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轴心时代的特征是怜悯》一文中，我曾经写道：
我认为，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是“公平观念”的普及。正是公平观念的普及下，人类开始超越部落主义，具有普世情怀。例如对犹太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外邦人的光”，对中国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印度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众生平等”，对欧洲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上帝的爱”。而那些不能体现“公平观念”的文明，如埃及和巴比伦等，最终只能在外敌入侵面前灭亡，让位给比较能够体现“公平观念”的入侵者。
“公平观念”并非高深学说，而是人的本能力量之一。2012年2月，伊利诺大学与宾州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两项实验发现：一岁半的儿童已经懂得“公平”概念。科学家观察孩子是否会对不同的行为产生反应。
在第一项实验中，有两只长颈鹿玩偶分别接受主持人给予的礼物，第一次主持人公平地分配了礼物，第二次则是只给其中一只。研究人员发现，当19个月大的孩子看到所有玩具都给了其中一只长颈鹿时，他们中的四分之三都目瞪口呆，彷佛被眼前“不公平”的现象震惊了。
第二项实验则针对二十一个月大的儿童，让他们观看两位大人收拾玩具。当儿童看到懒惰的人获得与收好玩具那个人同样的奖赏时，孩子们露出了不可置信的反应，几乎已到“傻眼”的状态。研究人员认为，儿童注视越久，代表他们认为眼前的行为“不应如此”。
对此，研究人员斯蓉表示：“我们认为人类一出生就有着公平的观念。虽然在不同文化与环境长大后，这些标准与观念会改变，不过，资源要公平分享的观念是天生的。”
“公平观念”并非高深学说，而是人的本能力量之一。但是，把“公平观念”贯彻到所有人类之中，却是轴心时代的特殊贡献。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几个文明中心突然“良心发现”或曰“产生了良心”，因此拒绝像早已文明那样能够毫不留情地对待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活跃在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反省的方法、将心比心的方式，来面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了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世界宗教。现在人们把这些世界宗教叫做“高级宗教”，以便和部落宗教区别开来。而所有部落宗教的共同特点，就是极度赞扬自己、极度贬低他人。这些他人分别被中国人叫做“禽兽”、被希腊人叫做“野蛮人”、被犹太人叫做“异教徒”、被印度人叫做“贱民”。所以，尚未开化的满人在称呼“英吉利”的时候，还要在这三个字左边加上反犬旁，以表示英国人不属于人类，“英国人，全是野兽”。
但其实，早在轴心时代，世界主义已经成为文明人的共识。例如孔子虽然不是“宗教家”，但同样认为“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这是因为“中国”和“四夷”的区别仅仅在于文明开化与否，不在于生物特性。因为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然也有其终极关怀——但它们却缺乏世界主义的醒悟，不肯承认其他人类和自己具有相似的质地；而一味认定只有自己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偏见，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落。
以“世界主义”为特征的“高级宗教”对于“国家民族的部落主义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后来在蛮族的不断入侵下，不断遭到拉回甚至扑灭，不过始终没有遭到完全的消灭。世界主义的良心一旦产生，就始终存在了。而“良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怜悯”；而怜悯一切生命在几乎是所有高级宗教的特征。怜悯的能力，正是通过反省的方法、将心比心方式，逐步获得的。这是“灵魂镜像”的结果。灵魂镜像就是给灵魂照镜子，因此体悟到一切思考都不是灵魂本身，而只是灵魂的镜像。并且，从这种思考和冥想出发，进一步推论出别人也像我们自己一样，“拥有灵魂”，因此“是应该得到我们尊重的人”。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轴心时代的意识特征就是世界主义、人类一体。正因为如此，轴心时代迄今为止还是无法超越的，因为世界主义、人类一体还没有实现；各个国家民族依然周期性地从世界主义、人类一体的崇高境界把自己不断拉回，重新堕入部落主义、种族歧视的避难所。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怜悯。怜悯我们自己，也怜悯一切他人，并从怜悯中得到恩惠和平安。轴心时代的特征不是“终极关怀”而是“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正是通往世界主义的必要阶段，这就是所谓的“推己及人”的必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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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了上面的东西，我想起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我曾引用了一个“文明的世代”的概念，也就是说，比较原创的文明属于“第一代文明”，然后依次为“第二代”、“第三代”、、、、、、：
