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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j8888 于
2014-08-13 wencuecity
谢选骏：现代禅让制与君主立宪制
2014年8月14日
有一种说法是：中共的“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民主集中制就是现代禅让制”。
这种说法指出了“制定接班人与会议追认通过”与“古代禅让制”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还引起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之类的狂想。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相似性更可能指向了一个归宿：那就是古代的禅让制走向了王国时代，现代的禅让制也将走向君主立宪时代，也就是我所说的“新王国”或曰“第三中国”的出线。
说穿了，“现代禅让制”其实是一种僭主制度，它摇摆于独裁制（个人崇拜）与寡头制（集体领导）之间。
而古代的禅让制，作为中国“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的他人。形式上，禅让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通常，禅让是将权力让给异姓，这会导致朝代更替，称为“外禅”；而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则被称为“内禅”，让位者通常称“太上皇”，不导致朝代更替。
显而易见，中共的专制统治基本上属于外禅，而台湾和北朝鲜的专制统治由于是在父子之间进行的，接近内禅。
（二）
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那是一种“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一种方式：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最后族人拥戴禹之子启为王，发动政变，禅让制变成君主制。启建立第一个朝代——王国时代的夏朝。
到了帝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这些所谓的禅让，都是朝中权臣胁迫皇帝退位，而由于继承者是当政者的臣子，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打着禅让的旗号，以取得正统性。因此，以禅让而灭亡某一朝代，史书中也多表述为“篡”（如“王莽篡汉”），而若以武力直接推翻某一朝代，则用“灭”（如“元灭宋”），以表明某种价值判断。
（三）
“古史辨”学者顾颉刚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又说“这时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1936年，他发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其依据有下：
荀子在《正论》中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是陋者之说也。”
韩非子在《说疑》一文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竹书纪年》认为：“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
《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受为疑。”
《广弘明集》十一引《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今见有囚尧城。”
不过1993年郭店一号墓出土的《唐虞之道》与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收录的《子羔》、《容成氏》三篇都记载了“上古的禅让”。《唐虞之道》推崇禅让，指出“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等于是说，统治权一定要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取得同化的效果。
（四）
帝国时代用“禅让形式”完成政权更替的有如下表：
西汉→新朝
公元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
东汉→曹魏→西晋
220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
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
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
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
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
502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
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东魏→北齐
550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让给北齐文宣帝高洋
西魏→北周→隋朝→唐朝→后梁
557年，西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
581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618年，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705年，周圣神皇帝武曌禅让给唐中宗李显（内禅）
907年，唐哀帝李祝禅让给后梁太祖朱温
南吴→南唐
937年，南吴睿帝杨溥禅让给南唐烈祖李昪
后汉→后周→北宋
951年，后汉李太后下诰将后汉皇位禅让给后周太祖郭威
960年，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
