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奉献（苏芮） 来源: 路嫂 于 2014-08-13 wencuecity 感人歌曲：奉獻 〔蘇芮〕 長路奉獻給遠方 玫瑰奉獻給愛情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 我的愛人中国特色恐怖主义的六大特色胡平2014年8月14日 依据中共官方的文件、讲话和报道，可归纳出中国特色恐怖主义有以下六大特色：一、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二、使用简陋工具；三、本土化，即和境外恐怖组织没有直接联系；四、非组织化，即没有成型的恐怖组织；五、大多数事件中，攻击者自己的现场死亡数量反倒超过被攻击者一方；六、作案者总是维族人。 中国特色恐怖主义的六大特色 胡平 7月23日，中新社自纽约发出报道，世界著名风险评估公司梅波克洛夫公司(Maplecroft)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与恐怖袭击有关的平民死亡数量正在大幅上升。最近一年，全球超过1.8万人因恐怖主义行为遇难。报道显示，中国的恐怖袭击正在上升，在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32位，为“中等风险”，其中许多恐怖袭击将交通枢纽作为袭击目标。报告称，今年中国有76人死于恐怖袭击，而2013年前6个月为16人。 这份报告表明，中国的恐怖主义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如今，无论什么事在中国，就会带上中国特色。恐怖主义也不例外。那么，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到底有哪些特色呢？ 依据中共官方的文件、讲话和报道，我归纳出以下六点： 一、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 二、用简陋工具； 三、本土化，即和境外恐怖组织没有直接联系； 四、非组织化，即没有成型的恐怖组织； 五、大多数事件中，攻击者自己的现场死亡数量反倒超过被攻击者一方； 六、作案者总是维族人。 以下，我对这六点特色分别加以说明。 一、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出自中国政府最具权威的官方文件《国家安全蓝皮书》。 从网上看到两幅照片，在乌鲁木齐，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警站在铁笼子里面站岗。一位香港记者说，他在新疆曾见到武警小分队巡逻，其中，倒数第二个武警背上背着一面大镜子，以便让最后一个武警能从镜子里看到后面的动静。可见，警察是袭击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实情。 再有，从已知的攻击事件看，所谓攻击政府机构，实际上主要是攻击派出所或公安局。按说，攻击者若抱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在攻击政府机构时应该选取更能象征权力的党委和政府，何况党委和政府的武力防范能力较低，攻击更容易；可是攻击者却偏偏主要攻击派出所公安局。这一特点也不应忽略。 尽管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恐怖袭击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但一般人都认为，针对平民的攻击才算恐怖袭击，针对政府、尤其是针对军警的攻击不算恐怖袭击。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份梅波克洛夫公司报告讲明它所说的因恐怖袭击而死亡的人数是指平民，不包括政府官员和军警。这也就是说，被中国政府指为恐怖袭击的大多数事件，既然其攻击目标是政府机构和军警，因此在梅波克洛夫公司那里并不算恐怖袭击。有人指责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对中国政府宣称的恐怖袭击往往不予谴责；那也是因为那些攻击不符合美国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国家安全蓝皮书》公布于今年5月6日，其定稿的时间当然要早一些。自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以来，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有显著增长。这一变异应当引起注意。考虑到这一变异恰恰是发生在当局大力加强反恐防恐的背景之下，不能不使人感到讽刺与诡异。 二、中国《国家安全蓝皮书》称，中国的恐怖活动一大特点是：“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 中国的反恐专家说，“斧头汽油成恐怖分子首选”。有些恐怖活动，作案者使用了某种爆燃装置。是什么爆燃装置呢？根据官媒报道，在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恐怖袭击事件中，引发汽车爆炸的是煤气罐。按照《纽约时报》报道，作案者从车内往外投掷的爆燃物“像个油漆罐”。 看来，新疆的恐怖分子，大约是全世界最寒酸的恐怖分子。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使用厉害点的工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管制得太严太紧，他们根本得不到杀伤力大的作案工具。自己在家里偷偷制作土炸药也很难，因为警察和社工人员可以随意进入家中搜查，发现可疑物品就没收，连刀具多了几把都不行。只有斧头、汽油、煤气罐、油漆罐一类家居生活的必需品才不会被没收，因此也才有可能成为作案工具。 最近发布的几条新闻很能说明，当局为了防范暴恐分子获得作案工具已经把工作做到了什么地步。一条是：4月1日，乌鲁木齐市政府下令，严禁非法收购煤气罐。另一条是：为了防止暴恐分子利用，7月8日，新疆阜康警方销毁2万余盒火柴。还有一条是：今年7月，杭州、长沙和广州分别发生公交车纵火案，造成多人伤亡，7月27日，新疆乌鲁木齐当局下令禁止公交乘客携带液体、打火机和不明粉状物上车。 本来是杭州、长沙和广州发生了公交车纵火案，杭州、长沙、广州等地政府并没有下令禁止乘客携带液体、打火机和不明粉状物上公交车，反倒是没有发生公交车纵火案的乌鲁木齐下令禁止了。严禁非法收购煤气罐和销毁火柴也只限于新疆。 三、本土化，即和境外恐怖组织没有直接联系。 