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种族主义的终结
——尚书言之一，老子言之十，耶稣言之九
玄野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马太福音
西方文明恪守神与法，中国文化遵循道与德。中国上古时代哲学中所论及的德，其定义与范畴与后世有所不同。后世将德的定义教条化感情化了，其范畴也变得十分狭隘，表现在人自身的心理与境界上就是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不为贪念欲望驾驭，眼界开阔而看到更长远和范围更大所有人的利益。用当代比较流行的话来说是克己奉公，再复杂一些的就是孔子所提出的克己复礼。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论述证明的“追求世界上全人类的福利”应该是当代德的基本定义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德的定义要比当代定义开阔得多也没有这么严重的教条与感情色彩。
在信仰层次，老子的道德经对德的定位十分明确，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间的最高原则与正确行为体系。道是世界的本源，德是这一本源在人与人类社会上的映像。现实中如何判断人的行为属于正确的德而不是扭曲的妄为呢？中国传统思维中有一整套方法，如今有人尝试着称其为具象思维，就是以自然世界的正常现象来直接与人自己的行为生活进行比对，从而发现人所应遵循的准则，就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谓，简而言之，就是人法天地正道。人何以知道自己的行为符合天地正道而不是旁门左道呢？西方的分析方法实际上难以论证这一点，而中国具象思维所遵循的以自然过程与人文比对的笼统方法却十分有效。西方世界的发展十分活跃，许多方面都比中国文化来得璀璨，但具象思维的缺乏导致西方世界根本的迷失。在古代地中海区域，奴隶制度尤其是罗马奴隶制度的存在是一大历史耻辱，耶稣的博爱思想是这一罪恶的救赎。西方哲学家如果有具象思维，必不至于落入那样的尴尬，也不至于为耶稣救赎之后依然要坠入中世纪的黑暗之中近千年。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思想几乎主导了人类生活与发展，并认为只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最终在客观上将会为社会整体作出贡献，虽然你本意上完全自私。于是人们在自然界中肆意攫取，然后将自己的废弃物心安理得的随处抛弃。在这样一个极端自私利己而且利己有理的思维环境下，科学上的发现往往被利用来解释自己恶行的合理性。例如，自然选择学说催生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耗散结构理论使得人们认为要想获得人类社会的有序必须以释放熵增--即垃圾--为代价。这些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体系中缺乏中国的具象思维，没有从自然界中的和谐和上帝造物的和谐领悟到人类活动同样可以达成和谐。没有人法天地正道的信仰层次的德，文化就缺乏了灵魂。因为这样两百多年的荒谬，将造成未来四百年的生态灾难。
中国儒家圣贤对德的定位与老子有所不同，多限定在政治层次。德是执政合法性的基本决定因素，德与种族姓氏及个人没有任何绑定关系。有这样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我们可以借此了解一下德在政治学上的基本涵义。楚庄王在军事实力增强后觊觎周朝共主地位，曾经问鼎中原。周王孙满对道:在德不在鼎。其意思十分明确，周王的共主地位是因为其德，而与那象征最高权利的九鼎没有什么必然关系。而作为王室成员，单骑对楚王率领的足以轻松毁灭宗周的大军，语气强硬，完全是当头棒喝，一派领袖教训莽汉的态度。所表达的内涵也十分明确，就是政权的归属完全取决于德，而不是武力。当然王孙满不是说周王室大公无私，道德情操高尚，而是说周王室治理天下的方法和体系依然适合那个时代的天下状况，即所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历史上有太多靠武力夺取政权的例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政权应该归属于武力。如果一个统治集团醉心于武力，而不注意修德，最终不单给弱势民众带来苦难，而且必然会给自己带来更加深重的灾祸，古今中外历史莫不如此。西方历史学家一直对中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的差异耿耿于怀，总结说，欧洲是武夫治国，穆斯林世界是僧侣治国，中国是学者治国。有一点可能大家会混淆，中国历史上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武力同样居于决定性作用，区别仅在于中国政治哲学崇尚逆取顺守的的原则。汉高祖刘邦在儒士的一句“马上得天下，安可马上治天下”的警语中顿悟，遂推行文功礼治，从而成就汉朝盛世。毛泽东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也是在乱世之中夺取政权时刻的必然选择，从而避免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尴尬，这与逆取顺守原则一致。和平时期治理国家过程中再喊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糊涂虫了。共和国后因为政权初创而提高警惕是合适的，而将斗争思维贯彻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则是彻底的错误。为纠正这样的错误，中国人民又承受了三十年的旷世痛苦。当代中国政权在顺守方面与刘邦张良萧何等古人相比，其差距难以道里计。就这一点，需要当政者彻底摒弃那种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自以为获取了解开世界金钥匙的自大心态，反躬自省而向古今中外先贤虚心学习，踏踏实实地在自我定位和执政心态上作出切实的贡献。
德在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是何定义？中国传统政治学还没有经过西方近代哲学的整理分析阶段，还没有人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基石类概念作准确的定义，所以德这一概念的确切涵义还只能从先贤的著述与历史对话中领悟。中国政治学中的德并非局限在个人心理层次的修行与素养，不是什么品格气质，更不是贵族血统，而是政治集团运政体系的灵魂性架构。在历史长河中，只有政治整体层面上的德才是最核心的决定因素。掌握了这样的德，就具备了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在实际中运作以后就能积攒起掌控国家的实力。人们常说的政治道统既不是血统，也不是党派，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德。