第一：如果把史诗发展看作世界现象而不是孤立现象，两大希腊史诗显然比《吉尔伽美什》更为成熟庞大。“第一代文明”埃及没有产生过真正完整的史诗；同为第一代文明的苏美尔（Sumeria）有了雏型的史诗，“第二代文明”巴比伦有了成熟的史诗；“第三代文明”希腊有了伟大的史诗。这里的发展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直接的证据就来自地下的泥板文书。
第二：在印欧体系神话系统中，希腊体系神话比印度的紧凑，但不如北欧的集中，什么原因造成了希腊的“适中”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印度雅利安文明属于第二代文明，希腊文明和北欧文明则分别是第三、四代文明，据此是否可以推断“文明世代越晚则体系神话的系统性越强”呢？印度体系神话不及希腊的集中、希腊体系神话不及北欧集中，不是可以印证这一点吗？
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我还指出：
“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神话系统。相比之下，巴比伦神话比埃及神话、印度神话和中国神话更丰富更有系统。这多少由于，埃及和中国都是自发的第一代文明；巴比伦和印度虽是第二代文明，分别从苏美尔人和哈拉帕文明继承了基本的模式并吸取了诸多的元素，但它们都不及希腊神话的系统性强──没有形成一个类似希腊奥林匹斯神系（或北欧阿司特加神系）那样的一元化的万神体系。因此，可以说希腊神话（以及受它影响、后来居上的北欧神话）的系统性，在古代世界中为最。”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先秦时代的中国，具有自发的第一代文明（如殷文化）和孤立的第二代文明（如周文化）的特征，它孤悬远东，从古代先进民族文化那里所获甚少。神话的历史化、政治伦理化的过程过早、过深地开始──导致现存的‘纯粹’神话材料支离破碎、断烂不全。历史化的体系神话（帝系传说）也充满政治伦理控制的精神，因而显见缺乏宗教、神话方面的经典，故中国未经历史化的宗教神话在古代各民族神话中最为缺乏系统。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最早的非神倾向，这不同于反宗教的宗教如毛泽东思想，但其政治化与实用化等特性确实显著，而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过早觉醒，则与中国孤立的第二代文明所处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有关。首先，周人入主中原后，需要多方地压制原住且文化较高的东方民族（殷及其盟国）的反抗，因而大力改造当时的宗教与神话，以期适合自己以少制众的政治利益。其次，周统治集团及其继承者，如春秋时的北方诸侯与战国诸王及秦汉诸帝等，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必须应付北方万里边疆上的经常威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的政治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强烈得多。战国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双方差距日渐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意识和幻想精神，仍然强于北方。从诗歌到佛学的极为广袤的领域，或多或少都体现出如此的特点。”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可以确认：
轴心时代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
也就是说，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由于他们是早期文明，带有过多的历史因素，因而反倒缺乏了接受新的启示的能力了。
这主要是由于传统因素的强大，已经遮蔽了良知良能原创性能。
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丧失了来自本土的活力，一再需要外来灵感的刺激（佛教、基督教、、、、、、），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中国早期文明不如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那样成熟，倒也给了中国一个轴心时代的机会。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博讯来稿]
我想写过周永康的，想来想去，没有特别的观点好说。网上大量的这类文章，我大多都同意，这些文章已经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也就是为网民提供了足够多的高兴奋度娱乐，而我，除了表达与人民群众不同观点的文章，否则我没有积极性写。借此没有其他题材的空档，我倒想谈谈其他事情，就是教育。
再对比一条，2013年上海学生参加国际学习能力测试（PISA）获得第一名，中国人这么落后的民族，又是独裁统治，专制统治，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获第一名的，所以各种关于如何作假、如何抽取精英参加的谣言都来了，要我认为，主持PISA测试鬼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完全可能给共产党渗透了。不过，内行们根本不理这些谣言，外国人突击查看也不知多少次了，以至于英国要请上海老师到英国去上课。无独有偶，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上海学生2012年参加PISA财经素养测评的结果，上海又是第一名，再说这是偶然好象说不过去了。
