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hestre en direct "Yackety Sax" Andre Rieu - 萨克斯名曲

     杜导斌 民间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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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老二」由被批倒批臭，一变而为中国文明的「形象代言人」。
    
    被官家看重后，儒学似乎再度成为大陆的「显学」，「孔老二」由被批倒批臭，一变而为中国文明的「形象代言人」，「孔子学院」被出口到欧美非拉各大洲，中文网络上对孔子也几乎成了一边倒，某些「儒家」对涉孔言论只容夸其美，不许挑其刺。随着儒家研究的深入，儒家学说中存在宪政资源，这个命题在今天大概没多少人反对，只是儒家学说中与民主不相容的内容却又被故意掩盖。本文打算戳戳这个G点。笔者认为，「孔子学院」的争端增多，除了儒学中存在难容异己的成份外，应该也还有其他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设想一下，如果孔子他老人家复活，继续周游列国，会不会去灯红酒绿的香港？如果不小心游进了拉斯维佳斯，看到一本《花花公子》，会怎么办？是对随行弟子念叨「食色性也」，还是闭起双眼念叨「非礼勿视」？
    
    孔老人家是喜欢车子的，如果沙特君主赠送他一辆超豪华跑车，会拒绝呢，还是立马钻进去？如果看到激情四溢的棒球赛，NBA，世界杯足球赛，沙滩上的人肉横陈，美女云集的选美大赛和豪华游艇，又会有何反应？
    
    圣人又被称为圣之时者，不过，仍然难以预测孔子会作何回应，因为从根本上讲，孔子的学说与这些是严重不兼容的。孔子的学说与今天世界通行的价值观存在紧张，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来：
    
    一是在如何看待激情与理智的关系方面，孔子的学说与今天的世界存在冲突。也许不能把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记在孔子头上，然而宋儒的推断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把孔子的观点推向了极端而已。孔子把克制视为正面价值是无可争议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里用的是肯定式全称判断，克己复礼被孔子理解为能让天下变好的充分条件。先不说「礼」与今天的宪法法律之间的巨大区别，只说这个「克己」——克制自己，是不是好价值？回答是：不一定。克制好比刹车，当发现自己正在向坏的方向滑落时，克制是个好东西，当在高速公路上开足马力，经常踩刹车，速度如何快得起来？不出事故才怪。
    
    弗罗伊德以来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驱使人行动和使文明得以不断创造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理性，而是欲望。欲望并非什么坏东西，只有当欲望用于危害他人时，才必须予以规制，当它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膨胀时，则是在作积极的贡献，对此应该加以鼓励，此时抑制是错误的。
    
    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必定是开放的社会，开放社会信守的不可能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而是亚当•斯密自私的个人能使公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学。这种学说支持和鼓励每个人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去实现自我——主张让欲望膨胀起来，而非将它当害物抑制住。为规避膨胀的欲望作恶，国家和社会可用一套正义规则来加以规范。
    
    二是孔子学说中的根本无关今天国家社会的根本。孔子学说的一个根本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今天不适用是显而易见的；孔子学说的另一个被解读为核心的概念是仁。仁不是坏东西，然而今天，仁不是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才具有根本性。从权利的层面说，每个人是自己的责任人，无权将要求关爱自己强加于人。从个人修养层面讲，人可以选择对他人友善关爱，也可选择冷漠，只要行为不违背正义法律就行。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仁的主要内涵是精英阶层以上对下的道德，对维系等级制社会有用，当官民平等时，则无所谓仁或不仁。把仁义当作根本政治责任或义务，就容易堕入施舍的圈套。官员对人民的好，不再是回报选民，也不是履行责任，而成为功德。对此钱玄同在上世纪就正确地指出过：「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三是孔子学说中保守性成份偏重，创新性是其短板，保守的内容也难合现在人的味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从半岁开始，就对熟悉的面孔表露出喜好，对陌生的面孔表露出恐惧，长大成人后，虽有部分人喜欢猎奇，但喜欢与熟悉的人相处、居住在熟悉环境之中者仍然占人类的多数。保守性是人类天性。今天英美民主政体中，保守党同样是主要政党之一，中国也有坚持一党领导地位绝对不动摇的保守派。但英美民主政体与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其保守党不能一党独大，不能永远领导政治和社会生活，通常是以与创新型党派对立面的面目出现。有保守型的政党，就必有进取型的政党。这样，保守的一面主导对传统的承续，避免文明发生断裂，规避政局发生突变；进取型的一面则主导改良，对新的变化及时作出针对性的回应，避免文明发生僵化，规避国家社会封闭循环滑向衰落，激发国家社会创造的活力。英美保守党的内容则公认以保守传统生活方式，也就是以保守自由为核心原则。在民主体制中，自由被认为是头号价值，为人生存所必须，是民主的目的。民主没有天子，创制权——立法权归属于人民。人民拥有对包括事关国家根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内的各种事务作出或继承或改良决断的自由。
    