以下是其余在中国历史上曾完成禅让程序，但随即以失败告终的政权
前316年，战国时代的燕王姬哙禅让给子之
403年，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禅让给桓楚武悼帝桓玄
551年，南梁帝萧栋禅让给汉帝侯景
619年，隋帝杨侗禅让给郑帝王世充
兰芳共和国
华人在南洋婆罗洲建立的兰芳共和国，总长实行禅让和选举结合的形式。
（五）
论者有谓：
1、世袭制度建立之前的禅让制另当别论。当世袭制度建立之后，禅让制已经沦为权力争夺的结果。是建立在争权夺利的基础上的。在实现禅让之前，首先要经历剧烈的权力争斗。最后由胜者掌握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在世袭制度建立之后，禅让制仍然并存着。至少，从形式上讲，从西汉朝至北宋王朝，其每一个开国统治者都是从前代的末代统治者手中“禅让”而获得政权的。其本质，与尧舜禹时代的禅让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表现为成王败寇。
2、民主制度是民意选择的结果。是按照法律和人民意志转让权力。民主制能让社会进步。而禅让制只能使社会整体腐败。因为民主制度中执政者要取决于民意。而后者中执政者只取决于实施阴谋的能力， 所以，禅让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
3、自曹丕以魏代汉，“汉魏故事”便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以晋代魏是“汉魏故事”的一次翻版。此后，南北朝及隋、唐、后梁、北宋各代帝王纷纷效尤，如法炮制，亦以禅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权臣既谋夺位，又欲逃避篡弑之名，于是便上演“禅让”的闹剧，胁迫傀儡皇帝主动逊位，然后故作姿态揖让一番，将夺位美化为禅让。帝制社会之禅让虽与传说的唐虞时代不同，其目的是用以掩盖篡弑，但皇位与皇权的更迭相对比较平稳，一般不易酿成大规模的社会瓦解。故汉魏时期的禅让制颇有研究之必要。
4、更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夺取帝位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或封王，赐九锡，然后登上九五之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是汉魏晋之际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
5、所谓“九锡”，是中国汉朝、晋朝等朝代皇帝给臣子的九种最高赏赐。“锡”同“赐”。九锡包括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斧钺，九锡秬鬯。这些物件通常是天子才能使用，赏赐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受九锡者之后大多篡位，故历史上有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譬如李严曾向诸葛亮劝进受九锡，诸葛亮回答要灭魏之后再接受）。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九锡制从周代滥觞，汉魏之际形成，一直延续到五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开国之君的《本纪》中都有受禅前的“九锡文”。
在我看来，还有两条值得注意：
1、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禅让”，大约可以算袁世凯从满清手中接受“退位”，然后自己转身称帝了。
2、当然，毛泽东利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共同纲领》来任命自己进行专政，也是继承了袁世凯的“变相禅让”。邓小平继承了毛的“变相禅让”，规定了第三代第四代、、、、、、的衣钵。
（六）
“新王国”或曰“第三中国”应该拒绝类似的禅让。不论是古代的禅让还是现代的禅让。
“新王国”或曰“第三中国”应该建立在真正的普选的基础上。
“新王国”应该和“王国时代”、“帝国时代”告别，进入“宪政时代”。
“第三中国”应该和“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告别，结束“南北朝分裂”，进入“隋唐的统一”。
如果有幸这样，那么“现代禅让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过渡也就算是完成了。
是所至盼。
2012,10,1, 博讯
太子党向“敌对势力”亮剑不断扩大化
牟传珩
2014年8月14日
习近平的反腐打虎，绝不是要推进普世价值的制度变革，而是要确保太子党一统江山的权力“奶酪”不必“票决”，就可定于一尊，这才是习近平“打虎”内心谋略。为此，从薄熙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习近平都精于算计。其实不建立现代分离制衡权力制度，习近平反腐打虎注定是在自导自演哗众取宠的“割韭菜舞蹈”。习近平在实质上寻求“不被关进笼子里”的党和个人高度专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割不完的腐败韭菜的繁殖土壤。站在红色江山的立场上，习近平以“拒腐防变”作为其施政的首要使命，必然要强化敌对意识形态，巩固中央集权，强调政令畅通，整肃异己，高压维稳，大举进行党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和掌控，将真正要求制度反腐的民间力量不断送进监狱，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经济、网络，甚至财经等各种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确保全面管控思想舆论阵地，严防和平演变。
