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宓（1894-1981），著名西洋文學家。1910年考入清華，1921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1925年執教清華。著有《吳宓詩文集》等。
著名學者吳宓，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僅與其他衆多學者一樣被打成“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且還曾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的所謂“現行”，就是他公開或私下明确而尖銳地發表的反對“文化大革命”、斥責毛澤東的若幹言論。在《吳宓日記續編》（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三聯書店2006年4月第一版）中，這類言論随處可見，字行間無不閃耀着吳宓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光輝。 憎惡“大批判” “文化大革命”從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拉開序幕。在《吳宓日記續編》中，有關對“文化大革命”的“攻擊性”言論，最早見于1965年12月23日。此前，作爲四川省政協委員的吳宓到成都參加了四川省政協會議，12月10日回到在重慶市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但此日之後至20日前的部分日記在“文革”中被抄走後失去。因此現有記載中已經是在“續讨論”吳晗遭到批判的劇本《海瑞罷官》了。此前的日記中是否另有相關文字，現已無法得知。 吳宓在1965年12月23日日記中記載：“下午……在古典文學教研室續讨論吳晗1961所作京劇劇本《海瑞罷官》……在讨論時，宓聞諸君之發言，憤怒不服，幾欲發作，然能始終隐忍含默，未露形迹，幸耳。”（第七冊313—314頁） 從這則日記可知，從這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吳宓就是“憤怒不服”的态度。 1966年1月13日晚間，吳宓應邀至普施澤教授家參加民盟的組織生活（吳宓非民盟盟員，系來賓）：他在日記中記載：“座談《〈海瑞罷官〉應如何理解？》，宓等四人先各抒己見。宓謂：宓一意恭恪服從，但恒苦不知黨政每一運動中之真實意旨所在，然自1964春以來，加強階級鬥争，階級觀點，批判吳晗，評斥《海瑞罷官》，隻是教我們如何認識曆史、文學，即是‘封建社會，地主官僚階級，從來無一好人，無一好事’，勖我們如是想，如是說而已，雲雲。……”（第七冊338頁） 姚文元已經把吳晗《海瑞罷官》中寫的“退田”、“平冤獄”都說成是影射、攻擊現實了，吳宓卻毫不顧忌地在1966年1月15日日記中寫下他影射、攻擊現實的感慨：“晚，久讀《石頭記》抄家前後若幹回，與解放土改等比較，傷心落淚不止。”（第七冊343頁） 1966年2月12日古典文學教研組會議上，讨論到“批判繼承”時，吳宓在日記中記下他的發言要點：“宓謂，此中有極大困難，宓不敢言。”接着以小字注：“蓋謂，今日并不許人用其理智，作真批判。”（第七冊370頁） 真是一針見血。吳宓在這裏所說的“真批判”，指的是真正的學術批判，而不是毛澤東、姚文元那種所謂的“革命大批判”。 1966年2月19日：“10—12古典文學教研組讨論《謝瑤環》（田漢1961依據陝西碗碗腔《女巡按》再改編的京劇本，凡十三場），宓最後始作簡短之發言，表示宓接受雲松文及諸同志發言之見解及主張；但暴露宓極喜悅《謝瑤環》劇中之愛情故事，不嫌其蕩（關君斥爲淫蕩），隻覺其美；且此劇文字之工，詞藻之美，亦遠在《海瑞罷官》以上也。”（第七冊377頁） “雲松文”指《人民日報》2月1日發表的雲松《田漢的〈謝瑤環〉是一棵大毒草》。吳宓一方面表示“接受雲松文及諸同志發言之見解及主張”，另一方面卻又公開贊賞已經被批判爲“大毒草”的《謝瑤環》的内容（愛情故事）和藝術（文字、詞藻）的“美”。其天真、無畏之态躍然紙上。 