尽管每逢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政府总要声称是和境外恐怖组织相勾结，但随后就没了下文，没拿出什么真凭实据，可见只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的。《国家安全蓝皮书》的措辞就比较谨慎，它只说部分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现在的中国既非闭关锁国，又赶上信息全球化，境内的人要获得境外的信息并不难，也很可能受到某种影响，但是这和与“境外敌对势力”，尤其是和“境外恐怖组织”有勾结不是一回事。 6月24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部题为《恐怖主义的网上推手－－“东伊运”恐怖音视频》的电视专题片。国信办称，这部电视片将境外“东伊运”组织指挥、在网上传播涉暴恐音视频、煽动境内恐怖活动的行径公之于世。不过，在当天出版的英文版《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承认“东伊运”和新疆暴恐团伙没有直接联系。 《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承认，由于新疆的恐怖团伙散布在新疆各地，被当局称为新疆恐怖活动策划者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即“东伊运”），实际上和松散地处于新疆各地的大多数暴力恐怖团伙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东伊运”对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说，新疆的暴恐袭击者可能接触过一些宗教和种族极端主义的出版物，以及“东伊运”发布的一些视频，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同时也并非以上下级的关系运作。甚至连“东伊运”本身是否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以及存在于何处都大有疑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就说，虽然一般认为，“东伊运”在南亚，实际上东伊运居无定所，并不是一个成建制的组织。 四、非组织化，即没有成型的恐怖组织。 新疆恐怖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非组织化。非组织化是指恐怖分子并没有形成恐怖组织，而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家庭、家族或朋友之类的关系。昆明火车站事件的作案者有七八个，但按照官媒报道可知，他们的作案带有某种随机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一块儿策动恐怖袭击而聚到一起的。你可以把他们叫做团伙，但不能说他们是恐怖组织。 前面提到的英文版《环球时报》文章也承认，新疆的大部分恐怖分子散布在各地，并非在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机构中运行，形态呈非结构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从上到下的中央控制的机构。 五、大多数事件中，攻击者自己的现场死亡数量反倒超过被攻击者一方。 但凡恐怖袭击，除非是偶然失手，否则，攻击者一方的现场死亡数量总是大大地低于被攻击的一方（事后被打死被判死刑的不算）。通常，自杀式恐怖袭击是以一当十，一个人肉炸弹造成十人死亡，1：10。美国的911事件是1：168（19个恐怖分子造成3201人死亡）；车臣的黑寡妇虽是女性，杀伤力很大，平均是1：20。 然而，中国特色恐怖主义的现场死亡比例要低得多，除去昆明火车站事件大约1：7和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事件大约1：8以外，大多数事件中，攻击者自己的现场死亡数量反倒超过被攻击者一方。例如，2011年新疆和田7•18事件，攻击者当场被击毙14人，警察和民众死4人；2012年12月新疆皮山事件，暴恐分子当场被击毙7人（其中2名是女性），公安干警只死了1人；2013年10月天安门撞车事件，暴恐分子死3人，民众死2人；2013年年底喀什事件，暴恐分子当场被击毙8人，公安民警和民众零伤亡；今年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事件，暴恐分子被炸死2人，民众死1人；6月21日叶城事件，暴恐分子当场被击毙13人，只有3个民警轻伤，无民众伤亡；这次7•28莎车事件，官方称，暴徒被当场击毙59人，无辜民众37人死亡。 如此说来，新疆的恐怖分子，实在是天底下最笨拙最低能的恐怖分子。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真的都是恐怖分子吗？那些事件真的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吗？ 六、作案者总是维族人。 我们注意到，在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袭击的事件中，作案者总是维族人。或者说，只有维族人作案的暴力事件，才会被当局认定为恐怖袭击。 同样是袭击警察（包括城管），如果发生在汉区，如果当事者是汉人，例如杨佳袭警，民间称为大侠，当局虽然判处死刑，但也没有把杨佳定为暴恐分子，没有把杨佳的袭警行为定为恐怖袭击。 同样是发生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同样是针对一般平民的暴力攻击，甚至同样是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在汉区发生的多起枪杀案、屠童案、公交车纵火案，等等，哪怕这些事件给一般平民所造成的伤害和恐怖更大更严重（例如2013年6月7日，厦门发生一起公交车纵火案，造成47人死亡，死亡数量超过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5月22日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事件和7月28日莎车事件），只要作案者是汉人或什么族的人而不是维族人，当局就没有把它们定性为恐怖袭击。 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发生在新疆的“暴恐事件”，有不少其实并不是蓄谋的，而是偶发的，是没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是个体因经济家庭或社会因素产生的暴力对抗和宣泄，其背景应该与内地因拆迁、征地、讨薪等日益频繁出现的对抗和暴力事件相似。 