大家觉得中国人理所当然应该赢的麻将，中国却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大家骂了不知多少年的中国教育是应该输的，结果赢了。这说明什么问题，世界没有错，要错的只有我们自己。我的想法是：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和基础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视角为什么会错，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带给我们的困挠。其实人从远古而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后来发生了问题，比如以血缘为维系的统治方法行不通了，于是东西方采取了不同的生存方法，这有专论，以后有机会谈。不过，近代一些国家先发达起来了，一些人通过总结，为这些国家管理制度制造了一个模板——个人主义、民主制度、自由资本主义等等，这是经工业化发展而来的标准化思路，人们将它变成工厂生产流程一样的规程，称为“普世价值”。
现在，后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建立适合自己模板的自由度了。因为人民会说：咦，前面不是有好模板吗？你为什么要另创新路？后发达国家再也没有按照自己情况建立自己模式的可能性了。比如按照自己地理位置、气候、人口多少、土地、其他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等具体情况，让自己象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以适应环境的、自由的，自然的进化和生长方式，建立自己的模式，这就是后发国家的悲哀，他们再也走不出自己的道路，只能照别人的路走，然而走这条路的历史条件已经变了，环境变了，所以他们只能任由自己成为二流以至失败国家。
我们骂教育制度也是因为这样的误区：
首先是观察历史的前提错误。我们先肯定目前西方的现状是“先进”的，然后我们看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怎么样的，然后既然人家是先进国家，教育自然也是先进的，就宣扬学习这些制度的先进性，并加以学习，这大体是对的，但结果发现我们虽然学了西方，却发现西方有好多对立的观念，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所谓“西方”，实际上世界上有好多种西方，于是又搞不清楚了，对于思想简单的人来说，这就乱了。
其次，关于教育制度的目标是混乱的。我们不知道要什么目标。比如最早是为祖国培养有文化的劳动力，那也是学西方的，美国俄国都这样，占教育系统90%的力量是培养老老实实的公民，有技能，能成为劳动力，在普世价值的光辉照耀下，乖乖地为资本去工作。后来又发现带动社会继续向胜利前进，成为世界顶尖族群，需要培养尖子，决定国家或社会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精英而不在于人民。于是中国和美国俄国一样，搞起精英教育，这对中国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美国因为有10%左右的私立精英教育满足了美国高端人才市场需求，掩盖了基础教育的失败。比如哈佛的法学院，决不是培养律师这么低贱的职位的。中国的体制是用纳税人的钱去培养少数精英，引起了矛盾。
第三，花大钱培养人才的做法可能是错误的。落后国家花在教育上的钱根本就是替发达国家花的，是劫贫济富。随着全球化和人员流动性增加，培育人才这种说法不靠谱了。因为地方政府拿纳税人辛辛苦苦培养人才，结果内地的流向了沿海，沿海流向了海外，那凭什么我们要培养人才，还不如开高工资从别人那里偷人才，象发达国家一样。这就是中国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比如现在的海外千人计划。
第四，这时候，普世价值又出来了，这种理论认为受教育是人的权利，政府高不高兴、国家得不得利，不是重点，都要拿钱出来，这种理论还要求政府财政还要平均分配给不同学校，反对教育不均衡，反对将财力用于少数尖子身上。由于中国缺少精英的私立学校，这种理论将使中国在尖端人才资源上出现短缺，但也可能不再化中国人的钱为美国培养人才了，是好是坏现在没法讲。
现在，随着上海的基础教育获得世界肯定，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提供劳动力的机制再次得到肯定，可以让大家放心了，于是新观念，或者说适合新要求的老观念又有人提出来了：
原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在今年7月份提出，国家发展必须注重高端学生培养，应该象美国、俄罗斯、韩国一样，高度关注培养前10%学生。这又回到了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观念，当时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这些观念的混乱，导致教育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具价值观和功利观支撑的政策，所有政策都是在应付民意和舆论，都属技术操作，没有长远观点。
教育的观念不停专变，使得经常骂我国教育制度的人只有箭，却没有靶子，其观点经常不知所谓，攻击了半天，却给人家外国人打了一个嘴巴。
我们许多研究也是犯同样错误的。比如我们先肯定西方现在是理想世界，然后看他们历史上做过些什么事，结果发现，人家个人主义、人家资本主义、人家科学、人家民主，于是就认为，只要中国也这样，就可以达到美好新世界。但许多独树一帜的历史学家不这么看，好象是麦克法兰说的，英国成功转型成为现代国家，完全是历史偶然，是因为政府、宗教、家庭、社会等等不知多少因素，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突然变得精确，稀里花拉地装配在一起了，这种机会几千年都不会有一次，不过在英国出现了。所以我们去学人家，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只能确定具有价值观的目标，比如中国梦，然后看看什么工具能有利于这个目标，我们就去做，而不是在行动前先构建一套看上去高大上的理想社会治理模式，不顾实际地去实施。