德也不能简单地和法律对位，这里的德涵盖国家法律，也不是感情化的东西。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描述道的非感情性，“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则是描述德的非感情性。老子所定义的德是涵盖人类一切行为的总纲，以人法天地来看，德的这一特性完全由道而来。中国政治学的德，如王孙满的论述，则是相对窄化的概念，主要是人际间组织方式形式方面的法则。中国和西方在政治学上还有一个根本差异，就是西方政治是宗教与政权的二元对立互辅，中国是宗教与政治的一体，二者哪个更优越，难以定论。有一个重要的补充是，中国的儒教本身就是经纶济世的学说体系，搁置来世，不以天堂地狱的许诺来统治社会，而同时存在的道教佛教则真正独立于政权，或者说在与政治的短暂合作中被证明失败了。相比之下，西方宗教与政治看似相互独立，客观上却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共栖一处，更有甚者则政教合一，用来世许诺控制当世。
从实际效果看，道教佛教在政治学的德范围之外，而儒教基本在其中。亚伯拉罕系宗教则是形式上独立于政治之德，历史上却归属于其中，三教教主也只有耶稣脱离于政治之外。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亚伯拉罕系宗教中有些成分是政治之外，有些成分是政治之内，而政治之外的成分与道教佛教相似，主要是思辩更抽象的人类价值概念。儒教诸圣贤本身也有形而上的力量，只是因为与政治太近而导致价值理念与政治混在一处不太易分。这些政治之外的价值理念意义更加悠远，虽不适合归纳到政治之德中，无法影响现时政治，但对政治走向的作用十分巨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宗教政治关系是清晰的，而西方的宗教政治关系是复杂的。历史学家笔下，西方的政教合一为洪水猛兽，而中国的政教合一却是太平盛世的根本之一。宗教信仰的教派区别与中国武功的门派区别相似，入门者必须遵守法则，而有醒悟的人却觉得诸多宗教所用语汇不同，所述精神却是一个。所以宗教信仰在未来的发展应该不以门派分，而是更多的以其在人类社会和政治中的角色分。
当代世界往往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和意义，其实法律只是德的一部分，当一个社会群体认同某种道德理念之后，就可以将这种道德理念所要求的行为定义为法律。而道德又是政治学中德的一个在人的感情与价值认同方面的重要组分。中国传统社会以孝治天下，依孝道行事就成为法律，虽然许多生活细节上难以确切落实到法律上，但具有标志性的一些行为却是以法律和规章操作的。例如父母辞世后的服丧，以及某些朝代要求官员必须服三年之孝。汉名将陈汤为个人仕途考虑而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最终被朝廷获悉后下狱。孝道的治国之德也许不像儒教理解得那样极端重要，也不像如今理解得那样无足轻重，恰当的定位尚需广泛的思考与实践。无论如何，在世界两千年宗法时代，以孝治国的中国社会相对世界其他地区要成功得多。
美国的政治是否有德呢？当然，美国国内政治还算可圈可点，具体如何还是美国民众更有发言权，本人不作赘言。美国的国际政治原则虽然已经不再有欧洲扩张时期的罪恶与邪恶，但距离人类智力能达到的良好国际政治原则还有巨大差距。美国的国际政治原则混乱无序，基本就是国际流氓主义，完全从自己所能预见的短期利益出发。在国际场合每每大言不惭地呼喊符合或者违背了美国利益，闭口不谈这事情是否合乎伦理道德，是否合于天道，是否合于美国人声称所信仰的上帝之意。合乎美国利益的结论是怎么下的呢？不外乎美国总统议会以及智囊机构。当然这些人都是聪明之至，但巧辩不如拙诚，人算不如天算，美国的这些精明算计往往给自己招致麻烦。伊拉克的萨达姆是老布什当年亲手扶植的，十多年后他入主白宫时不得不派大军压境逼其就范，再十多年后由小布什总统借莫须有之名一举将其政权摧毁。美国冷战末期一手培养了塔利班，根本不忌讳什么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的危险，结果十多年后就是九一一事件爆发，而如今塔利班武装已然成为美国利益在中亚甚至中东地区的癌症了。美国外交照顾了眼下利益而毁掉了国际原则，损害自身国家长远利益的同时也淆乱了世界。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中的这句经典不但确立了德在政治中的灵魂地位，同时也否定了任何人任何姓氏与任何种族在执政合法性上的特权。在当代世界政治中，这一点依然是所有国家政体都难企项背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一个比较重大的结果将是种族主义的终结。中国政治哲学不认为血统构成执政的合法性，不认为任何种族任何人与上帝之间的距离更近。种族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普遍现象，各国的民间组织甚至在野党派都有许多种族主义思路，欠发达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则带有浓重种族主义色彩。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执政党派也或多或少地受各种种族思路影响，只是因为这些派系掌握宣传机构而在掩盖种族主义痕迹上做了工作，所以世人不容易看清楚。种族主义在不发达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其根源却与发达国家的执政党派相关。发展不均衡本就造成矛盾，而掌权者的种族意识更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加剧了落后地区的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是表达民族精神与文化对世界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是争取本民族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谋取本民族所占有的资源利益。这正是民族主义的阴与阳两个元素，阴是民族存在的现时物质基础，阳是民族存在的根本价值核心。阴阳调和是民族主义的恰当状态，阴阳失衡则导致民族的畸形发展甚至民族的灾难，而种族主义则只执着于利益。种族主义过度重视本民族的社会地位和短期物质利益，注意不到民族文化与精神对世界整体的价值，而其中专注在民族的虚名与世界地位的思路则构成极端的种族主义。