1966年3月23日：“10—12至文科圖書館讀鄧之誠編撰《清詩紀事》八卷二冊，惜止于康熙中年。然亦可見當時政治受禍之酷，與文字科罪之嚴。其過程則先松後緊，與近今同。”（第七冊399頁） 這個“與近今同”的評價，把“文化大革命”比之于清代“政治受禍之酷”、“文字科罪之嚴”的文字獄，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不少文化人還在誠恐誠惶爲之歡呼之時，能有這樣的洞見，是極具膽識的。 1966年4月14日：“閱《重慶日報》對吳晗批判彙編。實則晗之所論皆宓之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無諷刺指責之私憤，亦乏谏辯箴規之愚忠耳。”（第七冊414頁） 1966年5月12日：“8—6古典及現代文學教研組批判鄧拓座談會，宓首發言，其中贊美中國之王道，又謂古帝王亦有愛民而行善政者，皆不合今之說法。”（第七冊432頁） 已經到了舉國上下都在大批吳晗，大批“三家村”的時候，吳宓還敢作這樣的發言，豈有不當“反革命”之理？ 不堪“革命”盼速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吳宓不堪忍受這樣的“革命”對精神上的折磨，多次在日記中寫下“實願速死”、“盼早日死去”、“惟祈速死”的文字。 1966年3月4日，吳宓補記了他當天下午在古典與現代文學教研組學習“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讨論中的發言要點：“宓發言，謂不能亦不敢與焦比較（∵非同路人）。宓今有‘生與死’之矛盾，即是‘生不如死’——蓋宓之階級生身、教育、工作、成績etc.（指舊時代），皆使宓成爲黨與人民之‘罪人’，而反蒙黨與學校優待，同志們之禮遇，殊深感愧。今宓實已完全不能工作（所有宓之學問、能力、特長、創造etc.，在今不惟無用，而且有害），反不如賴老之早日長眠地下……” 悲憤之情溢于言表。他所說到的“賴老”，是西師中文系教授賴肅（以莊），在此前的2月17日病逝，終年76歲。 1966年3月15日：“下午……續讨論近日師生《海瑞罷官》學習之佳作九篇其五、其六，記錄粘存。中間幾乎不能自持，十分氣憤。此長期學習爲大苦，實願速死爲佳……”（第七冊394頁） 1966年3月30日：“下午……中文系教職員教學改革學習會，記錄粘存。按，近年厲行階級鬥争，督促思想改造，既舉中國數千年之德教習俗、學術文化，摧殘澌滅淨盡，已使吾侪傷痛已極，而在各種講演報告學習、讨論會中，更視宓等老教授爲階級仇敵，反動、落後、頑固分子，冷嘲熱罵，使耳聆、目擊、身受者，更不能堪。宓今日下午學習會中，又起此感，惟盼早日死去，如賴老之長眠地下，真成無知，是誠幸福也已！”（第七冊403—404頁） 1967年2月8日（“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個除夕），當晚，孤獨的吳宓在日記中悲憤地寫下：“宓在世已七十四歲，計生平過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甯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同上書第八冊38頁） 痛恨“破四舊”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提倡、鼓動下，“破四舊”之風從1966年8月中旬開始興起于京城，随即刮遍全國。8月23日，吳宓記載了下午的全校大會上學生代表要求将學院辦公樓、圖書館等另改革命名字，院文革籌備委員會主任、院長徐方庭講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況等，他悲傷地寫道： “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紅衛兵之活動，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孔多，不但千年中國文化，而全國社會秩序亦騷亂不堪矣。”