以上六大特色，是我根据中共官方文本归纳出来的。在这里，我不打算对这六大特色进行深入的道德评判，我只是把它们作为事实、作为现象罗列出来，而把价值判断交给读者。我相信，任何人，一旦他意识到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具有上述六大特色，他就不能不质疑：在中国，被当局定性为恐怖袭击的那些事件，究竟有多少真的是恐怖主义？为何在如此的高压态势下，还频繁发生这一类暴力事件？造成这些暴力流血事件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恐怖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家恐怖主义？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7期 2014年8月8日—8月21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虚妄2014年2月27日 谢选骏——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代序）（一） 满洲奴才李鸿章（1823年——1901年）有言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段话在流传中渐渐变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语气更加强调了一点，但其意思大同小异。 只是大家不曾注意，这段话表明李鸿章和后来附和她的人们，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窍不通；因为早在李鸿章之前六百多年，蒙古人的扩张就已经打通了欧亚大陆，然后携带全部战果来到南部中国，兼并了南宋，就像秦始皇兼并了楚国。（后来也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样，长江流域的楚人也起兵北伐，推翻了元朝。） 据说徒有虚名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廷黻（1895——1965年）对李鸿章的夸夸其谈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可见中华民国人物的昏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满清的奴才。 在《中国近代史》里，蒋廷黻竟以“史盲”的态度说，“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由此可见蒋廷黻完全不懂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完全不懂西域的佛教文明曾对中国发生的脱胎换骨的文明再造之功能，一如现代的欧美基督教文明正在中国从事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洋务，不知国务。虽然不知道梁启超本人是怎样定义“洋务”和“国务”的区别的，在我看来，因为这个李鸿章和赞赏他的蒋廷黻一样，不知道文明周期的存在，当然也就无从把握社会发展也就是所谓国务的命脉了。而所谓“洋务”，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吸取基督教文明之元素的事业……这样跨越文明周期的事业，命中注定是无法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任内完成的——李鸿章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败了；蒋廷黻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也败了。《庄子·秋水》曰：“井蛙不足以论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至道者，束于教也。”似乎就是指着他们说的。 而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的“三千年”，原是指代西周开国到晚清期间的这个三千年。但是这期间，中国已经经历两个文明周期，也就是从西周到汉魏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以及从南北朝到晚清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概而论，否则就会落入“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类的史盲思维。 而李鸿章、蒋廷黻之类的“超稳定结构”的史盲，对中国文明仅知其一，不知其二。 诚然，所谓“近代化”的工业革命具有“前无古人”的特点，并给中国文明以“前无古人”的冲击力，但它毕竟是作用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而不是作用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基础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地迎战转型，而中国却不能——因为清末的中国正如汉末的中国，来到了自己统一帝国末日，来到了自身文明窒息的死穴。 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在其《出使中国》中谈及对满清鞑靼子民的观感：“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个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 ——这样的人民，哪里还有文明成熟时期的唐宋的风采？哪里还有文明初创时期的南北朝刚烈？他们所有的，只是文明没落时期肮脏与拖沓。这样的人民要不被人当作落水狗痛打，那才是天理不容呢。 晚清的中国是经历了三个回合的统一帝国（类似于秦两汉的元明清）的僵死的文明，幕末的日本却只是经历了一个回合的统一帝国（江户幕府）的半僵死的文明，所以幕末日本可以起死回生，晚清中国却不能死死回生——第二期中国文明必须完全死去，才能迎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 深入一层可以说，引起近代中国社会崩溃的因素，并非外来的近代化过程，而是内在的文明周期；何以见得呢？ 因为首先，近代化过程在中国的近邻并没有引起全面的社会崩溃，如日本就实现了平稳过渡的现代化；其次，在没有近代化因素的冲击力量的魏晋南北朝，也同样发生了类似的社会崩溃——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起那次的社会崩溃的？