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经典《乱世佳人》主题

曲 Gone With The Wind

    文革后枪杀反文革式的思想者与十八大后抓捕反腐败的公民可谓异曲同工，均反映中国制度性痼疾。
    
    文革浩劫给中国历史留下太多需要省思的东西，然而反思文革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文革的所谓十年，即1966年至1976年，那是远远不够的，那就必将落入当局将文革灾难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陷阱，而忽略体制性的罪错。事实上，反省文革从名义上的文革结束后仍被枪杀的一批思想者事件中，更能看出中国体制性顽疾的祸害。
    
    目前中国历史将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作为文革结束的时间点。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个结论，只要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文革中被抓捕的一批质疑反对文革者，在所谓的文革结束后仍然持续遭到枪决，这就深刻证伪了官方对文革的定性，而直揭中国体制性疮痂。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员工，民间思想家，因说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是迷信，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至少倒退十年」等，1968年被抄家，遭到毒打，还被关进过上海市第一看守所。 1976年王申酉在给恋人的信中说：「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结果被关押到上海普陀区拘留所。他在狱中写下一份6万字「亲笔供述」，全面地反思了中共建政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在「四人帮」被抓捕、文革结束半年多后，王申酉被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 「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项罪名合成的「恶攻罪」，于1977年4月27日遭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分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比王申酉更晚遭到枪杀的还有江西李九莲（1946年－1977年12月14日）。 1967年6月29日—7月4日，江西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168人死亡，李九莲在帮武斗现场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质疑。 1969年她在给男友写信时表达了一些思考，被男友告发，遭赣州公安以「现行反革命罪」拘留审查，后被以「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放出。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李九莲在赣州公园贴出自己当年写给男友的那封信并连续张贴「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等六份大字报。当年4月，赣州地区有3万人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并走上街头，给予声援。后李九莲被以「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而判刑15年。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九莲案子没有被平反，12月，她写了《我的政治态度》，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委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有「恶毒攻击华主席」，「丧心病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等反革命罪，同意波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九莲死刑，并放在其家乡赣州立即执行。
    
    无独有偶，在赣州有一名并不认识李九莲，但看过李九莲写的公开材料，而参与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的小学教师钟海源，因坚持替李九莲鸣冤而被捕。关押期间，1976年「四.五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结果，她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她拒绝认罪，并继续为李九莲鸣冤，1978年4月30日，在文革结束一年半后，钟海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可以肯定的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大地对反对文革式极左作法者的枪杀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被枪杀者也远远不只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文革都结束了，而质疑反对文革极左式作法的人却依然遭到枪杀？这个问题如果不从体制寻找根由，仅仅停留于领导者错误发动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是无法服人的，因为这些人被枪杀时，领导者毛泽东已经死了，且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已经被抓捕了。
    
    文革结束后延续枪杀反对文革极左的思想者的情况，的确牵引人们深刻追溯文革体制性病因，看到文革结束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仍延续着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今天中国在中共十八大提出强力反腐后，出现持续抓捕民间呼应反腐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的情况，同样值得深思。从某种程度而言，文革后枪杀反文革式的思想者与十八大后抓捕反腐败的公民可谓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深刻反映出中国制度性痼疾。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社会一批背负民族责任，致力推进中国社会向人权民主法治转型的公民，起而呼应中共新当权者的反腐倡言。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一批人走上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在南方，以广州为中心，一批人公开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并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呼应反腐而上街举牌要求公示财产的活动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结果中国当局从北京到广州，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抓捕行动，先后有北京的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李蔚、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江西新余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六年半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还有广东的郭飞雄、孙德胜、黄文勋、袁奉初、袁小华，湖北宜昌的刘家财也因这次举牌遭到抓捕，正等待开庭审判。
    