学习西方是个老话题了，西方许多人真的热心改进中国，那是些有传教士心态的人，但也有人脑子是清楚的，他们不是让中国富强并与西方并起并坐，而是让中国成为适度进步，适度富裕，不会给西方高人一等的生活添麻烦、听西方老师话的国家。清朝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曾就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的作用作了一番政策宣示：“我们英国人尤其关心它能运作良好，这不仅是它能规范贸易，而且因为它是把进步引入中国的一个通道，”但是，他最后加上一句“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的话，还应千万百计、未雨绸缪地防止中国建成一支舰队或组建一支军队”这是他写给一位英国达官贵人的信中所讲。所以西方教育我们的东西可以用一点，绝不可完全相信。
现在回过来再看一下，上海学生获得第一名的PISA国际财经素养测试的测试题：
1、克莱尔和朋友们打算租一套房子，他们没有积蓄，拿的是月薪——而且刚刚拿到工资，他们有三个需求，第一，买有线电视，第二，交房租，第三购置户外家俱，哪个是急于解决的？
2、娜塔莎每周三天晚上在餐厅工作，每晚4小时，时薪10元，每周还有80元小费，她每周把一半收入作为积蓄，为了假日出去旅游，她需要准备存600元，她需要几周才能存到？
这种题目上海学生也能得第一名？是的。第一题有百分之七十人答对，第二题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答对。这种题目能拿第一名，是不是西方应该检讨教育制度，而不是中国？对于这一点，没有看到那些整天宣传西方美好的人出来讲什么话。其实中国只有很少人真正研究西方，在整天抛头露面讲西方好的的人中，可能一个没有。
红二代孔丹：回忆光大内幕与
周永康旧事(图)
 12014年6月底，孔丹摄于北京。摄影/林舒
 1文革中上山下乡时，孔丹（左2）与伙伴们在地头吃饭的场景。图/受访者提供
 1少年时代的孔丹。图/受访者提供 “红二代”“高干子弟”“西纠司令”“中信集团董事长”… 这一个个标签聚集了当代中国种种令人关注的元素。 六十多年人生岁月伴随着共和国的一个甲子， 孔丹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 谈及自己的际遇， 孔丹屡屡提到一个词“裹挟”： “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全宝 孔丹的舆论场 5月30日晚，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表演讲。不到一个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刚刚来到这里考察并和师生座谈。习近平在谈到青年价值取向养成时说，“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孔丹的演讲就从习近平的“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论述开始，结合着自己的大半生和共和国的六十年，阐述自己的家国情怀。 屏幕上一直在循环播放着孔丹一家人各个时期的照片，最后一张图片定格在65岁生日，时任国务委员马凯送给他的一首诗： 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 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 “我觉得，这首诗写得很符合我的个性和经历，只是，可能有些溢美之处。”孔丹说。 去年10月，在两位老友王岐山、马凯的不断催促之下，孔丹完成了自己的口述史，并在香港出版。孔丹将马凯赠诗的最后一句选为书名——《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在北大演讲的内容也和这本书相似，主题都是围绕着文革中的家国记忆。 习近平在北大讲话中曾经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孔丹对此印象深刻，他还特别留意了“际遇”和“机缘”的区别，厘清这两个词的含义。 “际遇就是一个人的遭遇和时运。机缘源于佛家用语，指的是因缘。”孔丹认为，自己18岁入党就是一场机缘，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的种种经历则是际遇，“其中一些事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谈到自己的际遇，孔丹多次提到一个词：裹挟。“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是被动参与。” “孔秦之争” 孔丹行事非常低调，任职三十年间几乎从未接受媒体采访，因此还曾被舆论称为“中信最神秘的领导人”。2010年从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他更是从媒体的聚光灯中彻底隐退。殊不知，从去年开始，孔丹却陷入了一场舆论漩涡中。 这件事情源起于2012年北京四中部分校友的一次聚会。在这次聚会上发生了一场争论，经演绎传播后成为了“秦孔骂架”，在网络上四处流传，尤其是被香港媒体广泛报道。 在媒体报道中，一位“普世同志”与“官员同志”就价值观展开了激烈论争。“普世同志”被指是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官员同志”则被指是孔丹。 他们两人是北京四中的同学，都是高干子弟，都是当年为数不多的中学生党员。在文革初期，北京四中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孔丹任西纠总部司令，秦晓则是西纠总部宣传部长。两人都曾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后来也都在体制内的大型金融投资类国企任职高管。 “我们从小就是铁哥们。”孔丹说。 际遇类似，机缘却各异，由此迸发的思想火花也大相径庭，乃至南辕北辙。 2010年，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秦晓在清华大学作过一场演讲。秦晓说，“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他还批评了“中国模式论”，并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孔丹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秦晓提出的“普世价值论”，是两人政见不合的原因所在。