（第七冊529—530頁） 8月31日，西師的官辦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開始抄家，據吳宓在他那幾個月日記被紅衛兵搜走後所寫的備忘錄中記載：“九月二日上午紅衛兵（中文系）來宓舍搜查：共來四次，取去《學衡》《大公報？文學副刊》全套，《吳宓詩集》26部，吳宓日記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吳宓詩文稿筆記，以及其他書物（生活資料、旅遊畫片、畢業證書、有關戀愛書刊、西洋名畫等）。”（第七冊532頁） 吳宓在1967年除夕的日記中補記了他給造反派組織“交待”的1966年9月2日被官辦紅衛兵“破四舊”抄家後的感想：“經過此次‘交出’之後，宓的感覺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靈魂，都已消滅了；現在隻留着一具破機器一樣的身體在世上，忍受着寒冷與勞苦，接受着譴責與懲罰，過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飯食，真是有愧而無益也！”（第八冊38頁） 1967年5月9日，吳宓在教師“牛鬼蛇神勞改隊”勞動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愛的書物，他在當天日記中痛心地寫道：“1966八九月之交，紅衛兵抄去鄭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書稿文物，均鎖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該室，遂于10—11時，呼勞改隊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來教師閱覽室，堆置書櫥間及地上，宓之日記及《吳宓詩集》、《學衡》雜志等全在焉。旋命諸君往掃除該室竟。最後二紅衛兵（學生）來，貼封條（‘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隊封’）書櫥巷門及宓之書物上。——宓目睹心愛之書物不得取回，不勝傷心憤恨……”（同上書第八冊124頁） 懷着這種“傷心憤恨”的心情，吳宓趁造反派組織忙于打内戰，管理松懈之機，多次将自己被抄收的書物擇要“偷”回（詳見筆者所撰《吳宓“偷書”》，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六期）。以實際行動對所謂的“破四舊”進行了堅決的反抗。 鄙夷“教民作僞”的政治表态 1966年4月6日上午，西師中文系召開學習解放軍“三八作風”的讨論會，吳宓在當天日記中記載：“宓發言一次，自己檢查，雖言之甚誠，猶不合格。蓋按照‘階級觀點’，則凡我輩地主及資産階級出身之人，決不能有任何善言善行，且必不能改造。而數千年之中國，古與今之西洋，除馬恩列斯及工人、農民外，亦無一好人，無一好事，無一長之可取，無一德之足記。……故學習會中之發言者，率皆依據公式、定規，而巧佞其辭，自貶自責，言不由衷。即座中聽其言者，亦共知其非誠，然必如此乃可生存栖息于今之學校、社會。嗚呼，是教民相率趨于作僞而已。其不合情理，強人以所難，更不待說也。”（第七冊408頁） 吳宓入木三分的批評，揭露了這類“教民作僞”的政治學習的虛僞醜陋及禍害，即使今天讀來，也會感到有振聾發聩之力。 在最初的批判高潮中，西師中文系教師楊欣發遭到批判，系主任布置教師人人都得寫大字報，吳宓寫的大字報先是隻表态“劃清界限”而無内容，後是隻寫了一件小事而無高度，都不合格，他在1966年6月14日日記中寫道：“蓋今者必強以一切事歸于階級，功罪皆然。故衆必欲宓承認‘宓之鬥争楊欣安不力，純由宓出身地主階級（而非因宓今已七十三歲，年老力衰），’……若雲‘實由宓曾讀孔孟之書，夙行仁恕之道’，則必爲諸君所更不容許者矣，故宓心滋痛傷。”（第七冊456頁） 1966年7月24日，他譏諷當時一般人已經習以爲常的“作僞”表态：“晚……中文系師生員工‘擁護劉少奇主席莊嚴聲明及支持胡志明主席戰鬥文告大會’……諸人演說，雖旨在援越抗美，而皆力言‘必須盡情揭發，将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且若以文化大革命辦成即可保證抗美援越之勝利者，誠宓所不能解也。”