者、學者、社運人士不得不自我審查……。而《白皮書》橫著出世,野蠻霸道,什麼「全面管制權」之說,基本等於撕毀了《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關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規定。這一切的背後,當然是敵視自由民主的北京政權。專制力量今天可以滲透議會、政府、媒體、公司,明天就可能滲透學校、司法、教會,那樣的話,香港就離大陸化不遠了。「佔領中環」運動就反映了港人深深的危機感。
   
   自由從來都不是一個禮物,而是一個任務。香港人最清楚這一點。紀念六四、七一大遊行、反23條大遊行、撐傘撐普選大遊行、反國教運動、新聞界反暴力遊行、法律人黑衣靜默遊行、622民間公投等等,香港人走上街頭不斷地呼喊。沒有這呼喊,香港就會出現因言獲罪的法律、強制洗腦的教材,也許還會有城管、國保、廣場舞和紅袖箍。
   
   自由繁榮的「東方之珠」必須有高度的自治,香港的命運應該由港人決定。我不反對香港獨立。但如果認為港人的自治或獨立,可以不觀察、不關注、不思考「中國」,那就大錯特錯了。沒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香港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普選、真正的自由。我的這個說法,曾被一些人誤解。我當然不是說,香港的民主抗爭只是大陸民主事業的手段;也不是說,大環境不變的話,香港人的抗爭沒有意義。香港民主不是什麼其他目標的手段,它本身就是香港人的權利。即使香港民主真的不利於什麼大陸民主,或者祖國統一,或者經濟發展,或者什麼民族感情、地緣政治,那也必須爭取香港民主。
   
   但香港無法獨善其身。即使香港明天宣布獨立,北京對香港的強大影響還在,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日常生活。單靠香港也難以中共專制政權。中國民間應該支持香港民主運動。香港民主自由不保,中國民主化將異常艱難。在支持大陸民主和人權方面,香港人長期以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香港已經開始處在新的危機中,現在到了中國民間社會行動起來,和香港人一起捍衛香港民主自由的時候了。
   
   繞了這麼遠,該說到正題了。秉權兄讓我為他的新書《踢爆國情2》寫序。我感佩他的努力,無法拒絕。他關心香港的時政,評論起來得心應手。但同時作為資深的新聞工作者,他與大陸各界人士交往甚多,與“黑五類”打成一片;他跑的地方太多了,從恐怖事件發生地、人民大會堂,到上訪村、孤兒院;他採訪川震受害者、政治犯家屬、維權律師、省長部長,在新聞“戰場”中,多次受到“喝茶”、扣留、騷擾、跟蹤甚至毆打。——寫“中國國情”,他有經歷、有體驗、有思考,更重要的是,有良知、有勇氣、有健康的判斷力。他沒有臉譜化、簡單化地看中國,而是呈現中國的複雜性、豐富性,尤其是被專制政權可以遮蔽的那些更重要、更驚心動魄的事實,與讀者一起感受中國的脈搏。也許專制政權不像看起來那麼強大,如果我們深入瞭解它的話;尤其是,如果我們不斷進行抗爭的話。
   
   秉權兄是接地氣的好記者,也是接地氣的好教師和好學者。他曾在港大課堂上邀我講中國維權運動,我發現他的學生們(包括男生)常用崇拜的眼神看著他。願秉權兄不要驕傲,再接再厲,帶領年輕學子和新聞工作者,為香港和中國的自由事業,多多拼搏。
   
   因此我不惴淺薄,樂為之序。
(2014/07/31 发表)



耀邦一句话毁了朱厚泽的余生

作者:总裁判  于 2012-9-4 发表于 贝壳村


     共产党里有没有好人?我的回答是,共产党里不仅有好人,而且好人只有在共产党里,才能做出点好事。却有人抓把柄惑众,煽动某种歧视,说我不少朋友是高官,而且他老是以此来作为反复攻击我的理由。请大家看下面的正文内容,由各自去得出印象,共产党里有没有好人,亦不必猜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是其中的什么人。至少这篇文章不会有版权之争,同时我以人格保证文章的真实及其来路的正当与合法性。

     正文:

     本人曾于1984年初春赴贵州采访过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当时的第一书记是池必卿。起因是朱厚泽83年下半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碰上我们驻京办事处的记者,他邀请我们去贵州采访,希望利用《导报》的影响力报道贵州的改革开放。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被钦老板点名去贵州采访。临行前在资料室看了不少有关贵州的材料,摘录了不少资料。历史上对贵州描述最有名话就是“天无三日清,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当我赶赴贵阳后,被省委告知还要等几天,当地一位原校友悄悄告诉我,这几天总书记在贵州,主要负责人都去陪同、开会了。耀邦离开贵州后,省委办公厅就安排我采访朱书记我当时提出要采访第一书记池必卿,被谢绝。因为根据《导报》惯例,一般都采访省委、省政府的第一把手,否则感觉回去后不好交待。

     当我一走进朱厚泽的办公室,与他面对面坐定,就被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清晰的思路、对全局(国情省情)的了然于胸所深深吸引。他熟悉《导报》的特色,谈的都是发展的大思路和新观点,我除了不时提问,便是在采访本子上快速地记录谈话内容。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心里越发踏实,这下好交差了。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增建议透露一些耀邦到此考察调研的新闻,他考虑后说,还是只谈贵州的吧。(后来才知道耀邦此行是为西南四省五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而来,贵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回到住所,马上整理了一遍采访记录,赶出了稿件,并立刻送朱书记的秘书,请朱书记审阅。半小时不到,我很快拿到了审阅稿,除个别文字之外,没有什么删改。我即去邮局,电报稿件上海。稿刊登在当期《导报》的头版。随后,我又编了一个专版报道贵州的经济发展路向和优势总算完成了任务。

     对朱厚泽来说,后来任职中宣部部长,是他为人民做好事的尽头,好人过不了这个关,同时也失去了本该有的发展空间看来耀邦的一句肺腑之言:“他是个当总书记的料”,毁了他余生。

     伟人已逝,追思往昔,智者风范,仍历历在目。仅以此短文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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