“他曾去英国剑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所以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价值理论。我认为，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忽视中国的现实问题，都要结合中国国情实际。” 对于网上流传的“秦孔骂架”的事件，孔丹承认，那天在校友聚会上确实发生过争论，不过，没有像网传的那样的“粗口成章”。 “对于一场那么严肃的论争，竟然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解读，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说重一点儿就是信口雌黄。这样的传言就是意图贬损我的人格，这是不是很有点文革遗风？” 后来，在又一次聚会中，孔丹和秦晓再次相遇，彼此对网上的流言，都感觉很无奈。 从这件事中，孔丹开始觉得面对现实中的舆论场，他有必要“正面出击”。 从今年开始，孔丹担任起了中信集团下属杂志《经济导刊》的总顾问。他还透露，他正在筹建一个基金会，该基金会由中信集团和一些民间企业共同发起，将以各种方式支持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课题研究，努力推动中国学派的建立和发展。 “西纠是我一生的梦魇” 事实上，在去年陷入“舆论旋涡”之前，孔丹也是舆论非常好奇的对象，不仅是因为他先后执掌光大和中信的显赫资历，也因为他坎坷传奇的人生。伴随着共和国的六十年，孔丹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 孔丹出生于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孔原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孔原历任新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外贸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孔丹的母亲许明曾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明被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之后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出身于这样的一个红色家庭，孔丹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共产主义教育。“我认为，我的家庭教育在当时党内高级干部中是非常好的。家里对我们兄弟几个的政治思想要求也很清楚，就是一定要加入组织，沿着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这个路子走下去，没有其他考虑的余地。” 孔丹在北京四中上的中学。这所男子中学，集中了当时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部长的孩子。孔丹在四中就读的时候，他的校友包括了刘少奇、林彪、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的孩子以及彭真家的两兄弟、薄一波家的三兄弟，等等。后来就文革中的行为进行道歉而备受舆论关注的陈小鲁（陈毅之子），初中时是孔丹的同班同学。 1965年，在轰轰烈烈的“四六八学潮”中，孔丹和师大女附中的佘靖（后来任卫生部副部长）在西城区党校的大会上宣誓，成为北京市第一批的中学生党员。之后，北京市委在各个学校里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当中有马凯、秦晓、李三友等。 文化大革命快要来临的时候，孔丹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当大家都在积极准备高考的时候，孔丹经历了文革之初的第一件大事：孔丹所在的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 据孔丹回忆，有一天，他正补课，同班的薄熙永（薄一波之子）向他透露消息说，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薄熙永说，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应一下？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 不久后，工作组就来到北京四中，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孔丹担任该委员会主任，高三（4）班的秦晓当副主任。 在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出后，学校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失去了权威性。孔丹随即提出用年级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面，很快，高三年级支部就控制了全校的文革运动。“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学生们的情绪，不要让大家行为激进。” 当时，刘辉宣是高一年级的团支部书记，也参加年级支部的会议。“但他很激进。有一次开会，他第一个动手打人，台上当时一下子就乱了，低年级同学蜂拥而上，冲上台后乱打一气。我只记得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花白的头发，被皮带扣打到头上，流着血，看着很惨。” 不久，又发生了四中校长杨滨被围攻事件。当时正在开会的孔丹、秦晓等人上前解救。“我们当时要求的原则是批评可以，批斗也可以，但是不准动手，不准打人。” 