在中共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的极度敏感时期，新华社7月29日消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维稳沙皇、“大老虎”周永康终于被公开抛出，接受审查。据官方主流媒体报导，继中共军队、武警后，周永康曾经“势力范围”的中石油、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等各敏感机构，连日均表态支持查周。 一周以来，全国各地省委也纷纷通过不同形式表态，至少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就打倒“周老虎”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就在官方舆论热炒习近平反腐打虎“业绩”的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突然罕见地赤膊上阵，直接下达组织通令：党政干部要坚守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精神家园，防止被西方意识形态鼓噪所裹挟，充当其应声虫。中南海如此最新动作，是将党内“反腐”斗争与习近平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直接揭秘了习近平“打虎”的内在玄机。
习近平入主中南海的首要使命
企业家追逐利润，政治家追逐权力。更何况骨子里就具有红色基因的习近平，作为太子党领袖入主中南海，具有更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情结，一直想“建功立业”，做防止像前苏共那样倒台的“真男儿”。早在 习近平上台不久，官媒新华网就曾刊文《习近平政治局会议谈开局：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文章说，11月17日上午习近平首次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拒腐防变”是中国极左时代防止“和平演变”一直高调宣誓的口号，眼下正成为习近平入主中南海的首要使命。去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为了贯彻他的这个首要使命，特意到西柏坡朝圣拜毛，奉天承运，称红色政权“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并发出“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的著名“两不变”宣言。
站在红色江山的立场上，习近平以“拒腐防变”作为其施政的首要使命，必然要强化敌对意识形态，巩固中央集权，强调政令畅通，整肃异己，高压维稳，大举进行党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和掌控，将真正要求制度反腐的民间力量不断送进监狱。为此，习近平竟以改革为名，反普世价值而动，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经济、网络，甚至财经等各种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确保全面管控思想舆论阵地，严防和平演变。
向“敌对势力”亮剑不断扩大化
从今年初起，习近平在发起党内反腐整肃异己的同时，更在社会上发起意识形态的“新舆论斗争”和向敌对势力“敢于亮剑”的总动员。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2014年1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多次引用习近平讲话，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坚决抵制西方反华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也在1月3日下午中央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面对政治挑衅决不做骑墙派。他称“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要真正敢于担当，必须做到：一是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亮剑，决不做骑墙派。”随后，国内政治严打远远超过了江、胡两朝，对民间的打压和扫荡是这30多年来最严厉的。近一两年来，许多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均遭不同程度的被警告和惩罚，有的甚至被捕入狱。而在胡温时代一直被容忍的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许志永及打标语要求推动官员公示财产的民众，纷纷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事罪判刑。今年〝六四〞25周年前夕，各地警方竟疯狂抓人。此外，据维权网公布，经统计核实，在“六四”25周年前夕，被刑拘、失踪、抄家、传唤、软禁和强迫“旅游”的人数高达82人。由此可见，今日中共当家人为拒腐防变，党同伐异， 对“敌对势力”亮剑不断扩大化。
意识形态战火蔓延
今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文章，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文章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称，“政治安全是根本”。他说， 现在，境外敌对势力将互联网作为对我渗透破坏的主渠道，以“网络自由”为名，不断对我攻击污蔑、造谣生事，试图破坏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他为此特别强调，在互联网上，能否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此文充分印证了中共反“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战火已在网络世界熊熊燃烧。
今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就曾在社科院发表了关于社科院“目前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的措辞严厉的讲话，进一步揭示了中共意识形态战火不仅在网络、文化、教育、新闻等各界燃烧，而且烧向中共最高御用研究机构。张英伟称，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他警告说，时刻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近日，中共全国律协官办组织，还特别酝酿出台《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此草案已在律师圈子中广为流传。这个事实上也是两份以党意志与意识形态管控律师言行禁令为内容的规章，又将反“和平演变” 的意识形态战火蔓延至律师界，引起了律师界极大争议与强烈反弹。甚至有律协会员倡议罢免该协会领导。