显然不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文明周期的寿命。 文明就是建立规矩，但是随着文明的成熟，规矩会逐渐僵化，文明会逐渐陷入颓废，社会也就逐渐走向涣散……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只能向前推进。 （二） 至于“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则更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了——因为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亡国危机，不论是八国联军还是日本侵华、苏联入主，都远远不及蒙古入侵来得惨烈。甚至毛泽东的暴行，在许多方面也比不上他所希望模仿的古代暴君。 而从文明周期、文明转型的角度看，八国联军、日本侵华、苏联入主，不过是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的现代版本，正如欧美的基督教文明的覆盖中国，重演了西域的佛教文明的覆盖中国。 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那时梵语翻译作品的流行就像现在的英语翻译作品的流行，那时的北方鲜卑语就像现代的北方俄语及其翻译作品一样主宰了中国的生活。 如此说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实在虚妄，这不过是李鸿章之流自抬身价的夸夸其谈，究其实际，他们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历史责任而故意夸大了敌情。晚清的变局虽大，不过也就是“八百年未有之变局”（蒙古入侵以来）、“一千五百年未有之变局”（五胡乱华以来）而已，何来“三千未有之变局”？ 当然，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之所以长期遭到人们的忽略，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例如在秦汉帝国覆灭以后，中国保住了半壁江山，南中国由于东晋宰相谢安领导的抵抗运动，在淝水之战中顶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攻击，使得东晋逃避了西罗马帝国的命运，而走上了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类似格局。这是中国史和罗马史的第一点可资比较的异同。 中国史和欧洲（罗马）史的第二点可资比较异同在于，由于汉字的同化作用，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可能像欧洲日耳曼蛮族那样形成各自的方言文化，反而只能迅速地汉化，因此得以新的姿态兼并南部中国，在结束南北朝的基础上建立了隋唐“天可汗”的西周式联合政权，从而形成了和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正好相反的命运。众所周知，十字军东征兼并拜占庭帝国不果，反而变相帮助回教徒奥斯曼帝国并吞了拜占庭帝国，这都是因为西欧本身尚未统一之故。 此外，欧洲的特异性还体现在基督教与佛教的不同命运上：在欧洲尤其在西欧，基督教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教皇或曰教宗（Pope）成为天下的共主，发挥了类似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的“世界秩序的整合者”之功能。因为，欧洲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没有政治统一，但精神上却和西周一样统一，甚至比隋唐还要统一。正是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近代欧洲才迎来了宗教改革、民族国家、民主革命等“春秋战国时代”。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说：印刷术消灭了贵族时代，第二期中国文明之所以早熟，和印刷术的发明普及不无关系，相形之下，欧洲由于印刷术的延迟使用，贵族社会也多延续了几百年。 而反观中国呢，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合并而成的隋唐，属于第二期中国文明，它后来也经历自己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唐朝世袭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世袭藩镇的制度化）、两宋（辽金西夏越南朝鲜日本吐蕃南诏蒙古等等），到达第二次秦两汉帝国——元明清。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不同于“汉人”的“唐人”——蒙古时代特别称之为“南人”，而把北中国的唐人连同辽人金人一并成为“汉人”；其实，北中国“汉人”和南中国的“唐人”，加起来共同构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而在人种也已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 下面，我们所要述说的，就是这个“一千五百年（五胡乱华）以来的第二期中国文明”。 ———————————————————————————————— 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目录） 导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虚妄 第一篇：我看一、二、三期中国文明 第二篇：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篇：我看唐宋与元明清的区别 第四篇：有关“南明”和“东汉”的历史比较法 