    相比之下，孔子以周朝礼制为基本设定，主张创制权归天子所有，别说平民，就是诸侯都无权与闻，即使是做学问，也主张述而不作。作为孔子保守性的一个侧面，其保守的内容不是英美保守主义的自由，而是秩序，是过去的「良好秩序」。这些都与民主存在冲突。
    
    来源：东网

     老徐 独立评论员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其他形式腐败的催化剂。
    
    据统计，十八大后全国已有14个省份调整组织部长人选，接近半数。 28个省级组织部长平均53.85岁，其中省内调整3个；中央直接「空降」 8个；异地调任17个。有19个省份的组织部长为「60后」，占比超过三分之二，「60后」已成为省级组织部长的主力军。
    
    官，是个好东西。古今中外，有多少人为它而痴迷，为它而奋斗。为官之道全世界都通用，那就是维护好给你官的人。这个人无外乎有三种情况：可能是一个官、几个官、或者一群不是官的人。第一种情况：一个官就能给你官，比如封建年代，皇权至高无上，皇帝既是世袭又是终身制，与其德才毫不相关。皇帝是最大的官，一言九鼎，把他一个人摆平了，什么官都能够当上，什么事都能够搞掂。所以皇帝身边的人常能够鸡犬升天；第二种情况：几个官能给你官，就如同当今的中国，执政党是党管干部，实行集体领导，也就是说能给你官的官，由一个变成了几个；第三种情况：一群不是官的人给你官，比如选举制，给你官的是选民，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前两种情况，说白了还是人治，不管是一个官还是几个官，官也是人，是人就有喜怒哀乐，变化无常，高兴了看上你，瞬间飞黄腾达；不高兴了看你别扭，马上可以将你打入地狱。古话讲：伴君如伴虎。
    
    一朝天子一朝臣。纵观中外历史，历朝历代开国时代都是笼络官吏，收买人心。而一旦到了从严治吏的时候，那基本到了朝代的中后期了。那么多贪官都是怎么爬上来的？腐败猖獗，其实根源上都是吏治腐败。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其他形式腐败的催化剂。目前揭露出来的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带病提拔、家天下等腐败现象，就是吏治腐败的最典型表现。
    
    想当官，除了维护好能给你官的一个官或几个官以外，还有两种官也必须要维护好：一是比你大的官，二是管官的官。组织部长就是管官的官。这次中央大幅度调整各地的组织部长，实际上是新一轮治吏的开始。此次调整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异地交流任职；二是空降；三是不少组织部长具有纪委工作的背景。异地交流任职主要是为了回避本地土生土长官员，他们关系网盘根错节，有的身陷腐败漩涡难以自拔。空降则是杀伤力最大的一种方式。而有纪委工作经验，则可以更好地识别干部优劣。
    
    不过，组织部长换了人，不等于产生腐败官员的温床也给换了。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笼子。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吏。应该尽快建立和落实提拔、任用腐败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把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必须首先把管官的组织部长的权力关进笼子。
    
    
    来源：东网 

    2010年3月2日在北京打工的农民扛着行李在北京车站附近走上一架天桥
    
    
    中国政府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列为户籍改革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中国终于放弃了师法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户口黄册制度，允许国民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此项改革的受益者除了全国2.89亿人户分离者之外，农村人口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居。
    
    “娜拉”终于出走，但其前程却依然渺茫。
    
    *户籍制度的改革：晚秋的早春*
    
    这一社会进步虽然姗姗来迟，但总算是承认了个人自由的少部分内容。按照国际社会对个人权利的通常释义，个人自由包括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与迁徙自由。本文称其是“晚秋的早春”，是指改革虽好，只是来得太晚，与中国现代经济部门能够提供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时间不同步，失去了最好的历史机遇期。
    
    多年来，我一直强调改革的时间成本，即改革的时点选择：当其时，效益倍增；不当其时，不仅边际效益递减，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对这些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没有预为准备，至少是眼光短视。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期，应该是2001年及其后的三四年。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从此进入“世界工厂”的十年辉煌时期，为中国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只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用工体制与英国当年那个“世界工厂”很不一样，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英国工人可以挈妇将雏居住于工厂区，那些工人区就是巨大的贫民窟，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部分缘自他在1842年至1844年在英国居住期间对工人居住区的直接观察。现代中国由于户口限制，进城务工者不仅不能拖家带口，身份上与城市工人亦有差别，被称做“农民工”，平时与家人分开居住，只有在每年春节时才能回家乡与亲人短期团聚，每年的春运潮就是这种侯鸟人口回乡的“磅薄气象”。
    
