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宗教上层、新疆喀什市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喋血事件在喀什系列暴恐案中，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极端暴恐案开始附带有浓重的阴谋与报复的意味。如果说早前暴恐分子在汉人区制造暴恐是有意强化汉族对维吾尔人的固有偏见的话，那么此次暗杀事件则明显是向维吾尔族普通民众示警。暴恐分子希望借此警示自己的族众，要么闭嘴要么选择与自己合作，否则配合当局与汉族友善就是“叛徒”，就会面临危险。

　　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暴恐分子达到了目的，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甚至敌对。原本生活在新疆的汉族人纷纷逃离；生活在新疆之外的维族人又不断遭遇排挤而不得不选择返乡。由惧而生忿，由忿而生恨。当任由这种敌对的恐慌如瘟疫般迅速蔓延，并最终成为民众的主流心态后，所有的人，包括普通维吾尔人都可能成为直接的受害者。长此以往，不敢保证维汉两族会否很快走向全面的对抗，甚至走向难以逆转的不归路。历史上教训告诉我们，不得不引以为戒。

　　实际上，为解决民族敌对蔓延，对抗暴恐分子以暴力裹挟和制造不信任危机“建立”的“穆斯林统一战线”，北京不断开出“药方”，包括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新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占领宣传、文化、教育阵地。具体而言，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保就业，支持南疆发展；明确宗教方针，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加大爱国宗教人士培养力度，同时以“全民反恐”形式在穆斯林民众中建立自己的“统一战线”……

　　即便“药方”累累，却并未能有效阻止暴恐案的发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媒体总结了三个主要原因，包括中共的面子工程、盲目自信，以及民匪界限的模煳化。抛开这些“硬件”，还有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暴恐分子成功地离间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双方融合的难度在不断放大。

　　首先是空间层面上的疏远。在新疆本地，尽管历经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输入，但是至今汉维等民族基本仍保持着相对界限分明的分布格局。南疆、北疆形成判然分明的维吾尔族、汉族聚集区，即使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也是形成自然的民族分区。甚至连同因暴恐被取缔前的夜市，也有很明显的划分和界限。其次是心理层面的距离感。王立群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有过一段切身体验，在新疆境内，每天都可以见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作为一个汉人，你可以跟他们打交道、做买卖、讨价还价，也许还可以开个玩笑，但所有的这些并不意味着你能进入他们的内心。在汉人面前，他们把内心严密地包藏起来。即使在维吾尔人最集中的地方，汉人也只能出入汉人圈子。不是后者没有接触他们的愿望，是他们不接纳。每天在眼前掠过的维吾尔人，仅仅是街道或巴扎上的影像而已。

　　走出新疆，维汉之间的隔阂更为突出，所谓的民族融合更像是一个炫目的口号和乌托邦。很多走出新疆的维族人，不得不面对汉人的“排挤”，比如有些酒店为免除不必要的麻烦谢绝维族人入住。即便允许入住，也会第一时间告知当地警方入住人的个人信息，以便必要时进行检查。而那些原本计划长期生活在新疆的汉人，也开始选择举家迁出新疆，呈现纷纷逃离的征候。北京的各大高校，为鼓励毕业生入疆支教，虽然提供了比以往更为优厚的条件，却鲜有人愿意主动前往。不得不说，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诸多变化与接二连三的暴恐案不无关系，也在一步步将维汉两族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拉远。

　　新近发生的大毛拉被刺事件，也是暴恐分子蓄意发起离间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政治暗杀。据悉，居玛•塔伊尔大毛拉所在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居玛•塔伊尔是著名爱国宗教人士，在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堪称德高望重。他曾多次公开批评暴恐分子的暴行，新疆各地清真寺的大毛拉也纷纷站出来批评暴恐分子，这使暴恐分子在舆论上进一步被孤立。所以，这一次被刺事件，与其说是暴徒为“干大事”制造恐慌，毋宁说是一起点对点的报复行为，只为加剧维汉之间的矛盾以及制造民族分裂。因为在暴徒看来，只要是站在中共一方的，即便是同族人，也是敌人。类似的情况，在大陆媒体披露的诸多小人物的故事中有所体现。比如一篇题为《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中所讲述的，库尔班江兄妹几个如何因为不去讲经班导致全家人遭到亲戚排斥，又是如何因为循着汉族人的生活习惯过“现代生活”而成为众矢之的。如若维汉之间心理层面的这道坎儿过不去，民族融合就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如何才能实现民族融合？这个概念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体现在维汉之间，便是两族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特征和差别，维族人非要怎样，或是汉族人非要怎样；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应地，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前者谓之同化，后者谓之融合。显然地，北京正在采取的做法，既有同化也有融合。比如推动互相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依靠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拉近两族之间的距离；联合斗争打击暴恐分子嚣张气焰逐渐加强命运共同体意识。刚刚发生在新疆和田的暴恐案，就是经由群众举报并有3万余名当地群众主动加入警方搜索队伍完成的。该暴恐案之所以被重点报道，就在于有效地传递了全民反恐的正能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构筑联合战斗后的命运共同体。