第五篇：从政治制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六篇：从皇帝外衣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七篇：从科举制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八篇：从人心惟危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九篇：从近代汉语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篇：从白话文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一篇：从神话传说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二篇：从科技高峰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三篇：从高级宗教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四篇：从哲学思想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五篇：从道教形成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六篇：从景教命运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七篇：从名山大川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八篇：从精神变形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十九篇：从文心雕龙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二十篇：从诚与天理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一篇：从宋明理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二篇：从论古必恕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三篇：从音韵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四篇：从双音词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五篇：从华夷译语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六篇：从汉译洋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七篇：从类书发展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八篇：从诗词格律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二十九篇：从音乐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十篇：从绘画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一篇：从雕塑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二篇：从佛理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三篇：从玄言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四篇：从田园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五篇：从山水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六篇：从农业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七篇：从建筑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八篇：从宫室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三十九篇：从起居方式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四十篇：从园林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一篇：从服饰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二篇：从亡国遭遇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三篇：从日本侵略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四篇：从三经论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四十五篇：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后记 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后记） （一） 世界上虽有六七十亿人口，却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甚至，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雪花……因此，由极为复杂的现象所合成的“历史”，更非千人一面，更难以概括言谈；也因此，任何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得出的结论，都不可避免地可以受到置疑甚至证伪。然而，正如“尽管未来不可预测，人们还是需要预测未来，以便为现在定位，并寻找一个方向”一样，“尽管历史无法比较，人们还是需要比较历史”——“比较历史”和“预测未来”类似，虽然无法达到绝对的准确甚至根本南辕北辙，却还是对人们的思考发挥了激励的作用，并且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未来的进程。 关于历史分期的问题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法，虽然是一种明显的谬论，却还是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另外一方面，“中国文明三期论”虽然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更适于解释中国历史，但也会有自己的局限。 （二） 有篇名为《历史上日耳曼人的习俗》的网文写得好（不一定写得对）： 希特勒曾声称日耳曼人是优秀民族，其他的都是劣等民族。可是，历史是演变的。看看当年的优秀民族日耳曼人是什么样的。 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曾介绍说：在罗马的早期，日耳曼人的习俗跟高卢人大致相同：以人作牺牲献祭。