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 list of Lara Fabian
康生为何要杀卢福坦？
文革中被秘密处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多维历史】
卢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在被捕后迅速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一员。建国后卢福坦被捕并在文革中被康生秘密处决。文史作家王学亮在《党史纵横》上撰文指出，康生叛变说并无史料支持，但他处决卢福坦的举动却引人怀疑。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文革”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对上海的公安系统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叫“卢福坦”的老人的。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觉到很为难。因为卢福坦年事已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生出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市公安局采取了折中处理的方法，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卢福坦，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抓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
那么，能够受到康生、谢富治两位“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顶尖人物的特别“关照”的卢福坦究竟是何许人也？康生又为何急于亲自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呢？这还要从卢福坦与康生的微妙关系说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做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的工人。1926年，经山东党的负责人之一王尽美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卢福坦在山东工作期间，领导了著名的“山东暴动”。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1931年初，王明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选。卢福坦在这种情况下向王明毛遂自荐，要求代替向忠发，出任总负责人。王明没有立即答应卢福坦，而是让他去找周恩来谈谈。当时，王明和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来拟定了主要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夫、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从结果上看，王明并没有实现卢福坦的意愿。
在临行前，王明还对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来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卢福坦要求担任总负责，除了找王明谈话之外还找了周恩来，可见周恩来地位的重要程度。虽然周恩来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常委会”，但这并不影响稍后他进入事实上的“常委会”（即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4人）。这段时期我党的领导机构非常混乱，党史上经常出现“总书记”、“书记”、“常委”各种不同的名称，而根据后来党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进入书记处的成员才是真正的常委。
没有实现政治目标的卢福坦后来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明去苏联后，卢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用会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后，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都先后离开上海。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被斯大林看做是铁一般意志的工人阶级的出身没有帮助卢福坦成为烈士，反而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室的候补特务。在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出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少，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的一个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已经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代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给其他人提及过，直到后来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在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市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解放后的1950年5月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的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就被当时的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他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当时的回答如今已经无从知晓，但从当时公安部清查“文革”时期事件办公室负责人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来事情似乎就此了结了，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所谓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说到康生被捕一事，这里需要说一点题外话，早在1924年5月22日，张国焘被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抓获，其妻子杨子烈同时被捕。根据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称：“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依据当时的形势分析，如果被捕之后暴露身份，只有变节和赴死这两条路，康生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这都是猜测，因为毕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考察康生是否叛变。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多维历史】