（第七冊494—495頁） 吳宓拒絕參與這樣的“作僞”表态，遭到了市委工作組批評。7月29日：“工作組乙同志作總結：諸君應以多寫大字報，将中文系揭發深透，完成文化大革命，實行表示熱愛黨與毛主席——有一部分同志，所寫大字報甚少（按，宓首爲其一），今後望多寫雲雲。”（第七冊500頁）次日（7月30日），他在日記中即記載了他的消極對抗：“10—12命寫大字報。宓自整編文件及報紙。”“夕5∶30—6∶30衆寫大字報，宓假寐，坐息。”（501頁） 哭“黑幫” 8月1日，中共重慶市委駐西南師範學院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宣布：“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兩個月來，西南師範學院已經揭發出以副院長王逐萍、方敬爲首的“黑幫”，号召全校革命師生繼續深入揭批。吳宓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今知運動轉入批判鬥争階段，宓不勝憂懼。衆對王逐萍及方敬皆‘牆倒衆人推’，紛紛從井下石。其實西師領導人中，能知曉教育、學校及學術、課程、業務爲何事者，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爲西師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見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同上書第七冊502頁） 方敬是現代詩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國共産黨的“三八”式幹部，在西師分管教學業務，對吳宓十分尊重。因而吳宓對他的被打成“黑幫”深感不平。8月2日，吳宓在工會組織生活會上的發言被斥責爲“美化方敬”、“爲方敬辯護”，他又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爲王允所殺，宓之謂乎？”（第七冊504頁） 吳宓兩次使用了“蔡邕哭董卓”的典故來表明自己對“黑幫”方敬被打倒的痛心。蔡邕是東漢末年文學家、書法家，在董卓專權時，被迫爲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稱蔡中郎）。董卓雖專橫，但卻很看重蔡邕的才學，對他“甚見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誅後，蔡邕在主持誅殺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于色”，被王允斥責他“懷其私遇，以忘大節”，并認爲“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竟将其下獄，後死于獄中（見《後漢書？蔡邕傳》）。 8月7日，吳宓讀了報上批判周揚、羅列周揚種種“反革命罪行”的文章後，不但沒有如批判者所期望的那樣對周揚産生憤恨之情，反而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獨特的感慨：“閱報，益覺周揚尚有關心文藝、爲民請命之意；此後，除歌頌毛澤東思想而外，無絲毫學術文化之存餘矣。”（《吳宓日記續編》第七冊512頁） 痛心文化之亡 1966年8月23日，吳宓在學習讨論會上的發言“遭衆批判斥責”，他當晚在日記中寫道：“……自毛主席會見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後，全國騷然，宓既心痛數千年中國文化之亡，又憂宓本人在運動中能否過關之事，于是近兩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導自己之言動……” 針對工作組奉命撤走後指派學生組建文革籌委會主持校務的現狀，他悲歎：“且自學生主政，運動之期限延長，須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結束，是則宓決難望活至運動結束之時矣。” 