以决斗解决个人间鸡毛蒜皮的争执。那时候的日耳曼人粗野过之而智巧不足。 在日耳曼，所有这些蛮族人家庭的唯一居处就是一些窝棚：那里面，一边是父亲、母亲、姐妹、兄弟、小孩，赤身卧于干草上，另一边是他们的家畜。 日耳曼人的行为大概是在上百万年间的惯例，那时的人类就是以那样可怕的生存方式活着的。 日耳曼人宁愿靠抢劫而不愿耕耘土地，他们在抢夺邻人后，回到家中饱食酣睡。这一秉性，二战期间，他们又完全恢复了。（其实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人也是如此。） 法律上，靠神明裁决的手段，日耳曼人很晚还在使用。（其实现在的伊斯兰教法也还是如此。）只有在废除了神明裁决后，才引进陪审团制度来代替其作用的。 恺撒进入英国时，发现这个岛比日耳曼人更加野蛮。居民赖以遮体的只是几张兽皮。一个村子的女人不分彼此地属于当地全体男人所有。他们的住所是一些芦苇盖的窝棚。他们的装饰就是男男女女文身刺画，涂以草汁，跟今天美洲野人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更接近野兽。属于纯自然的状态。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人们曾经天才地猜测：上古时，百姓“茹毛饮血”，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当年卢梭赞扬道德高尚的野蛮人时，伏尔泰抑制不住对他的极端鄙视。他告诉卢梭：我已经学会了两条腿走路；年纪太老，我无法再恢复四条腿走路的状态。在这一点上，伏尔泰是对的。卢梭晚年的精神不正常，其实在早年就有显露，其他人只是不留心罢了。 凯撒的时代是公元前6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中国的西汉后期。 这就是今天“西方真理”派的人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那些民族的早期生活方式。西方真理派中的某些人甚至认为北欧人身上的狐臭都是美味无比的。 当时，罗马代表了文明；而北部欧洲那些民族就是野蛮人。他们和黑猩猩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会讲话；会直立行走；会制造某些更精巧的工具。不过，后来打入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学会了文明后，进步极快。 他们的《大宪章》（1215年）中规定：“所有商人为了买卖的目的可以安全地出入，逗留以及由陆路和水路通过英格兰。按照古老公正的习惯，他们可免交法律上的捐税。”集市上有商法法庭。亨利二世与克隆城达成协议，保证克隆公民不低于英格兰商人所获得的优惠待遇。这相当于今天的国民待遇的条款。贸易中心为外国商人提供保护。该城镇的市长由商人共同体选举产生。居住的外国人参与选举。审理案件涉及到英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都需要一个混合的陪审团裁决。陪审团中一半是外国人；一半是英国臣民。 这样的法律，远远超过今天的专政国家的标准。英国就是靠着这样的商法标准，逐渐发展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他们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地的经济都是一流的。与此相对照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的经济都是不怎么样的，甚至是很糟的。 文化是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民族意味着自己走向绝路。抱着古老的东西不变，又不让他人改变的人，那是即将被淘汰的分子。时间将无情地把他们扫荡干净的。 ——是的，为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请允许我们淘汰第二期中国文明中的不利分子和有害元素。 （三） 我思第一期中国文明。 我看第二期中国文明。 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 2014年2月 [博讯来稿]姚小远： 民众应该选择自己的未来！2014年8月14日 前天给公司员工说，你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公司就是你自己的；你把公司当作老板的，公司也一定跟你没关系。这个说法用在当下的中国，恰当其时。 我一直很鄙视中国人的奴性，即使给他们当家作主的机会，他们也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肮脏的伟大领袖来领导。 中国古代有一种官职叫什么“牧”，大概就是说民众就是一些畜生，需要当官的像牧人一样去拿鞭子抽他们。 尼采说，找女人吗，请不要忘记带上你的鞭子。百年千年过去了，中国人还没有摆脱这种畜生命运，给他们吃些饲料和草，他们已经非常开心，死而无憾了。 当然，中国民众是畜生，当官的大多数则是禽兽。禽兽管制、大啖畜生，在自然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革命电影《南征北战》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这个时候我就想，当时中国如毛这样的混世魔王本来是想让“人民”站起来的。后来一看，我操他妈的，你就是让民众站起来，这帮傻逼还愿意而且习惯膜拜。于是毛就不装逼了，开始了其赤裸裸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所以说，统治者、独裁者不是天生的，而是他的人民给日鬼出来的！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该知道，造就独裁者和专制政权的不是他有多么强大的军队、多么严酷的法令以及多么夸张的财力，而是民众的甘心情愿、自取其辱。 抗战时期，诗人田间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这样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那么敌人杀死了我们，还要用刺刀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哪，这是奴隶！” 时至今日，如果中国民众还不站出来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结果就是田间诗里说的那样。毛泽东那样祸国殃民的大灾星的卷土重来，在中国，一直就不是什么难以预料和想象的事情！ 来源：姚小远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