对民族前景的过度焦虑是导致种族主义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焦虑，人就寻找各种证据向同族证明本民族的优越，以期获得生存的自信。其实民族存在的根本基础在于民族对人类整体的独特价值，而不是本民族在战争中打败过谁，不是在人类的种族竞争中表现了什么样的优势。战争中表现的优势，尤其是以残暴和破坏为特点的优势，基本都是暂时的，长远上这些所谓的优势都是民族的毒药。社会性和精神是人的本质，某个民族对外族的残暴与掠夺都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上无法通过掠夺来提高，而对外族的残暴也是对自我精神的戕害，几代之后其业力就会造成本族在物质层面的衰落甚至崩溃。战争的确是检验一个民族状态的标尺，但战争的目的必须正当，当然不能是破坏，也不能是炫耀武功，更不能是私欲膨胀肆意掠夺，否则战争的胜利将为民族毁灭埋下种子。
种族主义注重血统，而实际历史中造成民族发展差异的却是精神与文化。民族复兴必须着重在民族价值的阳的一面，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对世界的价值，注重精神与文化方面的完善，而略视血统上的差异，兼顾民族利益与荣誉这阴的一面。从宗教对未来社会的价值看，儒教在本源质素方面有着许多其他宗教不具备的优势，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有巨大的责任去弘扬这个曾经为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宗教。这不是要证明中华民族的优越性，也不是预订一个天堂座位了事。国家独立与民族的正当生存利益的确应该争取，有时还需要用战争解决，用大量生命来换取。至于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却不是争来的，而是自己努力地做和无私地奉献，由神明来评价。种族主义者执着于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优越性等等，幻想着通过奋争来获取，无异于缘木求鱼。老子道“自伐者无功”，至理名言。近代殖民主义以来，各国发展往往借助于侵犯与掠夺，尤其是日本种族主义派专注于民族私利，效法西欧的领土扩张行为，不自内修而唯望强取豪夺，造成太多人道灾难，比西欧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
种族主义的变种之一是宗教优越者，诸如本教徒上天堂而异教徒下地狱，还有上帝降下灾难毁灭除本教徒之外的所有人类，等等，都是此类。耶稣也讲天堂地狱，但与时下种族主义及宗教优越者的说法貌似神异。耶稣时代，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思路十分普遍，耶稣击碎了种族主义，其信徒却异化出另一形式的种族主义，这命也够苦的。耶稣从犹太古卷中摘录了两句话，认为是最重要诫命，其一就是“爱人如己”。希伯莱先哲本意的“人”是泛指还是限定在某民族中，不好说，但耶稣通过其传教行为而做出的解释则是彻底的泛指人。
马太福音十五章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阿，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阿，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阿，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这则故事反映的是当时犹太人严重的种族主义背景，表达了耶稣破除种族主义的良苦用心。这是耶稣泛种族平等思想的最佳诠释。
历史上最著名的渊源最久远的种族主义之一就是犹太人的第一选民概念，而因为种族主义所遭受伤害最严重的所有事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二战时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犹太人是否种族主义的始作俑者难以确定，但他们确实曾是最顽强的坚持者，同时他们又是最惨痛的受害者，而犹太人中的耶稣又是对这一人类文明中的狭隘思潮的最坚定和惨烈的摧毁者。当代基督徒中很大比例坚信第一选民概念，这是怎样的荒谬呢？如果口中狂呼着耶稣的名，心里却坚信着为耶稣深恶痛绝而且为摧毁之而付出生命的那个理念，这样的人能称作是耶稣的信徒吗？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当代汉语世界正面临着信仰整合和宗教回归的时刻，传统宗教很需要从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学习其优良理念和机制，同时也必须摒弃其中暗藏的种族主义和宗教独尊意识。中国应该向基督教借鉴什么学习什么呢？其一是传播福音的责任意识，其二是荣耀归于神的心态。这两点在基督教中十分突出，可谓是基督教的特色，但类似的思想与意识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广泛存在，有殉道的执着与坦然，有朝闻夕死。区别于西方信仰的是，中国信仰有另一面的人生审美与人生和谐于社会的思想作中和。中国历史上殉道者的感召力同样巨大，如东汉的杨震，陈蕃与李膺。另一点不同是耶稣殉难的惨烈对基督教的影响很重，长期浸染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在求道之路上多有悲情意识，而且多有故意寻求悲情的主动。对于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当代践行者，基督教的悲情意识虽不足学，但其殉道之勇却不可不敬重，而先贤的殉道气节也是当代人最需要培育的。
种族主义来源于种族发展过程中的心理失衡和过度的生存危机感。这导致人们追求信仰之末而忘记信仰之本。极端种族主义会导致战争和杀戮。中国主流文化没有以种族确定尊卑的传统，所以孔子也不象耶稣那样有着摧毁种族主义的重任。时殊世异，在全球各文化充分融合激荡的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着各种形态的种族主义冲击。是为种族主义扭曲而失去中华文化的原本思想和独特价值，还是坚守文化本色而为世界终结种族主义，就成为中华文化能否真正复兴的重要标志。
经历毛邓江三朝不倒 李先念的
三面人生之谜
京港台：2014-8-9 00:42| 来源：多维 |