中南海反腐败、打老虎底线
眼下，不少人对习近平反腐“打虎”，会带来政治改革抱有期待，甚至感恩戴德。其实习近平所打得“大老虎”都是没了牙齿的老老虎（已经退休），而且都是在前任反腐工程上的封顶而已。胡温时代打击谷俊山与薄熙来，就已经指向了徐才厚与周永康，习近平不过顺势而为。江泽民打过陈希同、成克杰等在任老虎；胡温也打过陈良宇、薄熙来，习近平小老虎打的不少，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现任政治局委员级的。
有香港媒体报道，习近平的反腐风暴清扫的多是出身寒门的草根贪官，鲜少涉及“官二代”，而在“红色后代”中更无人只因贪腐而被查处。有评论认为，中国大陆“红二代”及“官二代”是一个整体，反腐打击其中哪个阶层都会伤及他们的整体利益。然而，海外不断有舆论在设计一个虚假命题，说“习反腐进则等于向江泽民长期经营并和中共命运血脉相连的整个体制开战；退则必将打虎不死，反被虎咬。”这从根本上歪曲了习近平与江泽民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习近平的“打虎”一方面是基于党内权力斗争所迫，必须服从于强化其绝对领导权，网络披露的习近平“6.26”反腐讲话，如果是真实的，就更能佐证党内权力斗争的事实；一方面他又绝不想分化自己的政治基础和打向对自己上位有临门一脚之功的“终极老虎”江泽民。中共宣布审查周永康的前一天（7月28日），王岐山会见老挝国家主席朱马利时特别强调：1993年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王的此次讲话，刻意在为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纪委十四届二中全会上反腐问题讲话：“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背书、表功。由此可见，确保其红色江山与太子党经营中国的制度土壤不被铲除，才是习近平反腐败、肃异己的根本目的。为了维护党的最高利益与个人权力，习近平决不会允许周永康、徐才厚案，将北京现任执政团队与以往执政团队共同拖下水的结局发生。这是今日中南海反腐败、打老虎的明确底线。
反腐矛头转向与“敌对势力”较量
眼下，中南海的各特权利益集团，为了其同存共亡的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正在以“维持稳定”为名，将党内反腐败权斗的矛头转向与“敌对势力兴风作浪”的较量，相关舆论导向铺天盖地。8月日1日《河南日报》报导，河南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通报，省委书记郭庚茂在会议上强调“要及时有力地反击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恶意炒作（周永康案）”，并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该文在包括新华网在内的主流媒体转载时，直接换标题“河南省委：及时反击敌对势力对周永康案的恶意炒作”。
8月5日，党媒人民网又刊发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郭文亮评论文章称：“敌对势力借机大肆攻击煽动”。该文一面宣称：“必须进一步加大斗争力度，既要大力捕蝇，更要强力打虎，特别是，要彻底铲除其背后的腐败网络”；一面又锋芒转向说：“国内外敌对势力长期以来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各种机会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一旦在短时期内集中地、大规模地拉出各种腐败案件，必然会给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大肆攻击提供更加充分的口实，甚至客观上为其利用民众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制造事端提供便利。”所以，文章强调的主题是为避免犯下习近平所警示的“颠覆性错误”，必须谨慎防范。这些言论，都与习近平上台以来，拒腐防变，发起意识形态的“新舆论斗争”和向敌对势力“敢于亮剑”一脉相承。
习近平自导自演的“割韭菜舞蹈”
事实证明，习近平一手反“和平演变”，一手选择性地反腐。他对于维护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可算是个功臣，但对世界民主化潮流与中国宪政改革却不是正资产。习近平的反腐打虎，绝不是要推进普世价值的制度变革，而是要确保太子党一统江山的权力“奶酪”不必“票决”，就可定于一尊，才是习近平“打虎”内心所谋。为此，从薄熙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习近平都精于算计。其实不建立现代分离制衡权力制度，习近平反腐打虎注定是在自导自演哗众取宠的“割韭菜舞蹈”。习近平在实质上寻求“不被关进笼子里”的党和个人高度专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割不完的腐败韭菜的繁殖土壤。
诡秘的是，当下仍有人基于不同目的，不停地在为习近平反腐唱赞歌，奢望其成为当今中国的蒋经国，而对其独揽大权，严防和平演变，反对普世价值，不断抓捕异见人士的一面遮遮掩掩，甚至传谣江泽民搅局、刘云山绑架，或习近平在做“假动作”。然而，习近平独揽党、政、军、法、经济、网络甚至财经所有大权都所向披靡，反倒对侵犯人权事件素手无策，被搅局、被绑架，岂不荒唐？正如宪政学者张雪忠所言：对社会活动人士的抓捕越来越广泛；对政治异见的打击越来越严厉；对高校教学、科研、讲座的监控越来越严密；对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控制越来越全面；对网络的整肃越来越粗暴、、、、、、在这种倒行逆施的政治氛围中，有些知识分子竟然还能嗅到改革的气味，我不得不说，他们的鼻子真是比狗鼻子还灵。
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