    不仅如此，中国在抓捕判刑一批呼应中央反腐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后，又于2014年借「六四」25周年之际，疯狂拘押民间参与或可能参与纪念的维权人士，先后在北京抓捕浦志强律师、广东抓捕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东北抓捕了姜力钧。尤其严重的是，河南郑州居然一次抓捕了于世文、陈卫、常伯阳、邵晟东、董广平、石玉（本名施平）、方言、侯帅、姬来松等九人，并且随后将前往声援的数十名公民与律师拘押。如此大规模抓捕和平表达与民间纪念的公民，使人看到中共维稳沙皇周永康下台并被审查后，暴力维稳路线的持续与强化。
    
    这种文革后继续枪杀反对文革极左作法的思想者与十八大后继续抓捕反腐维权公民的行径，反应出中国社会在文革后依然延续着不是文革的文革之路，在十八大及周永康倒掉后依然持续着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血腥维稳。更进一步来说，我们透过文革后的枪杀与十八大后的抓捕，可以看到，其实当年的文革与后来的维稳，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极权体制维护统治侵害人权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政治性阶段，不论是文革、镇反、反右，还是八九屠杀与维稳镇压，它们都是极权体制在不同时期根据社会情况所变换的统治方式，是不同阶段的外在形式的变换，而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所以，文革虽然结束，但反文革者依然会遭到枪杀，维稳沙皇虽然下台与关押，但抓捕公民的维稳手段依然大行其道，这正是极权的本质使然。
    
    面对极权社会不同阶段的统治形式与统治重点的变换，我们千万不要为现象所惑，不要以为那些炫目的言词与标榜的转折，会真的带来社会的新生，真的开启一个新时代。只要现代公民应有的基本人权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如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信仰、选举等等基本宪法权利没有真正落实，权力运行不是真正遵宪守法，即没有真正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社会极权的本质就没有变，公民就依然是权力统治者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由权力行使者宰割，那种文革式的枪杀与维稳下的抓捕就不会因具体统治者的结束而结束。所以民间在毛泽东死后指望文革结束与在周永康倒后指望维稳中止，都是忽视了极权的本质，健忘了是极权产生了毛泽东与周永康之流，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纵然毛泽东死了，周永康倒了，还可以产生李泽东、江永康，而要改变中国社会这种极权灾难状况，也就不能指望在毛泽东的死掉与周永康的倒掉上，而是应该立足于公民社会成长与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上。只有公民真正起来捍卫了自己的权利，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才能摆脱被侵害与宰割的命运，也才能根本上结束文革后的被枪杀与十八大后的被抓捕的惨状。
    
    来源：东网

“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是史学领域乃至社会各界广泛流传的一种观点，本刊今天刊发一篇提出不同见解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并欢迎就此问题及相关话题发表高见。
    
     “众口铄金”“积非成是”是中国古谚，意思是说，一种观念或见解一旦众口相传，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强大力量，即使是明显的谬见，也会迫使人们当作正确的事物而接受。与所谓“谬误重复千遍变成真理”庶几近似。这种现象在历史学上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流传甚广的“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的说法。
    
     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云：“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里需要注意，所谓“唯独中国屹立不倒”“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是就“文明”“文化”（civilization， culture）延存而言，并非指“政权”（state）意义上的“国家”或“王朝”的存续，否则，就中国历史上频繁的王朝更替与少数民族入侵而言，“屹立不倒”“亘古亘今”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冯友兰为彼一时代之硕学鸿儒，其观点可代表前辈学人之史学常识。
    
     在我国学术界，与世界古文明研究相关的“四大文明”说曾一度非常流行。近些年“四大文明”说虽已不太流行，但与之相关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的传统说法，却仍被很多人坚持，尤其是在国学界，似仍被奉为不易之论，频繁见于众多史学著作，包括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著述。
    