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在历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除此之外，李先念还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挥领导工作，并参与长征，后率领西路军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念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经济方面工作。福宁客发表博文《李先念历经三代领导人而不倒的背后隐情》，简述李先念传奇一生。 1978年1月，李先念视察葛洲坝时，与水利和水电专家钱正英交谈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不下马的将军”：主政湖北，造福一方 1927年11月，李先念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他率部翻越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在陈云、腾代远的接应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建立的功绩，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1949年5月，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湖北是李先念的家乡，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主要地点之一。当时湖北刚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李先念主政湖北后，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家乡解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过渡。 曾经担任过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回忆说：“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是指大米和布匹等。当时，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也随之暴涨。黄达说：当时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由于措施得力，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陈云称赞说：李先念“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这是对李先念的很高评价。 治国功臣：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富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李先念成为候选人之一。后经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上任后，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经济思想以及中央的有关文件、指示，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凡属于财贸工作的重要问题，他都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请示汇报。此外，他还特别注意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学习。陈云的求实精神以及管理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李先念说陈云是教会他管理财政的老师。 在领导经济和财贸工作这一新的岗位上，李先念还非常重视依靠财贸办公室集体领导的智慧和力量。同他在一起工作的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学识渊博，业务精通，经验丰富，是财贸战线的行家。李先念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采纳他们的正确主张。多年和李先念一起工作过的段云曾回忆说：“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便掌握了这一方面的有关知识。”后来的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丙乾也说：“他地位虽高但不自居，经常找一些司长、处长和有业务专长的一般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这种抓住问题力求弄通弄透，广开言路的工作作风，激励和推动着大家研究财政经济情况，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解决问题，开拓前进。” 就这样，李先念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赢得了中央最高领导的信任。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称赞说：“建国之初我们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们只好抓了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不过，“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位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所以，在他的传记里，人们尊重了老人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 “三朝元老”：“毛泽东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出身贫寒，略读私塾，没有进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竟然能够从普通一兵到将军，而且往往是临危受命，独当一面；他没有攻读经济理论，却从军事工作转向经济领域，而且“很快精通”、“管理得非常好”。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从实际中学习，向别人学习。对此，薄一波曾回忆说：李先念“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当时只有26岁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陈再道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