卢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在被捕后迅速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一员。建国后卢福坦被捕并在文革中被康生秘密处决。文史作家王学亮在《党史纵横》上撰文指出，康生叛变说并无史料支持，但他处决卢福坦的举动却引人怀疑。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文革”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对上海的公安系统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叫“卢福坦”的老人的。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觉到很为难。因为卢福坦年事已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生出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市公安局采取了折中处理的方法，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卢福坦，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抓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
那么，能够受到康生、谢富治两位“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顶尖人物的特别“关照”的卢福坦究竟是何许人也？康生又为何急于亲自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呢？这还要从卢福坦与康生的微妙关系说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做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的工人。1926年，经山东党的负责人之一王尽美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卢福坦在山东工作期间，领导了著名的“山东暴动”。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1931年初，王明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选。卢福坦在这种情况下向王明毛遂自荐，要求代替向忠发，出任总负责人。王明没有立即答应卢福坦，而是让他去找周恩来谈谈。当时，王明和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来拟定了主要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夫、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从结果上看，王明并没有实现卢福坦的意愿。
在临行前，王明还对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来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卢福坦要求担任总负责，除了找王明谈话之外还找了周恩来，可见周恩来地位的重要程度。虽然周恩来并没有进入所谓的“常委会”，但这并不影响稍后他进入事实上的“常委会”（即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4人）。这段时期我党的领导机构非常混乱，党史上经常出现“总书记”、“书记”、“常委”各种不同的名称，而根据后来党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进入书记处的成员才是真正的常委。
没有实现政治目标的卢福坦后来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明去苏联后，卢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用会议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随后，周恩来、陈云、康生等人都先后离开上海。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被斯大林看做是铁一般意志的工人阶级的出身没有帮助卢福坦成为烈士，反而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室的候补特务。在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出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少，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的一个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已经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代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给其他人提及过，直到后来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在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了下来。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市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解放后的1950年5月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的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就被当时的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他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当时的回答如今已经无从知晓，但从当时公安部清查“文革”时期事件办公室负责人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来事情似乎就此了结了，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所谓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说到康生被捕一事，这里需要说一点题外话，早在1924年5月22日，张国焘被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抓获，其妻子杨子烈同时被捕。根据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称：“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依据当时的形势分析，如果被捕之后暴露身份，只有变节和赴死这两条路，康生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这都是猜测，因为毕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考察康生是否叛变。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那些骨灰从八宝山迁出的前党政军领导(组图)
网易
不久前，中石油集团原董事长、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据说他曾放出豪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现在看来，他的梦想是已经破灭了。死后入八宝山，的确是一些官员一生中最后的一项荣誉，更是对其身份和地位的肯定。有的人想入八宝山，但有的人却忙着迁出八宝山，据统计，已去世的历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解放军重要将帅中，没有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或陆续从八宝山迁出的，至少近半数。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摆放完全按照生前级别，因此很多革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因级别关系不能合葬，例如陈毅的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就不能和陈毅共同进入中一室，这也是一些领导人迁出骨灰的原因。当然，像康生、谢富治这样的文革弄潮儿，去世的时候很风光，但最终却被迫迁出了八宝山。
据统计，已去世的历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解放军重要将帅中，没有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或陆续从八宝山迁出的，至少近半数。