     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的关系。一般而言，造成文明中断与消失的原因，不外自然灾难与族群征服。就目前所知，在世界古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中，中断与消失了的文明，多缘于族群入侵与征服。但就历史实际而言，族群征服可以造成一种文明的暂时中断，但并不一定造成永久毁灭与消失。因此，在判断一种文明是否中断与消失时，不能简单地将“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混为一谈。这是我们在讨论各文明是否中断与消失时应首先注意的。
    
     实际上，中国文明“未曾中断（消失）”说乃基于两点：一是排除了少数民族入侵与征服造成的传统政权中断，二是排除了文化传统的暂时断裂。否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入主中原，金对中原腹地的占领，尤其是蒙元、满清的统治，就不能说中国文明“未曾中断”。究其实，中国文明“未曾中断”说是就几个事实而言：其一，少数民族入侵虽然带来中原文明的间歇，但并没有导致中原民族主体语言——汉语言——的根本改变或消失；其二，以传统汉语言写成的古典文献延绵不绝，保存至今；其三，由于传统语言及古典文献的保存，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得以保存、延续。
    
     以此标准衡量，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无疑是“有古而无今”的中断（消失）的文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古埃及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古埃及语言文字受到的影响逐渐扩大。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罗马征服埃及后，埃及古文献在罗马内战中大部被毁，拉丁语的推行更挤压了古埃及语的存在空间，尤其是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后，对古埃及语言文化影响重大的多神教受到压制。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关闭了所有多神教与世俗文化中心，古埃及文化更加式微。644年埃及被新兴的阿拉伯势力征服，居民改用阿拉伯语言，改信伊斯兰教，古文献再次遭到毁坏，最终荡然无存。语言与文献的消失，使得以语言与文献为载体的传统信仰与价值观念随之消失；伊斯兰教的确立更使得埃及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古埃及文明遗产所承载的信仰与价值观不复存在。它在一千余年后为人所知，只是缘于一个偶然事件：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1822年法国学者商波良解读象形文字成功，埃及学诞生，古埃及文明才重见天日。但古埃及文明只是作为历史遗迹存在，与现在的伊斯兰世界的埃及社会已经没有联系，现在的埃及人（专门研究者除外）已对古埃及语言、文献及价值观完全隔膜，茫然不解。古巴比伦文明的情形大致相似，19世纪中叶欧洲学术界解读楔形文字获得成功，并开展考古发掘，这个古老文明才逐渐为人所认识。但它同样只是作为过往的存在为人所知，与现今存在的文明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然而，很难说印度也属于这种情形。印度的历史虽充满了外族入侵，尤其是莫卧儿入侵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更以时间漫长著称，但印度的传统文化并未消失。印度是不重视历史的国度，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马克思甚至说：“印度人没有历史”。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留下成系统的古典文献，所以谈不上古代典籍消失的问题。但其经典作品《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直绵延流传，至今仍被印度人视为不可侵犯的圣典，是解决宗教、哲学和道德等问题争论的指南；至于被视为印度独特产物的种姓制度更是至今犹存，实实在在地为人所感知。有人以当今印度人识梵文的人数不多，断言印度文明已经消亡，其实没有多少道理。作为学术工具的梵文，现代人通晓者不多，实属自然之理。李慎之先生在《与杜维明先生的对话》一文中特别提到，过去认为印度文明中断，可能是因为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关系。他曾就此问题请教季羡林教授，得到的答复是印度文明没有中断（消失）。
    
     任继愈先生是大学者，但他也接受“中国是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文明”的观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提到古希腊文明的“中断”：“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与时俱进。这一点很特殊，只此一家。你看希腊，它持续了一个时期，然后罗马人来了，希腊文明就中断了。”这显然是将“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混为一谈了。为了说明自己的看法，任先生提到一件事：中国人在雅典读柏拉图的书，旁边的一位希腊人不以为然；他以此事证明希腊的“古代文化中断了”。这样的看法令人费解。中国人对外国人阅读《易经》《道德经》之类的中国典籍，恐怕也会不以为意；即使在当今中国人中，除了相关研究者阅读此类古典书籍，其他阅读者不会很多，我们能否据此断言中国古文明已经中断消亡了呢？
    