与其他学校相比，四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相对较晚。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四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组织。 孔丹回忆说，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四中高年级每个班抽调5到10个学生，在金水桥附近维持秩序。“这时，四中还没有正式打出红卫兵的旗子，也没有袖章，后来听到扩音器的广播，要四中的负责人上天安门，我就上去了。” 这一趟从天安门回来后，四中成立了红卫兵。 如今，孔丹在反思中认为，四中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了红卫兵。此外，也有内部的压力，包括刘辉宣等激进分子给予的压力。还有就是干部子弟内部有批评他们保守、妥协的压力。“所以在四中，我用一个说法，叫‘不得不’成立红卫兵。” 1966年8月25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立，也就是著名的“西纠”。按民间的说法，孔丹任司令，陈小鲁任副司令，秦晓则担任宣传部长。“实际上当时并无那些称谓，只是各负其责而已。” 今年2月，《中国新闻周刊》曾详细报道了西纠从成立到衰落的过程（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6期《“西纠”30日》）。如今反思那段历史，孔丹认为成立西纠属于自发行为，目的是维持秩序。“实际上，党内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抓着西纠，试图起到制衡和控制局面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 “西纠，可算是我一生的梦魇，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大半生！”叹息间，孔丹将纠结的目光移向了窗外，投向外边那一大片林立的楼宇，“文革中的一些事，都不是我想干的。很多人把我看成一个红卫兵领袖，我其实是坚决反对成立红卫兵的，这是事实。” 这场吞噬全国的政治风暴，最终也席卷了孔丹一家。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 会后，孔原被隔离审查。21日，孔丹的母亲许明自杀。23日，孔丹被抓进监狱。 在莫干山穿针引线 在监狱里呆了整整4个月后，1967年4月22日晚上，孔丹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 “4月22日，这天正好是列宁的生日。”若干年后，孔丹对四个月的监狱生活仍记忆犹新，“这一年冬天，从头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开春，监狱里都没有取暖设施，冷到我写交代材料的墨水都给冻住了。伙食就是一天8两粮食，上午两个大点的窝头，下午3个小窝头，一日两餐，没有菜，就是个白菜头放点儿清水做的汤。最后大便都像羊粪蛋，因为吃下去的食物被肠胃充分吸收了。等到出狱的时候，人都浮肿了。” 两年后，孔丹到陕西延安地区插队。在插队的那段时间里，孔丹有了许多思考的时间，也看了很多书。多年以后，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会见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时还说：“你们那孔丹，当年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从延安插队回京的两年时间里，孔丹和父亲孔原都没有工作，在家赋闲。直到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这对于孔丹一家都意义重大——1975年11月，孔原到总参二部担任政委，孔丹的弟弟孔栋转到了相对好的江西插队，孔丹的工作也有了着落。 那年夏天，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那时相当于副总理）王震的秘书伍绍祖要离开，王震让孔丹去接他的班。于是，孔丹每天都去王震的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王震把书柜里的文件整理好，然后跟着他出门或出差，一直持续了3个月时间。可是，当时父亲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国务院办公厅没有批准孔丹担任王震的秘书，这个职务最后是由张爱萍的儿子张品担任了。 考虑再三之后，孔丹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经历了多年文革之后，我就想通过学习理论，把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曲折遭遇搞清楚，也把自己的人生活明白。” 1978年的某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吴敬琏托人给孔丹捎话，问孔丹愿不愿意报考他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吴敬琏还特地说明，他不能给予任何考前辅导，因为导师必须回避。 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据说当时全国有300多人报考吴敬琏的研究生。在那次考试中，孔丹考了第二名，成为了吴敬琏的弟子。 三年后，孔丹研究生毕业，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初探》，着重谈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他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 1982年，张劲夫受命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孔丹被任命为张劲夫的秘书。通过孔丹，张劲夫也有意去了解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成果。 