华国锋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山西交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导人，华国锋去世后，骨灰首先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华国锋生前交代亲人，他过世之后，要把骨灰葬到交城的卦山。
1995年，华国锋生前最后一次回到交城看望父老乡亲。15年后，他将再次回到故乡，这次回来的，却是他的魂。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不打扰家乡人民，华国锋仅回过三次家乡。回到故乡卦山，这也是华国锋生前的遗愿。
2011年11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三年零两个多月后，华国锋的骨灰3日上午9时许在其出生和战斗过的故乡──山西省交城县卦山南麓吕梁英雄广场上方的陵墓内安放。
华国锋墓地由吕梁英雄广场、台阶、墓地、通往墓地顶端的循环通道、墓区绿化等部分组成。墓地共有365级石阶(寓意华国锋一年365日天天都在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每32级为一组，每组石阶中间有一个平台供瞻仰者和游览者歇脚。墓地顶端平台上有一个5.5米高(寓意华国锋在55岁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外形像华字“H”字母的墓碑，墓碑后面有一堵高八米左右的花岗岩砌成的高墙，华国锋的骨灰就安放于这堵高墙的后面。
彭德怀的骨灰从八宝山迁至故乡湘潭。彭德怀1974年去世，骨灰被化名“王川”寄存在成都。直到平反后，彭德怀的骨灰才安放在八宝山，但彭德怀生前曾三次说过想归葬故乡的愿望。
后来，应彭钢等亲属要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在1998年10月24日彭德怀百年诞辰后，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迁移到他的老家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陵园安放。
彭德怀墓，选址于湘潭的乌石峰山下，当地百姓称为“虎口”之地。墓体高约5米，宽7.4米，呈菱形，墓体与墓基成76度的夹角（彭德怀于1974年去世，享年76岁），墓体与墓基相交底边长1.898米（彭德怀生于1898年）。
贺龙元帅的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张家界。1969年，贺龙去世后，骨灰被化名“王玉”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没有进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1975年6月9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2009年，贺龙的骨灰回到张家界，2011年8月31日，贺龙的夫人薛明因病逝世以后，于2012年5月10日，在张家界天子山贺龙公园举行了薛明与贺龙的骨灰合葬仪式。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安年曾瞻仰过贺龙墓，他在博客中贴出照片说，墓碑正面是元帅夫人薛明亲自撰写的“贺龙”、“元帅之墓”，背面则只写“忠诚”、“永垂不朽”几个字，没有关于贺龙的任何介绍。
康生的骨灰被从八宝山迁出。1975年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高位上死去，其悼词对其评价很高。即使“四人帮”倒台后，康生的形象依然是正面的。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康生去世时在太庙举行追悼会。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老干部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的问题，称康生整死很多人。王富长的发言可谓石破天惊。胡耀邦默许了王富长的揭发。
人民日报发布的康生逝世讣告。此时，另一件事情也加速了康生问题的揭发，当时来八宝山扫墓的老干部子女们看到康生骨灰也放在这里，怒火中烧，他们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一个一个×，有的人朝康生骨灰盒上吐口水，还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找到骨灰堂的负责人，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在这里。
经过多方权衡，1980年中央决定，把康生的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康生骨灰从八宝山公墓迁出（此后去向不明）。
林伯渠骨灰从八宝山迁出时的情景。2013年4月2日，林伯渠骨灰安放仪式在常德临澧修梅镇林伯渠故居铜像广场举行，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代表亲属讲话。“差不多一半多，都从八宝山回到老家去了。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就跟着回去。这也符合咱老百姓落叶归根的思想。”林用三说。
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说：父亲的骨灰回到故乡，我想更多的原因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父亲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为国家做的贡献，以此激励后人。
陈赓骨灰从八宝山迁至湘乡。陈赓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
2011年3月，陈赓大将夫妇的骨灰回到了湖南湘乡市。图为湖南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举行纪念陈赓逝世50周年、承接骨灰回故里安葬活动。
2011年3月，陈赓大将夫妇的骨灰回到了湖南湘乡市。图为湖南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举行纪念陈赓逝世50周年、承接骨灰回故里安葬活动。
陈赓陵墓
徐海东大将的部分骨灰也归葬故乡大悟。
谢富治骨灰被迫从八宝山迁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著，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
谢富治追悼会。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
谢富治追悼会报道。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谢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
蒋光鼐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广州。著名抗日将领蒋光鼐的骨灰先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1997年12月17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入“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烈士陵园”安葬，又和当年一起浴血奋战牺牲的部属将士们在一起了。
陈明仁将军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安徽岳麓山。2009年8月2日上午，陈明仁将军骨灰回归故里安葬仪式在岳麓山隆重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相关领导和陈明仁将军亲属出席仪式并敬献了花圈。
陈明仁将军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安徽岳麓山。1974年5月，陈明仁将军病逝于北京，此后中央决定将其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陈明仁将军的家属提出希望能将父亲的骨灰迁回与母亲合葬。
后来，请求得到中央批准。而当我们将此事与省委、省政府联系后，也得到了省市各级的大力支持。”对于父亲归葬故里，陈扬铨老人一脸欣慰。