在“運動之期限延長”這一點上，吳宓低估了這場浩劫的肆虐時間，他怎麽也想不到竟會長達十年之久。 1968年2月27日：“宓每日閱《新重慶報》，恒感今日中國之報紙，其中所載，無新聞，無紀事，隻有宣傳與教訓（毛澤東思想）而已。學校中所談所寫所讀者，亦惟是此種毛澤東思想之宣傳與教訓；至于中西古今之學術文化，已無人眷念及稱道及之者矣。”（第八冊391頁） 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吳宓在1967年11月28日說的一句話。他在當天日記中記載：“上午……衆論運動之莫知如何‘到底’及十年後運動再來‘應是如何情形耶？’——宓插言曰：”屆時已無文化存留，可資改革矣！‘（言出，又甚悔之）。“（第八冊303頁） 毛澤東一再說“文化大革命”要過七八年就再來一次，當時許多人都曾設想、議論過下一次“文革”中自己應該如何吸取這次的教訓，如何更少失誤，更多勝算。然而，當諸位“牛鬼蛇神”教師在議論猜測十年後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應是如何情形時，吳宓卻在一旁一針見血地插話說：“屆時已無文化存留，可資改革矣！” 文化存留都已經沒有了，還談什麽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當時全國上下的癡迷、瘋狂中，吳宓獨自清醒地看到了這一可悲可怕的前景。他這一插言，現在讀來也令人感到有石破天驚之震撼。 質疑爲何搞“文革” 1966年12月15日：“上午7∶50—11∶30菜圃工具室學習……宓首發言，提出二疑問（爲宓所不能解者）乞衆指教：（ⅰ）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何故必須有此運動？（ⅱ）此運動何故必須采取群衆運動之方式？（宓言頗長，耿、彭二君爲歸納成此簡題）……”（第七冊555頁） 這樣的問題顯然沒有人能夠回答。但吳宓卻耿耿于懷。一年多之後，他再次重提這個問題。1968年3月4日，教師“牛鬼蛇神”小組上午學習結束後，其他人都走了，吳宓走在後面，問“組長”成文輝：“宓讀《毛選》四卷，深敬佩毛主席，惟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則疑（不解）毛主席何以不明降懲罰于劉、鄧及其黨羽，而必作出此廣大、曲折、繁複之文化大革命運動乎？祈有以教我。” “成君答曰：與公同具此感之人甚多。今欲解決此疑難，隻有注意一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們方能知悉黨内兩個階級、兩條路線之鬥争是如何劇烈而久長，而毛主席獨力卓識，堅強奮鬥，經此運動，方得在黨内、國内取得全勝，進而可以在全世界取得全勝；苟無此運動，則中國人民大衆及全世界人民大衆莫能獲得解放與幸福——公如此去想，則庶能擁護此運動而益敬佩毛主席矣。宓唯唯，而先出，回舍。”（第八冊396頁） “成君”即成文輝，原爲西師工農速成中學教員，“摘帽右派分子”，貶爲中文系資料室資料員，是他們這個教師“牛鬼蛇神”學習小組中最年輕的一個，被造反派指定爲組長。成文輝的家庭經濟困難，常得到吳宓的濟助，因此對吳宓比較照顧。 顯然，成君的回答隻是一些大而畫之的空話、套話，是不能使吳宓滿意的。而且，成君并未體會到吳宓提問中已經含有對毛澤東深深的譴責之意。 痛心學生受毒害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由毛澤東下令廣播發表後，全國各地高校的學生紛紛仿效，一時間大字報貼滿校園，20日晚，中文系主任魏興南來訪，問起吳宓對學生大字報的意見，吳宓對一些大字報中牽強附會批判教師的文字進行辯駁：“鄭、荀等四人爲學生寫字以贈，其寫‘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及‘先天下之憂而憂，……’似不爲錯誤，前句可以毛主席當之，後句寫一人之性行，非必即是憂1962中國之困迫，總之寫者初未必有何深心，不當深文加譴，雲雲。——魏主任答：但何不寫錄毛主席語錄或詩詞，則可無譏矣。”（第七冊462頁） 魏主任的這一典型的“文革”式回答，真叫吳宓無言以對。第二天，就有對吳宓“深文加譴”更加厲害的大字報出現了。