     如果实际考察一下希腊历史，情况将更加清晰。不断遭受外族征服确为希腊历史显著特点之一。公元前2世纪初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罗马人并没有强迫希腊人放弃自己的语言。而且，正如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武力征服的落后民族最终在文化上被征服的情形一样，罗马人震惊于希腊文化的高度发达，许多贵族家庭将希腊人请来做老师，为孩子们授课，其结果是，希腊文明非但没有消失，更以其内在魅力征服了罗马人，扩展了其影响范围。认为罗马征服希腊造成希腊文明的中断与消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文化上，罗马帝国分为两个部分：西部的拉丁文化区与东部的希腊文化区。5世纪末西罗马覆亡于北方的蛮族入侵之后，地中海东部希腊文化圈演化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繁荣。希腊语不仅是民众日常使用的语言，而且也逐渐超越拉丁语，成为从事文学、教育、神学、法学活动的官方语言。准确地用希腊语阅读、写作、演讲被认为是基本的教养。在东罗马帝国存在的千余年中，古希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未中断，举凡重要历史文献几乎都以希腊语写就，其系统性与丰富性为世人所公认。1453年以后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所征服，众多希腊学者携带古希腊抄本逃亡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大诱因，古希腊文化的光彩再次展现在西欧各国人民眼前。在希腊本土，自首都沦陷到1821年宣布独立的近四百年间，希腊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希腊语作为民众语言没有中断，东正教会在各地兴办了许多秘密学校，向儿童们传授希腊文化，希腊语字典与语法书以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诗人品达的作品在各地出版。希腊语的民间文学、民歌、诗歌获得发展。
    
     希腊民族虽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语言保持了连续性，没有被外族语言所淹没，沦为历史陈迹。现代希腊语系由民间希腊语（相当于汉语的白话文）发展而来。自18世纪中叶以后，究竟采用民间希腊语还是古希腊语作为全国统一语言，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民间希腊语为希腊人民最终接受，成为通用的现代希腊语。这一过程与现代中国接受白话文的曲折历程十分相似，其结果也很相似：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希腊人阅读古老的《荷马史诗》，在难度上不会大于中国人阅读《论语》等古典作品。
    
     在三千年历史中，希腊文明虽历经磨难，但所具有的持久影响力并未中断、消失，而在近代似乎则更趋发扬光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英国诗人雪莱则称：“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都源于希腊，如果没有希腊，我们现在还可能蒙昧无知，与野人无异。”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希腊文明仍然活着；它走进我们心智方面的每一次呼吸中，希腊的遗产太多，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终其一生去完全吸收。”（《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下卷，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873页）希腊文明以其绵延不绝的影响，证明了它属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化范畴。
    
     既然印度、希腊的文明也没有中断，那么，所谓“世界上唯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的说法就不能成立。这一见解在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似已演化为一种不证自明的（self-evident）“历史常识”，甚至出现于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中，被当成中国文化“独特论”的历史证据，但它毕竟是一种谬见伪识，现在是应该改正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13日 14 版）

编者按

“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是史学领域乃至社会各界广泛流传的一种观点，本刊今天刊发一篇提出不同见解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并欢迎就此问题及相关话题发表高见。
    
     “众口铄金”“积非成是”是中国古谚，意思是说，一种观念或见解一旦众口相传，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强大力量，即使是明显的谬见，也会迫使人们当作正确的事物而接受。与所谓“谬误重复千遍变成真理”庶几近似。这种现象在历史学上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流传甚广的“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的说法。
    
     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云：“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里需要注意，所谓“唯独中国屹立不倒”“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是就“文明”“文化”（civilization， culture）延存而言，并非指“政权”（state）意义上的“国家”或“王朝”的存续，否则，就中国历史上频繁的王朝更替与少数民族入侵而言，“屹立不倒”“亘古亘今”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冯友兰为彼一时代之硕学鸿儒，其观点可代表前辈学人之史学常识。
    