陈庆先骨灰从八宝山迁至黄陂。陈庆先（1908年12月-1984年1月19日），原名陈长发，湖北省黄陂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党校大队长兼军事教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后经努力，陈庆先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等地回迁黄陂，他的骨灰埋在长乐园一个普通的陵位上，他和夫人的铜像驻在将军园内。陈将军的儿子陈永安说，父亲临终时留下遗嘱说，死后要陪着家乡的山山水水。
皮定均骨灰从八宝山迁至登封。皮定均中将（1914—1976），安徽省金寨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之一。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7月14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一条消息：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于7月7日11时15分不幸坠机殉职。
江泽民为皮定均陵园所题的题词。1977年皮定均将军的骨灰被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应豫西老根据地群众的要求，部分骨灰安葬在登封革命烈士陵园，部分骨灰依照皮定均夫人张烽的愿望，安葬在飞机坠毁的灶山之巅。
陈福初骨灰从八宝山迁至黄陂。2010年5月20日，开国少将陈福初及其夫人徐虹同志的骨灰，在黄陂长乐园陵园将军园隆重安葬。陈将军伉俪铜像也于当日揭幕。
陈福初同志逝世后骨灰一直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其本人出于对黄陂家乡的热爱和对黄陂人民的怀念，生前曾多次表示在终老之后回乡安葬的愿望。黄陂长乐园在获悉其愿望后，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实现了陈将军的生前愿望。遵从徐虹同志的生前遗愿，其逝世后与陈福初同志的骨灰一齐安葬于黄陂。
周志刚骨灰从八宝山迁至黄陂。周志刚，开国将军。1910年生，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武汉军区顾问。
经中央同意，周志刚的骨灰迁离八宝山，2012年4月，周志刚及夫人张彬女士落葬仪式，在黄陂的长乐陵园举行。全家人商议把他一部分骨灰撒入东海，一部分骨灰安放在长乐园将军园内以供后人祭奠。
溥仪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华龙陵园。上世纪90年代初，有位香港开发商投资“华龙陵园”，因其地处西陵，离北京、石家庄等大城市路途相对遥远，所以陵园建成有日却售出墓穴不多。有人向这位开发商献策，说末代皇帝溥仪的骨灰若能来“华龙陵园”，必有轰动效应，能抬高“华龙陵园”的身价。
这位开发商深信不疑，通过关系找到李淑贤，几次商谈之后，李淑贤终于放话应允。无奈亲戚们不上当，一致表示根据溥仪“做社会主义新人”的心愿，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最为妥当。可李淑贤一意孤行，不把溥仪的骨灰弄到“华龙陵园”不罢休。
1995年1月26日，李淑贤抱着溥仪的骨灰，乘坐一辆并非溥仪生前机关所派的马自达轿车从八宝山公墓到了西陵“华龙陵园”。溥仪的其他亲属未有一人出席，当然更无一人随行。亲属们还曾向有关方面反映，反对李淑贤所为。但有关方面答复：李淑贤是遗孀，第一继承人，取走溥仪的骨灰是她的权利，将骨灰安放何处也是她的权力。
不久前，中石油集团原董事长、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据说他曾放出豪言：“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现在看来，他的梦想是已经破灭了。死后入八宝山，的确是一些官员一生中最后的一项荣誉，更是对其身份和地位的肯定。有的人想入八宝山，但有的人却忙着迁出八宝山，据统计，已去世的历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解放军重要将帅中，没有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或陆续从八宝山迁出的，至少近半数。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摆放完全按照生前级别，因此很多革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因级别关系不能合葬，例如陈毅的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就不能和陈毅共同进入中一室，这也是一些领导人迁出骨灰的原因。当然，像康生、谢富治这样的文革弄潮儿，去世的时候很风光，但最终却被迫迁出了八宝山。
据统计，已去世的历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解放军重要将帅中，没有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或陆续从八宝山迁出的，至少近半数。
华国锋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山西交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导人，华国锋去世后，骨灰首先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华国锋生前交代亲人，他过世之后，要把骨灰葬到交城的卦山。
1995年，华国锋生前最后一次回到交城看望父老乡亲。15年后，他将再次回到故乡，这次回来的，却是他的魂。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不打扰家乡人民，华国锋仅回过三次家乡。回到故乡卦山，这也是华国锋生前的遗愿。
2011年11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三年零两个多月后，华国锋的骨灰3日上午9时许在其出生和战斗过的故乡──山西省交城县卦山南麓吕梁英雄广场上方的陵墓内安放。
华国锋墓地由吕梁英雄广场、台阶、墓地、通往墓地顶端的循环通道、墓区绿化等部分组成。墓地共有365级石阶(寓意华国锋一年365日天天都在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每32级为一组，每组石阶中间有一个平台供瞻仰者和游览者歇脚。墓地顶端平台上有一个5.5米高(寓意华国锋在55岁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外形像华字“H”字母的墓碑，墓碑后面有一堵高八米左右的花岗岩砌成的高墙，华国锋的骨灰就安放于这堵高墙的后面。
彭德怀的骨灰从八宝山迁至故乡湘潭。彭德怀1974年去世，骨灰被化名“王川”寄存在成都。直到平反后，彭德怀的骨灰才安放在八宝山，但彭德怀生前曾三次说过想归葬故乡的愿望。
后来，应彭钢等亲属要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在1998年10月24日彭德怀百年诞辰后，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迁移到他的老家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陵园安放。
彭德怀墓，选址于湘潭的乌石峰山下，当地百姓称为“虎口”之地。墓体高约5米，宽7.4米，呈菱形，墓体与墓基成76度的夹角（彭德怀于1974年去世，享年76岁），墓体与墓基相交底边长1.898米（彭德怀生于1898年）。
贺龙元帅的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张家界。1969年，贺龙去世后，骨灰被化名“王玉”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没有进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1975年6月9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2009年，贺龙的骨灰回到张家界，2011年8月31日，贺龙的夫人薛明因病逝世以后，于2012年5月10日，在张家界天子山贺龙公园举行了薛明与贺龙的骨灰合葬仪式。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安年曾瞻仰过贺龙墓，他在博客中贴出照片说，墓碑正面是元帅夫人薛明亲自撰写的“贺龙”、“元帅之墓”，背面则只写“忠诚”、“永垂不朽”几个字，没有关于贺龙的任何介绍。