1984年夏天，孔丹和张劲夫一起到了杭州。孔丹向张劲夫汇报说，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中包括物价改革等。当时，张劲夫同时担任中央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孔丹说，想上山去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张劲夫同意了。 在莫干山，孔丹记得当晚彻夜未眠。几位青年学者聚在一起彻夜开会，他们当中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在孔丹看来，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的风格不大一样，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 会后，孔丹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来，先给我一个材料，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 下山后孔丹把材料交给了张劲夫，很快，张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著名的“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就是坚定了中央物价改革的信心。莫干山上年轻学者的主张被采纳了，他们也成为了未来引领中国经济的精英，他们当中有王岐山、马凯、楼继伟等。 光大信托事件 时任国务委员的张劲夫，当时还分管两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是中信集团，一个是光大集团。 反复考虑之后，孔丹决定到企业去。当时，中信和光大都有意邀请他加入。孔丹自小的老大哥王军当时在中信任职业务部副总经理，极力邀请他加入；光大创始人王光英的主要助手李新时和刘基辅则极力劝说孔丹去光大。 凭着直觉，孔丹最终选择了光大。他当时觉得，中信人才多，光大人才少，反而会给他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选定光大后，孔丹把秦晓推荐给了王军。秦晓由此进入中信，一直做到总经理。 从负责沿海城市业务部开始，孔丹在光大一待就是16年。 当时，各省都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融资平台。光大也成立了一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是王亚克。 1993年，王亚克做外汇交易出了问题，一开始就赔了4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巨额数字。王亚克想挽回损失，又投入资金继续做，又亏了4000万美元。几轮下来，总共亏了8000万美元。 有一天，邱晴对孔丹说：“孔丹，你去做一件事。王亚克不行了，那些损失让他的精神压力太大，一天到晚神情恍惚。你去接替他，先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用3个月给我一个报告。” 到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任后，孔丹才发现事情重大。 当时，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在全国一共设了7个办事处。在三四年时间里，这几个办事处高息揽存，形成了巨大的负债。当时，高息揽存的利率非常高，人民币是年息22%－24%，美元年息12%。“他们把所有的钱又投向各个省区，投到各种项目上去了，有的是放账借给了别人。投出去的这些钱，实际上是血本无归了”。 但在账面上，王亚克怎么形成账面盈利呢？经过调查，孔丹发现他把总部投出去的资金和办事处之间设一个利息差，把这个利息差记为总部的收益，这实际上是虚假的收益。 当时，张劲夫已经退休，李岚清副总理负责对外经贸事务，分管中信和光大两个机构。于是，邱晴带着孔丹一起去向李岚清汇报。李岚清听完之后说：“邱晴同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解决不了了。这很多都是金融方面的事儿，要找镕基同志了。” 当时，朱镕基是常务副总理兼中央银行行长。李岚清拨通了电话，对朱镕基说：“我这儿有个事儿。光大出大问题了，我解决不了，得找你了。” 朱镕基就让人民银行的两位副行长戴相龙、陈元来了解光大的情况。戴相龙操着浓重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说：“孔丹，这是做假账唉，这怎么得了唉！” “我知道这是做假账，得了不得了，这事已经出了，怎么办呐？”孔丹说。 当时央行三个司的司长，一位是现在的证监会主席肖钢，一位是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一位是现在中国投资公司的谢平，三人一同来到光大。“他们一起听我的汇报。这件事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不得了的事情。”孔丹回忆说。 光大就此事写了一个给朱镕基的报告，孔丹负责起草，邱晴进行了修改。在报告的结尾，邱晴加上一句话：“我难辞其咎，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只要能够挽救光大。” 经查实，当时光大一年就损失了25亿至30个亿。朱镕基让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处理此事，调整了光大的班子。邱晴被免职，但是没有追究责任。央行副行长朱小华被任命为光大董事长，孔丹出任总经理。 后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了办公会议，专门研究光大问题。当时光大拿出的方案，首先是实施债转股。“就是债还不起了，是谁的债权，就直接变成我们的股东”。 这个方案把在场的几位副总理弄得很着急。“李岚清说，哎呀，你们这里面有我们外贸系统的钱啊，你们不能不还钱呐！