     在我国学术界，与世界古文明研究相关的“四大文明”说曾一度非常流行。近些年“四大文明”说虽已不太流行，但与之相关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的传统说法，却仍被很多人坚持，尤其是在国学界，似仍被奉为不易之论，频繁见于众多史学著作，包括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著述。
    
     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的关系。一般而言，造成文明中断与消失的原因，不外自然灾难与族群征服。就目前所知，在世界古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中，中断与消失了的文明，多缘于族群入侵与征服。但就历史实际而言，族群征服可以造成一种文明的暂时中断，但并不一定造成永久毁灭与消失。因此，在判断一种文明是否中断与消失时，不能简单地将“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混为一谈。这是我们在讨论各文明是否中断与消失时应首先注意的。
    
     实际上，中国文明“未曾中断（消失）”说乃基于两点：一是排除了少数民族入侵与征服造成的传统政权中断，二是排除了文化传统的暂时断裂。否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入主中原，金对中原腹地的占领，尤其是蒙元、满清的统治，就不能说中国文明“未曾中断”。究其实，中国文明“未曾中断”说是就几个事实而言：其一，少数民族入侵虽然带来中原文明的间歇，但并没有导致中原民族主体语言——汉语言——的根本改变或消失；其二，以传统汉语言写成的古典文献延绵不绝，保存至今；其三，由于传统语言及古典文献的保存，其所承载的传统价值观得以保存、延续。
    
     以此标准衡量，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无疑是“有古而无今”的中断（消失）的文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古埃及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古埃及语言文字受到的影响逐渐扩大。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罗马征服埃及后，埃及古文献在罗马内战中大部被毁，拉丁语的推行更挤压了古埃及语的存在空间，尤其是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后，对古埃及语言文化影响重大的多神教受到压制。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关闭了所有多神教与世俗文化中心，古埃及文化更加式微。644年埃及被新兴的阿拉伯势力征服，居民改用阿拉伯语言，改信伊斯兰教，古文献再次遭到毁坏，最终荡然无存。语言与文献的消失，使得以语言与文献为载体的传统信仰与价值观念随之消失；伊斯兰教的确立更使得埃及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古埃及文明遗产所承载的信仰与价值观不复存在。它在一千余年后为人所知，只是缘于一个偶然事件：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1822年法国学者商波良解读象形文字成功，埃及学诞生，古埃及文明才重见天日。但古埃及文明只是作为历史遗迹存在，与现在的伊斯兰世界的埃及社会已经没有联系，现在的埃及人（专门研究者除外）已对古埃及语言、文献及价值观完全隔膜，茫然不解。古巴比伦文明的情形大致相似，19世纪中叶欧洲学术界解读楔形文字获得成功，并开展考古发掘，这个古老文明才逐渐为人所认识。但它同样只是作为过往的存在为人所知，与现今存在的文明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然而，很难说印度也属于这种情形。印度的历史虽充满了外族入侵，尤其是莫卧儿入侵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更以时间漫长著称，但印度的传统文化并未消失。印度是不重视历史的国度，没有记载历史的传统，马克思甚至说：“印度人没有历史”。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留下成系统的古典文献，所以谈不上古代典籍消失的问题。但其经典作品《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直绵延流传，至今仍被印度人视为不可侵犯的圣典，是解决宗教、哲学和道德等问题争论的指南；至于被视为印度独特产物的种姓制度更是至今犹存，实实在在地为人所感知。有人以当今印度人识梵文的人数不多，断言印度文明已经消亡，其实没有多少道理。作为学术工具的梵文，现代人通晓者不多，实属自然之理。李慎之先生在《与杜维明先生的对话》一文中特别提到，过去认为印度文明中断，可能是因为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关系。他曾就此问题请教季羡林教授，得到的答复是印度文明没有中断（消失）。
    