康生的骨灰被从八宝山迁出。1975年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高位上死去，其悼词对其评价很高。即使“四人帮”倒台后，康生的形象依然是正面的。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康生去世时在太庙举行追悼会。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老干部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的问题，称康生整死很多人。王富长的发言可谓石破天惊。胡耀邦默许了王富长的揭发。
人民日报发布的康生逝世讣告。此时，另一件事情也加速了康生问题的揭发，当时来八宝山扫墓的老干部子女们看到康生骨灰也放在这里，怒火中烧，他们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一个一个×，有的人朝康生骨灰盒上吐口水，还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找到骨灰堂的负责人，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在这里。
经过多方权衡，1980年中央决定，把康生的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康生骨灰从八宝山公墓迁出（此后去向不明）。
林伯渠骨灰从八宝山迁出时的情景。2013年4月2日，林伯渠骨灰安放仪式在常德临澧修梅镇林伯渠故居铜像广场举行，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代表亲属讲话。“差不多一半多，都从八宝山回到老家去了。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就跟着回去。这也符合咱老百姓落叶归根的思想。”林用三说。
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说：父亲的骨灰回到故乡，我想更多的原因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父亲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为国家做的贡献，以此激励后人。
陈赓骨灰从八宝山迁至湘乡。陈赓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
2011年3月，陈赓大将夫妇的骨灰回到了湖南湘乡市。图为湖南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举行纪念陈赓逝世50周年、承接骨灰回故里安葬活动。
2011年3月，陈赓大将夫妇的骨灰回到了湖南湘乡市。图为湖南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举行纪念陈赓逝世50周年、承接骨灰回故里安葬活动。
陈赓陵墓
徐海东大将的部分骨灰也归葬故乡大悟。
谢富治骨灰被迫从八宝山迁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著，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
谢富治追悼会。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
谢富治追悼会报道。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谢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
蒋光鼐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广州。著名抗日将领蒋光鼐的骨灰先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1997年12月17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入“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烈士陵园”安葬，又和当年一起浴血奋战牺牲的部属将士们在一起了。
陈明仁将军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安徽岳麓山。2009年8月2日上午，陈明仁将军骨灰回归故里安葬仪式在岳麓山隆重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相关领导和陈明仁将军亲属出席仪式并敬献了花圈。
陈明仁将军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安徽岳麓山。1974年5月，陈明仁将军病逝于北京，此后中央决定将其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陈明仁将军的家属提出希望能将父亲的骨灰迁回与母亲合葬。
后来，请求得到中央批准。而当我们将此事与省委、省政府联系后，也得到了省市各级的大力支持。”对于父亲归葬故里，陈扬铨老人一脸欣慰。
陈庆先骨灰从八宝山迁至黄陂。陈庆先（1908年12月-1984年1月19日），原名陈长发，湖北省黄陂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党校大队长兼军事教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后经努力，陈庆先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等地回迁黄陂，他的骨灰埋在长乐园一个普通的陵位上，他和夫人的铜像驻在将军园内。陈将军的儿子陈永安说，父亲临终时留下遗嘱说，死后要陪着家乡的山山水水。
皮定均骨灰从八宝山迁至登封。皮定均中将（1914—1976），安徽省金寨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之一。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7月14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一条消息：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于7月7日11时15分不幸坠机殉职。
江泽民为皮定均陵园所题的题词。1977年皮定均将军的骨灰被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应豫西老根据地群众的要求，部分骨灰安葬在登封革命烈士陵园，部分骨灰依照皮定均夫人张烽的愿望，安葬在飞机坠毁的灶山之巅。
陈福初骨灰从八宝山迁至黄陂。2010年5月20日，开国少将陈福初及其夫人徐虹同志的骨灰，在黄陂长乐园陵园将军园隆重安葬。陈将军伉俪铜像也于当日揭幕。
陈福初同志逝世后骨灰一直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其本人出于对黄陂家乡的热爱和对黄陂人民的怀念，生前曾多次表示在终老之后回乡安葬的愿望。黄陂长乐园在获悉其愿望后，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实现了陈将军的生前愿望。遵从徐虹同志的生前遗愿，其逝世后与陈福初同志的骨灰一齐安葬于黄陂。
周志刚骨灰从八宝山迁至黄陂。周志刚，开国将军。1910年生，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武汉军区顾问。
经中央同意，周志刚的骨灰迁离八宝山，2012年4月，周志刚及夫人张彬女士落葬仪式，在黄陂的长乐陵园举行。全家人商议把他一部分骨灰撒入东海，一部分骨灰安放在长乐园将军园内以供后人祭奠。
溥仪骨灰从八宝山迁至华龙陵园。上世纪90年代初，有位香港开发商投资“华龙陵园”，因其地处西陵，离北京、石家庄等大城市路途相对遥远，所以陵园建成有日却售出墓穴不多。有人向这位开发商献策，说末代皇帝溥仪的骨灰若能来“华龙陵园”，必有轰动效应，能抬高“华龙陵园”的身价。
这位开发商深信不疑，通过关系找到李淑贤，几次商谈之后，李淑贤终于放话应允。无奈亲戚们不上当，一致表示根据溥仪“做社会主义新人”的心愿，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最为妥当。可李淑贤一意孤行，不把溥仪的骨灰弄到“华龙陵园”不罢休。
1995年1月26日，李淑贤抱着溥仪的骨灰，乘坐一辆并非溥仪生前机关所派的马自达轿车从八宝山公墓到了西陵“华龙陵园”。溥仪的其他亲属未有一人出席，当然更无一人随行。亲属们还曾向有关方面反映，反对李淑贤所为。但有关方面答复：李淑贤是遗孀，第一继承人，取走溥仪的骨灰是她的权利，将骨灰安放何处也是她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