钱其琛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们那里生点利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得还！”孔丹回忆说，“方案里也安排少量还款。同时分管外贸和教育的李岚清又说，教育是千万要保证的，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弄的钱。” 在人行召开处理光大信托危机的会议上，让孔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周永康的发言，当时，周永康刚接任中石油总经理不久。“会议开始，我就照本宣科地读报告方案内容。当谈到欠了中石油3亿美元的时候，周永康转过头来，对他的财务总监说：‘你罪过大了，你不死都该杀！’” 1999年夏秋之际，朱小华被“双规”，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明康接任光大董事长，孔丹继续留任光大总经理。 从光大信托事件案发之后，光大集团就陷入了一个管理层频繁更替的怪圈。历史上光大集团领导班子经过了六次调整，孔丹辅佐过的董事长就多达四位。 孔丹认为，光大出这些问题，里面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缺少很明确的行业战略，也没有国家资本金的有力支持，让它自发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展，是相当艰难的。如果是充分竞争的一个市场经济，自生自灭也是正常现象。可光大又不是，也可算是‘大而不能倒’吧。” “不知明年今夕是何人。” 2000年7月，孔丹从光大调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找孔丹谈话：“你调动一下，中信规模比光大规模要大，考虑你还是有这个工作能力，觉得你能比较好地配合王军的工作，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调整。” 孔丹到中信后参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中信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改组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信从原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变成一个非金融机构，成为一家投资公司。 2006年3月31日，中信开始启动中信银行改制。同年7月，孔丹接替王军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兼任中信银行董事长。 期间，孔丹亲自带队与同事们游走于欧美进行中信银行IPO路演，获得高达90倍的认购率。在募集了450亿元完成上市之后，中信集团仍得以在中信银行保持超过70%的控股权。 就在中信集团即将迎来30周年庆时，2008年10月20日，爆发了中信泰富（中信集团在港上市的联营机构）炒汇巨亏事件。 按照孔丹的说法，中信泰富为了开展澳洲的铁矿项目，做了个金融衍生产品，美元用一个价格和澳元挂钩。这个产品的特点是赚钱时上封顶，一共十几单，每一单上封顶可以有三百万美元的盈利，但下不保底，亏损时不保底。“到2008年年底我们在实施解决方案时，已经是154亿港币的损失了。” 孔丹说，他当时就发了一个感慨：“不知明年今夕是何人。” 在紧急调研基础上，中信集团决定出手施救。某天周末，孔丹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会，决定中信集团融资15亿美元，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持股比例从29%增到57%，变成它的绝对控股股东；同时，把87亿美元的澳元期货交易中的2/3拿到中信集团里。每澳元在0.7美元以上的损失，由中信泰富自己承担，跌到0.7美元以下的损失，中信集团承担。 2008年12月19日，上述方案最后获得股东大会99%票数通过。中信泰富当年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实现净利润59.5亿港币。 2010年12月24日周六，平安夜。身在香港的孔丹突然接到中组部电话，让他赶回北京，要求他四点前到，中央领导要和他谈话。 2006年任命孔丹担任中信董事长时，是中组部长贺国强和他谈话。而这次，让孔丹出乎意料的意料的是，找他谈话的人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12月29日，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常振明同志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田国立同志担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免去孔丹同志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 根据中管金融机构领导人员任职年龄的有关规定，由于年龄已经到了上限，孔丹被免职。此时，孔丹已经在中信工作了整整10年。 2011年，国家审计部门对孔丹在中信集团任职进行了全面的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署在全国有20个特派员办公室，到中信来进行审计的就有13个特派员，审计工作人员达数百人之多，提出300多条问题。” 审计部门对孔丹在中信集团期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孔丹任职期间，不断推动中信集团向现代综合经营公司发展和改革，逐渐形成了集团控股、子公司专业化经营的格局，集团整体经营规模、盈利水平、竞争能力显著提升。” 总结这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孔丹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自己的思维定式都是：“我是组织的一员，我只能跟着组织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