　　“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包括统一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循着这一“基本点”，中共不断在进行程度不同的政策调整，但在推动民族融合上做的远远不够，或者说更多地成了“面子工程”。首先，需要认清暴徒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制造分裂，加剧维汉两族之间的对立。当局在撕开暴徒丑恶嘴脸的同时，需要不断强化普通民众对此一点的认知，切勿集体“中招”，致使民族融合渐行渐远。其次，民族融合，并非停留在表面的杂居或是相互嵌入式社区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彼此接纳和彼此信任。对于后一点，于北京而言，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如何应对之，确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截至发稿前，新疆和田地区公安机关在侦破一暴恐团伙案件中，在当局万余名群众的参与下，又将一起暴恐案扼杀在了萌芽状态。该事件的发生，无疑再次将新疆风声鹤唳的气氛推高了一级。这对中共来说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每次暴恐袭击事件后，面对惨烈的现场，附近的维吾尔族商贩总是会有无奈的怨言出现。毫无疑问，维吾尔人同样渴望安宁稳定的生活环境，拒绝被裹挟进所谓的“圣战”中。对于他们而言，在改革开放中刚刚有所好转的生活条件来之不易，从这种意义上，中共的反恐之战大有“民心可用”之势。

为什么九成农民为何不愿进城当“市民”？

昨天，《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立即受到媒体与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个时候我们不说最新的答案，先看看几年前中国社科院进行的一个调查。调查的近11万人，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80前”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达到80%；而80后农民工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是75%，同时加了一个条件，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达到90%。（2014年08月01日新华网-央视）

　　曾几何时，农村户口与非农户口之间有着一道高深坚韧的壁垒，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农与非农之间的福利悬殊简直是天壤之别，故而犹如围城效应一样，很多“乡下人”的最大梦想，就是能够“跳农门”当“市民”。由此，一些地方政府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抓住卖户口这个商机，着实狠狠赚了一把。然而，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为何有九成农民又不愿当“市民”了呢？

　　其实，央视上述报道中已经涉及到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承包的土地包括自己的宅基地，将来怎么解决，是彻底丢掉，还是有偿，还是能够进入到转让，他们能否从中分得一些利益？恐怕这才是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在河南新乡调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谈到，现在农民不关心他叫农民还是市民，他真正关心的是，如果我进城，城里的公共服务能否享受，另外土地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试行的让农民“自愿”“上楼”，由农民变“市民”的所谓“改革”，某种程度上说，觊觎的还是农民的土地。所以在国家未明晰土地确权、无法保障农民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九成农民不为“市民”诱惑所动，恰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对此，有关专家表示，与户籍改革相比，如果土地改革不能尽快取得突破，可能面临与户籍制度改革不相匹配的情况，最终拖累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的蓝图若何？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六项主要任务，除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等任务之外，还明确提出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尤其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保持城市规划的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

　　毫无疑问，这些有关城镇化建设的“经”都是“好经”，可是地方政府能否念好这些“好经”，能否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不搞劳民伤财的大拆大建，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真正让农民“自愿”作出自己的选择？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恰与中央的要求相左。一些地方政府理解的“城镇化”，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就是大搞新的“造城运动”，比较“成熟”的运作方式，就是用从农民手里廉价拿回的土地建房，然后再天价卖给“市民”。

　　事实上，在“城镇化”蓝图并未最终确定的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已捷足先登，通过“合村并城”等“造城运动”，早已张网以待。据有关数据显示，全国城市旧城区总共承载了7.1亿人口，而在“造城运动”中崛起的新城区，所承载人口的总和也将是7.1亿左右。可是全国15～60岁可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仅有 2.62亿上下，而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中，有38%住在职工宿舍，有33%是自己租房子，还有10%住在工地里，真正买房子的人口只有0.6%，可是在“城市”能买得起房子的新型“市民”又有几人呢？故而当今“鬼城”遍布，也就见怪不怪了。

　　还有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是，当一个农民成为“市民”住进“城市”后，虽然名称上叫做“市民”，但能否真的能够享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据新华社统计，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间的福利差距多达33项。今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对福建与浙江两个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增加的成本和费用分摊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在福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增加的支出约为12.9万元；如果福建省420万进城农民工全部市民化，全省一次性将新增次 5429亿元成本。试想，如此“市民化”，真的符合中国情？现实中国国情是不是已经富裕到甩掉了“初级阶段”帽子的崭新阶段?

　　再者，农民名誉上成为“市民”后，就目前国情而言，短时期内并不会改变其种地的实质，所以这些不愿成为“市民”的农民在接受央视随机采访时坦言：“城市户口没工作，村里有地，不如种地”，“你说在小城市里，没工没什么，在那不上班，买了房干什么？种了庄稼，还拉到小城镇里去吗？”事实上，这些不愿意成为“市民”的农民都在算账，在算他们得到的实际好处跟假如失去土地之间哪个更划算，更期待中央“依法自愿有偿”的“好经”，千万别被地方政府念成了“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