吳宓日記記載：“外語系汪興榮之揭發，多紙，章節區别，書寫工整，惟如宓恨吸紙煙人一條，彼插言‘毛主席亦吸煙者’，宓實未聞知，仍續宓前言雲‘欲殺吸煙人之苦我者’，今乃指判爲‘宓蓄意刺殺毛主席’則太嚴重矣……”（第七冊463頁） 從“恨吸紙煙人”聯系到“毛主席亦吸煙者”（即“恨毛主席”），再進而将“欲殺吸煙人之苦我者”分析上綱爲“蓄意刺殺毛主席”……後人若不知道“文革”中的諸多“反革命”罪名是怎樣炮制出來的，看看吳宓這則日記就可明白大半。 吳宓當然深知學生這樣的作爲是被教唆出來的。他在7月26日日記中寫道：“憶1923濟在《學衡》中著論，謂今之中學生感情盛，意志強，而理智弱，知識、經驗并乏，言論家（政客）惟事鼓蕩，至若輩者弱者自殺、頹廢，強者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損，異時禍及國家社會，雲雲。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險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諸小兒之手，使之亂割，傷己傷人。‘嗚呼，四十年世變，至今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上之言驗矣。“（第七冊496—497頁） 1967年1月7日：“下午2—5清潔勞動；宓從成君，共五人，掃除衛生科至小校門之一段馬路，連同馬路兩邊之廣場溝渠等。該處聚集外來串連之紅衛兵極衆，尤其紅衛小兵（小學學生），奔跑呼喊，跳蕩狂擲，隻知遊戲，食甘蔗及糖，蔗皮及糖包紙随意棄投，滿地皆是。吾不知如此幼稚之人物，其到處串連果有何益哉？”（第八冊8頁） 1967年3月14日：“聞諸隊員述說：本隊在高地所種之蓮花白菜一區，有兒童三四十人，成群結隊來此，各持小刀，将蓮花白菜每株均割斷或割裂破碎，又從地中拔出，抛擲隴畔（若輩并不偷盜菜蔬，非爲好利貪私，直是有意作踐、破壞牛鬼蛇神之勞動成績而已！）。按，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對小兒們無複教育，縱任其放恣橫行，于此爲極矣。”（第八冊67—68頁） “縱任其放恣橫行”，顯然，吳宓當時就已經明白動亂的責任應由那上頭的教唆者來負。可歎的是有不少人至今還未能認識到這一點。 思想精神決不改 1967年9月22日，吳宓在上午的小組學習會批判劉鄧陶路線時“原拟發言，大意（1）最近學習後，始明劉鄧陶之企圖及文化大革命運動之目的；前此完全茫然。（2）多年來，宓隻知服從、遵行黨國之一切政令及其人員（下至學校、系、組之小組長），不敢有違；又承受黨國之諸多設施及條規（如《高教六十條》及注重學術、演唱舊劇等），辄喜其深合我心，因此感激黨國之開明及仁惠，而不知其實出于劉鄧陶等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毛主席思想者也！（3）自1966九月至1967四月初，宓寫交述說、批判宓一生之‘罪行’之文章，凡數十萬言，又曾重複兩三次……今茲又須從頭再寫備交，宓實厭苦而無力爲之矣！至于宓之‘罪行’，主要是頑固之封建思想，表現于《學衡》雜志中者，而與劉鄧陶派實無任何牽連與關系也，雲雲。……然考慮之後，覺（ⅰ）今日宓盡可不發言，（ⅱ）如此言之，對宓無益且甚有損害，故決定沉默不言。”（第八冊258頁） 過去感到“深合我心”的，在“文革”中都被當作“修正主義”批判了，吳宓對這樣指白爲黑的現實決不願意“苟同”。他在1968年6月14日日記中又有一則類似記載。當天，吳宓讀了造反派組織發下的“學習文件”《十七年來教育戰線兩條路線鬥争大事記》之後，在日記中寫道：“竊以爲，凡當時宓等所喜悅、所認爲正确、适宜之設施、文件，今皆貶斥爲劉少奇路線；且中國與蘇聯1959或1960方失和，前此之‘學習蘇聯’又豈得爲罪哉？”（第八冊478頁） 1967年11月14日，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師小組在一起雜談中，有人“譏斥近百年中之傳教士、救世堂、醫院以及美國及英國庚款所辦之事業如北平圖書館（清華當亦在内），又平民教育會（晏陽初主辦）……”“皆美英等帝國主義豢養之走狗，以危害中國而反抗共黨及解放者。”