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编者按】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曾以“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为题列举了几位关键人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陈云、习仲勋。令人惋惜的是，这6位风流人物均已逝世。
    
    不过，与小平同志同一政治时代的风云人物还有几位尚在人世，他们与小平同志或是革命时代军中老部下与老上级的关系，或是建国后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或是在“文革”中有过患难之交，或是在改革年代中的改革大将，或是因为对改革的认识不同产生分歧而渐行渐远，总之，他们是“关系万千重”的“老伙计”。
    
    在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当口，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问候这些当年的“老伙计”：他们还好么？
    
    

    张震
    
    （1914.10～)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比小平同志小10岁，今年恰好整整百岁。在解放战争期间，张震就曾作为野战军参谋长协助过邓小平的军事指挥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有幸在小平同志领导下经历了淮海决战，百万雄师渡长江，特别是新时期治军的长期实践，深感受益良多。”
    
    1980年年初，张震被邓小平选中担任副总参谋长，后又被任命为国防大学校长。
    
    张震和邓小平最有名的一次交集发生在1992年10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接见中共第十四大代表时走到张震面前，突然停住脚步，紧紧拉着张震的手，亲切询问张震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张震激动地回答说已经78岁了。邓小平欣慰地说：“你比我小10岁，还可以干一届。”此时，张震已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张震之子张海阳现为第二炮兵政委，2009年晋升为上将，由此成为解放军历史上首对“父子上将”。
    
    

    邓力群
    
    （1915～）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时，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邓力群曾是其著名理论智囊以及笔杆子，曾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时也受到了牵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邓力群可谓是小平同志的“患难之交”以及老部下。
    
    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号称“左王”的邓力群逐渐与邓小平在理论和政见上产生了分歧，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曾撰文重弹“姓社姓资”之声。此后，邓力群逐渐淡出政坛。
    
    

    汪东兴
    
    （1916.1～）
    
    “文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文革”后曾任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汪东兴同志与小平同志的关系比较复杂，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们是没有什么“交情”的，这个印象主要来自“文革”后双方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汪东兴后来在政坛上的淡出。
    
    但从客观上来说，当小平同志在“文革”中落难时，汪东兴与他还是有不少令人感触的互动。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曾撰文回忆称，邓小平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帮助解决了小平同志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邓小平当时还写信给汪东兴表达了感激之情。
    
    据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的回忆，汪东兴在“文革初期”还帮助邓小平转移，躲避“四人帮”的冲击。
    
    

    万里
    
    （1916.12～）
    
    曾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根据万里同志之子万伯翱先生的回忆，在“文革“后期小平复出之时，万里曾与胡耀邦、周荣鑫、张爱萍一起合称为小平同志的“四大金刚”，临危受命担任铁道部部长，后与小平同志一起被打倒。万里目前是“四大金刚”中还唯一健在的老人。
    
    1977年夏，万里复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安徽任上，万里强力支持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并向全省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在包产到户之初的一片批评声中，邓小平支持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而反过来说，万里强力推进的“包产到户”也为小平同志的改革找到一个突破口。
    
    1980年起，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宋平
    
    （1917.4～）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宋平与小平同志在早年的交往，整理者并没有找到太多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是最早一批反对“两个凡是”的地方大员，也是第一批推广”包产到户“的地方大员，从这一点来说，宋平应该可以视作最早支持小平同志改革的中坚力量。
    
    1987年起，宋平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9月，邓小平将包括宋平在内中共中央常委请到家中，共同商量他退休的具体事宜，决定带头退休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宋平在党内有“伯乐”之称，曾以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组名义，向中央和邓小平和陈云提出选拔胡锦涛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建议。
    
    关于小平同志和宋平，一个最出名的段子是，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的会议上，主持大会的宋平转交给小平同志一张小纸条，“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烟熄灭了，此后，再也没有在主席台上吸烟。

    
    作者：wuming_GZ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军功，也没有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舒云点评：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其实，从哪个角度说，汪东兴都会忠于毛，而不会忠于林。他用得着林提拔吗？汪明白极了，毛才是掌握军队大权军委主席！林彪算老几！毛一句话，汪当个军委副主席还不是小菜！至于为什么汪东兴往林彪身边靠，只有一个理由，他要为毛提供林彪的“情报”。聪明过人的叶群拉拢汪东兴，是想探听毛的动态，让林彪紧跟。哪想叶群聪明反被聪明误，还以为给汪东兴一些小恩小惠，汪东兴就心甘情愿为她服务。至于汪东兴在庐山上代表8341部队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是因为毛让汪向林彪转达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如此说明毛还是要设国家主席的，汪当然要拥护毛当国家主席。汪东兴不知不觉成了毛泽东钓鱼的诱饵，毛当然要保汪了）。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宾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感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常客。
    
    　　汪东兴的儿子汪振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委、政委。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
    
    　　汪东兴女儿汪延凯是汪东兴的秘书。汪东兴女婿康永年，汉族，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汪东兴简历 (1916-)
    
     江西弋阳人，贫农家庭。
    
    　　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江西省弋阳县任河潭乡儿童团团长、少先队队长，共青团乡支部书记、共青团区委副书记。
    
    　　1932年6月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至1935年任红一方面军红十军第八十四团一营战士、班长、排长、营青年政治干事，在彭杨步兵学校学习，任彭杨步兵学校指导员，中央纵队干部团连指导员，特派员，红军大学特干团骑兵大队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起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1936年任永坪总医院党总支部书记。1936年后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
    
    　　1937年至1945年任陕北延长医院政治委员，延长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中央军委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任八路军军医院政治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保卫训练班学习，任西北公学班主任、文娱科科长。
    
    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等职。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1947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
    
    　　1950年起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国务院公安部八局副局长。
    
    　　1953年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1955年10月至1959年1月任公安部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其间：1956年至1958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
    
    　　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任江西省副省长兼江西省农垦厅厅长，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曾兼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
    
    　　1960年至1970年6月任公安部副部长。
    
    　　1961年5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68年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
    
    　　1965年11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73年8月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2月至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76年10月，积极参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行动。
    
    　　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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