    自2009年开始，中国这一“世界工厂”陷入衰落，外资纷纷外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找“成本洼地”。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大规模的“拆村运动”（官方称为“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种缺乏产业支撑、意在农民“让”出土地的城镇化，其结果是让大量农民成了失业游民，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是先有产业的兴起吸附了大量人口，再有城市的发展与兴盛。中国近年的城镇化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是利用行政权力建立了城镇再往里面填充人口。就在今年2月，《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河南、江西、安徽等多个省市调研时发现，这种缺乏产业支撑，依靠行政手段推行的城镇化有诸多问题，一些新社区建成多年，可愿意入住的农民少之又少，形成老村拆不掉新村无人住的局面，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写成《城镇化遭遇二次空心化:部分农村新社区宛如鬼楼》。不独经济落后地区如此，江苏常州本是发达之地，因农民上楼即失业，也出现不少“鬼城”。
    
    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能消除鬼城现象，但有利于农村人口的自由迁居，他们可以到大城市寻找生存机会。
    
    *中国必须承认“城市贫民窟”的合法存在*
    
    伴随着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中国大中城市尤其是京广沪等地将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正视“贫民窟”的合法存在，以往那种以拆除违章建筑名义消灭贫民窟的做法可能受到挑战。
    
    出现贫民窟化现象，其实是中国这种人口大国的宿命。与中国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以及人口远比中国少的巴西都有贫民窟。这些年，中国人到印度、巴西旅游观光者日多，有心者终于发现，印巴两国的贫民窟，从其居民状态、居住条件、卫生设施、治安状况等各方面来看，其实与中国大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出现的简陋租借房群落并无二致，区别在于印巴两国承认这些贫民窟是合法存在，中国政府将其当作违章建筑，隔一段时间扫荡一次。
    
    中国过去不肯承认贫民窟现象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中国政府在宣传中，一直将贫民窟当作社会落后的象征，国家的伤疤。去年《人民日报》旗下的《大地》杂志还称印度贫民窟“反映了印度的阴暗面，严重影响了印度的国际形像”。
    
    二，中国各大中城市的管理者都将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当作展示政绩的主要橱窗，坚决排斥贫民窟的出现。2012年4、5月间，国家发改委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曾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省份做过调研，结果显示，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1.27%，但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相差的16个百分点中，蕴含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一残酷现实。举家迁徙的农民工3071万人，其中大多是跨区域落户。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已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这种不平等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由于户籍制度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放开农民进城的户籍限制，必然会增加地方政府大量财政支出。因此，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各城市调研中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因地方政府强烈反对，迟迟不能落实。　　
    
    *中国城市发展应该与社会发展水准相称*
    
    中国的城市建设并非自然形成，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因此政府能够集中资源，以高标准建立高档次城市。这种高标准的城市不是为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服务，主要目的一是解决现有城市居民的需求，二是为了地方官的政治需要。因此，中国的大中城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相比，要美观舒适得多，以至于中国官员到纽约旅游时普遍对该市的陈旧颇感不屑，认为远不如中国那几个做为现代化橱窗的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漂亮。如今，放开户籍限制，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全国各大中城市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动辄以整顿市容为名清除违章建筑即贫民窟，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其实，至今为止的中国城市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因为营造外观漂亮的城市，必须以牺牲大量贫困人口自由迁居的权利为前提。中国实际上存在数以亿计的贫民，但便于生存的大中城市却不许有贫民窟，大量贫困人口只能分散居住在并无就业机会的中国农村地区，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凋敝。近年来，许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白领、文化人纷纷感叹“我的家乡正在沦陷”，最后竟发现“每个人的家乡正在沦陷”，这种所谓沦陷，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经济凋敝、贫民窟化的写照。
    
    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存在就业机会，这就决定了这几个城市不可避免地朝向超大型发展。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其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在此情况下，户籍制度的改革必将使贫民窟问题浮出水面。对此，中国应该放弃不承认的“鸵鸟政策”，学习巴西、印度经验，将贫民窟视为现阶段中国贫民的一种正常生活状态，制订相应的政策，让贫民窟的居住者享有起码的教育、医疗权利，以及不失尊严的公共卫生设施，并制订相应的反贫困策略，减少社会痛苦。
    
    来源：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