吳宓“不能複忍，乃微言……”作了簡要的辯駁。他在當天日記中記下此事後寫道：“按：諸君之說法，皆是‘站在正确之立場’，即是認定毛主席所主張、發動之階級鬥争、思想改造、文化革命皆是正确而必要，不容絲毫懷疑或反抗；然此在宓之思想與感情上，斷斷不能接受，不能屈從與苟同。幸今日宓未再發言。今後應更須堅忍而沉默，方可免禍耳。”（第八冊297頁） 1968年1月4日，教師“牛鬼蛇神”小組同仁勸告吳宓，“今茲自保、自救之術，首應與衆混同，不可在服飾言動之任何小節，與一般人有所别異”，“更論思想、立場、态度，則宓必須誠心認識自己過去一切之錯誤……必如此，然後方能望‘走到毛主席思想路線上來’，而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得免于覆亡之災禍者也”。吳宓當晚在日記中記下此事後評說道：“按，諸君之勸告，亦是善意忠言。然若衣飾形貌之見于外者，宓尚可以改；其學術思想之在内心、精神者，宓實不願改，且不能改也。禍福死生，聽之而已矣！”（第八冊345頁） 1968年1月27日：“10時休息後，衆圍火盆坐，談毛澤東思想及改造問題。宓自念（1）宓不及諸君之靈敏巧妙，善于表現，（2）宓又曾聞中西古今聖賢之教，多讀文史典籍，寶愛中國及世界文明，不忍見其澌滅，故不能從諸君專誠一心，接受毛澤東思想，參加階級鬥争，故宓之思想改造實難，而前途之禍福未可知也！念此，憂心忡忡矣！”（第八冊365頁） 1968年2月16日，成文輝勸吳宓：“公之根本正路，隻有經過學習毛主席思想，改造自己之世界觀。公每日回家之後，如仍閉門離世，自讀舊書，實非計之得者也。”吳宓當晚在日記中記錄談話要點後評論道： “歸途自思，成君教宓之意，可感。然宓對中西古今學術文藝、道德政治之全盤思想（以及宓對天、對人、對物、對事之深固感情）焉能改造？宓在舍，得安居靜處，不讀舊書，則将作何事？”（第八冊378頁） 1968年6月7日，教師“牛鬼蛇神”小組同仁談如何在兩派鬥争中“趨吉避兇之道”，特别對平時“開口便錯”的吳宓進行規勸，“賀明元君隻一語：勸宓今即每日讀毛主席著作，作出筆記若幹條，以後整理、編輯之爲一篇，供大批判時、受鬥争後，發言（自我批判）之用。”吳宓記下此語後寫道：“宓按：賀君所勸教，極是。然宓殊不能降心、壹志以爲此，大異1952之心與境矣。”（第八冊470頁） 吳宓的“反動立場”何等堅定！ 直斥元兇 在1966年7月19日的日記中，吳宓就“含沙射影”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6時起。思‘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之理，古今應作何解。”（第七冊489頁）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吳宓越來越來越憤恨，他終于忍無可忍地在日記中寫下了直接指斥毛澤東的言論。 1968年2月22日：“成君述其家況之艱窘，尤因文化大革命中秩序破壞，長女在南江‘上山下鄉’者，因其地騷亂，回家久居，工資未發，口糧爲人取占。（賀君一子亦同）。二子初中畢業二載，迄未分發工作，皆閑居在家，故成君錢糧俱缺，賴本組同人濟助，每日全家啜粥，雜以青菜，恒不能飽等情……”（第八冊385頁） 吳宓在這段話後面意味深長地寫了一句加在括号裏的感歎——“然稱頌毛主席，毫無怨言”。 吳宓的好友淩道新（曆史系“右派”教師）被罰在教師“勞改隊”勞動，1968年6月1日，淩道新向吳宓訴說了被造反派“苛虐”管制的情形：“全日勞動”，“幾次排隊舉大黑旗，敲鑼鼓，遊行校内及碚市”，“責令隊員跪泥地上，并以鋼條鋤柄痛打隊員若幹人次，而新受打尤重且頻。……更命新操杖擊漆宗棠，怒其擊之不重而酷打新焉。”吳宓在日記中記下這段血淚控訴後，怒不可遏地寫下了自己的評語： “嗚呼，人道何存？公理何在？毛主席應負其責也！”（第八冊464—465頁） 真是一聲石破天驚的呐喊！ 讀到此處，使人不能不對吳宓這個被“革命左派”們視爲“老學究”、“老廢物”、“反動權威”的傑出學者肅然起敬。/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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