     任继愈先生是大学者，但他也接受“中国是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文明”的观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提到古希腊文明的“中断”：“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与时俱进。这一点很特殊，只此一家。你看希腊，它持续了一个时期，然后罗马人来了，希腊文明就中断了。”这显然是将“族群征服”与“文明中断”混为一谈了。为了说明自己的看法，任先生提到一件事：中国人在雅典读柏拉图的书，旁边的一位希腊人不以为然；他以此事证明希腊的“古代文化中断了”。这样的看法令人费解。中国人对外国人阅读《易经》《道德经》之类的中国典籍，恐怕也会不以为意；即使在当今中国人中，除了相关研究者阅读此类古典书籍，其他阅读者不会很多，我们能否据此断言中国古文明已经中断消亡了呢？
    
     如果实际考察一下希腊历史，情况将更加清晰。不断遭受外族征服确为希腊历史显著特点之一。公元前2世纪初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罗马人并没有强迫希腊人放弃自己的语言。而且，正如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武力征服的落后民族最终在文化上被征服的情形一样，罗马人震惊于希腊文化的高度发达，许多贵族家庭将希腊人请来做老师，为孩子们授课，其结果是，希腊文明非但没有消失，更以其内在魅力征服了罗马人，扩展了其影响范围。认为罗马征服希腊造成希腊文明的中断与消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文化上，罗马帝国分为两个部分：西部的拉丁文化区与东部的希腊文化区。5世纪末西罗马覆亡于北方的蛮族入侵之后，地中海东部希腊文化圈演化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繁荣。希腊语不仅是民众日常使用的语言，而且也逐渐超越拉丁语，成为从事文学、教育、神学、法学活动的官方语言。准确地用希腊语阅读、写作、演讲被认为是基本的教养。在东罗马帝国存在的千余年中，古希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未中断，举凡重要历史文献几乎都以希腊语写就，其系统性与丰富性为世人所公认。1453年以后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所征服，众多希腊学者携带古希腊抄本逃亡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大诱因，古希腊文化的光彩再次展现在西欧各国人民眼前。在希腊本土，自首都沦陷到1821年宣布独立的近四百年间，希腊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希腊语作为民众语言没有中断，东正教会在各地兴办了许多秘密学校，向儿童们传授希腊文化，希腊语字典与语法书以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诗人品达的作品在各地出版。希腊语的民间文学、民歌、诗歌获得发展。
    
     希腊民族虽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语言保持了连续性，没有被外族语言所淹没，沦为历史陈迹。现代希腊语系由民间希腊语（相当于汉语的白话文）发展而来。自18世纪中叶以后，究竟采用民间希腊语还是古希腊语作为全国统一语言，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民间希腊语为希腊人民最终接受，成为通用的现代希腊语。这一过程与现代中国接受白话文的曲折历程十分相似，其结果也很相似：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希腊人阅读古老的《荷马史诗》，在难度上不会大于中国人阅读《论语》等古典作品。
    
     在三千年历史中，希腊文明虽历经磨难，但所具有的持久影响力并未中断、消失，而在近代似乎则更趋发扬光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英国诗人雪莱则称：“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都源于希腊，如果没有希腊，我们现在还可能蒙昧无知，与野人无异。”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希腊文明仍然活着；它走进我们心智方面的每一次呼吸中，希腊的遗产太多，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终其一生去完全吸收。”（《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下卷，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873页）希腊文明以其绵延不绝的影响，证明了它属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化范畴。
    
     既然印度、希腊的文明也没有中断，那么，所谓“世界上唯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的说法就不能成立。这一见解在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似已演化为一种不证自明的（self-evident）“历史常识”，甚至出现于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中，被当成中国文化“独特论”的历史证据，但它毕竟是一种谬见伪识，现在是应该改正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